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拉美国家城市化转型中的经验和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5 次 更新时间:2024-03-18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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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拉美是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仅次于北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城市爆炸”的阶段已经结束,并逐渐进入城市化进程巩固阶段,原来那种由农村向城市移民的高潮已经逐渐让位于城市体系内部的整合和平衡发展。城市化正在向社会公正、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

以往人们一提到拉美的城市化,首先联想到的是拉美城市的贫民窟。贫民窟的确是拉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负面形象,但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贫民窟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是较低的,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3.9%,拉美为20.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中亚和南亚的31.2%,撒哈拉以南非洲的56.2%。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拉美城市化进程起步早、时间长,因此,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以下是笔者就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转型归纳的10个方面的经验,同时也谈到其面临的4个方面的挑战。

一、拉美国家城市化转型中的经验

1.巴西库里提巴市的“快速公交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缩写BRT)通常是指通过提供有隔离通行权的基础设施,快速和频繁的运营,以及卓越的营销和客户服务,实现快速、舒适、具有成本效益的高质量城市交通系统。在拉美,巴西的库里提巴市(Curitiba)1977年最早创设了这一系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库里提巴市的管理者通过提高公交系统的性能和容量,不断对该市的公交系统进行创新。最初,其公交系统从混合交通中的传统公交车发展到公交专用车道,后来,又发展为平地上车、预付费和铰接式公交车,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快速公交系统。再后来,该市又引进了大容量双铰接式公交车和电子票务系统,开通了6条快速公交走廊,以及先进的交通管理和用户信息系统,进一步加强了公共交通的高质量运行。

随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2000年建造了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融合了技术创新,使其实现了世界上所有快速公交系统中最高的容量和速度。如今,此类系统在拉美54个城市和全球167个城市运行。

2.车辆驾驶限行

为应对城市污染和交通拥堵状况,并最终影响人们的交通方式选择,拉美国家的一些城市选择了“车辆驾驶限行”的替代方案。这种做法的先驱是智利。继1986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市实施之后,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城市纷纷效仿,包括墨西哥城、圣保罗、波哥大、拉巴斯、圣何塞、基多、卡塔赫纳等。

通常,这些限行措施会基于某种给定的规则,对行车范围、行车时间、行车种类做出限制。如根据车牌最后一位数字,禁止私人轻型车辆在工作日的特定时间在城市的某些区域行驶。此类限制在早晚行车高峰时段都有。警察或交通摄像头会在街上执法,对违规车辆处以高额罚款。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以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印度和中国的多个城市学习了这种做法。

3.缆车用于大众运输系统

在发达国家,缆车主要被用于旅游景点,但在拉美国家的城市里它们已被用于连接孤立的低收入社区和城市中心的大众运输系统。与地铁或轻轨相比,缆车具有多种优势。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建成,不需要大量家庭的房屋被拆迁,并且更适合具有山区地理特点的城市。2004年,第一辆设计为运输系统所用的缆车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开业。从那时起,加拉加斯、卡利、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拉巴斯等城市都建立了类似的缆车运输系统。

麦德林的空中缆车系统(Metrocable)将城市山坡上的贫民窟连接到市中心和其他交通网络中。原来这里的居民进入市中心可能需要两个小时和多次购票,现在可以在30分钟内到达,只需一次购票。其空中缆车系统已经有3条线路,另有两条正在建设中。高耸的有轨缆车不仅帮助人们更快、更实惠地出行,还扩大了各种机会,鼓励了对以前被忽视地区的新的公共投资。

玻利维亚拉巴斯的空中缆车交通系统被称为“我的缆车”(Mi Teleférico),到2019年10月,该系统已经由36个车站组成,多达10条线路,另有更多条线路在规划或建设中。据2018年的统计,该系统每天输送旅客达15万以上。这是一个独特的21世纪的交通系统,特别适合拉巴斯的地貌特点。其中央车站充满未来感,高科技含量十足。在每辆缆车顶部都装有太阳能电池板,为车门、车灯和WiFi供电,供乘客使用。玻利维亚人认为,他们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尊重地球。他们正在设法将大量绿色技术融入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中。

4.麦德林的“社会城市主义”

“社会城市主义”(Social Urbanism,缩写SU)是拉美人倡导的一种城市治理模式,通过在城市的建筑、自然和社会领域同时行动来推动积极的城市转型。这一进程旨在通过改善居民居住的城市环境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城市环境”不仅指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指自然资源(如绿化带、公园、清洁和健康的水流)和社会环境(如社区住房、交通网络、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文化中心等)。社会城市化是通过国家尤其是市政城市议程来实现的,其议程的实施目标是解决社会和土地不平等问题,同时促进这些城市的社会正义。

20世纪90年代之前,麦德林毒品犯罪猖獗,一度为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之一。但在1993年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击毙之后,该市一直在努力从多年的暴力中恢复过来,不仅通过执法举措,而且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公共投资,将该市的低收入居民和社区与其富裕的商业中心连接起来,促进城市的一体化和社会凝聚力。

例如,该市投资缆车系统、山坡自动扶梯、公园、游乐场,在车站周围开设了新企业,结果不仅带来居民通勤时间和成本大幅下降,居民获得工作的机会增加,凶杀率急剧下降,居民与社区和城市的联系增加,人们也开始更加信任政府。政府还投资公共教育设施,重视城市文化和历史,扩大城市流动性以及对城市外围的参与。2014年“世界城市论坛”会议在麦德林市举行,会议认为麦德林的转型为全球城市提供了典范。

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说,建筑和城市化可用于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并通过设计多样化和参与性的公共空间来促进融合,麦德林的社会城市主义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5.智利的社会住房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开始倡导向贫困家庭提供补贴以使其有能力购买私营部门住房的做法。其实,这种做法来自智利的首创。

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住房政策倾向于通过国有企业大量建造公共住房。皮诺切特政府出人意料地延续了智利为穷人提供住房补贴的传统,但强调补贴的“市场导向”,力求改善住房政策的绩效,并将住房补贴嵌入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供给方面,社会住房将由私营部门建造。政府没有具体规定私营部门应该生产什么,而是要求建筑商在为消费者提供住房方面进行竞争。当时的假设是,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低于公共承包制度,并能为穷人提供多种住房选择。在需求方面,政府将向贫困家庭提供补贴,以增加对私人提供的社会住房的有效需求。其具体方法是个人储蓄+政府补贴+政府信贷担保。那些既贫穷又准备自助的家庭,特别是有储蓄记录的家庭,获得补贴的可能性更大。在智利,住房和城市规划部发布指导方针和申请表,解释人们如何才有资格获得补贴;通过使分配补贴规则透明化,减少腐败和政治偏袒的机会。

从1977年起,智利新的需求侧补贴机制逐渐开始运作,1980—2000年用这种方法供应了200万套住房,占新住房总量的43%。美洲开发银行称赞智利的住房模式是“最佳实践”,因为它包含了新的发展环境高度认可的三个要素,即由私人市场提供、明确针对穷人和较高的透明度。随后,拉美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纷纷效仿,逐步采取自由、市场导向的住房政策。

6.智利城市的灾后重建经验

2010年智利发生了8.8级大地震,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影响到900个城镇的1200万人,造成损失超过300亿美元。然而,这个国家很快出现了奇迹般的恢复。智利灾后重建的经验表明,除了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及其内阁成员强有力的领导之外,政府为复苏提供资金的方法很重要。地震发生后,智利暂时增加了税收,再加上智利大部分投保的房主市场,不仅使智利避免了地震造成的大规模财务问题,而且有助于智利经济在一年后以6%的速度增长。

同时,该国抗震的长期思维有助于减轻地震的一些初始损害并促进恢复。位于地震带的智利曾经历过世界上有记录的10次最强地震中的两次。每十年,智利的不同地区都会发生一次震级超过8级的大地震。这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历史使智利从应急响应模式转变为风险缓解和预防模式,国家制定了应对地震等灾害的规范和法律。例如,智利设立了必须严格执行的建筑规范,包括使用材料、技术、设计高度等,并要求开发商在建筑物建成后十年内对建筑物的结构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虽然没有法律要求,但智利几乎所有房主都有地震保险,这是获得银行购房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智利的住房结构有特殊要求,尽管2010年地震强度很高,但造成的人员伤亡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轻,只有521人伤亡,56人失踪。

智利是国际公认的自然灾害频发国家之一,灾害种类繁多(地震、海啸、野火、山体滑坡、火山爆发等),发生频率高,经济损失大。但智利能够在教训中成长。为确保社区繁荣发展,智利将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纳入长期视角,其灾后重建方案不断完善,形成了强大的抗震文化和建筑规范,这使得智利在特定灾害来临时伤亡率很低。2015年,智利又遭遇了8.3级大地震,但死亡人数仅为21人。智利的城市韧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7.委内瑞拉社区委员会的参与式民主经验

进入21世纪之后,委内瑞拉经历了一个过渡性的政治进程。其政府和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希望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转向更加社会主义的参与式民主,试图通过建立社区委员会,推动通过广泛参与的由下而上的“赋权”途径,打造行政、立法、司法、选举权和公民权之外的“第六权力”(即人民权力),建立以人民权力和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的新国家结构,最终,引导委内瑞拉脱离新自由主义模式,并转向后自由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议程。

委内瑞拉政府2001年启动了组建社区委员会的进程。在总结2002年至2006年加拉加斯邻里团体参与地方决策经验的基础上,2006年委内瑞拉颁布了《社区委员会法》,规定社区委员会有权直接参与制定并实施旨在满足社区需求的政策和项目。社区委员会的规模视情况而定。在城市,一个社区委员会代表200—400个家庭。社区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其所属社区,他们帮助民众培养解决身边问题的能力,自下而上塑造一个新的国家。

尽管这种转变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种替代发展方案在中层组织与微观个人层次的应用,对于探索并建立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具有创新性贡献。

8.“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缩写CCTs)制度的做法旨在通过定期为贫困家庭提供带有附加条件的现金补贴,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如以必须不间断学业为条件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助学金,或以必须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为条件向贫困家庭母亲发放固定金额的补贴。短期目标是减少当期贫困,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健康服务;长期目标是促进贫困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开始在拉美的不同国家得到应用与推广。1997年墨西哥塞迪略政府首先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即“进步”(Progresa)计划,并于2002年在福克斯政府时期更名为“机会”(Oportunidades)计划,将扶贫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逐步覆盖到墨西哥600万户家庭。之后,又于2014年涅托政府时期更名为“繁荣”(Prospera)计划,加入了社会包容与金融普惠等政策。到2015年,已经有22个拉美国家实施这一计划。

9.贫民窟升级改造项目

贫民窟是拉美城市长期存在的重要现象。该地区有20%左右的人生活在贫民窟。这表明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接受了普遍存在的非正规途径获取土地和建房事实。非正规途径实际上是一种短期内成本较低、方便快捷的城市化替代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曾实施贫民窟的改善计划,即改善贫民窟的基础设施(供水、供电、修路等),扩大基本服务(教育、医疗)的覆盖范围,并发展成为提供社会援助的综合干预措施。这些计划主要是通过国际发展议程引入的,是减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利用2000年提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缩写MDGs)的有利国际环境,贫民窟改造成为拉美国家住房政策建议的重中之重。国家的城市减贫和人类发展计划也被重新提上拉美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许多贫民窟改造计划得以启动。其中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有巴西和哥伦比亚。在这两个国家中,市政当局在住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开创了新的贫民窟改造项目,采用综合方法将基础设施投资、土地规范化、社会发展和社区参与结合在一起。

哥伦比亚的贫民窟改造计划以综合改造为重点,旨在将贫民窟纳入周边的城市结构,并引入社会支持,促进包容性和能力建设。然而,由于其计划实施的地域范围较为有限,而且侧重于改造特定街区,因此,较难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或更广泛的城市影响。哥伦比亚贫民窟改造的经验主要来自波哥大和麦德林。

巴西在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和接受以往驱逐贫民窟居民失败教训基础上,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贫民窟改造计划。该计划与建设新的经济适用房相结合,被称为“双轨”方法,共新建住房200多万套。这不仅表明中央政府前所未有地致力于解决住房短缺和贫民窟问题,还表明了贫民窟改造和经济适用房项目在更广泛的国家发展议程中的重要性。巴西是拉美乃至世界上唯一实施全国性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的国家。它在解决贫民窟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0.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名城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启动审定世界遗产的工作以来,到2023年5月,拉美总共有28个国家签署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拉美有149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103项,自然遗产38项,混合遗产8项)。其中,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拉美著名市镇或城市不少于45个。

拉美国家在利用申遗机会保护历史名城、促进城市现代化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例如,墨西哥有15个城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之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市最多的国家。墨西哥的许多申遗城市都建立了专门的历史古迹区管理委员会,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与国家和地方相关机构(如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大学、社会团体、私营企业等)密切协调,致力于历史古迹区的遗产保护和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历史古迹区管理委员会经常与各种媒体结合,开展一些关于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的答题竞赛活动或研讨会,提高居民对城市文物价值的认识,鼓励居民参与城市文物的管理。通过城市修复、翻新、非正规住区正规化以及改善公共空间,墨西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宜居性和生活质量。例如,墨西哥城、瓜纳华托、普埃布洛、瓦哈卡、萨卡特卡斯等,都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巴西至少有9个城市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名列其中。作为巴西的第一个首都,萨尔瓦多从1549年到1763年见证了欧洲、非洲和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融合。从1558年开始,萨尔瓦多就成为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个奴隶市场,奴隶被贩卖到这里从事甘蔗种植园劳动。这座城市分为上城和下城两个部分。上城位于85米高的悬崖上,是殖民地时期的防御、行政和住宅区,保留了大量的宗教、民用和军事建筑,许多街道两旁都是色彩鲜艳的房屋,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结构的杰出典范,现在成为历史古迹保护区。下城是围绕港口的商业区,现在是现代化的新城。萨尔瓦多历史古迹保护区在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国家、州、市三级政府颁布的法律保护。三级政府实施协调一致的措施,解决历史遗迹的修复和城市一体化问题。从1992年以来,当地政府着手旧城改造,对成百上千座建筑的门面进行修建,并对社区内大多数非洲裔人口进行搬迁,为此投资1亿多美元。同时,伴随着机场和地铁的建设,萨尔瓦多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现在,这个城市除了工商业的发展之外,也是著名的文化旅游城市,非洲—巴西文化是这个城市的重要特色。

可见,拉美国家利用申报世界遗产城市的机会,不仅保护了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还促进了其城市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二、拉美国家城市化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拉美国家城市化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发生的,其许多城市将世界转变与本地国情相结合,迸发出不少创新性经验,并获得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转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城市空间不平等和社会隔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城市空间不平等和社会隔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此之前,拉美国家城市社会隔离的特点是城市中心地带的富人区与郊区的贫民窟之间的分离——一个城市,两个社会。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城市居民的两极分化,国家从提供基本服务中撤出,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安全私有化,跨国房地产公司从美国引进了新的住房模式。本地高薪专业人士要求住宅区具有高质量的服务和基础设施,于是,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门禁小区”,或称“封闭式住宅区”。其居民多为城市的中上阶层,通过安装安全设施限制出入,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门禁小区内的房屋质量高,服务设施齐全,有一个私人管理机构负责执行有关行为的规范和内部的规则,居民定期缴纳维护费。人们对这种住宅区的评价观点不同。有的研究者认为,门禁小区改善了当地经济,创造了低技能就业机会,提高了集体私人服务的管理效率,并创造了环境质量高的空间。但也有人指出它存在缺点。人们发现门禁小区分割了城市空间并使其私有化,促进了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破坏了民主和公民意识,并助长了社会紧张和社会隔离。因为门禁小区可能会导致小区内居民与周边地区邻居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这些冲突涉及街道的封闭、空间的私有化以及该地区服务的提供。基于内部与外部群体之间在阶级或种族归属方面明显的社会差异,人们会形成一种非常严格的界限。门禁小区的排他性往往会加剧人们对这类小区甚至小区内居民的不满。大门和围墙的目的是限制社会接触,而减少社会接触可能会削弱构成社会契约的纽带。可见,门禁小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门禁小区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此类开发项目的规划许可时,应充分估价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根据特定城市地区的需求做出决策,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

2.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

拉美是仅次于北美的全球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因此,拉美国家城市在气候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气候和环境恶化的许多原因都来自城市地区,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堆积等。城市地区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同时容易受到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如洪水、热浪和热带风暴等。

气候变化影响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的现实存在。如1999年12月,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山洪暴发和山体滑坡造成近30000人死亡。2017年,飓风“玛丽亚”造成至少2975名波多黎各人死亡,并导致约150万人离岛。2022年,中美洲有3多万人受到飓风“埃塔”的影响。另外,智利北部、巴西东北部、墨西哥北部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极端气温造成的“热应激”(Heat stress)、呼吸困难与空气质量下降,共同导致城市地区死亡率上升。

与某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拉美国家城市的碳排放量虽然较低,但却在不断增长。拉美国家已承诺到2030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实现这一承诺,一方面要求拉美各国解决城市无序扩张、通勤距离增加和私家车使用量增加等问题,使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提高生态效率和“适应能力”;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提供环境卫生、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理以及其他基本的城市服务。另一方面,需要各国政府制定专门的财政计划,其中包括使用碳定价以及采用绿色财政规则。

3.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流行的挑战

截至2023年10月4日,拉美地区已有近180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其中巴西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70万人,墨西哥位居第二,约为33.5万人。拉美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疫情期间,许多拉美国家城市成为新型冠状病毒疾病传播的重灾区,暴露了其脆弱性。这些脆弱性源于不平等以及政府和社区处理危机的方式。许多城市贫民不能像富裕阶层那样实现隔离,为维持生计不得不乘坐公交车长途跋涉到富人区工作。除了缺乏工作保障外,不良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也增加了城市贫民的脆弱性。同时,一些国家为当局和政治领导人沟通不一致、公共卫生系统薄弱、就业状况管理差以及缺乏对弱势群体的支持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然,有些国家由于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加强了公共卫生系统,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

这场疫情表明了由国家主导的多部门协调和强有力行动对突发卫生事件防范的重要性,也凸显了该地区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弱点。鉴于疫情对城市地区的影响尤为严重,拉美国家迫切需要更新现有城市政策。一方面,需要优化卫生系统的基础设施和效率,投资于数字健康技术,从疾病管理模式转向健康促进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关注集体福祉,建立和健全全民健康覆盖,由此提高对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

4.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需求的挑战

拉美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太快,快速和无规划的城市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城市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城市环境质量的恶化,以及基本城市服务的缺乏。面对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其他风险因素,如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疾病和流行病的蔓延,意味着城市中出现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扰乱社会。例如,2019年,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原因就是社会隔离、社会流动缓慢等不平等现象以及在政治上缺乏发言权等问题日益明显,导致民众普遍不满。

因此,拉美各国城市面临着大量的治理挑战。但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城市缺乏自主权、领导能力、财政资源、问责制、适当的管理技能、透明度以及完善的机构等,所有这些都会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应对城市化的关键挑战,其城市治理框架和机构需要不断整合和发展,其城市治理体系需要进行关键改革,以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这些改革必须超越部门政策。要考虑各级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以促进权力、能力和资源的分配,包括修订立法、监管和财政框架。拉美地区的经验表明,最成功的治理是权力下放的模式:赋予地方领导人权力,但要求他们承担责任。“权力下放为地方民主和治理方面的重大进展创造了机会。”

从目标任务的角度看,治理方面的挑战在于实现住房、交通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共同需求;同时,要根据财富、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为不同人口群体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并满足气候变化等环境需求以及水、食物和能源的供应。今天拉美国家绘制的可持续转型蓝图,不仅要想象出“更美好的未来”,还要确保想象的行为能够包容城市的所有使用者。

总之,拉美城市化既有成绩,也有教训。我们应该全面深入地认识拉美,借鉴拉美的经验,汲取拉美的教训,推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注释略)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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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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