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不仅内在于其创始人的思想与行动中，也体现在后来者的思想与行动中。从理论上说，这一品格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行动上来说，这一品格关注的是改变世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落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与思政实践的统一，是实现这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在要求。
关 键 词：实践品格；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政实践
作者简介：仰海峰（1969—），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2025年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班第12期学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引用该文献：仰海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看思政课实践教学[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3）：79-85.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格，即实践品格。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纽带，也是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思政课的重要指导。
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实践，一是社会。在11条提纲中，有8条直接与实践相关。综合起来看，关于实践的讨论有三个基本的涵义：第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范畴；第二，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第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意向，是这一理论的现实落点。
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直接指出：过去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都不能理解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旧唯物主义只能从直观的、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事物，事物变成了人之外的孤立对象，旧唯心主义只是从主观出发，把外部对象看作精神的产物，而不是现实存在的事物。因此，两者都把事物看作纯粹外部对象，把认识活动仅理解为纯粹的观察或思维活动，没能看到认识同时也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在第二条，马克思讨论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再次强调，认识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这两条总体上把近代以来的哲学所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与反思。
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当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被批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近代以来的西方面临着文化精神的重构。培根的经验论开启了科学理性。从经验论出发，认识体现为人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反映，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是部分的、碎片式，比如我们看一间房子，从经验出发，我们只能看到房子的一面，但最后得到的结论恰恰是一间房子这个总体，这种总体性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从这一逻辑出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恰恰有其真理性的内容，即我们实际上是从思维出发的，如果没有概念，我们就无法将经验整合为一个总体的看法。理解了这一点，大约就可以理解从培根的经验论为什么会发展为贝克莱的主观主义。与之相应，如果只有纯粹的思维，那么外部的对象就只是思维的外在化，这种认识就易停留于主观的想象上。从笛卡尔的哲学出发，法国的哲学后来发展出机械唯物主义，体现的道理与上述从培根到贝克莱的理论发展是一样的。这种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内在相通性，说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没有理解实践，理解实践在哲学思考中的作用。同样，当康德所说的“先验图式”强调认识的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的直接统一，但又强调从“先验图式”出发的认识仅限于表象，我们无法知道物自体是什么时，同样没有理解实践。
什么是实践？实践指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在近代以来的哲学建构中，哲学家们都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思辨，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从来不是与人的生活无关的客观沉思，哲学是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理性思考。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人的思想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与设定，但思想的形成，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受到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是这个道理。传统哲学的共同缺陷正在于：离开人的生活与实践去理解哲学，哲学就变成了与生活无关的思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就在于从社会生活出发来理解哲学及其发展逻辑，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颠倒了传统哲学。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提纲》中，社会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对立，“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是以孤立的个体为基础的社会，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从孤立的个体出发，费尔巴哈想象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类关系，即以男女之爱为基础的关系，并认为应该按照这一原则来生活。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这是替证券交易所进行辩护的爱的宗教。社会则体现了人的自由发展状态的关系，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活建构，是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也只有在实践化的社会生活中生成和发展自身。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将哲学与实践建构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强调理论只有在社会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将理想的社会生活与实践联系起来，将人的自由与发展同实践联系起来，从而摆脱了仅从理性深思的视角来抽象理解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思路。这也意味着，一种理论，从来不是纯粹思辨的结果，而是来自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思与升华，纯粹思辨只有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时，才能真正地形成有生命力的理论。在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那里，不管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看到了社会生活与理论思考之间的内在关联。晚年胡塞尔认为，当时的西方哲学之所以处在危机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海德格尔更是将“在世”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在谈到现代性的危机时，哈贝马斯认为，以实证思维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只有与实践同声共气，这种理论才能是鲜活的。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中有行的意象，行是知的实践展开。真正的知就是行，正如对孝的认识离不开孝的实践一样。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相关性，这是理论的内在意向。一种有生命力的、有透视力的理论，不仅来源于生活，更是从未来面向当下生活，这赋予理论以批判性和实践改造能力。在《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所说的哲学家，指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尤其指以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哲学家。这里的世界指的是由资本推动的市民社会。这些哲学家也想改变这个世界，也想对这个世界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如青年黑格尔派，但他们的这种批判与反思，都以市民社会为前提，其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对现有市民社会进行改良，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社会，最终不过是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另一种解释。要改变这个世界，就需要从社会生活出发，揭示其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凝聚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后的理论探索。《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讨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与人类解放的讨论，体现的正是这种面向世界、改变世界的理论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不仅内在于其理论中，而且体现在创始人及后来者的行动上。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理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内涵与向度。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理论，同时都有其实践性，而任何真正的革命的实践，同样离不开理论上的提升与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而不是一分为二的两种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根本特征。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内在要求
从理论到实践，虽然就个体的行动来说是直接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人与人之间摆脱了传统社会的直接关系，任何个体实际上都变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是由商品生产与交换建构出来的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表现为直接性的依附关系，或者是直接的个人间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道德修养、国家与个体之间的权威结构，对于社会整合有着重要意义，传统道德与国家权威都与个体存在与生活直接关联。随着市民社会的产生，个体之间的联系日益普遍，社会日益成为个体存在与联结的中介，个体的实践越来越整合到社会中，日益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实践。传统的文化理论、道德修养虽然还发挥着作用，但更易受公共性的文化理论、道德修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不仅要面向不同的个体、群体，而且要面向社会整体，这就使得文化与意识具有了不同的层级。任何理论都需要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这决定了任何理论的实践展开都需要考虑到与个体、群体、社会整体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日益重要，这是从理论的实践意向性到实践本身的重要中介。
从马克思到当代，意识形态理论有着长足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指的是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概念发源于特拉西（Antoine Distutt de Tracy）。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特拉西将这一概念定位为对思想的要素及其来源的科学分析。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理念的科学，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是使思想摆脱封建神学的制约，以理性来把握情感、意志，重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为私有财产提供普遍性基础。在拿破仑批评特拉西之后，这一概念有了否定的涵义，意指空想性与虚假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多从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强调其颠倒性、直观性、虚假性、欺骗性。颠倒性在认识的意义上，指的是倒立成像，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在马克思这里，从认识的颠倒性，延伸到了社会存在本身的颠倒性，这在《资本论》关于拜物教的讨论中得到充分展现。直观性指的是，近代以来的哲学，特别是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体系说到底是对现实社会的直观，这一直观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得到充分表现。正是这种颠倒与直观，决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具有虚假性，即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虽然他们也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但这种思考最多只是完成了对现实社会的另一种解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欺骗性才得到充分体现。欺骗有时并不是有意的，而是由认识的原因造成的，甚至是无意识地造成的。当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时，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为共同的意识，把自身的利益解释为共同的利益，这进一步加强了意识形态的上述特征。经过列宁的中介，这个概念具有了中性的意味，即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要想获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灌输给人民大众，凝聚革命力量。
其次，经过精神分析学的中介，到阿尔都塞时，意识形态获得了另一种重要的内涵：即“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表象体系包括人们的想象、幻觉等非理性化的意识与情感，这是意识形态内涵的扩大。齐泽克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幻觉性再现，相反它就是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自身。”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意识、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并不仅仅是需要消除的意识现象，现实本身就是幻觉的，没有幻觉就没有现实，这意味着现实与意识形态处于同构状态，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现实。意识形态的内涵被大大拓展了，涉及个体生活的众多层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消费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而是一种系统化的文化观念。“可以将消费设想为一个我们的工业文明特有的作用模式——条件是要将它由一般接受意义中：把它作为一种满足需要的程序，释放出来。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生产相对的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好像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一种天真的行为(及异化）图式来权衡其得失。我们在一开始便必须明白地提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在消费中，人成为消费文化的回应者，当这一观念深入人心时，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与心理结构成为消费社会合法性的内在证明。
第三，在意识形态中，人被作为主体而建构起来。在阿尔都塞看来，与意识形态同体而生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将人作为主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意识形态的召唤让人成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的应答，这是一个双方相互承认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的过程。“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没有不为了这些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个目标又只有借助于主体——即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从意识形态的上述内涵与特性出发，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将自身作为主体建构起来，并形成超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凝聚力。
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化的基本内核。随着20世纪60年代消费社会的兴起，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日常消费文化，这进一步加深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即意识形态涵盖了从理性观念到大众文化、社会心理、个体幻觉等内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世界日益转向世界历史。今天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体现为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大众文化与日常消费具有很强的从发达国家向后发展国家单向流动的特点，这就更易使后发展国家在社会发展与文化理念、社会心理结构层面发生更多的错位。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格局使得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也呈现出多样态。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植根于思想与情感中，而现代工业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外来意识，又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格局与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多样性状态，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共存，更容易带来两者之间的多层次错位，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的复杂性。虽然在这样的时代，已经很难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来要求所有人，但如何在多样性的复杂格局中，一方面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理念，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思想观念的共识，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凝聚思想意识，这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就是要看到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调整自己的实践方案。在20世纪早期，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福特生产线的逐渐推广，分工的日益细化带来的专业化和群体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互渗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力图重新理解这一变化。列宁的意识形态灌输论，为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率先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革命策略。正是看到了这一变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这是随着历史情境变化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哲学。随着福特制和美国主义的日益展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所强调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社会结构日益被打破，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整体，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葛兰西借用军事学的术语，提出了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运动战指的是大规模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外线进行速战速决的作战形式，阵地防御起辅助作用，正规兵团、优势力量、进攻性和流动性是其主要特征。阵地战则指军队依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阵地防御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其主要特点是战线相对稳固、组织准备充分、各种保障严密。如果说十月革命带有运动战的特点，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阵地战才是更合适的斗争形式。相比于运动战，由于前沿阵地与防御后方的一体化，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阵地战的时间会更长，就需要更为广泛的动员，这种动员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处于弱势的一方时，这种文化动员更为重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一方面将实践哲学的理念宣传开来，加强共识； 另一方面形塑新的历史集团，凝聚共同意志，为改变世界提供精神动力。
三、思政课与思政实践的目的与意义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领导权，有着更多的实施途径，但大学是落实这一领导权的基本阵地，大学的思政课则是落实这一领导权的关键课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政课中的指导地位，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头脑，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主题和使命。
从前面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它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是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坚持的指导性思想，这是狭义的意识形态；一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体存在直接关联的观念、表象、幻觉、想象等，这是广义的意识形态。前者塑造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者引领着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个体修养与公共道德。思政课说到底就是在这两个层面做好育人铸魂的工作：一方面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功能，讲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讲清社会发展的大道理；另一方面，通过思政课和思政实践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遵纪守法、具有日常生活所应有的规则意识和道德规范的现代公民，引导学生把对国家与民族的爱，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因此，思政课关乎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是一个教研体系。上好思政课，需要注意到以下环节。第一，建构科学完善的思政课体系。从思政课的总体结构来说，既要建构一个内在逻辑完善、防止知识重复的课程体系，将党的创新理论讲清讲透，又要实现思政课的纵向衔接，即做好大中小一体化的内容与课程设计，这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这要求思政课的设计与教学，需要同个体成长的知识接受过程相匹配，需要研究人的认识成长规律。因此，思政课的教学不仅与内容相关，更与人的认知、心理相关，对于不同年龄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设计不同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同时，作为面向实践的思想理论课，思政课涉及诸多不同学科，这些学科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一个体系。可以说，思政课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既要有专业性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更要有跨专业的知识来融合，建构一个大中小一体化、不同思政课之间的完整而科学的体系，这是充分发挥思政课落实意识形态领导权作用的基础。
第二，对教师的高标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谈到了思政课教师的修养问题，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是思政课教师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也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快速展开，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知识与信息加速更替和发展的社会。随着AI的日益使用，一些过去依赖人工生产的知识与信息，可以通过AI来完成，这对知识生产部门和知识生产者提出了诸多挑战。知识生产一方面要求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没有专业的精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没有学科间的融合与沟通，就很难将思政课的大道理全方位地讲活讲深讲透。思政课所讲授的道理，既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大道理，又要能运用具体知识来支撑这些大道理。同时思政课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联，除了社会发展的大道理，还需要讲清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修养与公共理念，这决定了思政课教师还要善于将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实现知识与思维方式上的贯通，化知识为智慧，化日常生活为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理论引导与生活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任何道理如果离开了个体的生活体验与想象，这种道理都无法成为个人成长和生活的内容。提升思政课的质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思政实践，将理论与生活实践统一起来。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北京大学开设了“田间地头的思政课”，每年暑期，全校大一新生走向全国各地展开思政实践。社会生活是广阔的，我们的思政实践也需要相应的拓展。从红色地标的精神追溯到乡村地头的调研、从工厂企业的管理与科技发展到党政机关的为政品格、从中国空间到世界各地，这些都可以成为思政实践的内容，成为教师和学生体悟、理解、把握思政课内容的重要途径。“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将思政课与思政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让思政课教育扎根于日常生活中。
第四，学生是主体。现代意识形态理论中，有两个方面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一是将意识形态推广到日常生活领域，这表明作为主体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体系，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强调接受者是主体。将人作为主体建构起来，这是意识形态的建构环节，也是思政课与思政实践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可分为两个方面：（1）将接受者作为主体，意味着要了解接受者的思想动态、理想追求和生活方式，需要深入了解学情。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但这种发挥并不是完全依学生而动，而是在教学情境中使学生成为学习主体。（2）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主体。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谈到，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精神是追求自由的，但法西斯主义产生时，追求自由的人恰恰放弃了自由，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成为主体的现代精神，这才有逃避自由。在现行高校的思政体系中，这需要思政课与学生工作联动，将课堂思政、课后实践与线下心理辅导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接受者承担起主体的责任，形成责任意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责任意识是更为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品格的理论，其理论本身是指向现实生活并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反思中来透视现有的思想与观念体系，从而在实践中改变社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这是一种既着眼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开放性理论体系，是我们上好思政课的理论基础和自觉意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思政课，既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实践品格，又是将这一理论落到实际的重要环节。青年时期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上好思政课，做好思政实践，在知与行的统一中铸魂育人，这正是思政课的根本使命。
本文刊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总第339期）79-85.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ID：JYGLZZS），否则将视为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