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论》是一部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复杂著作，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在《资本论》三卷本中次第展开。但在既有的研究中，《资本论》第二卷常被当作“乏味”“枯燥”“艰涩”的文本而远未获得与其他各卷相称的关注度。文章依托MEGA2第二部分文本，详细考察了马克思遗留的纷繁复杂的手稿材料和恩格斯据此编纂定稿的编辑经历。文章将《资本论》第二卷置于《资本论》整体架构的宏观视域下，尝试提出若干初步见解，阐明该卷作为三卷本有机整体的关键环节所承担的理论功能。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第二卷

作者简介：埃埃德·乔治，西班牙独立研究者。

原文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25年第4期 第24-35页

标题注释：本译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算法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研究”(26GXSZ005YB)、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资本论》中的信用概念及其社会历史效应研究”(MYJS2024-7)的阶段性成果。

一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①

《资本论》第二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犹如一只“丑小鸭”。恩格斯在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做最后润色时，对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说道，“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②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的阅读量是最广泛的，《资本论》第三卷引发了最激烈的论争，那么《资本论》第二卷即便在专家眼中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性。在为该卷最著名的英译本撰写导言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将其定性为“不仅是一部‘天书’，更是一部被遗忘的著作”③。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是直言其“相当乏味(或许这已经是保守的说法)”④。根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述，他在编纂《资本论》第二卷时面对着八份不同手稿(及两份“注释”)的庞杂材料。⑤与编纂《资本论》第三卷主要依据马克思在1864年至1865年期间所写的单独手稿相比，恩格斯在编纂《资本论》第二卷时似乎花费了大量笔墨，然而关于恩格斯如何整合《资本论》第二卷的评论却寥寥无几。

《资本论》三卷本中，唯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校订出版的。在这一卷中，他系统阐述了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范畴——商品、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抽象劳动、剩余价值、资本本身。诚如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所言，《资本论》第一卷“将资本与其他资本的相互作用抽象化，仅考察单个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层面的运动”⑥，马克思据此展开了他的理论推演。

《资本论》第三卷则聚焦于竞争中的资本这一议题。纵观第一卷到第三卷的理论轨迹，可以发现其研究对象从“单一”资本变为了“复数”资本，分析层次则发生了从“个别”到“特殊”的转变。

与整部《资本论》的架构类似，《资本论》第二卷同样呈现出三重结构。开篇详尽论述单个资本的循环运动，即资本在货币形态、商品形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生产形态、产品形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以及最终复归货币形态间的流转过程。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探讨资本周转问题：既从时间维度探讨了特定资本价值完成其资本循环所耗费的时长，也从数量维度分析了既定时间段(如一年)内参与这种运动的资本价值总量。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再生产问题。该篇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于1862年(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如下观点产生了质疑：如果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价值全部被分配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那么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如何得到补偿的？⑦马克思通过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一个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现代语境中的“资本”)，另一个部类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品”)——来解决这个问题，进而考察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交换。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实则具有惊人的解释力，这可能是《资本论》第二卷中大众读者最为熟悉的部分。

行文至此，《资本论》第二卷在整部《资本论》理论架构中的“定位”问题便浮现出来。第二卷的最终结论奠基于“社会总资本”这一范畴或概念之上，它是第一部分中呈现的单个资本循环交互集合的表现形式。⑧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确立了资本自身从“个别”到“特殊”的逻辑转换，那么社会总资本(即“普遍”范畴)的出现是如何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就让人难以理解了。⑨这就造成了《资本论》第二卷与其他两卷的割裂感，而这种割裂感因如下事实而更加强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几乎完全抽象掉了竞争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资本论》第三卷则实质上忽略了周转问题。⑩因此，《资本论》第二卷的理论运动轨迹——用现代术语可被理解为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加总”——似乎与第一、三卷的理论线索平行展开，而未被有机整合在一起。(11)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用于编纂《资本论》第二卷的所有马克思的手稿材料，其写作时间都晚于马克思撰写第三卷草稿(恩格斯据此编纂定稿最后一卷)和第一卷初版之后。倘若马克思活到了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会据此来重新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以使整部《资本论》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更加清晰，同时各部分之间有机统一的理论纽带也能得以加强。但真实的历史并未如此展开，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

马克思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马克思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工作重心，与其说是进行实质性的原创概念创造，不如说是更多地在寻找理论表达的恰当方式。众所周知，即使称不上执着到近乎痴迷，“叙述方法”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极为重视的。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12)的区分已为学界广泛讨论，但对其本质——辩证地呈现二者同一运动过程中彼此依存又相互规定的两个环节(13)——的探讨却鲜有深入。通常情况下，一旦研究过程产生了表述所需的整套概念，那么这套概念体系反过来又会塑造被考察的理论对象，使其获得更丰富的理解。如此一来，理论把握与概念建构便在同一个运动中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因此，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对各组成部分的建构是并行推进的，时而专注于某个部分，时而又转向其他部分，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他从理论某一方面获得的洞见自然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组成部分的理论构建。

与其他组成部分相比，《资本论》第二卷在研究中遭受的“冷遇”，部分源自于该卷自身未完成的特性(尽管确凿的是，就其结构而言，它不仅是最终各卷中最未成体系的一卷，就其写作时间而言，它也是时间跨度最长、历时最久的一卷)，部分则是由于第一卷和第三卷对第二卷的反衬所导致。(14)因此，并非仅因为《资本论》第二卷自身结构的不完整，而是这种双重困境，造成了我们将之纳入《资本论》三卷整体时所遇到的困难。

将以上因素考虑在内彰显了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建构方式与编撰次序的重要性。我的观点是，当我们开启思维旅程时，要有效处理《资本论》第二卷在马克思整体理论总架构中的定位问题。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就马克思如何建构该卷而言，既要含括他的写作内容，又要考虑写作的时间节点(并且需要纳入他为其他各卷所做的准备与编辑工作)；二是就恩格斯如何处理自身与马克思手稿材料的关系而言，不仅要分析他最终如何从马克思的手稿中摘录而编纂成稿，更要关注他对马克思手稿原始材料进行了何种程度以及哪些方面的取舍。

简而言之，要进行我所提议的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重新评估，一项必要的预备性工作便是根据最终卷本背后的编辑和手稿材料(这些材料已经通过MEGA2全面公开)，绘制出一份贯穿整个编校过程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路线图”。尽管我所提出的关于该卷及其在《资本论》体系结构中的地位等诸多分析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本文不打算在此方面作深入讨论，而是将着眼于完成一项更为基础、却同等必要的前提性工作——厘清马克思为第二卷究竟写了什么、何时所写，以及恩格斯如何将这些材料编纂为连贯的文本。除了文末结尾处将略作些尝试性评述之外，本文的余下部分都将聚焦于此内容。

二

马克思不同于尼采，后者常凭灵感即兴撰写格言；相反，马克思需要反复沉思未来著作的“计划”。(15)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回顾了促成此作的思想历程。他指出，1843年激进民主派报纸《莱茵报》遭到查禁(他是执行编辑)，使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6)

大致自1844年起，马克思便频繁表露出想出版一部“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信中如此称呼这项计划)的愿望，并在条件允许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允许)为此展开研究与写作。这一努力的最终成果便是《资本论》。

经历1848-1849年欧洲革命风暴之后，马克思主编了同样“短命”的《新莱茵报》。相继被逐出布鲁塞尔、科隆和巴黎后，他只能被迫流寓伦敦(他原以为只是暂居在那里)。这个节点是他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时期的开端。1850年6月，他获得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这使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得以重启：“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7)这个时期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见于24本《伦敦笔记》(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18))以及他撰写的诸多时评(尽管他在往来书信中时常抱怨这项工作对于其他工作造成的干扰(19))，尤其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文章，它们大多都是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20)

1857年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似乎“催促”着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整理成更加系统的理论。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他撰写了一部庞大的手稿文本，即我们今日所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对其成熟经济学理论的首次书面呈现。(21)在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他逐步确定了这一研究的出版计划，即六册出版计划，依次涵盖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主题。(22)

1858年3月，马克思告知恩格斯已通过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与柏林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达成协议，以“分册”形式出版他的著作。(23)此时，他计划将六册中的第一册《资本》分为四篇：“资本一般”“竞争”(“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信用”(“资本作为与单个资本相对立的普遍要素”)、“股份资本”(“最完善的形式”)。其中“资本一般”篇将由价值、货币的两章导论引入，构成敦克尔将出版的马克思著作第一分册的主体内容。

但当马克思投入写作后，手稿规模不断增大——这后来也将成为长期困扰他的事情——致使原计划的“资本一般”篇不得不改为第二分册。(24)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名，他于1858年8—10月完成第一分册初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基底稿(Urtext)，随后于1858年11月至1859年1月间撰写了第二稿并完成定稿。这部最终于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包含原计划作为导论的两章：“商品”(由原“价值”章更名而来)与“货币或简单流通”。

尽管马克思本打算立刻着手撰写未完成的第三章(即“资本一般”章)，但他在1859年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德国流亡者团体“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撰稿工作。自当年初夏，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接管了该报的运转工作。(25)马克思的1860年几乎完全消耗在他与卡尔·福格特(Carl Vogt)的宗派主义论战上，直至1861年6月才向恩格斯传达“真正开始”写作的消息(26)。起初的进展十分顺利，但自1862年3月起，他开始中断了第V笔记本的写作。正是从这个节点起，他开始着手整理庞大的研究手稿，其中部分内容在马克思去世后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27)

1862年12月，马克思致信路易·库格曼(Louis Kugelmann)，宣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第二部分”(即未完成的第三章“资本一般”)除需“润色”外已经基本完成。但他同时也表示，尽管这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但它将以独立标题《资本论》问世，并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一变动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此时将正在撰写的著作视为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版本。

就在与库格曼通信之后不久，马克思中断了手稿的写作，转而拟定了两个提纲(即“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和“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以明确用于重组已写材料和规划新作结构，这些内容分别对应未来的《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一卷。

1862年12月马克思与库格曼的通信与1863年1月所拟的两份提纲标志着马克思的理论呈现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自此，他再未提及1858年提出的“六册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四卷计划”(28)——即《资本论》三卷本的“理论”部分(现今通行的三卷本)，外加一部“剩余价值学说史”。(29)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笔记本外，马克思在其后续著作或通信中再未使用过“资本一般”(das Kapital im allgemeine)这一术语。

三

他天性如此——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博览群书，以非凡的强度工作，具备批判天赋……但从未完成任何作品，处处搁笔，反复沉溺于无边的书海。(30)

1863年7月，马克思着手起草《资本论》第一册，此项工作持续至1864年夏。此版草稿留存极少，仅存若干散页及完整一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31)。至于这一章为何最终未收入定稿，已有的材料并未有过多说明。(32)

马克思随后将注意力转向第三册(即第三卷)，并于1864年夏至1865年底起草了一份手稿。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使用的正是这份手稿，其内容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起草《资本论》第三卷期间曾中断写作，转而撰写第二卷的初稿。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在1865年上半年完成第三卷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写作内容后，开始了第二卷的写作。(33)

这份第二卷初稿被恩格斯称为“手稿Ⅰ”，其结构分为三章：(1)资本的流通；(2)资本的周转；(3)流通与再生产。尽管马克思保留这一基本的三重结构(顶层的划分从“章”升级为“篇”)，其框架与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的《资本论》最终版本第二卷的三部分完全对应，然而恩格斯最终并未采用这份手稿中的任何内容用于成书。(34)

1865年12月，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准备工作，并于1867年4月亲赴汉堡交付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35)在此期间，他致信给恩格斯，称已与出版商约定同年秋季完成第二卷(含第二、三册)，并于冬季完成作为历史部分的第三卷。在信中，马克思自我提醒道：“因此我要尽快着手开始工作”。(36)从后续情况来看，他显然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工作量。(37)

1867年6月至1868年夏季，马克思为第二、三册撰写了一系列手稿，包括第三卷首章的多个不同版本(38)、涉及二三卷两卷理论交叉部分的内容。在这些材料中，可以寻见多份关于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关系的初步总结。(39)这一时期的一份特定文本探讨了利润率与资本周转的关联，同时探讨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40)与这些零散材料同期，马克思还汇编了一套用作第二卷资料来源的摘录集(41)，以及对斯密摘录的评注(42)。所有这些材料均被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统称为“手稿Ⅲ”(43)。

1868年初至1868年底，马克思起草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新手稿(44)，但这次同样没有完成。该手稿包含第一章的某个版本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随后写作又中断了。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手稿“Ⅳ”，其部分摘录被用于最终出版的第二卷(具体详见第一卷的末尾与第二卷的开篇)。(45)

在撰写这部手稿的同时，马克思还撰写了另一份更完整的手稿，这份标注为“Ⅱ”的手稿持续修改至1870年中期，被恩格斯视为“第二卷唯一接近完稿的版本”，也就是他所称的“手稿Ⅱ”。(46)

手稿Ⅱ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篇幅最长的文献，也是除手稿Ⅰ之外唯一覆盖全书三部分的文本。(47)在其第三篇中，马克思首次以数字与图表的形式系统阐释了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产品的交换关系。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最终版时，以此手稿作为全书的“骨架”，并从其他手稿中酌情增补适宜的材料，终成定本。

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多重现实因素迫使马克思再度聚焦《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是法文版的翻译事宜，即自1869年10月起，马克思开始监督沙尔·凯勒(Charles Keller)的法译本工作，但该译本最终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新译本，名义上由约瑟夫·鲁瓦(Joseph Roy)承担，实则由马克思亲自操刀修订。(48)其次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的紧迫性，即由于1871年《资本论》第一版几近售罄，马克思于1871年底至1872年初着手修订文本，部分改动也融入法译本的修改，并且这也同时影响了同期的俄译本——马克思此时正自学俄语并密切关注俄译本的进展。

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修订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调整，他彻底重写了第一章(原第一版中接受恩格斯与库格曼建议而临时增补的“价值形式”附录被整合至正文)，并将全书的六章结构重组为七篇25章。

1871年春末，刚刚接替格尔曼·洛帕廷(German Lopatin)负责俄译本第一卷翻译的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i Danielson)致信马克思，询问“第二卷”的进展。马克思回复称“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49)。他俩都认为“第二卷”将会涵盖未完成的两部分理论内容(即现行《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

此次“修订”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就《资本论》第三卷而言，马克思在1870年代产出的唯一实质性成果是1875年夏天撰写的约120页围绕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关系进行论述的手稿，恩格斯后来将它命名为“用数学方法研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利润率及其决定因素始终困扰着马克思：整个1870年代，他在笔记本散页、阅读书籍的扉页、甚至家庭年鉴空白处留下大量零散笔记探讨此问题。其中一份题为“论利润率、资本周转率、利息与贴现率”(见MEGA2第二部分第14卷)的片段(可能写于1878年)，聚焦利润率与资本周转的关联，延续了1867-1868年他对第二、三卷理论交叉地带的探索。

直到187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才重返《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大约在1876年10—11月，他起草了被恩格斯称为“手稿Ⅴ”的文本，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第一篇最重要部分的最后完整论述”(50)，最终构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定稿版本的主体内容。

借助手稿Ⅴ(本质上是手稿Ⅱ第一篇的重写版)，马克思遵循其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的结构调整，将全书划分为“篇”，其下再分“章”。

1877年7月底，马克思显然对进展不满，还未触及到第二、三篇内容，就再次中断手稿Ⅴ的写作。同年10月，他重新动笔，屡次尝试起草该书第一篇的某个版本，但又每每中途搁笔。其中一份尝试是约12页的文本，被恩格斯标记为“手稿Ⅵ”。1878年7月，马克思再次尝试，这部分被命名为“手稿Ⅶ”，他断断续续写作两年，仅完成12页后就束之高阁了。即便如此，恩格斯仍从这些未竟的草稿中摘录部分材料用于第二卷终版的首章开篇。此外，MEGA2还收录了马克思在1877年4月至1878年6—7月间为该书第一篇撰写的若干简短尝试的片段——即片段Ⅰ—Ⅳ，其中一份被恩格斯采用到了最后的定稿中(见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

自1870年代中期完成手稿Ⅱ后，马克思未再撰写第二篇(关于资本周转)的相关内容。手稿Ⅴ—Ⅶ及四份“片段”仅涉及第一篇(关于资本流通)。其最后一份手稿(恩格斯称为“手稿Ⅷ”)则专注于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这份最后的手稿标题为“第二卷第三章”，本质上更接近一份“研究手稿”而非润色定型的文本。(51)马克思从1877年2月开始断断续续写作，可能直至1881年年中。这一稿的独特性在于，它是马克思唯一从扩大再生产视角(即剩余价值资本化积累的视角)探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文献，恩格斯据此编纂了《资本论》第二卷最终版的最后一章。

此外，这份最后的手稿具有重要意义。在此稿中，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在手稿Ⅱ中标注为Ⅱ)被重新标记为Ⅰ，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原为Ⅰ)则改为Ⅱ，这一调整表明生产资料生产(即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补偿)在构建社会再生产机制中的优先性。

手稿Ⅷ也是马克思唯一论述第三篇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补偿问题的文献，因此恩格斯在编纂终版第三篇对应章节时也完全以此稿为依据。

四

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同意发表为止。(52)

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之前，他不仅未向恩格斯充分说明《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相关进展(更准确地说，是其缺失程度)，而且也未就他的文献遗产的处置留下任何明确的书面指示。尽管所有相关者理应明白，唯一能真正厘清马克思遗稿的人只有恩格斯(53)，但马克思两位在世的女儿——居于巴黎的劳拉(Laura Lafargue)与居于伦敦的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都认为手稿应归属她们。

无论是私人情谊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都十分深厚，但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写作进展的实际了解如此匮乏，着实令人惊异。因此，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数周乃至数月的通信，不仅记录了挚友离世的切肤之痛，而且还见证了他起初的茫然无措与渐生的惊愕——当他逐步意识到马克思遗留的混乱之巨以及自身将面临的编纂任务之重时。

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夫(Pjotr Lawrowr)的信中宣告：“我找到了《资本的流通》和第三册中《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一千页对开纸。现在还不能说，这一手稿是否能按原样刊印。无论如何我得誊写一遍，因为这是草稿。明天我才有时间花几个钟头去浏览一下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这一切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没有杜西同意，我没有权利刊印任何东西，因为她和我同是马克思遗著处理人。”(54)

然而，恩格斯何以对马克思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呢？1883年8月，他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写道：“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55)

随着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管家海伦·德穆特(Helen Demuth)的协助下梳理马克思的遗稿工作的推进，未刊出的手稿轮廓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884年2月，恩格斯致信劳拉称：“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56)恩格斯最初设想按照马克思的原计划将《资本论》两卷未完成的理论分册合为一卷出版，然而随着对手稿规模的深入认知，他意识到至少需将第二卷独立成册，而第三卷与《剩余价值理论》可以合并为第三卷。由于恩格斯未能亲自完成《剩余价值理论》的编纂，因此最终第三卷只能单独出版。

相较于二者各有其编纂难题的《资本论》第三卷与《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处理《资本论》第二卷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庞杂的手稿堆积。(57)1883年5月，他致信劳拉说：“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58)

但在专注这些工作之前，恩格斯必须先处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修订工作，该任务于1883年8月完成。随后，他继续校对该卷付印前的清样，后又因病被迫中断工作，最终直至1884年夏，恩格斯才正式启动《资本论》第二卷的编纂工作。

综览恩格斯掌握的手稿材料，可见马克思曾四次集中起草《资本论》第二卷。首次是1865年撰写的初稿(手稿Ⅰ)；第二次为1868年至1870年中期的创作期，其间他完成手稿Ⅱ与手稿Ⅳ(手稿Ⅰ与手稿Ⅱ是马克思为全书撰写的仅有的两份完成的草稿)。在这两次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第三卷草稿并开始筹备第一卷的出版工作。随后在187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完成法、俄译本的监督工作及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修订后，对第二卷又有两次交叉进行的创作：先是为重写第一篇进行了多次尝试(手稿Ⅴ—Ⅶ及四份“片段”)，后于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完成最终手稿Ⅷ，虽然它仍属于粗糙的草稿序列，却已经是对第三篇理论难题最成熟的探索。

全书中材料最丰富的部分为第一篇，这一篇聚焦单个资本的“循环”再生产(马克思称为“资本循环过程”)。马克思最初在手稿Ⅰ中论述了该部分的内容，但恩格斯未将任何该手稿的材料用于最终的定稿版本。后来，马克思在手稿Ⅳ、手稿Ⅱ中反复修订，并通过手稿Ⅴ—Ⅶ及前文提及的“片段”多次尝试改写。马克思对此部分的多次修订尝试既表明其备受各种因素的困扰，同时也透露出该篇章的理论成熟度。针对该篇前四章(侧重“概念性”内容，对资本循环机制本身进行详尽分析)的编纂，恩格斯主要依据手稿Ⅱ及其在手稿Ⅴ—Ⅶ中的更新版本(含“片段Ⅳ”)，而第五、六章(侧重流通领域的“技术性”分析)则参考早期手稿Ⅳ。

对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关于资本周转问题)，恩格斯在舍弃手稿Ⅰ后，主要依据手稿Ⅱ完成编纂，仅在该篇开篇部分涉及周转时间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时少量采用了更早的手稿Ⅳ。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即宏观层面的资本再生产)的编纂则综合手稿Ⅱ与未完成的手稿Ⅷ(以及未被采用的手稿Ⅰ)。手稿Ⅷ是唯一涉及扩大再生产及固定资本补偿问题的文本，因此被全文采用，而一般再生产理论框架与简单再生产分析则来自手稿Ⅱ。

恩格斯正是基于这些材料编纂成最终版的《资本论》第二卷。1884年6月，他招募莱比锡排字工人、政治流亡者奥斯卡尔·艾森加尔滕(Oskar Eisengarten)担任文书助手。他通常白天向艾森加尔滕口述文稿，有时也边述边做编辑修订，夜晚修订当日成果。遇到恩格斯外出时，艾森加尔滕就负责将修订稿誊清。二人于1885年2月完成付印稿。同年2月22日，恩格斯致信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 Schlüter)：“《资本论》第二册手稿的最后部分明天寄出，后天我就开始搞第三册。当我心里还放不下这件事时，我就无法认真考虑其他事情。”(59)

我们由此可以精确界定恩格斯编纂第二卷的时间线：自1884年6月(与艾森加尔滕合作)至1885年2月底(将手稿寄予出版商迈斯纳)。鉴于手稿基础之复杂，恩格斯能在短期内完成如此连贯的文本编辑与整理实属不易。该卷最终版于1885年6月问世，第二版发行于1893年。

五

这里也像所有的地方一样，说的是关于范畴的规定。(60)

马克思显然将《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并在1860-1870年代倾力寻求其恰切的表述方式(即理论的“叙述方式”)。没能最终完成的《资本论》使其未能充分展现这种整体性。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各卷之间缺乏有效整合，才导致它们常常遭遇误读与忽视。马克思未能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依我之见，如果基于完整版视角，第一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没有真正完成的)，这正是《资本论》第二卷被忽视的深层根源。同时，我认为第三卷所受非议同样来源于此，尽管这并不是本文的焦点。本文仅旨在廓清围绕《资本论》第二卷成书过程的迷雾，以梳理它与《资本论》其他部分的关联，从而推动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资本论》第二卷。

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添加的副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恩格斯遵循马克思的命名方式，将《资本论》第二卷的副标题定为“资本的流通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并非如经常被误解的那样，是将第一卷分析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与第二卷“资本在流通领域(市场)中的运动”对立起来。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流通过程”指的是资本先后经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整体且连续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卷不仅不与第一卷形成对立，反而将第一卷的内容纳入了其分析框架。(61)

至于学界有时未能正确认识到第二卷是对资本整体运动的阐述，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三卷拟定的副标题的改动——马克思原稿中第三卷的副标题是“总过程的各种形态”(62)，而恩格斯将其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笔者认为，恩格斯的修改欠妥，因为它强化了人们对三卷本结构的错误认知：第一卷讨论“生产”，第二卷讨论“(市场层面的)流通”，第三卷则是对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综合。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指出《资本论》第二卷的概念体系未能充分融入第一卷，更遑论第三卷？要知道，马克思最初的写作计划是将第二、三卷合为一册的。

首先，第二卷第一篇对单个资本循环的微观分析与第三篇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宏观分析之间，是以“周转”作为中介范畴的：当个别资本价值完成周转时，它们会“相互交错”，而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交错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然而在第三卷中，除了恩格斯添加的部分外，马克思对周转的讨论停留在文字层面的零散涉及，显得粗略且流于表面，尽管这显然对第三卷的核心议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因为既定资本价值的周转率与其价值构成同样决定着该资本规模对应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率的大小(这取决于剩余价值量与资本量的比率，而资本量的衡量又取决于资本价值如何在其产品中实现保存)及其与信用体系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源于固定资本折旧形成的货币储备，又反过来以近乎共生的方式推动固定资本积累本身)。尽管马克思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后期撰写了大量关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周转同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内在关联的手稿，但这些材料未能成功地整合到恩格斯用来编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终版本的草稿中(另一种解读则认为，未能完成整合的责任在于恩格斯本人)。

其次，从社会总资本的宏观层面来看，其历史动力源于竞争压力下劳动生产率长期提升所导致的死劳动(即物化劳动)的资本积累。然而《资本论》第二卷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的分析都抽离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第二卷中几乎所有提及劳动生产率的地方，都是为了强调这一抽象前提)。委婉地说，这导致该卷对再生产的分析存在理论缺口：尽管再生产体系的宏伟理论成就毋庸置疑，但如果模型中既未纳入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也未考虑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那么它只能有限地充当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关联在于前者研究的“生产环节”被纳入后者描述的资本总运动之中，那么第二卷与第三卷的联系则必须从第三卷对资本间竞争结果的运用中寻找，即把“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与资本价值构成变化”“过度积累与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等竞争规律应用于第二卷所构建的社会再生产分析框架。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两方面着力：既要填补马克思理论中这些尚未弥合的概念空白，也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现实世界中进行关联与检验——后者正是所有科学理论的真正试金石。简言之，就是将马克思理论中那些尚未完全贯通的理论节点连接起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当今学术与政治话语的通用语言仍是英语，而距离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已过去一个半世纪，仍有大量马克思的文献未被译介。具体而言，若能将第二卷手稿Ⅰ、手稿Ⅱ、手稿Ⅷ以及马克思在1860年代中期至187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撰写的、探讨资本周转率与剩余价值率及利润率决定之间内在关联的文本进行系统翻译并公开出版，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政治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2页。

③Ernest Mandel,Introduction to 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London:Pelican Books,p.12.

④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The Complete Edition,New York:Verso,2018,p.356.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⑥Michael Heinrich,"Capital in General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x's Capital:New Insights from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Capital and Class,Vol.13,No.2,1989,p.75.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35—438页。

⑧同上书，第392页。

⑨尽管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讨论的“个别—普遍—特殊”三段式是存在论第三个推论的形式，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本的理论建构中，至少在其自觉意识的层面并未显示出对这种三段式结构的运用。

⑩在《资本论》第三卷最终版本的第四章，也就是“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这一章，恩格斯不得不亲自撰写全部内容，因为马克思原始手稿中仅留下该章标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第三卷讨论利润率平均化时曾指出：不同生产部门间未均等化的利润率差异不仅来源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也可能由资本流通时间(即周转速度)的差异所导致。他同时明确指出，通过利润率平均化形成的生产价格应排除商品价格中代表固定资本磨损的部分。

(11)海因里希提出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尽管《资本论》各卷都遵循从个别资本到社会总资本的分析进路，但每卷的抽象层次存在本质差异。他写道：“《资本论》第一卷在直接生产过程的层面考察个别资本，此时抽象掉了与其他资本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最初关注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积累。第二十五章标志着社会总资本分析的开始。在此之前的叙述阶段……总资本仅仅表现为个别资本的算术总和。接下来的分析层次，即第二卷的资本流通过程，从分析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入手，但此时个别资本不再仅仅是并列存在，社会总资本也不再是个别资本的简单加总。……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最初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呈现为个别资本的运动。在此层面，通过建立一般利润率，生产利润的个别资本共同构成社会总资本。这个过程不仅是资本循环的简单连接，更是‘竞争’机制的充分展开。”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13)这一问题似乎是原东德编纂MEGA2的部分编辑人员之间争论的焦点。不过据悉，这些重要成果均未以英文发表。

(14)在《资本论》研究领域，第二卷遭到冷遇的明证是：据我所知，仅有唯一一部专门针对该卷分析的论文集，而第一卷、第三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等则拥有数量不断增长的研究文集——或许只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学术文献中受到的冷遇能与第二卷相比。就本文关注的问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集的出版时间早于所有包含马克思原始手稿及恩格斯编辑工作相关材料的各卷(仅第四卷第一分册例外)。

(15)Enrique Dussel,Towards an Unknown Marx: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63,in Fred Moseley(ed.),Yolanda Angulo(trans.),London:Routledge,2001,p.3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17)同上书，第414页。

(18)马克思成年后始终保持着大学时期在给父亲的信中描述的学习习惯：“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7卷，第11页)《伦敦笔记》正是这类摘录笔记本的典型。

(19)例如，马克思在1853年致阿道夫·克鲁斯(Adolph Cluss)的信中写道：“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页)

(20)1850年代对马克思一家而言是家庭生活极为艰难的时期。尽管他们自身的财务管理确有不善，且经济拮据更多体现的是小资产阶级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特质，但其生活境况无疑异常困苦：1850年4月因拖欠租金，他们被赶出切尔西区的狭小公寓；1850-1856年间，他们住在两间被燕妮·马克思称为“悲惨”的阁楼房内。贫困、典当行与疾病始终伴随他们的生活；七个孩子中有四个在1850至1857年间夭折于家中。

(21)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同时，马克思还完成了另外三本摘录笔记本(即所谓的“危机笔记”)，发表于MEGA2第四部分第14卷。

(22)这一计划最清晰的表述见于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其基本框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多次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6、50、180—181、220—2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56—357页。

(24)马克思在1858年11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解释道：“我妻子正在誊抄手稿，月底前恐怕寄不出去……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来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435页)

(25)Maximilien Rubel,Marx:Life and Works.Vol.51,in Mary Bottomore(tran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0,p.12.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编者推测马克思于1861年8月开始写作。

(27)《剩余价值理论》只是马克思1861-1863年间所写一系列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些手稿始于他最初尝试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一直到开始撰写《资本论》的草稿。在海因里希看来，1861年手稿“最初被设想为1859年文本的延续，但很快转变为典型的工作手稿——马克思在其中同时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问题搏斗。这份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第二稿，构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关键纽带。”

(28)马克思(及恩格斯)始终将“分册”(books)与“分卷”(volumes)区别使用：前者指理论结构上的划分，后者指物理装订上的分卷。

(29)马克思在1866年10月致库格曼的信中最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计划。当时他设想第一卷将包含《资本论》第一、二册，第二卷为第三册，第三卷为第四册。但随着研究范围扩大，第一卷最终仅涵盖第一册，第二、三册构成第二卷。当然，最终的“理论”部分形成了三卷本(即现今的《资本论》)，而历史部分始终未能完成。

(30)Arnold Ruge,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Erster Band,1825-1847,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85,p.343.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60页。

(32)Patrick Murray,Re-reading Marx: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in Riccardo Bellofiore and Roberto Fineschi(ed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63-178.

(33)曼弗雷德·米勒(Manfred Muller)等人推测写作时间如下：首先是第三册第二章(论述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开始于1864年夏季；随后是第三册第一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完成于1864年10月或11月(马克思的“章”——相当于最终版本中的“篇”——的写作顺序可能具有重要性，但需指出，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在这一点上对米勒等人的时间线持不同意见)；接着是第三册第三章(利润率下降趋势)；之后是整个第二册的草稿；最后在1865年7—12月间按顺序完成第三册第四、五、六、七章(分别为商人资本、信用制度、地租、收入及其来源)。

(34)恩格斯指出：“其中第Ⅰ稿(150页)……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册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文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页)

(35)David McLellan,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h,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3,pp.340-341.

(36)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2,in Christopher Upward(tran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7,p.371.

(37)几乎同一时期，马克思在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Siegfried Meyer)的信中表达了乐观态度，证实了这一安排：他预计第二、三卷(即第二、三、四册)将在1868年夏季前完成。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48页。

(39)同上书，第95—120页。

(40)同上书，第121—310页。

(41)同上书，第71—94页。

(42)同上书，第499—52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上册，第383—497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页。

(46)同上书，第7页。

(47)1877年春，马克思开始为第二册整理当时积累的手稿材料(未完成)，并在一份纲要中指出这份手稿Ⅱ应作为其阐述的“基础”(Grund)，但尚不明确他是指该手稿仅作为全册第一章(即“篇”)的基础，还是整册的基础。

(48)马克思的参与不仅限于语言层面，他认为必要的概念性修订使他在法文版跋中明确指出，该译本“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页。

(51)“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页。

(53)从恩格斯1883年6月24日致劳拉的信中充满歉意的官方口吻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此时的敏感处境。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页。

(55)同上书，第57页。

(56)同上书，第114页。

(57)恩格斯本人如此描述：“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页。

(59)同上书，第28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55页。

(61)Christopher J.Arthur and Geert Reuten(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pp.1-16.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