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国与东盟合作实践，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交汇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先导和示范。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体现为包容性地区秩序观、合作性地区安全观、共享性地区发展观、协商性地区治理观与融合性地区价值观。十余年来，中国与东盟持续增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强化安全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以水为媒，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不断完善机制建设，实现联动发展。同时，中国同东盟国家双边命运共同体的“集群效应”不断释放。经过十余年发展，多层次命运共同体构建布局基本形成。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需携手打造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
关键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五大家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从理念到实践，从双边到多边，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推动周边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丰富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开辟了新的建设路径。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诸多成果，成为亚太合作中最具活力的典范。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系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生动实践，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交汇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先导和示范，其理论内涵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发展。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基于“关系理性”与“共生逻辑”的哲学基础，超越传统的“利益集合体”格局，形成地区秩序观、地区安全观、地区发展观、地区治理观与地区价值观“五位一体”的理念体系。
第一，包容性地区秩序观。地区秩序观与地区权力结构、地区相处模式等密切相关，反映地区事务是由大国主导还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与东盟都处于东亚地区，双方的秩序观倡导多边主义，反对排他性、对抗性的集团政治和“丛林法则”，主张构建开放包容、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架构。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重申根据国际法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东盟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体现了中国与东盟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共识，奠定了地区秩序观的政治基础。同时，东盟内部也存在大小国家的差异，相互尊重、协商一致是其相处之道，这构成了中国与东盟达成地区秩序共识的重要基础。中国—东盟地区秩序观的本质是包容性，其追求建立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包容性秩序，核心体现为多样性与平等有序的地区秩序生态。
第二，合作性地区安全观。如何认识和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是地区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地区安全观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原则，以共同安全为宗旨，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依托，主张通过双边与多边对话协商、推进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务实合作等方式，逐步积累互信，共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强调“通过合作实现地区安全的理念”，这是合作性地区安全观的直接体现。2025年8月发布的《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指出，通过继续举行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部长会等机制会议，加强执法安全对话与合作，表明中国与东盟通过部长级合作机制，共同应对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彰显了合作性地区安全观的行为逻辑。中国—东盟地区安全观的本质是合作性，即以合作凝聚地区国家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以合作共同应对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合力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
第三，共享性地区发展观。地区发展观与联动发展、共享繁荣密切相关。中国—东盟地区发展观批判保护主义与依附性发展，倡导开放、联动、包容、普惠的新型区域发展范式，核心是通过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等，促进互联互通与发展融合。2019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致力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这为增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互联互通合作的深入开展，一批经济走廊、工业园随之兴起，推动地区联动发展，其成果为地区国家人民共享。中国—东盟地区发展观的本质是共享性，其目标是优化市场与资源配置，深化地区互联互通，构建深度互嵌的产供链体系，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地区国家人民，构建发展共同体。
第四，协商性地区治理观。地区治理观对建立地区治理机制、消弭治理赤字等至关重要，其涉及地区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中国—东盟地区治理观基于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彼此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逐步形成适用地区国家法规的多层治理机制，充分考虑各国在法律体系、发展水平上的差异，通过“软法协调”推动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例如，2025年底，在中国倡议并主持下，中柬泰外长和三国军队部门负责人在中国云南玉溪抚仙湖畔举行会晤。本次会晤为冲突双方提供了直接沟通平台，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寻求和解的最大公约数。这种调解方式灵活务实，通过协商逐步累积互信，避免出现通过“硬法”强制任何一方所带来的僵局。中国—东盟地区治理观的本质是发展导向的协商型治理。其超越传统的西方治理模式，不是通过强制性规则和超越主权国家权力实现整合，而是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和灵活务实的合作项目，将地区国家凝聚成一个多元共生的共同体。这种治理模式正发挥日益显著的示范效应。
第五，融合性地区价值观。地区价值观为地区合作提供精神动力与行为规范。在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制度多样、经济模式复杂的地区，地区价值观可以发挥塑造共同体意识、引导合作方向的作用。中国—东盟地区价值观的本质是融合性。其源于亚洲多元文明的和合传统以及地区合作的丰富实践，旨在超越意识形态对立与文明冲突，为区域良性互动提供价值基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石与精神纽带。东南亚地区深受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同影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此交融，成为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海陆相连，相互交往绵延千年，中华文明扎根当地，与当地文明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造就亚洲价值观的共同推动者。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为亚太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样板，进一步彰显了亚洲价值观的引导力。
作为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包容性地区秩序观是政治前提，合作性地区安全观是必要保障，共享性地区发展观是物质动力，协商性地区治理观是实践路径，融合性地区价值观是精神内核。它们相互作用、彼此支撑，共同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布局
十余年来，中国与东盟通过搭建顶层设计、施行务实举措等，逐步形成多层次命运共同体构建布局。这种多层次格局体现为在区域、次区域、双边等层面建立不同类型的命运共同体，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区域层面构建关系日益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以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引领，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中国与东盟合作取得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丰硕成果。
一是战略互信逐步增强。一方面，通过元首外交引领，中国同东盟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不断增强。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除东帝汶外的所有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元首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同东盟国家间元首密切互动，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有助于增信释疑。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关系层次不断提升，战略互信达到了新高度。201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关系中层级最高的合作关系。
二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同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1.0版全面建成。2015年，双方签署2.0版升级议定书，并于2019年全面生效实施。2025年，双方签署3.0版升级议定书，进一步放宽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并于2023年6月全面实施，制度型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为深化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201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436.1亿美元， 2025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1倍多，中国与东盟已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为1147.8亿美元， 2025年1—7月已超过4500亿美元，增长近3倍。
三是安全合作不断强化。一方面，机制化合作水平稳步提升。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双方定期就安全议题进行磋商，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推动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取得阶段性进展。2025年“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完成案文三读，各方对文本的主要内容和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中国与东盟在共同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网络赌博、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等方面开展信息分享、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合作，多次进行联合执法行动，显著提升了合作成效。
四是人文交流全面展开。从机制化到规模化、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从传统领域到创新赋能，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全面升级。一方面，顶层设计发挥引领作用。双方以2024—2025“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牵引，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让20多亿民众的心越走越近。另一方面，各领域综合发力，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品牌效应。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视听周、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等平台硕果累累，进一步夯实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二、次区域层面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成功举行，中国和湄公河5国领导人本着“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精神，共同启动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一致决定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第一个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一是元首外交引领机制建设。自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习近平主席遍访湄公河5国，与5国领导人数十次会见会谈，以元首外交引领澜湄合作方向，澜湄国家相继建立包括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高官会和各领域联合工作组会在内的合作架构。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历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与澜湄5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合作蓝图，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3+5合作框架”进一步拓展为“3+5+X合作框架”。针对合作的优先领域，澜湄国家相继成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澜湄环境合作中心、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澜湄农业合作中心和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等6大中心，旨在推动水资源治理、智库交流、环境治理、劳动技能提升、农村减贫、青年交流等合作。
二是以澜湄模式推动联动发展。澜湄6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共同的使命与追求。围绕发展，澜湄合作形成“发展为先、务实高效、项目为本”的澜湄模式。10年来，中国与湄公河5国的贸易额稳步增长。2025年，中国和湄公河5国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50%。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则标准对接加强软硬联通，产供链合作向纵深推进，创新走廊建设成为发展新亮点。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体系不断完善，迄今已支持开展数百个惠民项目，这些“小而美”的发展项目有力推动了澜湄乡村地区发展。在缅甸等国开展的百余个“丰收澜湄”项目集群帮助当地农民增产增收，有力提升了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澜湄甘泉行动”帮助缅甸、柬埔寨、老挝改善农村供水，受益人口超过1万人。
三是以水为媒凝聚澜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澜沧江—湄公河蜿蜒流淌近5000公里，6国因水结缘，推动澜湄合作因水而兴。澜湄流域地理条件复杂，气候多变，旱涝灾害频发。面对共同挑战，澜湄合作机制将水资源合作列为五大优先领域之一，6国通过建立联合工作组、设立水资源合作中心、举办水资源合作论坛等举措，推动信息共享、技术交流与联合研究。自2020年起，中国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为应对澜湄流域严重的洪涝灾害和干旱问题，中国还通过科学调度澜沧江梯级水电站，发挥“调丰补枯”的防灾减灾作用，共同守护这条“生命之河”。
三、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形成“集群效应”
自2017年以来，中国先后与9个东盟国家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中南半岛5个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全覆盖。在马来群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文莱4个国家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形成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双“集群效应”。
一是以行动计划推动取得切实成果。柬埔寨、老挝是东盟国家中最早与中国签署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第一份行动计划实施期间，中柬、中老建成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中老铁路、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等。2023年，中柬、中老相继签署第二份共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在第二份行动计划的蓝图下，中柬深化“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等建设，着力打造“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中老确定了5年内推进战略沟通与互信、务实合作与联通、政治安全与稳定、人文交流与旅游、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五项行动”，开启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二是以发展战略对接打造全球南方合作示范区。东盟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东盟通过发展战略对接，打造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同发展的合作示范区，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树立新标杆。在高层交往的战略引领下，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分别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圈”框架、马来西亚“昌明经济”框架深入对接。同时，以中印尼“2+2”对话机制、中越“3+3”战略对话机制为重要平台，推进战略沟通与协调，进一步彰显双边命运共同体活力。
三是以务实合作筑牢发展纽带。务实合作是筑牢双边命运共同体发展纽带的重要抓手。中国与东盟的务实合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覆盖下游工业、农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多领域。印尼雅万高铁、青山工业园、越南河内轻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等务实合作项目不仅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状况，提升工业化水平，而且增加就业，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当前，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东盟中心地位面临被弱化风险。美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地区产供链稳定畅通面临诸多挑战。同时，跨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面对新挑战，需优化现有治理路径，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一、打造发展共同体
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发展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打造发展共同体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共同走向现代化。
一是通过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形成地区互联互通新格局。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目标，加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硬联通”网络；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为契机，加快通关便利化合作，推动标准互认与共研，深化标准规则对接的“软联通”，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以“小而美”民生项目为重点，推动人民交往的“心联通”，打造民心相通新标杆。
二是打造稳定畅通的地区产供链体系。一方面，创新合作模式。发挥相关行业头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传统“产品出海”合作模式，推动“生态共建”，逐步形成中国技术叠加东盟资源与劳动力的新模式，打造深度互嵌的产供链体系。另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对冲外部因素对地区产供链的冲击。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基础上，尝试对东盟部分国家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单向试点，涵盖农产品、消费品、中间品等领域，特别是扩大进口棕榈油、咖啡、热带水果等东盟特色优势产品。
三是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区。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绿色发展、工业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东盟发展战略优先领域。特别是在海洋经济领域，推动中国与东盟围绕海洋渔业、海洋生物、海洋旅游等开展合作，以海南、广西、福建等地为基地，试点建立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示范区，打造集海洋装备制造、冷链物流、跨境电商于一体的高端海洋产业集群。
二、打造安全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打造安全共同体有利于维护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为地区发展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一是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抓手，做好顶层设计。重点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以亚洲方式解决地区冲突，打造全球安全倡议的实验区。同时，在反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和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做好制度设计，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快速响应各国差异化的现实需求和挑战。着眼未来重点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疆域合作，弥补治理缺位，打造全球治理倡议的探索区。
二是以重点打击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跨国犯罪为突破口，树立非传统安全领域务实合作典范。一方面，借助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平台，统筹中越“3+3”战略对话机制、中柬“2+2”战略对话机制等，通过“海鸥”联合执法行动等专项合作，联合处置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跨国犯罪。另一方面，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为平台，联合制定相关协定，统一对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的定义、量刑标准及电子证据互认规则，填补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的相关法律空白。
三是管控分歧，塑造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通过双边渠道加强海上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可控。双方需拓展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沟通，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三、打造社会文化共同体
社会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需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一是打造全球文明倡议首善区，建立并完善人文交流多层次合作机制。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可考虑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框架下，建立中国—东盟高级别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合作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另一方面，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完善相关合作机制，落实具体项目。
二是重点推进教育交流合作，打造人才培养网络。教育是社会文化交流的关键支柱，对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围绕落实《共建友好家园——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发展愿景与行动（2022—2030）》，以高校为平台，推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交流合作，打造技术人才培养新高地。另一方面，多渠道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依托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等平台，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发挥“鲁班工坊”、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等职业教育项目特色优势，打造中国企业走进东盟的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三是全面推进旅游交流合作，扎牢民心相通纽带。旅游合作是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的关键驱动力。一方面，加强政策协调。通过中国—东盟旅游部长会议机制等，促进旅游领域对话与合作；持续完善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为各国企业和各界代表提供直接对话与交易的舞台，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另一方面，打造旅游品牌，增强吸引力。充分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更多类似于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项目，打造“一票游两国”“一日游两国”模式。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设计邮轮旅游线路，在航行中讲述香料、瓷器、茶叶的贸易故事等。
自2013年以来，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取得全方位成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众多“实景房”、建立许多“试验田”，其理论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实现路径不断优化创新。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可以此为契机，通过实施《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等，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新标杆、作出新示范。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建‘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4AZD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兼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4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