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史家陈寅恪（1890-1969）曾在其晚年著作《柳如是别传》的开头，于自咏的《题牧斋初学集》诗序里，提及了对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1582-1664）这段诗句的欣赏。此四句出自钱氏的七律作品《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中呈现的，当是钱氏与其出身秦淮名妓的侧室柳如是（1618-1664，陈著中皆称以“河东君”）成婚后所过的生活。而这也是晚明许多著名文人的写照：他们一方面与妓女交游唱和，一方面也亟思报国、好谈兵事，积极寻求抵御东北异族入侵之法。 

《柳如是别传》的写作，花费了陈寅恪甚长甚巨的时间心血。何炳棣（1917-2012）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以陈氏这么了不起的大史学家，拥有如此深厚的学问与才情，却耗费十年的时间，为明末的一个秦淮妓女撰写篇幅三册、长达一千多页的考证传记，不啻是极大的浪费。在何氏看来，史学家的“正业”，应该是像其师雷海宗（1902-1962）那样，论断国家大势等大格局的议题。不过这点其实见仁见智，至少陈寅恪自己的态度，是主张为学重在真实，不避琐细，最重要的是能将“真实”重现出来。

陈寅恪一生学术路线的走向，大致是由中古以降一直向下探究，而非往上追溯。对此他曾自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这也与其主张中国文明最盛于六朝、宋代的看法有关。有学者曾将陈氏史学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亦即以非汉民族的语文研究其历史；第二期是“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也就是魏晋隋唐五代史；第三期则是他在1949年以后，慢慢转而投入的“心史”。本文聚焦的《柳如是别传》和《续再生缘》二书，就是属于他第三时期的作品，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全心投入的课题。

二、“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陈寅恪一生都在史语所历史组任职，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在清华、北大等校执教，却也一直遥领着史语所第一组（即历史组）的主任一职。尽管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胡适（1891-1962）、傅斯年（1986-1950）等人并不完全相合，反倒与梁启超（1873-1929）、钱穆（1895-1990）较为接近，但梁启超史学强烈的“用世”情怀，其实又与陈、傅这些专业史家有所不同。在陈寅恪等人的写作中，并没有像梁氏那样明显、直接的现实意图。陈氏甚至曾在审查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史》时所写的报告书中，主张研究古代哲学史者应“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句话在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自己也经常引用。

傅斯年曾赞誉陈寅恪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虽然一般人对陈氏的评价，常聚焦于他“懂得多种语文”的特殊长才，但我认为其丰富的历史想象，是非常值得探讨、不可忽视的一项特色。当然，对陈寅恪本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而其无边无际的历史想象是此处所欲探讨之处。

以《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为例，陈寅恪在这篇文章里探讨李德裕（787-849）家族原本世代居于河北，却在其祖父一代迁至河南汲县一带，并开始赴京参加科考的原因。照理来说，他们在河北原乡时是大地主，可能还身兼一两个虚衔性质的官职，根本无需参加科举考试。陈寅恪透过其历史想象力，推导出了可能的原因：当时东突厥开始没落，原本其下役属的各族部落遂纷纷独立，转而归附中国，或进居边境、渐入内地，从而与李栖筠之类的当地地主发生冲突，迫使后者往南迁徙。南迁之后，失去经济来源的李氏一族，为了生计，不得不通过科考求取功名。由于这段经历，李栖筠曾写过一篇《贡举议》批评科举制度，后来李德裕在和牛僧孺（779-848）对抗的过程中，之所以对新进进士采取批驳的态度，也是肇因于此。陈氏此文，将地理、种族、科举等各个层面融会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微观、宏观兼具，环环相扣的历史图景，这是何等的想象力！不仅如此，此文与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的外族盛衰连环论，中国古代边疆胡汉族群的复杂互动，乃至科举、党争等问题，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运用诸如此类的想象进行历史推论，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却是陈寅恪史学极具特色与魅力的一点。 

现场听众

三、《柳如是别传》：河东君遇钱谦益前十年之经历

《柳如是别传》一书提到，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缘之前，曾有十年的时间流落于江南几个重要的地区──松江、嘉兴、杭州，最后在常熟嫁给了钱谦益。钱谦益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文人，但也极具争议性。他在晚明坐拥文坛领袖的地位，负天下之众望三四十年，后来却投降满清。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军进入南京时，钱谦益不仅是开门迎降的其中一人，而且还站在队伍的前列，此后江南舆论便对他多所谤议，有人在西湖边写下“两朝领袖”之文以讥讽之，其家也如同许多于北方投降的南方官员般，遭遇乡人纵火的威胁。多年后，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从钱谦益的《投笔集》和其余文字里，看出他虽然投降清朝，却仍怀有异心，原本就因为钱氏降清而甚鄙其人品的乾隆帝，遂将之列入《贰臣传》之首，并下令禁毁其著作。因此，钱谦益之文在清代后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处于被禁的状态。当然，民间还是有人私下买卖其著作，就连朝鲜使臣来到中国，也常会询问何处可以购得钱氏的文集。

钱谦益，这样一个在明清之际盛名远播、毁誉参半的人物，其貌不扬却才气纵横，长于诗文却不擅书法──连柳如是的字都比他好──他与柳如是这个秦淮名妓的结褵，涉及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而这正是陈寅恪花费长达十年之岁月所欲探讨的。诚然，当中亦有些许未能解开的谜题。例如陈寅恪曾在一首诗中，提及对钱谦益可能与另一名风尘女子“惠香”交往的考察，他认为此女和柳如是同为钱谦益金屋所藏之“二娇”。但即便陈氏不避琐细地旁征博考，仍未能厘清该名女子的身分，这让他备感挫败。“惠香公案”的疑滞难解，也成为《柳如是别传》迟迟无法出版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论人》（An essay on Man）一书中提出，关于历史的讨论应该区分两种事实，亦即“物理事实”和“历史事实”。前者的英文译作hard fact，系指具象可见之事实，而后者则是经过“象征化”之后的产物。卡西勒认为，人们很大程度上是活在一个由各种象征织就的网络中而不自知，但与之同时的历史学家，大多只看到所谓的“物理事实”，而未曾看到那些已被处理过、高度象征化的“象征性态度”（symbolic attitude）。他表示，如果要研究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家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 前95-前46）为何自杀，光透过由物理事实角度获得的信息，是无法予以解答的，而必须从书信等各种历经象征化后的层面着手。我过去曾以胡适眉批本的《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为中心，初步讨论过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主要便是集中于“象征化”的层面，分析他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如何将一些看似称不上什么具体事实，但实际上却已被“象征化”过程（symbolic process）处理过的事物引为论据。一个音韵、一个字眼、一个眼神，乃至一部文集排列的顺序，这些东西都成为陈寅恪在论著中采用的历史证据。作诗时要押什么韵，光是这个选择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象征性行动”（symbolic action）。而陈寅恪便是透过其所研究之人的象征性行动，来检视个中人际的分合、网络的聚散等种种层面。换言之，该篇文章关注的，主要是那些难以察觉、不被重视，但人们只需靠着押韵的选择或赋诗唱和的活动就能形成的网络。

我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一文中，主要讨论陈寅恪分析《柳如是别传》中晚明清初文人“象征性书写”的部分。至于本文，则欲讨论陈寅恪研究中所掌握、运用的“物理事实”，他如何运用日常生活史中的证据，以及如何呈现这些证据。在发挥自身丰沛的历史想象、探究象征性的历史事实之际，陈寅恪也同样重视物理事实，甚至可以说是动员了所有能考察到的物理事实，来进行各项推论，而这正是身为史家的“基本技艺”。陈氏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想象，也往往奠基于此。地理空间、时间、制度、文化……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言，这些知识就像是理应随身携带的“钥匙”一般，而陈寅恪在进行他的历史想象之前，就已经穷尽了对于这些面向的了解。

四、陈寅恪作为史家的“基本技艺”

1、地理、空间：在史家的基本技艺当中，对空间因素的考察是非常重要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考察钱、柳二人的结缘经过，提及柳如是曾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乘船赶路，会见将为其介绍对象的友人汪然明（1577-1655）。汪然明是活跃于晚明文人圈的一位徽州富商，与许多才媛名士皆有来往，现存的柳如是尺牍当中，就有不少写给他的书信。陈氏遂根据这些信件，配合对相关地理空间信息的掌握，探讨了柳氏此趟行程诸多细节。他认为柳、汪二人会面的地点是在吴江的垂虹亭，那是明末清初文士喜爱集会的一处游览胜地，不仅风景秀丽，而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柳如是于会面前日冒雨乘坐小舟自盛泽镇──往来该镇只能利用小舟──出发，赶赴垂虹亭，并于当地改换大舟，等待汪然明的到来。她还计划若汪氏不至，隔日便换乘小舟返回盛泽。陈寅恪认为，这些安排恰恰反映了柳如是焦急的心理，以及她所面临的“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河川的流向、宽窄、深浅，乃至由此发展出的地理条件，这些在一般人眼中可能过于琐碎的信息，对陈寅恪来说却极为重要，而他也确实透过此类讯息的考证，推论出柳、汪二人的会面地点，和柳如是行动背后的幽微心态。

另外，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指出，钱谦益、柳如是都曾在清初参与抗清复明的运动，并一度搬到位于常熟附近、滨江近海的白茆港。陈氏遂根据上述地理条件推断，该次迁徙是为了便于接应郑成功（1624-1662）的军队。但后来郑成功攻略南京失败，钱谦益就搬回常熟城内，只剩柳如是还留在白茆。陈寅恪认为：“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者，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以上二例的推论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不可否认，陈氏对于空间地理因素的考虑确实颇为细腻。

2、时间：陈寅恪的著作对时间因素一向重视，认为即使是一天两天之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人撰国史，必详于时日，时间顺序的先后，便可能导致对人物、史事评价的重大差别，乃至其后续发展的差异。好比在城破前一天抑或后一天投降，两者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陈氏的研究不仅经常引用郑鹤声（1901-1989）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还不时订正其中的错误。他在《柳如是别传》中也提到：“寅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钱谦益的同宗门人钱曾（字遵王，1629-1701）在清初笺注其师遗著时，唯恐触犯时禁，注语多所保留，许多细节皆略而不提，故陈寅恪于此着力甚多，以期“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由于偶尔会发现郑鹤声推测的日期与近人算出的官历相差一至两年，陈氏遂希望能将真正的明代官历找来对照，他认为，即便只是一两年的差距，亦可能据以判断行为者的动机，或推定其他重要的时日。《柳如是别传》里就有一个例子：柳如是早年的追求者中，曾有一位是徐阶（1503-1583）的后人“徐三公子”，他在某年腊月三十至其居所拜访，宴罢被柳如是以除夕夜宿娼家不妥为由，遣人持灯送回。陈寅恪遂根据明代官历反复推敲，崇祯哪几年有腊月三十日，如此便可考知此事确切发生于何年。

3、气候：气候可以说是大自然留下的证据，在陈寅恪的著作中，此类证据也不时成为他推断历史细节的重要线索。如崇祯十三年底，钱谦益曾为了取悦柳如是，在家中大宴宾客，和与会者彼此赋诗唱和，然而当时正居住在钱家的黄淳耀（1605-1645）却没有出席。黄氏性格刚正，后来在弘光元年南京失陷后坚守嘉定，城破后又与其弟一同自杀殉国。陈寅恪对其未曾与宴一事进行了许多推测，认为他当时正在钱家担任钱子孺贻（孙爱）之塾师，应是待在其师钱谦益的书楼中，由于不赞同钱氏将迎娶秦淮名妓的决定，遂不愿下楼赴宴。之所以如此推断，是因为有史料证据显示，黄淳耀馆居钱宅期间，是和书住在一起，考虑到江南气候潮湿，藏书必在楼阁，且以上层为宜。

4、年龄：年龄因素亦是陈寅恪讨论历史人物时的考虑之一，在《柳如是别传》中，此一因素为钱、柳二人与其交游对象的关系，提供不少值得推敲的线索。柳如是虽曾与不少才子名士有所往来，最后还成为钱谦益的妾室，但最令她魂牵梦萦、难以割舍的一段感情，其实是与云间诗派领袖陈子龙（1608-1647）的交往。陈子龙是晚明最出名的青年文人之一，柳如是对他非常心仪，甚至曾与其同居过一段时间。虽然由于陈子龙的元配性格强悍，这段感情最终以分手收场，但从柳如是后续诗作多取材自陈诗，遣词用字亦往往与其相似，并以典故比附二人的关系，便能看出她对陈子龙仍一往情深。自崇祯八年（1635）离开陈子龙，到与钱谦益结识、交往进而结褵，期间柳如是曾有过三名与其年龄差距甚大的追求者：唐时升（1541-1636）、程嘉燧（1565-1644）、李元芳（1564-1637）。其中程嘉燧的追求行动是最积极的，为柳如是写了很多诗。陈寅恪认为，程氏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热情，竭力争取柳如是的垂青，就是因为他是三人里最年轻的一位，故而“偏怀野心”。值得一提的是，程嘉燧也是钱谦益的好友，据陈寅恪考证，程氏后来将这段期间与柳如是唱和的诗都删掉了，就是因为对方嫁给了自己的友人。 

5、制度：在史家所必备的“钥匙”当中，制度可说是最基本的一把。陈寅恪非常注意制度层面的问题，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便是聚焦于制度的讨论。而在《柳如是别传》里，他注意到一个称作“彩生”的妓女，每次参与士人文燕，“往往不待席终，即先别去，似有拘束所致”，从而判断此女应为营妓。营妓白天虽可在外行动，但入夜后必须在时限前返回军营报到。陈寅恪所以能有此推测，显然对相关制度是颇为清楚的。

又好比顺治四年（1647），钱谦益被卷入黄毓祺（1579-1649）案遭到逮捕，后蒙两江总督马国柱（？-1666）在奏牍中予以回护，声称“钱黄素不相识”。陈寅恪对此遂有“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之批语。而在后续参与复明运动期间，钱氏一直寄望于一位名叫马进宝（？-1660）的将领，特意与之结交，他所做有关此人之诗文，皆援用汉代马援（前14-49）之典，称以“伏波”或“伏波将军”。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攻打南京前，钱谦益曾企图说服时为松江提督的马进宝起兵呼应，但待郑氏进兵后，却迟迟等不到地方上的响应。马进宝则称其家眷皆在北京为质，方犹豫再三、不敢动作。史语所出版的杨英（1600-1680）《从征实录》，其实就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陈寅恪亦引用了该条材料。换言之，就是因为有这些物理事实作为依据，他才敢进行这么多的想象。

科举制度对文人身份与活动的影响，也是陈寅恪不时考虑的因素。他在讨论柳如是与陈子龙的交往时，注意到后者与李雯（1607-1647）、宋征舆（1618-1667）二人交情甚笃，无论狎邪之游，抑或文酒之会，总是结伴相偕；然而在崇祯六年（1633）秋季某次于柳如是馆中的聚会里，却没有李、宋二人的身影。对此陈寅恪提出解释，认为当时正值乡试考期，而此二人尚无功名，与已具举人身分的陈子龙不同，故应是离开松江去参与科考了。

此外，在阅读明遗民顾苓（1609-1682）为柳如是撰写的《河东君传》时，陈寅恪注意到传中“适云间孝廉为妾”的叙述，并认为此“云间孝廉”与“妾”的用词，分别是对陈子龙，以及柳如是为其“外妇”的讳饰。不过陈子龙明明拥有进士功名，顾苓为何称之为“孝廉”？陈寅恪认为，这是因为陈、柳二人交往期间，陈子龙还只是举人身分，而待其于崇祯十年（1637）进士登科之时，两人早已分手。由此亦可见顾氏之史笔颇为讲究。

总之，无论是城门关闭的时间、营妓的管理，还是科举考试的运作，这些制度因素都被陈寅恪视为史家必须考虑的具体事实。由此亦能证明，所谓的历史想象，就是要以坚实的物理事实作为基础。

6、文字、音韵：在陈寅恪的研究中，文字、音韵是很重要的证据。好比说鼎革之际，许多文人不愿使用新朝的韵书，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而“用韵”涉及的层面，又非仅止于诗词创作。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提到，人物的名字、别号，陈寅恪说：“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明末的才媛名妓，多喜爱取“隐”字作为别号，如黄媛介号“离隐”、张宛仙号“香隐”，皆是例证。柳如是更名时，易其“杨”姓为“柳”，改其名“影怜”为“隐”，一方面也是因为“疑”“泥”两个韵母在她的嘉兴乡音中并无区分，故“影”“隐”二字读起来是相同的。总之，就连此类音韵问题，陈寅恪都考虑进去了。

陈寅恪还在该书中辩证了明清时人笔下“城南”与“西城”二词所指涉的空间范围。他指出，所谓的“城南”一般习指“城外的南边一带”，而“西城”则是指“城内之西部”，两者之间存在城墙内、外的差异。这是一项重要的物理事实，不仅涉及古人文字使用上的惯例，所指涉的城内、城外之差也对相关人物之活动影响甚深。比方柳如是在游访嘉定，与“嘉定四先生”为首的当地名士结交唱酬期间，参与城内举办的饮宴，由于夜间城门将会关闭，她若未能提前赶回城外的寓居之所，就只能宿于友人的家中，例如唐时升位于“西城”的宅圃。诸如此类的细节，陈寅恪都考虑得非常仔细。

买卖是一件复杂的事。钱谦益的绛云楼，在毁于火灾之前，曾是晚明非常有名的藏书楼。而钱氏生平藏书中最令其引以为傲者，是两部宋版书，一为《汉书》，一为《后汉书》。钱谦益后来在手头拮据之时，将二书典卖给了谢三宾（1593-1672）。陈寅恪提到“卖”有“典卖”、有“绝卖”，先前一桩与毛晋的买卖，他引了三封《与李孟芳书》，第二封提到欲“告籴于子晋”“质物”，第三封提到欲“绝卖与子晋”“找足”；陈寅恪在分析时似乎认为，两汉书先是以较低价抵押给毛晋，后来又计划绝卖给他、再多拿一些钱回来，但最后没有谈成，而是将书从毛晋处赎回，再转卖给谢三宾。

陈寅恪还指出南明福王（朱由崧，1607-1646）政权的年号“弘光”，取自《易经》中的“含弘光大”之义，而这其实是钱谦益“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足见福王与钱谦益之间颇有来往，后者亦确实在弘光朝廷扮演重要的角色。

7、学风：陈寅恪认为，一个人的学风，能够反映他的态度和抉择，而从历史人物学风与文风的变化当中，亦能看出其于人际方面的倾向。他指出柳如是早年和陈子龙在一起时，其诗作所用之典大多出自《昭明文选》或唐代以前的古书。这是因为陈子龙是晚明文学复古运动的健将之一，在创作上受“后七子”影响，信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念。他尤其好谈《文选》，对宋代以后的文学则嗤之以鼻。然而后来柳如是的诗中，慢慢引用到苏轼（1579-1649）的典故，由此即可看出柳如是逐渐离开陈子龙，而属意于提倡宋诗运动的钱谦益。诗文之用典，也能成为研究时的重要证据。

8、风俗、惯例：地方风俗与惯例，是陈寅恪最喜欢引用的论据。例如钱谦益的曾侄孙，同时也是他最亲近的门人钱曾，在其过世后却与族绅钱朝鼎一同迫害柳如是，甚至向其女婿赵管逼索一笔高达三千两的债款。柳如是于抗议未果后自缢，死前写下遗嘱，表示自嫁进钱家以来，从未受过此等侮辱。柳如是之女在其《孝女揭》中称钱曾为“兽侄孙曾”“兽曾”。柳如是的女婿之所以成为逼债对象，是因为按照常熟风俗，妇女若无亲生之子，家产通常在丈夫过世之后交付给女儿女婿。钱曾等人便是怀疑，钱谦益的财产皆已通过柳如是落入赵管夫妇之手，才会对其“逼索特甚”。换言之，这些人物思考与行动背后的逻辑，都与当时当地的风俗有关。

一般家庭惯例也是陈寅恪相当重视的层面。他在《论再生缘》里便经常援引“昔日家塾惯例”作为论据。而在《柳如是别传》中，柳如是早年嫁给周道登（？-1632）为妾，因与仆人私通，将被杖杀，遂躲到周道登母亲处所，其后虽得周母救护免于一死，却也被逐出周家、鬻入娼门。陈寅恪认为，按照“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之惯例，柳如是当年应是被周道登之母收作丫鬟，后来被周氏从母亲之处索为妾，故后来将被杖杀时，才逃至其处寻求庇护。

陈寅恪还讨论了旧时文人写作的些许习惯。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古人赋诗之惯例，凡“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记述赤壁之战时提到的“时东南风急”，到了唐代杜牧（803-852）的《赤壁》诗中就变成了“东风不与周郎便”。而在《论再生缘》里，陈氏亦以“神道碑文之作当在已有墓志铭之后”，来解释其所引神道碑、墓志铭的呈现内容。

在陈寅恪眼中，中国政治史其实存在着某种通相。他曾在《柳如是别传》里谈及这么一起事件：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申时行（1535-1614）的女婿李鸿（1558-1607），在参加科考时，于试卷中使用了一个“囡”字，之后虽然考上，却酿成了一桩科场大案。礼部司官高桂便上疏质疑，李鸿使用俗字还能中试，背后必定存在不正当的交通关系。陈寅恪认为，此案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李鸿本人，而是为了对付他的岳父申时行及其党羽，并作出了如下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陈氏还猜测，该次的考题应该是《论语·季氏篇》“夫人自称曰小童”，故李鸿用了“囡”字。

9、族类与礼法之变化：陈寅恪非常重视礼法，他认为族类跟政权的更迭，将导致礼法、风俗等许多层面随之变异，而人们则会在这当中左右取利，以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行动。例如清人入关之后，包括龚鼎孳（1919-1673）在内的许多明朝降臣，都纷纷为自己的妾向新政权请封诰命。这正是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现象，当主政的族群改变，约束社会的礼法也将随之产生变化，由是“汉族降臣，自可以妾为妻，不若其在明代受法律之制裁”。然而，柳如是并不在这些受封的官员妾室之列。钱谦益当时正在清朝的礼部任职，与新政权的关系尚佳，为何没有为柳如是争取封诰？陈寅恪猜想，这必是出于柳如是个人的意愿，不愿接受清廷的册封，从而也反映柳氏的政治态度。

10、时代流行、通习：在时代流行方面，陈寅恪对于明清时人一些娱乐、玩赏性质的活动，亦有所讨论。他注意到钱谦益的诗文中，也有玩弄“嵌字”手法的游戏之作，其《造大悲观世音像赞》的字里行间，就不时嵌入柳如是的姓氏名号，如“杨”“柳”“爱”“影”“如”“是”等等。另外，柳如是在嫁入钱家后不久，曾生过一场病，得到名医江德章的医治，事后钱谦益便以家中收藏的一只玉杯相赠，作为酬谢。陈寅恪在叙述此事时谈到，收藏玉杯的雅好，在晚明的士大夫之家颇为流行，而钱谦益也不例外。

陈寅恪在讨论明末清初有关柳如是的记载时，曾指出“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就连钱谦益家，亦随着柳如是的到来逐渐分裂成两派，分别支持她和元配陈夫人。而钱谦益死后向柳如是女婿逼债的钱曾，其实就是陈夫人那一派的。

11、对世情人性之体会：对世情人性的敏感度，以及对古代日常知识的掌握，皆是陈寅恪讨论历史问题时的利器。陈寅恪透过明清时人对柳如是的一些描写，注意到她似乎具有耐寒的体质，并将之与明末吴越地区服用砒霜御寒的流行，以及“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霜，既可御寒，复可令脸颊红润”，乃至明清妇女亦有内服美容之方等信息联想在一起。陈寅恪补充道：“斯乃极妄谬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不过他又举《南疆逸史》张白牛冬季服砒霜“聊以御寒”例，认为此例“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猜想柳如是可能也透过服食砒霜，维持其温热的体质和良好的气色。

人物行动与性格之间的关联，亦是陈寅恪经常讨论的议题。例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及钱谦益见其友庐世氵寉（1588-1653）出版《杜诗胥钞》，同样也在批注杜诗的钱氏出于争名好胜之心，当即便将尚未完竣的注笺，以《读杜小笺》《二笺》的形式陆续出版。对于这种文人心态，陈寅恪是深有体会的。

另外前文提到，崇祯十三年夏柳如是曾冒雨乘舟，赶赴垂虹亭会见汪然明，行程中的许多安排，都能反映其迫切的心态。而她之所以急着寻觅良配，陈寅恪认为，是为了免除来自谢三宾的威胁。谢三宾在全祖望（1705-1755）《鲒埼亭集》的记述中，是一个品格非常恶劣的人物。该书表彰了许多节烈之士，并刻意托出若干品行极坏之人，而谢氏在后一类人物中，可谓是数一数二。此前柳如是拒绝了谢三宾的追求，与之断绝往来，因此得罪了对方，故若不托身于像钱谦益这样极具地位的人物，恐将难免遭到报复。

当然，陈寅恪在书中可能也有一些过度推测的情况。例如前文提到柳如是于某年腊月三十与“徐三公子”见面，后以除夕夜宿娼家不妥为由，遣人持灯将之送回。陈寅恪推想，此一遣人相送之举或亦具有监视之意，担心这位徐三公子不愿安分返家，仍旧“别宿他娼”，并猜测当晚柳如是其实已和陈子龙有约，才会以节日应与家人团聚之由，送走徐三公子。

《柳如是别传》中对所谓“红袍三神”的解释，也是明显的例证。当钱谦益准备迎娶柳如是过门时，地方上曾有一名老妪，声称看见三位红袍乌帽之神，坐在他家的阶前，预言柳如是将成为祸水。陈寅恪认为，此三神应该是指钱谦益的祖上三代，因为那时其父、祖、曾祖三代皆已获封赠。虽然就实际情况而言，其父、祖两位品阶较高，有资格穿着红色官服，曾祖只获赠五品官，仅能着蓝色官服，但是中国文人若将就一些，也可以此统称。后来钱谦益用以藏书的绛云楼毁于祝融之灾，又有一名老妪自颓垣之中拾得“残书数帖”。陈寅恪将这些信息予以汇整、参对，认为上述两起事件中出现的老妪，其实是同一人，而且还是钱谦益元配陈氏之党羽兼侦探，住在钱、柳二人居所附近，负责侦查其情况。“红袍三神”之事，实乃陈氏一党利用当地人的迷信心理，结合钱氏父祖三代受封状况捏造的谣言，藉此对钱谦益提出警告，好迫使其斥去柳如是这个“祸水”。

12、个人嗜好：在陈寅恪看来，历史人物的个人爱好，也可能成为影响史事的因素。譬如他在《柳如是别传》关于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1623-1651?）对外声称已死的讨论中提到，顺治七年（1650）末至八年初，清人似有强夺秦淮当时及旧日名妓之举，并认为此举或与顺治帝（1638-1661，1643-1661在位）喜爱戏剧有关。

13、用典：与用韵相同，用典其实也是一种象征性行动，可以从中看出创作者未能说出的下半句话。而史家的职责，就是将这些潜藏的内容发掘出来。前文提到，陈寅恪通过考察，发现钱谦益除了柳如是之外，还存有另藏一娇“惠香”的企图。他认为绛云楼之命名，便同时暗寓了柳如是与惠香之名，当中甚至含藏韩愈（768-824）绛桃、柳枝二妾之典，可谓“自比昌黎，欲储两阿娇于一金屋”。若非熟知此等故事，便很难从中窥测到钱谦益的这种隐微心态。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笺释柳如是、钱谦益因缘之诗出发，故对二人诗作中的微言大义颇多阐发。诗词创作经常被赋予寄寓现实——特别是政治层面——的功能，像钱谦益诗集中就有很多作品，看似杂滥应酬之作，但其实光是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陈寅恪还指出，钱氏所作之杜诗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

14、隐语系统：侦破隐语系统是陈寅恪的拿手功夫。而在明亡之后暗地从事复明运动的钱、柳二人诗作中，就有许多深藏玄机的隐语。指涉清人的隐语，是钱谦益诗中相当常见的一类。例如《和东坡诗》第一首的次句“穹庐四盖觉天低”，即以“穹庐”暗指建州为胡虏；另如《龚孝升求赠塾师戏题二绝句》的第二首，第三句“旅獒费誓权停阁”，实系钱氏以建州本为明朝旧封之酋长，而以《尚书》中征讨叛乱部落之篇名《费誓》比之。

陈寅恪甚至能从一首诗的内容开展联想，推敲出隐微的历史细节。如顺治六年（1649）岁暮，钱谦益在家中举办燕集，会后作诗抒怀时，引用了李白（701-762）的《扶风豪士歌》。陈氏遂据此推测，当时原籍陕西榆林的降清明将张天禄（?-1659）也在座，但由于他仕清之后仍心怀反复，参与了复明运动，故牧斋不得不有所避忌，于创作中略去其名。总之，诸如此类的历史想象，在陈寅恪的论著中比比皆是，有些可信，有些待定（而事实上陈寅恪在后文中也一再强调许多推测是“俟考”“待证”），但皆可从中看出一个博大的想象世界。

五、《柳如是别传》的实验性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首章《缘起》当中，曾自言写作该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自验所学之深浅”。书中论述亦不时可见“俟考”“假说”“假定”等字眼，表示他是想透过此次尝试，开展各种可能的思路，并不代表其所提出的便是确切之结论。也因此姜伯勤才会认为，陈氏是在“实验”一种“心史”。

陈寅恪的学术态度，正如其学生卞僧慧在笔记里所引述的：“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他在论述时作出的种种推测，多是奠基于大量的史料线索。其中关于钱谦益参与复明运动的讨论，也得到不少后续学者的支持。如王钟翰在《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中，便征引了更多史料支持其推测；王利器在其纂辑的《越缦堂读书简端记》里亦提到，“顺治六年，钱谦益写信给崔忠宣，力陈进兵之策”，足见陈寅恪之推论有其道理。

当然，陈氏的推论也有一些较具争议的部分。例如他将元代宫廷流传的密宗“演揲儿”法理解为一种房中术，可能就有待商榷。而在讨论钱曾和钱朝鼎向赵管夫妇逼债、迫使柳如是自缢的事件时，陈寅恪征引了原任常熟知县瞿四达的揭文，并将内文“朝鼎挽腹亲王曰俞解其事”断句为“朝鼎挽腹亲，王曰，俞解其事”，句中之“腹亲”一词则被解读为“福晋”之别译，亦即满文“王妃”之义。他认为，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汉人不太可能与满洲亲王产生联系，故判断瞿四达所指之“王”应是尚可喜（1604-1676）。然而，“腹亲”其实是明清官司文件里相当常见的用词，亦即“心腹”之意。若作此解，那么陈氏对该句的解读，以及认为钱朝鼎与三藩势力有关的推论，就都无法成立了。

六、结论

陈寅恪的“心史”研究，展示了“日常生活史证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使是诸如异性互相吸引、追逐、逃避等最隐微的生活世界，也可能与各种军国大事互相牵连。宇宙如网，历史如网。任何行动都是古今交织的，而且是密密缝缝地形成一个“象征之网”（symbolic web）。在这样一个致密的网络中，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彼此交织，诸如地理、时间等自然因素也和属于人文层面的种种世情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陈寅恪不惜耗费多年的光阴，动用古往今来的知识考察一个秦淮妓女生平的原因。

无限的历史想象，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但在这些想象的背后，却是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基础。在他眼中，人类的生活世界如同一个大文本，“通性”与“个性”彼此密切相应，故“个性之真实”与“通性之真实”亦是交迭并存的。除了制度、学术、社会风俗等人文条件，地理、时间、气候等自然条件其实也是这个“大文本”的一部分，其所牵涉的种种细节，都可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走向。而掌握有关这些因素、细节的知识，便是陈氏据以重建历史之“过程”及“动态”的钥匙。作为一名史家，他将研究史学时应具备的几把钥匙，都牢牢地带在身上。换言之，对陈寅恪而言，历史现象多是“杂糅附会”“因缘和合凑集”而成，因此他相信“预谶”，相信“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这样的想法不仅反应在他的研究方法上，从他写作时的措词亦可略见端倪。

陈寅恪非常重视诗文中的用典，并致力于找出柳如是和钱谦益诗文中的各种典故。在他看来，这些“典故”其实只是冰山之一角，而整座冰山，则藏在层层的背景文本之中，但也唯有先找出这关键的“一角”，才有机会窥见冰山更完整的形貌。

此外，陈氏的“自由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历史解释。陈氏在《缘起》中将自钱、柳篇章中窥见的“孤怀遗恨”喻作“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认为这些“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的衷曲应予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强调这些诗文系出自“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者”，故更应如此。他在书中称许柳如是：“夫女子之能独立如河东君，实当时所罕见。”

我在先前已经发表的《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提到，胡适在读《论再生缘》时，每每批上“穿凿”二字。我个人以为“历史想象”有时是被用以作出重要、关键性的“第一序”的结论，有时是比较次要或“第二序”的“历史想象”。而“第一序”与“第二序”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

（本文为作者在南开大学首届“郑天挺讲座”上系列演讲第二讲讲稿，文字由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何幸真整理。编发过程中，得到余新忠、常绍民、陈杰、陈昀秀等先生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