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20世纪拉美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

————读彼得·史密斯的《论拉丁美洲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2 次 更新时间:2014-12-13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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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自19世纪独立以来,拉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先后经历了考迪罗独裁统治、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直至现代民主政治等多种模式。拉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历时久远,艰难曲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尽管国内学者对拉美现代化进程曾做了一些研究,但对拉美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史密斯的《论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则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把难得而又有效的钥匙。

彼得·史密斯教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西蒙·玻利瓦尔讲席教授,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的前主席。他曾出版过20多部著作,其中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合著的《现代拉丁美洲》(第三版)早在1996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大学拉美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在谈到撰写《论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的初衷时提到,原本想综合当代拉美民主化方面日渐增多的文献,为学生和公众提供一本易于查找的参考书目简介,但在开始这一工作之后,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拉丁美洲民主的当前阶段有何新奇独特之处?怎样将其与早先的一些民主片段相比较呢?”结果令他诧异的是,“我发现目前的学术研究对此惜墨如金,涉及极少。解决办法无他,我必须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序言第2页)。

《论拉丁美洲的民主》全书40余万字,除了“序言、引言、尾声”之外,共分四个部分,十二章。四个部分的题目分别是:历史的视角(1900-2000);选举场域;民主的质量;民主的考量。作者旨在通过这本书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呈现当代拉美政治民主化的一副整体图景,二是回答前面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笔者在通读全书之后,试图对史密斯先生的两个目标的答案以及他有关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简要概括,并做适当评论。


一 20世纪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三个周期

为民主而斗争是拉美现代史的关键特征之一。与大多数同类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近30年不同,史密斯先生的研究关注了1900年至今的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这使作者能够把拉美最近的政治表现置于恰当的历史时段中深入观察,揭示出拉美政治转型的突出特点。

为考察拉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作者首先对“威权体制类型”和“民主”做了定义。威权体制是拉美政治民主化转型的起点。作者将威权体制分成了两种宽泛的类型,一是人格化的威权体制,包括了传统的军事独裁、技术官僚国家、委任半民主制或苏丹式专制。所谓人格化的独裁是指由主导政治进程的意志强悍的个人进行统治。二是制度化的威权,包括军事执政团或官僚威权体制、一党制或职团主义体制。与前者不同,后者权力并不专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委员会、官僚集团或机构(第53-54页)。在拉丁美洲步入20世纪之初,它的政治统治呈现出三种形式:一是军事独裁体制,即考迪罗体制。二是中央集权型专制,如墨西哥的迪亚斯;三是“竞争性的寡头制”,即寡头威权统治。

关于民主,作者提到了三个原则,即参与原则,大部分人口没有被排除在政治权力有效角逐之外;竞争原则,存在为获得人民支持而进行的自由、公正和周期性的争夺,换言之,即合法的选举;问责原则,政治统治者和民选代表作为选民的代理人,为了继续留任,必须证明他们的行为和决策的正当性。民主理念的运用需要实施机制,作者引用了罗伯特·达尔提出的8大制度保障,即(1)成立和参加社团的自由;(2)表达自由;(3)选举权;(4)担任公职的资格;(5)政治领袖通过竞争获得支持和选票的权利;(6)不选择的信息来源;(7)自由且公正的选举;(8)制定政府政策的机构取决于选票和其他人民偏好的表达方式(第12页)。达尔提出的这8个方面从整体上阐明了一个“完善”的民主的特征,但在现实中,这些条件并非总是同时齐备。因此,在该书中,作者抓住了民主的两个关键维度加以考察,即选举和权利,选举构成了“程序民主”部分,权利构成了“实质民主”部分[1]。

作者接着指出,在20世纪的拉美政治史中,选举民主存在4中类型:(1)民主,国家领导人取得公职是自由且公正选举的结果;(2)半民主,领导人获取公职是通过自由但不公正选举的结果,或选举并非权力的基础;(3)寡头制,选举大致公正但不自由,候选人来自统治精英,选举权仅限于很少一部分成年人口;(4)不民主,即独裁制或军人统治(第30-31;413页)。

通过对拉美19个主要国家百年选举民主的考察,作者绘制了一张图表,并提出了拉美政治变革的三个周期理论(第34-36页)。第一个周期是1900—1939年,主要由寡头竞争体制主导。在这一时期顶峰的1910年左右,寡头间的竞争性选举在一半以上的拉美国家盛行,其中也存在民主兴起的迹象,如墨西哥(1911-1912)、阿根廷(1916-1929)、乌拉圭(1919-1933),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的智利,但总体看,这是一个通过选举手段进行寡头统治的时代。

第二个周期是1940—1977年,这两个年份分别标志着选举民主的部分兴起和近乎完全的消失。准确地说,这一时期的民主曲线是M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原有的3个国家外,又有6个国家出现了民主政治,从而显示了民主政治上升的势头,但50年代初由于军人政变,这一趋势出现短暂下滑。不久又相对迅速回升,在1960年达到高峰,有9个国家实行选举民主,3个国家是半民主制,总数达到了12个。此后,60年代和7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主要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到70年代中期,只剩下3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

第三个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8年,该地区已经有15个选举民主国家,4个半民主制国家,到2000年拉美接近90%的人口正享有民主。

作者指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拉美的选举民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1900年前后,这一地区尚无民主可言。但20世纪初民主化进程开始出现,到2000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都进行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民主正在崛起”(第34-35页)。

政治的转型源自于社会的需要,民主包含着利益冲突。作者很重视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认为,拉美的阶级结构影响到该地区的冲突与和解模式,社会联盟的形成与否对政治变革的进程意义重大(第21页)。拉美民主化的三个周期揭示了社会阶级行动的三种宽泛模式。在第一周期,是传统的精英在推动民主化,上层阶级或为互相竞争,或为笼络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因而产生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的自上而下的实验。第二周期,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城市化的工人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对民主变革产生了有效的需求。由于普选权加强了竞争性政党的作用,改良派政治家们通过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提高外企税收或国有化来取悦选民。第三个周期,许多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组织化的劳工、中产阶级,在中美洲尤其表现为重要的外国力量和国际社会。在第三个周期和最后的阶段里,体制内的当权派与异己分子之间的协商谈判也发挥着显著作用(第64-87页)。

民主转型的实现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经由断裂转型,即与威权主义实行一个完全的和暴力性的决裂,带有准革命的性质。二是通过改革的转型,这是一个当权者与异见者互相让步的谈判过程。通过改革而实行的渐进务实的变革往往是增量的而非革命的,旨在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政治转型(第77页)。在拉美,人格化的独裁体制最容易被大规模的暴力所推翻,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苏丹式体制大都是以断裂的方式垮台的。制度化的威权体制则有着更加灵活的退场方式。其中的主导方式是通过改革的转型,即后来所称的“契约式”转型。发生变革的关键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与反对阵营中的温和派之间达成一种谅解或谈判契约。

作者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注定的,许多民主转型都是技巧、机遇和情势三者合力的结果。然而,一个长期的趋势依然贯穿始终,独裁日薄西山,选举民主方兴未艾(第86页)。


二 拉美民主当前阶段的新奇独特之处

如前所述,回答“拉美民主当前阶段有何新奇独特之处,民主的最近周期与早先的民主片段有何不同?”的问题,是激起史密斯先生撰写此书的一个主要动力。

作者的大部分比较研究集中在民主化的第二阶段(1940-1977年)与第三阶段(1978-今)间的不同之处。这两个阶段都是大众政治时代的民主,但是,对当时的上层阶级来说,第二阶段的民主是“危险的民主”。因为这一阶段大众政治达到了顶峰。工业化带来了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扩张。中间阶层包括城市的专业人士、公私部门雇员,技术工、手艺人以及小业主,有时还包括中小农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断增长的政治包容性要求,同时也加强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互动(第70页)。工人可以通过投票箱、有组织地罢工来发挥政治影响。一些国家推出工人津贴计划,有的国家提议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对外国资产的国有化,不少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这些政治表现的背后是更为激进的行为。受古巴革命的影响,拉美涌现出了三十多个武装游击队运动,他们想用武力达到通过投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帝反美成为日常话语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各种形式主导了思想界。美国的评论家宣称,整个拉美已经处于革命的前夜(第384页)。

对这种大众政治民主深感威胁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精英、土地所有者和工业领袖”,他们是政府再分配政策中损失最大者;其次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一部分支持社会变革的民主呼吁,一部分则感到恐惧并心怀抗拒,特别是那些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人员,很怕社会结构的变动会导致其声望和财产的损失。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中产阶级就抛弃了它与组织化劳工的策略性同盟,转而默许独裁的解决方法(第72页)。第三是军队的军官(秘鲁和厄瓜多尔军队除外),他们不信任民主政客;第四是美国,在冷战的阴影下,美国政府坚决与任何可能被泛泛地称作左倾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府做斗争。这四个因素将民主视为危险的挑战,其中最根本的威胁是它可能导致激进的政策。正是基于对这种威胁的担心,才发生了美国支持的一系列军事政变(第385-386页)。

与第二阶段的民主不同,第三阶段的民主变得安全了。首先,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导致国家权力的大幅度削弱,剥夺了国家维持急需的社会计划的能力。各国决策者仅拥有为数不多的资源用来解决其经济和社会问题。全球化削弱了组织化劳工(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再成为一个政治议题。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因苏联政权的垮台而受到冷落。民选政府对新闻自由实行系统性限制。大众政治的力量失去了连贯性和威力。其次,在政治转型国家,继任的文官政府接受了与军人政权的“转型契约”,这种契约对随后的政策实行了严格限制,继任者要承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将不可侵犯”,并同意系统地限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和群体。结果,尽管从程序民主的角度看,最近阶段的民主化均奉行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原则,但从实质民主的角度看,公民权利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导致“不自由民主”普遍确立。“换言之,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被驯服了”(第19页)。拉丁美洲的民主不再对国内精英或国家资本造成威胁。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民主的这些不具威胁的性质,才使得自由且公正的选举扩展到如此多的国家,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民主变得让精英们可以接受了(第20页)。

但是,拉美民主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选举民主并没有带来拉美人均收入上的多大改善,同时,贫困率实际上升高了。在基本的方面,民主并没有满足公民的需求。整个地区弥漫着明显的挫折感。随着21世纪的来临,在整个拉美,以大众为基础的运动和政党都明确拒绝新自由主义政策,代之以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们不仅希望改变政策的方向,而且希望恢复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选民们在投票箱前表达他们的喜好,将其支持给予了中左翼的“粉色浪潮”总统候选人,如查韦斯、卢拉、基什内尔等人。尽管“粉色浪潮”中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但一个基本点保持不变,即领导者及其支持者希望使民主起死回生。扩大实践中政策的选择范围,并间或挑战根深蒂固的上层阶级和国际力量的利益。毕竟,如果民主不危险了,它有什么好处呢(第390-392页)。

这就是作者对他自己所提问题的答案。


三 与拉美民主化转型相关问题的诸见解

史密斯先生在试图完成他的两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了关于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对史实的认识问题,很有见地。简列如下:

 (一)与独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稳定并非是好事情。作者在书中提到一项基本事实,即政治不稳定是拉美的地方病。在1900—2000年间,该地区共发生了155次制度变革,平均每年1.53次。此外,还发生了不少于55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多于每两年一次。这样的变革率非常之高,在全球和比较语境下,拉美显示了不寻常的制度高不稳定。怎样看待这一事实?在政治话语中,总是将“稳定性”与积极意义联系起来,将“不稳定性”与消极意义挂钩。史密斯指出:“如果稳定仅仅指的是持续的时间,其本身并不表明这种持续(或不持续)是否有益。一个残酷镇压人民的独裁政权可能远比一个开放的、广受争议的民主政权更加稳定,但它并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更加糟糕”(第49页)。当然,作者也指出,不稳定意味着拉美政治民主经历的时间要更加长久,构成了政治民主的障碍。但他又从中看到了其积极的一面:“毕竟,民主化意味着变革,而变革会遭遇抵抗。接踵而至的冲突引发了不确定和不稳定。民主实验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正面的。唯有那些为民主战斗的人们,才能收获它的果实”(第51页)。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未必关联。作者提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命题是,政治的民主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的进步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和权力的分散化,从而抵御了国家的垄断。对这一观点,作者首先指出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即将两个假设混为一谈,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民主启动”的一个基本前提与经济发展是“民主巩固”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二者是不同的。然后,作者通过分析20世纪拉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阶段,即1900—1939年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和明显的。在第二阶段,即1940—1977年间,二者仍然存在着关联,但这种关联性就不那么紧密和明显了。在第三和最后的阶段,即1978—2000年间,二者的关联完全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联逐渐失去了实证上的说服力(第63-64页)。之所以如此,解释之一是,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都越过了民主政治转型所需要的最低经济门槛,而现阶段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发生来源于经济之外其他一些因素。

(三)军人仅仅是暂时退场。作者在第三章中专门写军人与民主化的关系。这一章的标题是“军队:正在退场?”,对军队正在退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据保守计算,20世纪拉美发生了167次成功的政变,即用武力推翻了现政府,平均每年1.6次,每个国家8.8次(第92页)。在这期间出现过三个政变高峰期,即1910—1919年;1930年代;1960—1970年。历史上,拉美的军事体制曾经是高度人格化的。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种新型的军事体制走到台前,即制度化的军事体制,它长期恪守一贯的意识形态纲领,还要转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一般说来,成熟的民主要求军事机构必须无可置疑地服从民选的文官当局,军职人员必须服从法治。从拉美地区文武关系的4种不同模式看,到20世纪末,文官控制模式只有6个国家,军队有条件地服从模式有9个国家,军队监护模式有4个国家,当然,军队控制模式已经空缺(第122-123页)。作者在该章的最后写到:“20世纪业已走远,拉美的武装力量还没有彻底远离政治。它们只是退避三舍而已。在大多数国家,它们保留着决定是否、何时以及怎样卷土重来的选择权。只要这一决定仍然操之于军队之手,那么,未来一切皆有可能”(第127页)。

(四)美国因素延缓了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作者在第四章中专门写国际因素与拉美民主化的关系。他认为,国际因素严重影响着拉美民主化的进程和前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以传播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为借口,推行其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伍德罗·威尔逊曾高呼:“我们是美洲立宪政府的朋友。我们不仅是它们的朋友,还是它们的捍卫者”(第131页)。但在1898—1934年美国对拉美发动了30多次军事干涉,为的是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宣示其地缘政治霸权。美国怀疑拉美人民的政治能力,并无意促进该地区高度的政治参与,而是更青睐于寡头威权体制。在20世纪的40年代至80年代,冷战背景对该地区的民主前景发挥了决定性的消极影响。“遏制”政策的总设计师乔治·凯南强调:“如果一个自由政府纵容、懈怠并被共产党人渗透,那么最好是由一个更加强悍的政权取而代之”(第134页)。安全比民主更重要。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吓坏并刺激了拉美社会的保守阶层,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偏爱军人独裁政府。于是,20世纪的60年代见证了一系列军事政变。美国甚至干涉民主政府。1954年颠覆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1974年支持和鼓励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后冷战时期,从1990年至2001年的第一个阶段,美国总体上是支持民主的。从2011年9月11日至今的第二个阶段,美国较少地支持民主,更多地容忍了独裁。安全变得比民主权利更重要,是否与美国结盟变得比民主实践更重要。

除了对上述不同时期的考察之外,作者还将拉美的两个次区域一个世纪以来的民主化进程做了比较。这两个次区域,一个是靠近美国的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个是离美国稍远的南美洲大陆地区。作者的结论是,美国对前者的影响比后者大,但前者的民主化则落后于后者,南美的选举民主比前者起步早,扩展也更广泛。这说明,美国的影响未能保证加勒比盆地国家发生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它阻碍或至少推迟了拉美一些国家政治民主的出现。于是,作者甚至“想到一个更宏大的观点:美国介入的程度越高,选举民主的出现就越晚,或越可能不持久”(第44页)。

(五)独裁体制与民主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没有差异。独裁与民主,究竟哪一种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变动与政治制度的变动有关联吗?通常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威权体制可以比民主体制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坚持,民主制度比独裁体制更有效。哪一方立场是正确的呢?作者通过比较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之下,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结果表明,在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00年的40年里,选举民主与独裁体制的年均增长速度是完全一样的,四舍五入之后,都是3.7%。在整个时段内,独裁体制与民主体制的经济实效实质上毫无差别,一种制度不比另一种更有成效(第266页)。但是,在改善社会条件,尤其是健康和福利方面,民主领导人被证明比独裁者更富有成效(第379页)。

(六)民主的困境。拉美的选举是如何影响治理的?它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有效公共政策的前景?一般而言,民主选举对行政首脑施加了重要限制。一方面,他们并不能授予总统以议会的有效多数。在拉美国家中,总统所在政党占议会席位多数的情况并不多,如果总统无法集聚起议会的足够多数,他就不能实行决定性的公共政策。立法机构中反对党的强势往往会造成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僵局,出现分裂的政府。如2003年墨西哥议会中期选举的结果是福克斯总统所在的国家行动党在议会中的席位由202席降至151席,革命制度党由207席增至224席,另外,民主革命党从56席增至97席。这对福克斯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有政治分析人士评论道,福克斯可以继续呆在总统府,但他已经指挥不动任何改革,犹如一具政治僵尸(第248页)。

另一方面,选民会剥夺总统(及执政党)的权力,导致政府更迭。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文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日俱增的需求使得治理的任务复杂化了。在需求的增长超出现有资源的国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失去民众的支持。现任政府的倒台和执政党丢掉下一届选举是常有的事情。这当然是一种“民主问责”的结果,但这种政府更迭现象带来的一个不良影响就是造成政府政策连续性的缺失。不利于长期发展计划的推行与实现。

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因素可以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第250页)。

(七)当下拉美最常见的政治制度形式是“不自由的民主”。作者在谈到拉美民主质量的时候指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表达异议是一项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理念需要保护基本的自由,如言论、新闻、集会、结党、宗教信仰等。尽管到20世纪末,除了个别例外,整个拉美地区的选举都是自由且公正的。在大多数国家,人民投票不受不当侵扰,反对党挑战现存当局,现任总统(及其所在政党)和平移交权力,政治组织的主导形式是“选举民主”(第315页)。但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等方面,拉美还有着相当糟糕的记录。新闻自由几乎总是陷入重围。民众经受了对人权的普遍限制。作者的结论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拉美最普遍的治理形式不是自由的民主,而是“不自由的民主”(第316页),它是将自由且公正的选举国家领导人与系统地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使结合起来的一种安排。

(八)民主绩效会影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可定义为“人民对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该制度中自我角色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态度、价值、理想、感性和评价”。也就是人们普遍存在的政治态度。在西欧和美国,人们非常信服这样的逻辑:即民主将权力交给人民,人民使用权力促进他们的利益。因此,人民应当支持民主。人们广泛假定民主构成了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民主是镇上唯一的游戏”(第347页)。但是,拉美不存在这一共识。大多数国家真正的民主开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许多制度只是全新的实验而非久经考验的传统。何况民主并不总是与进步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还有过困难时期。作为历史经验,拉美人还有另外的选项,即各类威权统治的形式。没有理由认为民主是理所当然的。

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民意调查研究表明,拉美地区有明显的挫折感。整个拉美仅有57%的受访者相信“民主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有55%的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威权政府,如果其能够解决经济问题。56%的人认同“经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第391页)。这说明,拉美人对民主治理的支持不是没有条件的,他们想要见到实际效果。如果成效并未如约而至,社会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对昔日的独裁流露出眷恋情绪:那可是一个法律和秩序的时代,一个权威明晰的时代,一个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发展的时代(第21页)。这种态度似乎更有利于“不自由的民主”。不少人似乎愿意接受削减民主自由以换取有效的、建设性的领导层。但是,这种态度会使民主的制度化和永久性陷入不确定的未来之中(第348页)。因此,民主绩效对转变人们对政治的态度至关重要。

(九)“粉色浪潮”的崛起是一种民主化趋势。自1998年的委内瑞拉开始,拉美地区见证了一个左翼选举胜利的浪潮,这一浪潮于2006年达到了最高点,左翼政党相继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多个国家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是一个蔚为壮观的“粉色浪潮”。作者认为,“粉色浪潮”是拉美人民对平穷、不平等和腐败的抗议,是对政府无力促进有效的社会正义的抗议。它代表了来源于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土著传统、天主教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组价值观,是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拒斥,带有反美的气息。它并不表明拉美人民拒绝了民主政治。相反,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民主的趋势,它意味着拉美愤怒的幻灭的人民大众在投票箱前表达他们的不高兴。他们正在利用最基本民主工具表达他们的要求,并寻求深远改革(第239-242页)。


四 简要的评价

由上不难看出,史密斯先生在《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书中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所提出的两个目标。其一,他将历史视角与政治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拉美19个国家100多年民主化进程的回顾,归纳出了三个周期理论,在比较研究中揭示了拉美各国因时间推移和制度差异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转型的方式的变化。拉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是长期的,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周期,作者通过周期研究将当下阶段的发展放在了恰当的历史视野之中。与以往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史密斯先生对20世纪拉美民主化三个周期的划分更严谨,他运用了大量图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增加了他的结论的可信度。尤其是,作者强调20世纪初拉美民主化转型的起点是人格化的威权体制,并且这种体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不单单是考迪罗统治。拉美民主化转型的终点是民主体制,但这种民主体制不仅仅是选举民主,而应该是自由民主,一种自由与权利相结合的民主。

其二,他回答了激发他撰写此书的那个问题,即“拉丁美洲民主的当前阶段有何新奇独特之处?怎样将其与早先的一些民主片段相比较呢?”,他的答案是,第二周期的民主化是“危险”的,而当前阶段的民主化被变得“安全”了。但是,作者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追问:当前阶段的民主,“它更多(或更少)回应了人民的意志吗?它实行更多(或更少)有效的政策吗?它有较大(或较少)的可能经受住考验吗?”(第375页)。史密斯先生总结道:“拉美当下的民主大都是浅层次的。选举民主已经植根于大部分地区,但还不是非常有深度的民主。制衡机制屈指可数,代议机构软弱无力,国家并不非常强大,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进步纵有发生,道路依然漫长”(第408页)。

作者在实现他的两个目标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高论,令读者耳目一新。如“与独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稳定并非是好事情”,“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未必关联”,“独裁体制与民主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没有差异”,“军人仅仅是暂时退场”,等等,这些结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证研究作为其后盾。史密斯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对美国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在列举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他尖锐地指出,是美国因素延缓了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第44页)。他一方面肯定了拉美选举民主的进步,但同时也一直见血地指出,当下拉美最普遍的治理形式不是自由的民主,而是“不自由的民主”。尽管选举民主为民众提供了向政府问责的机会,但它也是削弱公共政策效率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民主的困境”。作者注意到了欧美与拉美政治文化的差异,认为民主绩效对改变拉美人对政治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没有将“粉色浪潮”看作是拉美人民拒绝民主政治的表现,而是高度评价了这一现象,他认为这是拉美民主周期内部循环的“辩证”一环(第3页,第242页),是一种民主的趋势。它意味着拉美人民正在利用最基本的民主工具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并寻求深远改革。显然,作者对拉美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对拉美的民主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期待。

该书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谭道明博士译自2011年出版的英文版《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Chan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的第二版,第一版出版于2005年。如果直译的话,书名应该是《拉丁美洲的民主:比较视野下的政治变迁》。这是一本跨学科研究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到历史方法、阶级分析、制度主义、绩效分析、意识形态和民意分析这五种方法在他的书中“至关重要”。为了增加该书的可读性,作者在书中插入了不少“文字方框”,介绍了许多例证性的奇闻轶事、人物评论、方法论解说以及对概念化进程的评议。他试图勾勒出拉美民主的多面向图画,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拉美政治图像。可以说,作者的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但是,也正是由于作者所运用的方法多样,涉猎的国别和案例众多,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庞杂,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免有松散和缺乏深度的感觉,如军人政变的次数问题,如果没有定性分析则是不够的,因为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军人政变,均有性质上的区别。再如,作者提到1931至1944年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是典型的“马背上的强人”(第54页)。我们知道,马背上的强人即我们通常说的拉美历史上的第一代独裁考迪罗,是拉美19世纪独立运动之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产物,作者在谈到20世纪30年代萨尔瓦多的独裁者时用这样一个称谓,不免让专业读者感到愕然。另外,关于外部因素的作用,作者谈到,“最近的民主浪潮不能归功于冷战的结束”,但又接着说,“冷战的结束搬掉了民主变革的一个障碍”,作者对冷战后期以及后冷战时期美国战略政策调整对拉美民主化转型的作用似有评价过低之嫌。

总之,《论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对读者了解和认识拉美民主化的历程,体会其民主化的动力、绩效和存在问题,总结其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均很有助益,相信读者开卷之后定会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

[1] 作者认为,公民权利是民主的根基,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和自我表达必须得到宪法的保护。一个民主国家的职责在于,它不仅必须容忍不同意见,更要确保每个人无拘无束地自由表达。因此,作者提出了自由民主和不自由民主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对公民权利广泛保障的选举民主,后者是指政府对公民权利仅仅提供了部分或最低限度保障的选举民主。(第15页)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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