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勒比地区是连接南北美洲和东西大洋的“十字路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继19世纪初以来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13个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该地区的第二波非殖民化进程具有几个共同特征，即非殖民化的背景大体相似；经历了先自治后独立的渐进过程；去殖民化的方式灵活多样；独立后继续保持与前宗主国的松散联系；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经济上的脆弱性，政治危机不断，社会与文化认同难以形成，自然灾害频发等。加勒比岛国非殖民化进程的特殊性启发我们对非殖民化概念、去殖民化道路等理论问题作深入的思考。
作 者：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拉美史。
加勒比地区分布着大约7000多个岛屿，一般说来，由33个政治实体组成，包括13个主权国家、12个属地、7个海外领土以及多个争议领土，陆地总面积约为23万多平方千米，海洋总面积约为275.4万平方千米，总人口数量在2022年已达到4418万人。
无论从战略地位、政治或经济方面看，加勒比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加勒比海是美洲大陆走向大西洋的“门户”，与它连通的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南北美洲和东西大洋之间的“咽喉”。加勒比海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渔业以及旅游资源。在全球海洋经济中，加勒比海占14%至27%。作为经济枢纽，这里拥有许多离岸金融中心，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避税天堂”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该地区的13个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积极主张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政策。
该地区在历史上曾先后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美国的殖民地。19世纪初以来，海地（180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1844年）、古巴（1902年）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13个国家获得独立。鉴于国内学界尚缺少关于加勒比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系统性专题研究，本文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特点和挑战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理论思考。
一、加勒比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同步，加勒比地区经历了一波非殖民化浪潮。该地区先后有13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其中12个是前英属殖民地，包括牙买加（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年）、英属圭亚那（1966年）、巴巴多斯（1966年）、巴哈马（1973年）、格林纳达（1974年）、多米尼克（1978年）、圣卢西亚（1979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年）、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年）、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年）、伯利兹（1981年，前身为英属洪都拉斯），另外一个是前荷属圭亚那，1975年独立之后称苏里南。但是，该区域英属殖民地仍有8个地方至今尚未获得独立，包括安圭拉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
同时，荷兰所属的7个殖民地实体，包括荷属圭亚那、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萨巴、圣尤斯特歇斯、荷属圣马丁岛，其中荷属圭亚那已经独立，阿鲁巴、博奈尔岛、库拉索已经成为荷兰的“组成国”，后三者则是荷兰的“特别市镇”。
法国所属的5个殖民地实体，即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法属圣马丁、圣巴泰勒米群岛，前3个已经是法国的“海外省”，后两个是法国的“海外集合体”（Collectivité d’Outre-Mer）。
美国所属的两个殖民地实体分别是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前者是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从西班牙手中获取的，后者是1917年从丹麦手中购买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的自治邦，另一个是非合并建制领土（unincorporated organized territory ）。
战后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漫长而又复杂，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战后非殖民化的背景基本相似
加勒比地区的前殖民地，尽管宗主国不同，但最近一波的非殖民化进程基本处在同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中包括一些相似的因素：（1）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非殖民化进程加速展开，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纷纷独立，1947年印度的独立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1957年加纳的独立则成为整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催化剂，1960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同时，国际社会倡导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道义和政治上支持殖民地独立。《联合国宪章》明确倡导民族自决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强调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平共处等十项原则，达成了反帝反殖的国际共识。1960年联合国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简称《非殖民化宣言》），宣布“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解放的进程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殖民主义必须终止”，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除殖民主义，并确保被殖民地区实现自治或独立的权利。这种大环境对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2）苏美两大国都反对殖民帝国。战后不久，世界形成了美苏冷战格局。苏联及其盟友积极支持反殖民运动，将其视为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途径，同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平等与反帝思想，争取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夺全球影响力，西方阵营则希望通过支持非殖民化赢得新兴国家的支持，阻止这些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不希望加勒比地区的独立运动被苏联影响，它通过对古巴、多米尼加等国家的粗暴干涉，加强了对加勒比地区的争夺，以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同时，美国鼓励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推动逐渐自治和独立进程，因为这样有助于地区稳定。
（3）加勒比地区民族主义高涨。二战前，加勒比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就不断发生，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领袖诺曼·曼利和亚历山大·布斯特曼特通过领导劳工运动，分别建立了人民民族党和牙买加工人党，推动了牙买加的政治改革。乌里亚·巴特勒领导的劳工运动，最终促成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立法改革。格兰特利·亚当斯领导了巴巴多斯的工人运动，并建立了巴巴多斯工人党。黑人领袖马斯库·加维倡导“黑人自豪”和“非洲回归”思想，反对种族歧视，主张非洲及其后裔的独立。在加勒比地区引发了广泛共鸣。1956年埃里克·威廉姆斯组建了人民民族运动党，积极倡导自治和独立。11959年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府。这不仅是反帝国主义的象征，也极大地影响了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
（4）宗主国衰落和调整殖民政策。英、法、荷等欧洲殖民国家在二战中经济受到重创，战后急需进行国内重建，无力继续维持对海外殖民地的行政和军事支出。尤其在面对殖民地独立诉求和起义的情况（如印度独立运动、越南反法斗争、印尼反荷兰起义）时，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加大，经济贡献减弱。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和减轻经济负担，并将资源集中于本土发展，宗主国调整了殖民策略，采取“主动放手”的方式，逐渐退出对加勒比地区的直接统治，这在客观上促使了加勒比的非殖民化进程。
加勒比地区非殖民化进程是内外因素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尽管殖民地民族主义力量和国际反殖民主义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看到，宗主国面对国力衰落所采取的“主动撤退”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洲第一波独立运动的浪潮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种“主动性”并非完全出于善意，而是宗主国为了减少治理成本、应对国际压力以及在新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位其角色的一种策略。与亚非地区相比，二战后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虽然在时间上晚一些，但其表现却更为和平和有序一些。
（二）非殖民化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先自治后独立”的渐进过程
在英、法、荷三国加勒比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自下而上的独立运动和武装斗争，而是在宗主国主导下经历了一个先“自治”的过渡期，然后再实现独立。这一特点在英属加勒比地区表现得最突出，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扩大地方自治权。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就逐步放松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通过宪政改革赋予殖民地更大的地方自治权，典型措施包括建立立法机构，允许内部事务由当地自主管理。其次是尝试区域联合。通过创建西印度联邦，试图将多个加勒比殖民地联合成一个更大、更可持续的政治实体，但终因内部矛盾而失败。最后是单独推进各殖民地的独立。联邦解体之后，通过谈判，宗主国同意殖民地在维护稳定、完成自治的基础上实现独立。
英属加勒比国家的独立大多经历了上述过程，如牙买加在1944年通过宪法改革获得了更广泛的内部自治权，1953年成立了拥有更大内政管理权限的“部长委员会”。1958年加入西印度联邦，1961年举行公投，54%的公民希望能够脱离西印度联邦。牙买加随即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1962年实现和平独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1946年引入了普选制，扩大了地方代表的政治参与权。1956年成立了内部自治的“部长委员会”。1958年成为西印度联邦成员，但因不愿意承担联邦内其他弱小贫穷成员的负担，也跟随牙买加退出联邦，通过与英国政府谈判，1962年实现单独独立。巴巴多斯1951年引入普选制，赋予更多民众选举权。1954年，成立内部自治政府，由总理负责管理地方事务。1958年成为西印度联邦成员，1966年，实现和平独立。随后，其他一些加勒比属地也逐步实现独立。
西印度联邦是基于1956年《英属加勒比联邦法》在1958年1月3日成立的一个内部自治的联合体，由英属西印度群岛的10个属地组成。2英国打算让联邦很快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从而同时满足该地区所有殖民地的独立要求。但是，由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分歧，特别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以及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率先退出，不得不在1962年5月31日解散。
英属加勒比通过“先自治后独立”的过渡，在殖民地建立了议会制度和本地政党，逐步让本土精英担任领导角色，为各国提供了政治实验和调整的机会，通过和平谈判和渐进的权力移交，避免了暴力冲突和政治动荡。
荷属加勒比殖民地则根据1948 年 5 月修订的荷兰新宪法，允许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阿鲁巴岛、博内尔岛、库拉索、萨巴、圣尤斯特歇斯、圣马丁）拥有尽可能多的自治权，其中引入了普选权。1954 年 12 月 15 日，根据《荷兰王国宪章》，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与荷兰在法理上构成一个联邦式的国家，称为荷兰王国，其中每个成员都有高度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内部事务上，而外交和防务仍由荷兰中央政府负责。1975年荷属圭亚那以苏里南的名称完全独立。1986年阿鲁巴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分离出来，获得独立的自治组成国的地位，与荷属安的列斯具有平等地位。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重组，其中库拉索和荷属圣马丁又成为自治组成国，而博内尔、圣尤斯特歇斯、萨巴等岛屿被重新划分为荷兰的特别行政区（特别市镇）。
上述自上而下的渐进的自治过程使得加勒比前殖民地能够为独立做好准备，也使宗主国能够在不引发剧烈冲突的情况下逐步退出。
（三）非殖民化进程的方式较为灵活和多样
根据联合国“第1541号决议”（1960年），殖民地实现自决可以有多种方式，如“成为独立自主国；与一独立国自由结合；或与一独立国合并”。这也是衡量殖民地是否实现自决的标准。在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宗主国根据不同殖民地的需求和局势，选择了不同方式的安排。
英国采取了推动完全独立和实现“自由联合”两种路径。一是对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等地，通过制定宪法，推动其完全脱离英国，成为主权国家。二是部分小型领土选择与英国“自由联合”，给予自治地位。如安圭拉、蒙特塞拉特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被设定为“英国海外领土”，享有高度自治但仍接受英国的保护。之所以有这两种路径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前一类属地“经济分化”水平相对较高，表现为具有更复杂的制度，更细分的职业类型、经济阶层和区域利益集团，代表该殖民地经济的相对成熟和更有自立的能力，而后一类经济实力则相对不足，母国更倾向于给予其内部自治而非独立。
荷兰采取了鼓励独立和实行高度自治的两种方式。苏里南最终选择完全独立，而荷属安的列斯加勒比地区选择保持与宗主国的联系，但享有高度自治的特殊地位。如阿鲁巴、库拉索，荷属圣马丁选择成为荷兰王国内的自治组成国，保留在荷兰王国内。这种安排让它们在国内事务上拥有高度自治，但仍由荷兰负责外交和防务，居民拥有荷兰国籍。对于博奈尔、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荷兰则将它们作为“特别市镇”，直接受荷兰中央政府管理。荷属加勒比群岛的经济潜力远不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这里一度成为荷兰的财政负担。因此，当1949年荷兰被迫承认东印度群岛（印尼）独立之后，一是因为其遥远且重要性不大，二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荷兰血腥镇压印尼独立起义的谴责，荷兰对荷属加勒比去殖民化采取了相对积极和进步的态度。
法国采取了将殖民地“国内化”的路径。一是将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转化为“海外省”，直接整合为法国的行政区，在法律上成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海外省享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但最终决策权仍归属于法国中央政府。二是给予部分殖民地特殊自治地位，如让圣巴泰勒米和圣马丁分别成为法国的“海外集合体”，享有更大的自治，财政和法律上有较多自主权。“国内化”方式确保了这些地区继续获得法国的财政和社会支持，同时保留文化身份，满足了部分居民对“法式福利国家”的依赖。这实际上是一种同化主义模式，适应了当地已有的文化方式。因为在殖民时期法国就在这些岛屿的黑人种植园推行同化政策，普及法语。1848年废除奴隶制后，安的列斯群岛居民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以及在法国议会的代表权。到1945年，法属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与法国本土已十分相似。加勒比群岛的居民认为完全并入法国本土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于是在1946年投票决定成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法国本土也希望保留其海外领地，以维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因此对投票结果表示赞同。
美国采取的是自治邦的形式。美国在1952年将波多黎各重新定义为“自治邦”（Commonwealth），赋予其内部自治权，但仍然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波多黎各人拥有美国国籍，但在政治权利上受限，尤其体现在无总统选举投票权和国会代表无表决权。美属维尔京群岛是美国的非合并建制领土，居民拥有美国国籍，但与波多黎各类似，没有完整的联邦选举权。这种地位反映了美国对海外领地“控制而不完全同化”的长期政策模式。
可见，加勒比地区非殖民化进程采用了完全独立、融入宗主国行政区划、高度自治、自由联合、自治邦等多种方式。这些灵活的方式在确保地方自治权与经济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宗主国的战略利益，体现了非殖民化的渐进性与多样性特征。而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宗主国的国内、国外处境，以及前殖民地当地的具体情形分不开的。
（四）独立或自治后继续保持与前宗主国的联系
尽管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都经历了非殖民化进程，但它们在独立或自治之后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与前宗主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于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
从政治方面看，独立后的英属加勒比国家基本都加入了英联邦，在英联邦内，它们象征性地承认英国君主为英联邦元首，与英国保持松散的经济、外交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但不影响其内部事务的治理。它们继承了宗主国的政治传统，如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宪政民主制度，通常包括两院制议会，下议院通过选举产生，上议院多由总理和反对党提名。 国家元首以英国君主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总督代表。总理则是政府的行政首脑，由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党领袖担任。司法独立，司法体系常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最高上诉法院是加勒比法院或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政党制度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是两个主要政党占主导地位。实行普选制，大多数国家的选举透明，权力更迭较为和平。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1976年通过修宪成为英联邦内的共和国，脱离了英联邦的君主制框架，国家元首不再是总督，而是新设立的总统，他担当主要的象征性和礼仪性角色，但仍保留了议会制民主的框架。巴巴多斯在2021年也正式成为英联邦内的共和国，用一位礼仪性总统取代了君主制。类似体制最早出现在1970年独立的圭亚那。
荷属苏里南独立后成为一个总统制共和国，国家元首是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由总统任命的总理领导。尽管不再受荷兰的政治控制，但两国保持了密切的外交关系，荷兰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民法体系仍对苏里南发挥着重要影响。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都拥有独立的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和宪法。它们与荷兰本土的关系属于联邦性质，与荷兰本土共同组成了荷兰王国，但各自享有高度自治。这三地在内政、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实行自治，在外交、防务和国籍事务上则由荷兰王国政府统一负责。博内尔、圣尤斯特歇斯、萨巴等岛屿作为荷兰王国的“特别市镇”，直接由荷兰本土管理。
在法属海外省，包括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等地，根据法国宪法规定，法国法律和法规（法国民法典、刑法典、行政法、社会法、税法等）通常适用于法国海外省，与法国本土相同，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该地区的特定需求。因此，法国海外省的地方政府本身不能通过新的法律。政府有时会举行全民公决以重新评估当地民众的情绪状况。法国通过中央政府直接对这些地区进行控制，这里的居民直接参与法国国会选举，与法国本土政治体系联系密切。
从经济方面看，独立后的加勒比国家都得到了前宗主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发展支持，这既是为了确保独立后的前殖民地能够稳定发展，减少对宗主国的依赖，也有助于宗主国在后殖民时期继续保持影响力。
英国主要通过英联邦和国际多边机构向加勒比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如英国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核心成员，通过支持加勒比发展银行（CDB）提供贷款和赠款，用于加勒比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牙买加因经济危机和外债高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帮助。英国通过世界银行和IMF的经济改革计划（SAPs）向牙买加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这些计划包括货币贬值、降低关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等经济改革措施。英国还在《洛美协定》框架下，给予多米尼克、圣卢西亚等小型加勒比国家出口到欧盟市场的香蕉免税或优惠配额。这种特殊待遇帮助它们维持了其作为香蕉生产国的重要经济地位。《洛美协定》包含技术合作的条款，通过该协定，欧洲专家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农业改良项目中，协助当地发展了高效种植技术。1988年飓风吉尔伯特对牙买加造成重大破坏，英国提供了超过7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用于灾后重建。1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后，该国需要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经济。英国提供了数百万英镑的援助，用于重建医院、学校和道路，同时为该国提供治理和政策建议的技术支持。当然，独立后的加勒比国家与英国的经济联系已经相对松散。虽获得了一些经济援助，但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它们主要依赖旅游业、农业、矿业等发展自身经济。
荷兰对苏里南的经济援助在独立初期比较充足，但逐渐减少。1976年2月，荷属苏里南合作发展委员会（CONS）同意从高达1.5亿荷兰盾的援助资金和4亿荷兰盾的一次性承诺中为多个苏里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提供资金。但由于双方在发展合作的运作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到1982年荷兰单方面暂停了援助项目，直到1992年才重新启动。
对荷属安的列斯和阿鲁巴，荷兰提供的财政援助不断增加。从1979年的6100万欧元增加到1995年的1.18亿欧元，再到2004年的1.43亿欧元。这些援助采用了“发展合作”或“发展援助”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在发展援助的帮助下，加勒比国家将实现自给自足，从而为独立地位做好准备。财政援助的形式主要是项目援助，政府项目组合使用了各种分类，例如，1997 年的援助资金项目组合主要有教育 （27.1%）、公共住房 （20.8%） 以及环境、生态和基础设施 （17.2%）等。多年来，荷兰为加勒比国家的众多领域的数千个项目提供了资金。当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荷兰也及时伸出援手。如1995年圣马丁群岛遭遇路易斯飓风后，其为当地学校、医院、公共住房的重建捐赠了相当于 6000 万欧元的资金。
法国对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海外省给予较高的财政支持，帮助当地经济发展。这些海外省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与法国本土类似的待遇，生活水平较高。法国将这些地区视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对其经济投入相当大。它们除了享受法国大陆的公共转移支付和社会转移支付之外，还受益于欧盟提供的发展基金的支持以及对它们出口产品的价格补贴，后者保护了它们的香蕉、糖和朗姆酒市场。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在1975 年至 1994 年期间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4%，以至于这两个岛屿的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都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独立或自治后的加勒比国家（地区），与前宗主国保持的上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在特定历史阶段起到了稳定政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上获得了来自前宗主国的经济援助，并享有“受保护市场带来的有利出口的地位和旅游业发展”。相比之下，早独立国家（海地、古巴）则不能获得这种经济利益。
（五）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合作，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非殖民化后的加勒比国家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努力建立独立的经济和政治联盟以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如加勒比共同体的建立。
加勒比小国家独立之后，在经济和外交上面临诸多挑战，1962年西印度联邦的解体使它们认识到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推动区域合作。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家决定以经济为核心推进区域合作。1965年，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CARIFTA）成立，其宗旨是促进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但由于缺乏政治和社会合作机制，难以全面协调成员国的政策。因此，对更深层次区域内合作的需求不断增加。1973年4月，在圭亚那举行的第8届英联邦加勒比地区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乔治敦协定》，决定建立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以取代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1973年7月4日，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四国总理签署了《查瓜拉马斯条约》，同年8月1日正式宣布建立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总部设在圭亚那首都金斯顿。1974年，原自由贸易协会的其他成员国也陆续加入。
加勒比共同体的宗旨是：通过共同市场体系逐步实现各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经过协商，协调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在发展本地区航运、科技、文教、卫生和某些共同的服务事业方面进行合作。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2006年启动了单一市场和经济，允许成员国公民在共同体内部自由迁徙工作。为加强健康、安全和灾难应对领域的合作，先后创建了加勒比公共健康机构（CARPHA）、加勒比地区安全联盟（IMPACS），设立了灾害应对基金。加勒比共同体还积极寻求与美洲国家组织（OAS）、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以及非洲和太平洋等区域组织的合作。在国际事务谈判中，加勒比共同体形成统一的外交立场，共同表达对气候变化、经济援助等问题的立场。
加勒比共同体通过单一市场和经济的建设，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健康合作和区域安全方面的努力，帮助成员国应对了跨国公共安全威胁和健康危机。加勒比共同体在多边会议和谈判中展现了团结，增强了加勒比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但是，共同体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限制了单一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各国国内政策差异，导致区域内统一法规和标准实施存在阻力；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在减灾和适应方面的巨大财政和技术需求，对小国经济构成沉重负担。
二、非殖民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基本告一段落。但是，这并不是说非殖民化进程已经结束，事实上，该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具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脆弱，发展遭遇瓶颈
加勒比地区许多新国家的经济很快显露出脆弱性。首先，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容易遭受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它们大多依赖于某单一产业，通常是农业、矿业或旅游业。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国家对外部市场的变化极为敏感，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自然灾害和资源价格变化的影响。如牙买加独立后，仍然高度依赖甘蔗和铝土矿的出口。全球糖价波动直接影响了该国的财政收入，而铝土矿的出口也面临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经济发展受限。巴哈马的经济主要依赖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虽然旅游业为该国带来了大量收入，但这一行业也容易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自然灾害（如飓风）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导致经济波动。其次，依然对海外资本和技术依赖，如北美公司在牙买加、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铝土矿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经济中的地位；英国公司在加勒比糖生产和精炼中的作用；以及英国和北美公司在牙买加和多米尼克等向风群岛香蕉营销中的垄断地位，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渗透。最后，外债负担严重。许多加勒比国家在独立后不得不通过对外借贷来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项目。然而，这些外债的偿还压力给新独立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债务的增加，许多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难以摆脱外债困境。如巴巴多斯，尽管其独立后经济相对稳定，但也面临较大的外债压力。特别是在全球石油危机和其他经济波动的影响下，巴巴多斯必须借债来支撑其经济发展，导致债务负担加重。海地是加勒比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该国在独立后长期依赖外部援助和贷款来维持其经济运转。由于欠下大量国际贷款，海地的外债不断增加，导致财政赤字和经济衰退。另外，加勒比岛国通常经济规模小、地理孤立，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小市场限制规模经济、竞争和生产贸易多元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成本高。
（二）政治危机不断
加勒比地区新独立国家由于政治经验的相对缺乏，政治发展进程起伏不定，而冷战背景和西方列强的地缘政治战略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从未停止。因此，政变、暴政以及外部军事干预在该地区不少国家时有发生。
在英属圭亚那非殖民化进程中，英国担忧印度裔圭亚那人领袖切迪·贾甘（Cheddi Jagan）所领导的人民进步党（PPP）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态度，在1953年发动军事干预剥夺了他上任133天的首席部长的权力。在贾甘于1961年当选圭亚那总理之后，鉴于他的政府与古巴和苏联联盟，美国人认为非裔圭亚那人领袖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的政策比贾甘的政策更可取，于是开始采取行动反对贾甘，美国催促英国将传统的“简单多数获胜制度”更改为“比例代表制度”，以保证伯纳姆在1964年当选。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63年开始协助针对人民进步党政府的罢工行动，该行动最终演变成对圭亚那政府大楼的纵火和轰炸。大选前夕，暴力事件频发，近200人被谋杀，2600个家庭流离失所。英国也推迟了让圭亚那独立的时间表。最终伯纳姆领导的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党（PNC）和联合力量党（TUF）组成了联合政府，伯纳姆当选为总理。1966年5月26日，英属圭亚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更名为“圭亚那”。但是，美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不知道伯纳姆会努力采取民族主义和进步的外交政策立场，并极力试图摆脱他作为美国傀儡的形象。
牙买加在1972年和1976年两次选举中都选中了迈克尔·曼利及其领导的人民国家党（PNP）。曼利宣布人民国家党的意识形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担任政府总理的第一任期便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包括制定国家最低工资、实行带薪产假、男女同工同酬、土地改革计划、国家扫盲计划、高等教育免费计划、结束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法律，通过建立国家住房信托基金解决工人住房等措施。第二任期继续扩大公共部门，加强工人和农民的权益。对外则强调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支持古巴革命。这些举措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强烈反应，其中包括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对反对派的支持，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直接插手和破坏当地政府大选，结果直接导致了牙买加的政治暴力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动荡。
1979年格林纳达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莫里斯·毕晓普政变上台，他领导的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提高教育和卫生水平、提高工人和妇女的福利，反对种族隔离，与古巴密切合作，援助世界各地的左翼革命运动等，赢得了不少民众支持。但1983年10月他被反对派杀害，随后，美国出于冷战地缘政治的考虑，对格林纳达发动了军事干预，推翻了革命政府，恢复了亲美的政权。
海地的历史充满了政治动荡和不稳定。1986年杜瓦利埃父子长达近三十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之后，海地经历了多次政变和政府更迭。1990年，海地举行了民主选举，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当选为总统，成为海地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阿里斯蒂德政府并未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1991年他遭遇军方政变被迫流亡，海地随后进入了更为动荡的时期。虽然阿里斯蒂德在1994年通过国际社会干预回到海地，完成了他的任期，并在2000年重新当选，但2004年再次被推翻。若弗内尔·莫伊斯自 2017年2月7日起担任海地第43任总统，在2021年7月7日被刺杀于家中。海地是加勒比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政治不稳定的典型代表之一。
（三）文化与社会问题突出
与大陆殖民地相比，加勒比地区被殖民的历史时间更长，长达450余年，由于岛屿面积狭小，殖民影响深入且彻底，又由于面临多个殖民列强，造成了该地区殖民社会和文化的“碎片化”。因此，进入后殖民时期，该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殖民遗产问题也特别突出，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1）文化身份重构的困难。加勒比地区在历史上经历了奴隶制和多个移民潮，形成了包括土著、非洲后裔、印度后裔、欧洲移民等多元种族背景，欧洲列强在该地区实施了文化同化政策，将欧洲的语言、宗教、教育体系等强加给当地民众，从而使非欧洲群体遭受压迫，非欧洲文化被忽视或抹杀。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推进，许多加勒比国家在努力摆脱殖民遗产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问题，即如何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塑造统一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尽管存在社会和文化的碎片化和多样性，但克里奥尔化无疑成为后殖民时代身份政治形成的核心。例如，牙买加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就面临如何融合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流行的雷鬼音乐成为其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象征。雷鬼音乐不仅是对非洲文化的认同，也是对殖民历史的反叛。通过雷鬼音乐，牙买加人表达了对黑人文化自豪的情感，同时也宣扬了反对殖民统治的精神。尽管雷鬼音乐对牙买加文化认同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牙买加仍需要在非洲文化和欧洲殖民遗产文化之间找到更多的平衡点。
（2）语言教育的困惑。许多加勒比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欧洲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然而，不少加勒比地区的民众仍然使用当地的克里奥尔语或其他本土语言。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内部的语言认同问题，既有对传统语言的复兴与保护，也有对现代欧洲语言的依赖。例如，海地作为一个主要讲法语的国家，其克里奥尔语（一种以法语为基础的方言）成为重要的文化认同标志。但海地在国际场合上仍以法语为官方语言，这反映出殖民遗产对国家语言认同的持续影响。再如，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个非建制领土，这一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波多黎各在许多方面既受到美国的影响，又保持着一定的本土特色。虽然波多黎各保持了将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传统，并且西班牙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尤其在教育和政府事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波多黎各在语言上同时拥有西班牙语和英语这两种官方语言，语言教育的这种双重性加剧了波多黎各文化认同的困境。一方面，波多黎各的本土语言（西班牙语）承载着浓厚的拉丁文化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英语的强势地位促使一些波多黎各人将英语和美国文化视为通向社会流动和成功的关键。于是，波多黎各社会中出现了文化认同的分裂，一部分人强调本土西班牙语文化的重要性，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认同更具全球化色彩的英语文化和美国身份。
（3）宗教认同的冲突。宗教身份常常与殖民历史、民族身份和政治认同紧密相关。由于欧洲殖民者强加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土著信仰、非洲宗教以及其他移民的本土宗教受到了压制并使之边缘化。随着该地区逐步摆脱殖民统治，宗教认同的冲突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文化问题。如海地的伏都教（Voodoo）是与天主教信仰相互交织的宗教体系。虽然天主教成为海地的主流宗教，但伏都教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在海地革命过程中，伏都教被视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精神象征。海地独立后，宗教认同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也关乎民族身份的构建。海地的天主教徒和伏都教信徒之间有时会出现冲突，尤其是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社会下层往往倾向于保持本土信仰，而社会上层则试图强化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再如，圭亚那的印度裔群体和非洲裔群体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印度裔多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非洲裔多信仰基督教。印度裔和非洲裔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对立常常伴随着宗教认同的冲突。在20世纪中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往往支持印度裔的政党——人民进步党，而基督教徒则倾向于支持非洲裔政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这种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紧密结合往往加剧了政治分裂和政治暴力，在选举季表现得尤为激烈。
（4）移民的影响。非殖民化之后，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国家经济面临困境，不少人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欧美前宗主国便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种移民潮对加勒比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例如，1974年至1982年，加勒比移民法国本土的人数达到2.3万人；120世纪70年代，苏里南约1/3的人口，即23.7万人移民到了荷兰。牙买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经历了大移民潮。年轻人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外流，导致本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农业和建筑行业。虽然移民的汇款对经济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长期来看，移民的离去导致了本国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同时，移民往往意味着家庭的分离，尤其是当一个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或是父母之一移民到国外时，留在本国的孩子或配偶往往会面临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困难。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导致亲情的疏远、孩子教育的缺失以及因缺乏稳定的情感支持和家庭环境导致的精神健康问题。另外，由于目的地国家的移民政策限制，移民的合法性和定居问题变得复杂化，经常引发加勒比国家与目的国之间的外交摩擦。
（5）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长期的殖民统治导致加勒比各属地经历了不同种族和阶级结构的形成，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非殖民化后依然影响着社会发展。如在大多数加勒比国家，非洲裔人口是通过奴隶贸易被带到新世界的，他们在殖民时期通常处于社会最底层。随着非殖民化进程，非洲裔加勒比人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但仍面临来自欧洲裔社会精英阶层的压迫和排斥。在另一些国家，如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殖民时期引入的印度契约劳工与非洲裔奴隶后裔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成为社会紧张的根源。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虽然印度裔群体和非洲裔群体都在争取平等，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对资源的争夺往往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种族问题往往与阶级问题不可分割，由于殖民时期不同的种族群体常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非殖民化后，尽管许多国家努力实现种族和阶级平等，但政治权力往往被来自欧洲裔精英阶层控制，有色人种群体的社会地位仍低于白人群体，实现社会的更加包容和平等仍有待继续努力。
（四）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化
加勒比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地质条件，飓风、地震、火山爆发、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该地区频繁经历各种灾害。与此同时，人口密集、资源有限、生态脆弱等因素也加剧了灾害的影响和应对难度。
1970—2010年，该地区遭受了250多次自然灾害（主要是风暴/飓风），造成了1.2万多人死亡，超过1200万人受灾，估计平均每年因灾害造成的损失约占该地区GDP的1%。根据美国气候专家西尔卡等人的研究，1994年以来飓风强度的不断加大给该地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金额甚至远远超过了岛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海洋温度升高导致珊瑚白化和死亡，这对生物多样性、海岸保护以及渔业和旅游业等领域的生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掌握的数据表明，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损害难以预测，其范围可以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超过100%不等。例如，2017年的飓风“玛利亚”给多米尼克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损害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6%。2000年至2019年间，加勒比地区受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海地、古巴、多米尼克，海地被灾人口占该地区风暴和飓风死亡人数的约60%。作为次区域，与中美洲和南美洲比较，加勒比地区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尽管加勒比地区的人口仅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6%，但受风暴影响的人数（3050万）、无家可归者（48.3万）和死亡人数（5.5万）均占大多数。2020年飓风季是该地区有记录以来最活跃的一年，被命名的风暴多达30个。
同时，该地区地震灾害频发。2000—2022年发生了12次大地震。其中2010 年1月12日海地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222570人死亡，300000人受伤，多达160万人无家可归，使其成为该地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2021年8月14日，海地再次发生7.2级大地震，造成2.2万人死亡。伴随地震的火山活动不时给该地区带来重大损失。蒙特塞拉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瓜达卢佩和马提尼克岛都有活火山。1995 年至 1997 年间，苏弗里耶尔火山的喷发严重破坏了蒙特塞拉特岛上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大部分耕地在喷发期间被毁。2021年4月9日，苏弗里耶尔火山再次喷发后，影响了附近的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和圣卢西亚岛，约有2万人从火山周围的警戒区撤离，其中约4500人转移到避难所。火山灰影响了该地区约11万名居民，损失总额达3.25亿美元。
该地区还不时遭遇洪水、干旱等其他灾害。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会定期影响这一地区。厄尔尼诺现象通常带来干旱、热浪和极端高温，而拉尼娜现象则可能导致过多降水和强烈暴雨。2014—2016年期间，整个加勒比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干旱，部分岛屿的水库水位下降，农业损失惨重。
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力巨大，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条件。灾害不仅造成了该地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往往依赖于农业和旅游业，灾后恢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并且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会因频繁的自然灾害而受到限制。
三、几点理论思考
通过对加勒比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涉及殖民化理论的几个问题给予进一步的思考和回答。
（一）“非殖民化进程”是否结束？
联合国倡导的非殖民化进程通常被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建立的委任统治制度。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开始关注殖民地问题。1960年《非殖民化宣言》通过之后，全球非殖民化进程进入高潮，1990年3月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的解放。联合国成立之初，共有11块领土置于托管之中，从1957年到1973年有10块托管领土摆脱了托管地位，最后一块托管地贝劳在1990年10月宣布独立。至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托管制度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世界非自治领土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共有84处，到1990年，这些非自治领土也绝大部分取得了独立。对于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自治领土，联合国宣布继续承担责任，并争取其尽早完全实现独立。
就加勒比地区而言，除了英国的12个属地和荷属圭亚那获得独立之外，荷属加勒比岛屿和法属加勒比岛屿都被联合国承认已经实现“非殖民化”，美属波多黎各也被联合国从非自治领土名单中删除。但是，在联合国公布的目前尚存的17个非自治领土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占有8个，分别为英国属地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蒙特塞拉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以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1988年第44届联大决议将1990年至2000年定义为“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随后又先后宣布了第二个“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2001—2010年）、第三个“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2011—2020年）、第四个“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2021—2030年），要求管理国履行非殖民化的各项承诺，与特别委员会充分合作。联合国“再次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加速非殖民化进程，以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包括支持‘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以及行动计划的有效执行”。
由上可见，殖民体系作为全球性政治统治结构已在20世纪末瓦解，但尚未完全绝迹。殖民体系终结的标志是殖民地普遍获得主权独立及国际反殖民主义共识的形成，而当前残留特征体现为少量领土的法理地位未定，以及殖民遗产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等领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当下仍存在不同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如美国以军事手段清除他国领导人、以经济利益驱动资源接管、以地缘战略为目标推进领土诉求的行为模式。因此，贯彻联合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1990年之后非殖民化进程为何进展缓慢？
为什么联合国连续宣布了4个“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而至今仍存在17个非自治领土？这些领土的民族自决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究其原因，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对微型岛屿来说，在依附还是自主面前，生存是优先选择。如加勒比地区的微型岛屿，人口少，资源贫乏，它们担心独立后可能会失去宗主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和福利，因此，并不愿意选择独立。波多黎各民众在2012年和2017年的公投中，多数选民希望成为美国的一个州。阿鲁巴岛在1977年全民公决时是支持独立的，因为当时岛上有炼油厂，但1985年炼油厂被关闭，1986年再次公投时就不再选择独立了。二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已被大大淡化。理想社会的形象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 19世纪和 20 世纪，许多殖民地的理想是选择与宗主国分离，创造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非殖民化的核心诉求是建立具有自决权的民族国家。但到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日益形成“地球村”，民族国家的概念遭到淡化。 阿鲁巴的宗主国荷兰选择加入欧盟，并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作为荷兰组成国的阿鲁巴，选择独立又有多大的意义？当下不少所谓独立国家，参与不同的贸易集团和军事联盟，常常受到一些国际条约或协议的限制，这表明 21 世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性越来越加强。
上述两点提出一个非殖民化定义是否适用于微型岛国的问题。若微型岛国独立后无法解决生存安全（经济、防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则维持与前宗主国的联系具有现实必要性，或许是一种务实的选择。但这一选择需以保障岛民基本权利为前提，应避免“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欺压。独立与否，应该综合考量当地政治自主性、文化认同以及长期发展的需求。
（三）是“非殖民化”还是“去殖民化”？
非殖民化是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和国际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压力之下，殖民宗主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改变政策，从而使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获得独立、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 。
“非殖民化”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大多数西方学者把“非殖民化”看成殖民宗主国主动地、有计划地让与殖民地自治或独立的行为。 国内学者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理解这一进程。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是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进程，也是殖民宗主国实行撤退政策和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联合国对“非殖民化”的定义主要体现在《非殖民化宣言》中，特别是在1960年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及其附件里。根据这些文件，非殖民化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政治独立的过程。其中实现自决权是非殖民化的核心要求，强调的是前殖民地法律地位的改变和殖民体系的终结，其立场聚焦在政治独立。
非殖民化的英文词是“decolonization”，有“使脱离殖民地之地位”或“准许（殖民地）自治或独立”之意。据美国历史学家雷蒙德·F.贝茨研究，“decolonization”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含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旧殖民主义阶段，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在新殖民主义阶段，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去殖民化，到后殖民阶段，更强调文化、思想和心理上的去殖民化。近年来，它成为重新构想世界、将欧洲“地方化”或“去中心化”的知识努力的一部分，即从根本上摒弃那种将欧洲置于中心地位的全球观或思维模式。
但据英国历史学家马克·瑟纳研究，“去殖民化”这一动词最早出现在1822 年秘鲁的一份出版物中，该出版物探讨了新独立的社会如何摆脱所谓“不祥的殖民主义”的沉重负担。秘鲁革命者何塞·福斯蒂诺·桑切斯·卡里翁在出版物中向他的同胞描绘了通向革命未来的道路。他认为，独立远不止于与“宗主国”及其“殖民体系”断绝关系，它意味着“去殖民化习俗”以及“最大限度地启蒙”民众。他主张在秘鲁共和国推行激进的文化变革。因此，有趣的是，不仅这个词的最初含义与贝茨前述最后阶段的含义有相似之处，而且使用这个词的动词（decolonize）先驱者不是原来被认为的法国人，而是拉丁美洲人。
总之，在现阶段，“decolonization”被翻译成“去殖民化”比较合适。“去殖民化”的含义，既包括了强调政治自决的“非殖民化”，同时，又将“非殖民化”扩大到其他领域，旨在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去除不利于发展的殖民残余，根除一切形式的新旧殖民主义。因此，“去殖民化”更多是后殖民阶段的一种译法，它的内涵更广义、更全面，指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整体性的去殖民化。
（四）如何实现“去殖民化”？
去殖民化的传统方式包括：武装斗争与民族解放战争；和平谈判与渐进自治；联合国推动的国际法框架下的民族自决；公民投票与政治身份抉择；新兴国家通过资源国有化、语言本土化等措施去除殖民遗产的影响。
去殖民化不仅是政治独立，更是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彻底解放。它需要殖民国家的反省与赔偿、被殖民地区的团结与自强，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监督与合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终结殖民主义的影响，实现全球正义。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立场，也为推动彻底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的四大倡议通过 “解构殖民体系”与“建构替代秩序”同步推进，超越了传统“去殖民化”的局限性。其核心突破在于：将经济自主权置于去殖民化核心（发展倡议）；以共同安全抵制军事新殖民（安全倡议）；用文明对话瓦解精神殖民（文明倡议）；以治理民主化终结制度性压迫（治理倡议）。这一路径标志着去殖民化从 “形式独立”迈向“实质解放” 的新阶段。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