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大家，伯希和则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的巨擘，在西域敦煌、中西交通史诸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这两位学者的交往，一直是学者所关心的话题。由于史料所限，陈寅恪何时与伯希和定交，是谁从中引见，交流的详情如何，之后俩人有什么更多的来往，尚未有文字详论。笔者有幸见到法国所藏伯希和书信档案，试图还原两人学术交往的点滴片段，再现民国时期中法学界交流互动的历史场景，并纪念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成立一百周年。
陈寅恪1902-1905年留学日本，1909-1914年在德国、瑞士、法国求学，1918年底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1921年离美再赴德国，入读柏林大学，直至1926年归国。他在欧美多年，不求学位，潜心治学，精研西方语言乃至中亚西域文字，被誉为文坛佳话。1925年初，他受聘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但没有立即就聘，返国前特意重访巴黎，专程拜访伯希和，向这位汉学界硕儒问学。
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清华学校国学导师王国维、赵元任的两封信，为我们揭示了这段交往的缘起。第一封信写于1925年9月11日（阴历7月24日），是王国维给伯希和的，信件由陈寅恪面交伯希和，其中提到了洛阳、新郑等地出土的石经、铜器等文物及其铭文，但主要目的是介绍陈寅恪，请伯希和予以接见，并提供阅览敦煌文献的便利，信中写道：
兹有恳者，友人陈君寅恪向在美国，后在英德二国研究东方各国古文字学，而未得一见先生，至以为憾，故远道遗书嘱弟为之先容，敬乞先生赐见陈君，欲请益之处甚多，又欲览巴黎图书馆中先生所得敦煌各处古籍，祈先生为之介绍，并予以便利，至为感荷！(《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153-155)
第二封信写于1925年9月16日，是赵元任写给伯希和的，是纯粹的介绍信，原信用法文，现翻译如下：
尊敬的伯希和先生：
我有幸向您推荐我的朋友、语言文献学家陈寅恪先生，他正在归国途中，即将在我们的研究院工作。我确信阁下必将乐于与之相交，因其汉学诸领域之学养均远胜于我。
请接受，先生，我最高之敬意。
赵元任
由此可见陈寅恪为表郑重，曾同时致信王国维和赵元任，请他们引见。伯希和和王国维在1909年即已在北京相识，之后多有来往，对王国维的学术颇为敬重，并在其死后专门写过追忆文章，陈寅恪请王国维写信推荐，自在情理之中。那么陈寅恪为何还请赵元任写信推荐？原因大概是此前不久，赵元任已和伯希和熟识。据杨步伟《杂记赵家》一书记载，1924年，赵元任携夫人和女儿访问欧洲，在柏林期间和陈寅恪、俞大维有来往；1924-1925年在巴黎，与刘复时有过从，并旁听巴黎大学的课，与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熟识。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但是流传至今的西文著述甚少，外文信件也十分稀见，给伯希和的通信都是用中文写作；相反，作为语言学家的赵元任则更喜欢用英文或法文写作，两人风格迥异。
陈寅恪抵达巴黎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从得知，有关陈寅恪的研究和年谱中都付之阙如，我们只有从王国维、赵元任写信的日期作出初步推断。考虑海路邮寄花费的时间，陈寅恪至迟在1925年10月中旬左右应该收到信件，因此他出发到巴黎的时间应该在10月下旬之后。
在档案中我们发现的陈寅恪名片，则可以更清楚确定两人初次会面的时间。名片上有陈寅恪亲笔“Yinkoh Tschen, Tsing Hua College, Peking, China”和“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字样，此外有伯希和亲笔写的几行法文字，译意是“江西人，陈宝箴之孙”，还有“20 Rue Cujas”（应是陈寅恪在巴黎下榻之处），以及“从他那里收到10镑”与日期“Janvier 1926”，由此确定他们见面时间在1926年1月无疑。可以想见，陈寅恪见面时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并曾留下10英镑。
陈寅恪1926年春从欧洲回国后，先至杭州奉侍，并未马上到清华学校任职。7月返回北京，到9月8日才致信伯希和表示感谢，原信如下：
伯希和先生讲座：
今春归国，道出巴黎，承王国维先生作函介绍，获聆教论，并承示各种蒙古文碑拓本等， 曷胜感佩！近闻台从已由美返欧，此次游美，讲论各题想均已先后刊布，吾国学子皆以先睹为快也。寅恪以家事稽迟，今秋始到北京清华研究院，去年成绩谨先将目录奉呈，藉知近状，不久将陆续刊印，届时当寄上求教。总而言之，神州今日之治国学者，方法固未尽善，材料尤不完备，欲补此缺憾，非得先生赐以教言，资以材料不可。此盖全国学人之希望，非寅恪一人阿好之私言也。
专此恭叩 讲安
陈寅恪谨启
信后有再启：“前在巴黎尊寓，获见伦敦博物院所藏汉译摩尼教颂赞，许重照见寄，感甚感甚！敬请饬工重照一分，迳寄北京清华学校，所需工费即请在前存尊处之英金拾镑内扣除，如有不足，仍当补寄。琐屑烦扰诸容后谢。”从此可知伯希和曾邀请陈寅恪到寓所，出示了蒙古文碑拓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汉文摩尼教经赞，还讨论了蒙古史的问题，也可看出陈寅恪对伯希和的敬仰之情，并期望得到他的学术指导。陈寅恪名片上伯希和所写收到的十英镑，正是陈寅恪留作拍摄资料所用。
之后陈寅恪与伯希和书信交往不多，但他一直十分关注伯希和的成果，特别是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1931年5月27日，陈寅恪致信伯希和，感谢寄送摩尼教摄影资料，并请求代照藏文资料，并分享了元代史料和《蒙古秘史》研究的进展：
伯希和先生道席：
巴黎一别匆匆五年，时读大著，曷胜钦仰。顷承惠寄近作及摩尼教经影片，至深感荷。寅恪尚欲求先生代照藏文吐蕃赞普起居注，即Thomas先生在伦敦《亚细亚学报》（J. R. A. S.）所引用者，闻伦敦巴黎各藏有一部分，敬乞代照两处所藏者，俾得读其全部。感祷感祷！前见《通报》上大著论《元秘史》之文[（注：此文或指“Le titre mongol du Yuan tch’ao pi che,” T’oung Pao, Vol.14, No.1 (1913), pp.131-132.]，知阁下得有库伦蒙文钞本，后钢和泰男爵Baron v. Holstein及波兰耶君先后谈及，知公欲得北京所印之本，遍询蒙俄友人，尚无确讯，若有所闻，自当奉达。但库伦写本寅恪颇欲知其详，如蒙影示，尤所感幸。敝国近日关于《元秘史》之著作甚少，想公目录之学最为渊博，必已详知，商务书馆涵芬楼藏盛昱写本（闻将石印，但未见出版）即叶德辉刊之祖本，前借至清华，王观堂先生曾取校勘，王本现藏北平图书馆，叶刊虽较盛本有讹误处，然不甚多。陈援庵先生垣拟再刻一新本，尚未告成，此外则蒙古人郭道甫君据其舅成德自中文音译，翻成蒙文之本，有所增改，俄人J. Pankratoff君亦全译此书成蒙文，且编有此书字汇，但皆未刊行，故宫博物院发见满文老档甚多，其中乾隆时所重写者固与奉天故宫所藏内藤虎次郎君所影归日本者相同，但有三数册，系在明代公文纸背所书者，当是天命时原物，甚可珍贵也。又北平图书馆印行之《元通制条格》，及陈垣氏新校之《元典章》，想公已有之。若尚未有，则愿托其寄上也。尚乞示复为荷。匆此奉复，不尽欲言。
敬叩 撰安
弟陈寅恪拜启。五月廿七。
从信中可看出陈寅恪的博学和学术旨趣，与学界的互动，及其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了解。
1932-1933年，伯希和再次访问北平，是他们重逢的重要契机。1932年12月30日，伯希和抵达北京后，法国公使韦礼德（Henry Auguste Wilden，顾颉刚日记作卫礼孟）在官邸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午宴，许多文史界的学人，如胡适、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以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三十余人应邀与会。（参会人员的详细名单见《顾颉刚日记》卷二，725页）在京期间，伯希和活动频繁，学术机构和团体邀请他演讲，掀起了一股欢迎高潮，学界名流和藏书家（如傅增湘）争相与之晤面，一时筵宴不断。1933年1月10日晚，傅斯年代表史语所，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设宴招待伯希和（1932年6月18日，伯希和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兼外国通讯员，由院长蔡元培签署），陈寅恪也参与了多场重要的学术活动。1935年5月，是伯希和最后一次访华，18日，傅斯年和陈寅恪在欧美同学会宴请伯希和，文史界四十人参加了晚宴。
陈寅恪不仅与伯希和有个人学术交往，在1926年担任清华学校的国学导师之后，着力培养学生，并推荐年轻有为的学生赴巴黎深造，曾多次写信推荐给伯希和，这些人包括浦江清、邵循正和姜亮夫，由此可见陈寅恪对晚辈的提携关爱。
1933年，浦江清赴法国学习，陈寅恪写过推荐信。（《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页13-14）邵循正早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求学，师从蒋廷黻，1933年获得硕士学位，1934年赴法国留学，改习蒙古史，1月20日，陈寅恪为此写了介绍信，推荐给伯希和，信全文如下：
伯希和教授讲席：
清华大学研究院史学系毕业生邵君循正（邵君本从蒋廷黼先生治清代外交史）成绩优异，特由本校派赴欧洲留学，以蒙古史为范围，极欲承阁下之指导，俾可不虚此万里之行。谨为介绍，即希接见，并多赐教是幸。敝国山西近蒙见金刻手卷本佛藏中多珍异之本，为前此所未悉者，此事想已从报载新闻知之。又柯蓼园学士已归道山，明残本《牧庵集》不知究竟为何耳。敬叩著安。
弟陈寅恪敬启
邵循正到达巴黎后，在3月20日修书一封，想拜访伯希和，信这样写道：
伯希和教授讲席：循正在中国清华大学随陈寅恪、蒋廷黻两教授治史学有年，近在该大学研究院卒业，蒙派遣来欧，留学专攻蒙古旧史，素慕教授学问湛深，博极群言，愿得藉此机会多聆指教，俾得饮河满腹，不虚万里之行，则此馨香祷祝者也。如蒙惠赐晋接，乞指定任何时间，必当准时造谒不误，附呈寅恪师介绍函一纸，希察鉴。余容面罄。
顺叩教安。后学邵循正顿首。
此外，陈寅恪还给姜亮夫写过介绍信。姜亮夫1926-1927年曾在清华学校就读，随王国维学习音韵之学，并听了陈寅恪授课；1935年，辞去河南大学教职，自费到巴黎学习考古学。7月12日，陈寅恪致信伯希和：
伯希和先生左右：
友人姜寅清先生，前从王静安先生治学，甚有心得。今游学贵国，欲承教于执事，尚希不吝指示，不胜感荷之至。特此介绍。
敬叩 著安
陈寅恪拜启
同年9月，姜亮夫到达巴黎，10月携陈寅恪的推荐信，由时在巴黎留学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颜虚心陪同，拜访伯希和，之后姜亮夫致信伯希和表示感谢。在巴黎期间，他受王重民影响，开始研究敦煌文献，除巴黎之外，还到伦敦、柏林寻访敦煌遗书。因为得到伯希和的介绍信，姜亮夫伦敦之行十分顺利，看到了所想看的敦煌卷子，并帮助时在伦敦的向达提阅敦煌卷子。
陈寅恪年轻时代求学国外，抗战时颠沛流离，藏书散失，留存至今的友朋书札已十分稀见。幸而从师友的往来书信中还能对他的学术经历略见端倪，今次提到的相关信件虽只有一鳞半爪，但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路径，从而弥补当今陈寅恪研究的不足。这些信件除了见证这两位学术巨匠的交往，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师友和生徒之间的举荐提携，同侪之间的切磋交流，其中多数都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名重一时的人物，这无疑为了解当时的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陈寅恪研习多种文字，关心中国与周边异民族的交往史，对佛典、西域文献以及蒙元和西藏的历史尤为注意，但抗战兴起之后，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徙，未能重拾旧业，转而研究隋唐政治和制度史。1936年之后，伯希和也没有再次访华的机会。如果没有战乱和伯希和的早逝，两人的交往也许还会持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藏书资料没有丢失，陈寅恪的学术人生以及研究成果也许会有不同的景象。两位史学巨匠的学术交往，就这样戛然而止，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遗憾，更是学界的损失。
（本文文字首发于《读书》2026年3月刊，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