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之后，先后任教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未再回到清华园。有关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去留问题，余英时、周佳荣、胡文辉、张求会、刘广定、郭长城、崔岩等学者多有研究，主要关注陈寅恪夫妇是否打算赴港或赴台（“避地海外”）、北京方面多人的邀请与劝说过程等。就陈寅恪当年曾有准备赴港的动机与行动，目前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笔者近日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之助，得阅其馆藏马鉴档案文献中的一封周一良手札。该函中内容主要涉及陈寅恪先生，尚未见他人提及，故特为拈出，以为研究相关学术史之一助。

周一良致马鉴一函内容如下：

季明吾师函丈：违侍荏苒，已逾十载。遥惟道履康强，潭第迪吉，为颂为祷。一良返国后，服务母校，嗣来清华，栗六无所成就，殊深懊愞也。华北解放，各校情况俱见改进，谅港地报章载之已详。令戚陈定民兄在此教法文，时时晤及。兹有恳者，校中同人、同学及当局方面，皆切盼陈寅恪先生能于暑中北返。惟广州对此间真象甚不明了，恐寅公犹豫未决，故由一良与仝人邵君循正上书阐释此间状况。又恐广州邮件检查过严，不能得达。用敢仰烦左右，代为转递。如我师日内到穗，能向寅公面述鄙函，一切都感激无似。或设法交稳妥便人带广州面交，亦所至盼。我师若能就港地报纸所载此间真相，代告寅公，以当游说，则尤感戴矣。寅公表弟俞大纲君在招商局任事，可能往来港穗间，不知可设法托渠带此信否也？疏疏奉渎，至深歉仄。然素知我师亦爱护寅恪先生者，故不揣冒昧，定能见谅也。不一一，专此敬请

道安！

受业 周一良 谨上

六月廿七日

从“华北解放”和“广州邮件检查过严”来看，此信写于一九四九年，如馆方所定，殆无疑义。周一良之所以把信写给马鉴，而不是自己的同学俞大纲（陈寅恪表弟），或许基于两重考虑。首先，马、周二人有师生之谊。马鉴名列鄞县“一门五马”之一，众兄弟名气大，学问也了得。周一良就读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时，曾选修马鉴的“笔记研究”课。据周一良校读《石林燕语》时的题记：“廿年春，一良在燕京读书，从马季明教授研究宋人笔记，取此书读一过并加标点，位制分类目录卡片。”周一良回忆当年的情况，“想选历史系洪业（煨莲）先生的‘历史方法’，但被国文系主任兼专修科主任马鉴先生劝阻，听他的口气，似乎洪先生的课门槛特别高，一般学生不易达到要求。”周一良就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和研究院期间，时常请教，过从颇多。两人还合编《山西石佛考查记》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十八期。不久两人各奔东西，未曾会晤，长达十几年之久。其次，马鉴素为“爱护寅恪先生者”之一，曾先后在港大和燕京大学（成都）有同事之谊，两人确实有不浅的交情。马鉴不仅抄录过陈寅恪的诗作，还与之有诗词唱和及书信往来。陈寅恪涉及与港有关问题，至少两次致函马鉴和陈君葆，可见其信任度。马鉴对学界情况的熟悉及其劝说的分量，也远非早已淡出学界的俞大纲可比。

周一良要给陈寅恪写信，与内心对他的崇敬是分不开的。虽未直接就读陈门下，但周一良不仅去旁听过陈寅恪讲课，学术研究的路数也深受其影响。尤其是周一良赴哈佛大学读博，学习梵文，完成以《 唐代密宗》（“Tantrism in China”）为题的学位论文，就被学界目之为最能承袭陈寅恪学术衣钵者。陈寅恪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聘，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在广州安顿下来。周一良去信问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南北差异。早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三个月，国民党政府机关就开始迁往广州，此后广州的邮件管制措施可能更为严格。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围阻，当时北平与中国南方甚至海外的通信并不直接畅通。周一良无法直接给陈寅恪写信，才要马鉴进行中转。当时在北大的印度交换留学生（白春晖、欧辩才等）也不能直接与家人通信，乃由吴晓铃恳求马鉴，才为印度学生与家人之间临时搭起了一座桥梁。

周一良此函中尤其体现了清华方面对陈寅恪先生之态度。一九四九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响，北平城就迎来了“大变局”的开篇。西郊清华园的解放早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一月十日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当天清华召开了校务委员会会议，所宣布的三条接管方针中，包括了“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和“教职员一般采取原职原薪，暂不变动”等措施。冯友兰时任校务委员会的代主席，对清华园的解放与接管，他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全中国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在北平变换的时代风云中，周一良本人也经历了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因为北平被解放军围城，国民党开始了“抢救教授”的活动。陈寅恪一家和胡适是首批南下的。以往的论著中均未提及资质年轻的周一良也在被抢救的教授名单上。而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黄澄为教育界人事乘机南下事给郑天挺先生的信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学术界知名之士志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莘田、钱三强、钱思亮、严济慈、赵乃抟、张政烺、周一良、沈从文、邵循正、孙毓棠诸先生。”周一良和邵循正等人并未离平南下。周一良之所以未南下，其原因是父亲周叔弢的劝导：“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局面颇为紧张时，我写信给父亲征求意见。这时大约已有地下党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张我不要考虑离开，并汇给我一笔应变费。”可见，并非周一良对共产党的政策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周一良在给恩师洪煨莲的信中就说过：

中共对知识分子态度如何不可知，传闻齐鲁大学已开课，中共广播称梅校长可留、胡校长必去，至对教会大学如何处置尚无所闻也。一良本年就清华，授亚洲诸国史一门，日文二门，在燕京授日本史一门、魏晋六朝史一门，颇为忙碌。

过了大转型的几个月，周一良必然在清华园感受到了一些新气象，思想上的进步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清华大学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叶企孙出任主席。此后，清华开始了对少量学科进行调整的步伐。六月十三日，校务委员会决定将文学院的人类学系并入到法学院的社会学系。七月二十六日，清华甚至取消了法律系，部分学生转入北大法律系。虽然百废待兴之际，清华大学在紧锣密鼓的喜迎新局的系列活动中，多位同仁和学校当局还惦记着南下的陈寅恪，因此安排邵循正、周一良给陈寅恪写信，告知清华的情况，以便劝说陈寅恪尽快北返。邵循正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与陈寅恪之间的长期密切关系，周一良甚至都比不上。清华迫切希望陈寅恪尽快“暑中北归”，固然有能在秋季学期开始上课这一时间节点，更重要的是希望有了陈寅恪这一面学术界的大旗，可以起到稳定校园人心的作用，既能尽量保持对教职员现状的维护，同时也是与国统区大学的一种竞争势态。这与清华教授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函希望迎回梅贻琦一样，“务请继续主持校务，俾全校上下有所遵循”，大家的心情也是相似的。

新旧管理机构与体制之间发生的变化，必然导致人员的心理变化和律动，这要超过以往那些清淡的日子。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实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平故宫工作的马衡致函马鉴，开篇就说：

五弟如晤，得一月廿九日复书，敬悉叔通、寅初、西谛、伯等述及近况，尤所欣慰。据西谛言，寅恪今在岭南，下半年将来港大，岂吾弟继任之人已定寅恪耶？

经查马衡的日记，郑振铎（西谛）、马寅初等人是三月十八日刚从香港抵达北平的。郑振铎的转述或许反映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陈寅恪与港大之间就有再续前缘的可能。五月十日，陈寅恪致函马季明、陈君葆云：“近来时局日紧，将来广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于万不得已时或有赴港一避之举，然决不轻动也。”六月二十一日，胡适致袁同礼函中说：“寅恪在岭南甚苦，但恐港大更不如岭大。你何不写信给马季明谈谈此事？”远在美国的胡适都知道了陈寅恪与港大的传闻。八月二十三日，陈君葆在日记中记载：“一位姓邓的来说，陈寅恪先生有几十件行李要搬到图书馆来，问我能否接纳。我说若在二十件以下倒还可以，太多不成。”这次搬运行李预示陈家确有到香港的打算。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读到周一良和邵循正写给陈寅恪的原信，但能推测该信主要是记载了北平当时的真相。周一良在给马鉴此函中的急迫之情，似乎溢于言表。他提供了好几种想法，希望马鉴能够选择其一，使自己和邵循正合写的信能够被陈寅恪知晓，免除其犹豫不决，从而在暑中就能顺利北归。周一良欢迎陈寅恪的北归不只是为了自己能时常当面问学和请教，更多的是基于大局的考虑，也是为了完成当局赋予的使命，其信函文字的背后也反映了他愿意以新的面貌迎接新时代的潜意识。这也是他后来又接受范文澜的委托，代向陈寅恪致意，实为邀请其北返的原因所在。一九五六年周一良还给在美的杨联陞、邓嗣禹等友人写了一封长信，召唤他们回国参与社会主义新建设。周一良的这些积极行为或许自有内在的逻辑，不得不深思之。

周一良此函或许是受清华校系新一届的领导叶企孙、吴晗的指派。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被解放，大约不久叶、吴二人就直接向陈寅恪发去电报，催问他回清华园任教。陈寅恪不仅回复了电报，还于十月二十五日给二人回函。该函内容如下：

企孙 春晗两兄同鉴： 顷奉迥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覆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及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覆。

顺颂

研祉

弟 寅恪敬启

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

陈寅恪在此信末尾提及邵循正（心恒）、周一良，也算是一次回函，表明自己“实有苦衷”。陈寅恪以岭南大学的聘约和家庭困难等回应，不能说全是托词，因为这些困难确实存在。“北地苦寒”，对陈寅恪一家而言，确实“居大不易也”。周一良和北平的其他同仁们固然非常关念，但或许并未能深刻理解陈寅恪本人的心态，“然决不轻动也”这几个字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再度想起陈寅恪的“北归端恐待来生”这句诗，不由得感慨万千，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