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羊传》《春秋公羊解诂》通过《春秋》“名例”（人物称谓书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公羊传》首先揭示《春秋》的人物称谓书法，创造性提出“七等”“当国”“讨贼之辞”“君杀大夫之辞”等。何休在《公羊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深化、增补、完善《春秋》名例，且创立“称人共国辞”“天子、诸侯之弟子名例”“杞之名例”等。何休建立了谨严详备的名例，其解说名例的方法曲折幽深，其阐发名例的义理丰富深刻。名例有常例与变例，变例中有常例，变例中又有变例，从而变化多端，且有时变例多于常例，这贬损了名例的普遍性、确定性。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变例最具有微言大义，一方面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建设性、生产性的因素，而有利于公羊学者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创造性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形成于战国初期，经过师徒口耳相传，于西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相较于《左传》“以事传经”，则《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春秋》书法以阐发微言大义。《春秋》书法，分为两种，一是总体书法，指《春秋》遣词造句而叙事言义的总体特征；二是具体书法，指记录同类事件的法则。具体书法，学人称为“例”。赵伯雄说：“那么什么是‘例’呢？‘例’其实就是一些记事的规则，同一类的事，用相同的手法记下来，这就构成了‘例’。”《春秋》具体书法或例主要表现在记事的五要素中，一是人物称谓，二是动词使用，三是时间记录，四是地点记录，五是词序安排等。五要素的书写有一般规则，且寓有是非褒贬的大义，故形成人物称谓书法即名例、动词使用书法即用词例、时间记录书法即时月日例、地点记录书法即地例、词序安排书法即词序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以下简称《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作品，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建构了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包括大一统、异内外、张三世、通三统等。《解诂》的基本特征是“以例解经”。黄开国说，“以例解经的普遍化、固定化是何休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色”。赵伯雄认为，何休《解诂》在例上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总结、继承了传统公羊学派的种种义例，同时也自创了一批新例，使得一部《公羊传》显得更加体系完整，条例细密”。何休将概括的《春秋》之例写成《文谥例》，但其书早已亡佚，今散存于徐彦《疏》中，《解诂》是对这些例的具体运用。刘逢禄将何休之例归纳为三十种，其中有“名例”；阐述名例的重要意义，“然则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罗列名例的经文、传文、注文。这主要是材料的汇集，而缺乏理论的概括。段熙仲详细地列举《公羊传》《解诂》中各种“名例”，然其理论的陈述有待于系统化，其排比的材料有待于深入诠释。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具体论述了何休《解诂》的名例。名例在《春秋》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学人专门讨论的文章甚少。本文将在学人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公羊传》《解诂》名例的基本内容，且以比较与发展的观点论述何休《解诂》对《公羊传》名例的继承、发展和创造。《春秋》名例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的应用价值。人物称谓方式在今天依然表现出一定的贵贱褒贬的意义，且名例的大义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其政治智慧、治国理政思想、价值观念等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一、《公羊传》的称谓书法
记事必然记人，记人必然对人进行称谓。人物称谓是《春秋》记事的第一要素。《公羊传》认为，《春秋》的人物称谓有一般法则，不仅指称人物，也寓有是非褒贬的意义，故形成人物称谓书法。《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羊传》：“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这是《公羊传》对诸侯嗣君称谓书法的概括：先君去世，未下葬，嗣君称子某，即子加上名；先君下葬以后，嗣君称子；逾年，嗣君称公（鲁称公，诸侯称其本爵）。是年八月，鲁庄公薨，未下葬，故称“子般”。《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公羊传》：“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今年二月，文公薨，六月，下葬，故子赤称“子”。称谓书法或名例最为基本，是褒贬予夺与寄寓大义的重要方法，这与孔子的“正名”思想有紧密关系。《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事成则政平。孔子之谓名，自然包括人物称谓。曾亦、郭晓东说：“《春秋》重名，《春秋》上刺王公，下讥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其褒贬之义常寓于是。……然则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春秋》重视“辨名正分”。
《公羊传》首先揭示《春秋》人物称谓书法，重视从称谓书法中阐发微言大义，即一字褒贬；称谓书法复杂多样，有常例，也有变例，其大义丰富而深刻，《公羊传》大有创建之功；且创建之初，其建构的书法颇为成熟，如“七等”称谓、“当国”之辞、讨贼之辞等，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七等”书法
“七等”称谓，是《公羊传》阐发《春秋》的基本书法。
《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
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
《公羊传》对楚、吴等国提出“七等”称谓之说。荆，即楚，是州称，为贬之最重者。称国，称氏，称人，称名，贬愈来愈轻；称字，称子，褒愈来愈重。前三等是夷狄之号，特称楚、吴等国。称子，特称楚、吴君的爵号。称人，称名，称字，也适用于华夏诸侯，故“七等”称谓有相当的普遍性。
“州”是夷狄之号，是称谓的最低等级，表现孔子之攘夷的大义。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此种称谓在《春秋》中极少。荆是楚之州称，吴等民族在《春秋》中没有州称，大概它们不如楚之强暴而危及华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国”是夷狄之号。《春秋》昭公十三年“（冬，十月）吴灭州来”。吴灭人之国，称国而贬之。《春秋》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吴入楚”。《公羊传》曰：“吴何以不称子？返夷狄也。其返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吴之君臣的行为像禽兽一样，故称国而贬之。今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楚称人，吴称子。《公羊传》：“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忧中国，故褒称子。《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晋伐鲜虞”，华夏诸侯当称爵，今称国，夷狄之（以为夷狄，而非真夷狄）。晋与鲜虞是同姓。晋伐同姓之国，有大恶，故夷狄之。公羊无传，省文也。董仲舒说：“《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因此，称国是称夷狄，华夏诸侯有夷狄之行也称国。
“氏”是夷狄之号。《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公羊传》：“潞何以称子？潞子之为善也，躬足以亡尔。虽然，君子不可不记也。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赤狄称潞氏，是夷狄之号。潞子之名是婴儿。《春秋》从称氏到称名，是进之，以褒潞子弃夷狄之俗而行中国之礼义。夷狄之君称氏，在《春秋》中极少。
诸侯称“人”，是贬。《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羊传》：“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楚子称楚人，是贬其拘捕宋公，而不许夷狄执中国之君。《春秋》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尊王，故不许楚子出外讨伐诸侯，贬而称人。《春秋》桓公十五年“（五月）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三国君主来鲁朝见。《公羊传》：“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三国本为华夏，其君当称爵，今称人而贬之，是因为三国君主来朝，不讲礼节，同于夷狄。《春秋》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公羊传》：“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华夏对四边民族，只可驱逐，而不可困迫之；齐侯迫之于死境，故称人而贬。
诸侯生称“名”，是贬。下文再论。
诸侯亦可称“字”。《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称邾娄国君之字“仪父”，是褒之，因为他与隐公相结盟。《春秋》桓公十五年“（夏）许叔入于许”，许叔，即许国君主，称字。公羊无传。诸侯称字在《春秋》中较少。
称吴、楚君为“子”，为特称，是进吴、楚君爵号的褒称。《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公羊传》曰：“此伐吴也，其言执齐庆封何？为齐诛也。其为齐诛奈何？庆封走之吴，吴封之于防。然则曷为不言伐防？不与诸侯专封也。庆封之罪何？胁齐君而乱齐国也。”楚子即灵王，执捕齐叛臣庆封而杀之，《春秋》许之为伯讨，故进爵称子。《春秋》哀公十三年“（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黄池之会，吴是主会者，故进爵而称子。
综之，“七等”称谓，有等级之分别，寓有褒贬予夺的微言大义，而褒贬予夺的根据即义理，具有多端。诸侯称人是贬，贬的理由有多种；吴、楚称子是褒，褒的理由有多种。因此，称谓有七等，褒贬有两端，而《春秋》大义有多种，所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二）“当国”等书法
《公羊传》在诠释《春秋》中建构了多种特殊的称谓书法，我们简要讨论之。
一是“当国”称谓书法，这是微言中的微言，而难以索解。
称谓的对象是公子、公孙，“当国”书法形式是国氏加名，大义是据国以篡而贬绝。《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曰：“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公羊首次提出“当国”称谓书法。公叔段是郑伯的同母弟，据称谓的一般书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公羊传》隐公七年），当称母弟，今单称名，以国为氏，所谓“郑段”（何休注曰“氏上郑”）。《春秋》以“当国”书法谴责公叔段之谋反篡国。《左传》详细地叙述此事而表明公叔段欲篡国，但公羊根据“当国”书法而阐发公叔段欲篡国。《春秋》隐公四年“（王二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公羊传》：“曷为以国氏？当国也。”州吁即公子州吁，是卫庄公的庶子、卫桓公的异母弟。其称谓是，去公子之氏，而冠以国氏“卫”，加上名，即“当国”称谓书法，贬其弑君篡位。《春秋》庄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无知即公子无知，诸儿即齐襄公。“齐无知”，是“当国”称谓，去公子之氏，而冠以国氏“齐”，加上名，以贬绝其弑君篡位。《春秋》庄公九年“（夏）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传》：“曷为以国氏？当国也。其言入何？篡辞也。”齐小白即齐桓公，以“当国”称谓书法贬其入国篡位。根据用词书法，“入”是篡辞（《公羊传》庄公六年）。
二是“称人而执”“称爵而执”的书法。
称谓的对象是诸侯。称人而执，即诸侯私自拘捕无罪的国君或大夫，非伯讨也；称爵而执，即诸侯奉天子之命而拘捕有罪的国君或大夫，伯讨也。《春秋》僖公四年“（夏）齐人执陈袁涛涂”。《公羊传》：“执者曷为或称侯，或称人？称侯而执者，伯讨也；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此执有罪，何以不得为伯讨？……桓公假途于陈而伐楚，则陈人不欲其返由己者，师不正故也。”齐人即齐桓公。桓公率领诸侯伐楚，还师时欲借途于陈国。陈国大夫袁涛涂劝说桓公滨海而东，军队大陷于沛泽中，故桓公拘捕涛涂。涛涂有罪，桓公执之，当许之为伯讨，称爵而执。今称人而执，不许之为伯讨，是因为桓公师不正（即前师出时假途于陈而抢夺陈人财物等），故涛涂不愿齐师返回时路过陈国。《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宋人即宋庄公，私自拘捕郑国的无罪大夫祭仲，故不许之伯讨。《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祭仲是郑相，《春秋》称其字而贤之，以为他能知权变。《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娄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徐子与会，灵王拘捕他。称人而执，即不许灵王拘捕徐子，非伯讨也。《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齐大夫庆封为齐国的乱臣，先出奔到鲁国，后逃到吴国；楚灵王率师讨伐，执之而杀，伯讨也，故称爵而执。何休《解诂》：“称侯而执者，伯讨也。”
三是“称人而杀”“称国而杀”“称国而弑”的书法。
称人（众人）而杀，是“讨贼之辞”。《春秋》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曰：“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公羊首次揭示“讨贼之辞”，人即众人；州吁弑其君完，是弑君之贼，卫国人人得而诛之。《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蔡人杀陈陀”。陈佗是陈国之君，外淫于蔡，被蔡人诛杀，故用“讨贼之辞”。何休《解诂》：“蔡称人者，与使得讨之，故从讨贼辞也。”《春秋》庄公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子无知弑杀襄公，是弑君之贼，齐国人人诛杀之。“人”若指诸侯而非指众人，则不是讨贼之辞。《春秋》襄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楚人即楚子，贬之而不许出外讨伐。
称国而杀，是君主杀大夫之辞。《春秋》僖公六年“（夏）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曰：“其称国以杀何？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公羊揭示君杀大夫的称谓书法。《春秋》庄公二十六年“（夏）曹杀其大夫”。《公羊传》：“何以不名？众也。曷为众杀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大夫不名，是指众大夫。称国而杀，即曹君杀其众大夫，因为大夫不从曹伯战死。《春秋》僖公十年“（夏）晋杀其大夫里克”。《公羊传》：“里克弑二君，则曷为不以讨贼之辞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里克弑杀两君（奚齐、卓子），罪恶深重，当用讨贼之辞“晋人杀里克”；今不用之，是因为里克弑两君而拥立出奔在外的惠公为君，则里克是惠公的大夫，君臣一体。里克当讨，但惠公非讨贼者，故用君杀大夫辞。《春秋》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晋侯杀世子，不用称国而杀之辞，即“晋杀其世子申生”，颇为嫌疑，这是书法之变。《公羊传》曰：“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其变事、变义是，贬斥晋侯杀世子而违背亲亲之道，较君杀大夫的罪恶更为深重。
称国而弑，是国人诛杀君主之辞。《春秋》文公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公羊传》曰：“称国以弑何？称国以弑者，众弑君之辞。”君主大无道，国人杀之。何休《解诂》：“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绝，即绝位绝身。《春秋》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州蒲即晋厉公，接连诛杀晋国的四位大夫，上年十二月，晋杀其大夫郤锜、郤州、郤至；今年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因此，晋国臣子人人得而诛之，故称国以弑之。
综之，《公羊传》所阐发《春秋》“当国”书法、“称人而执”“称爵而执”书法、“称人而杀”“称国而杀”“称国而弑”书法，不仅形式隐约，且大义深微。
（三）称谓书法的常与变
人物称谓有书写法则，也有打破法则者，如诸侯生当称爵，但有时称名或称人。合于一般书法者，为常例；违背一般书法者，为变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一方面揭示常例；另一方面又指出变例，且重视阐发其变事、变义。这不仅是别嫌疑，也是消解常例与变例的冲突，而确证其书法的普遍性、确定性。
《春秋》主要记录诸侯的事迹，诸侯生称爵而不称名，是诸侯的称谓书法。周爵共有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春秋》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公即隐公。《春秋》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公即庄公。鲁是侯爵，《春秋》内鲁，故称鲁侯为公，以示尊贵。外诸侯依本爵，有宋公、齐侯、晋侯、卫侯、陈侯、蔡侯、郑伯、秦伯、许男、楚子、吴子等。《春秋》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宋是公爵，卫是侯爵。
《春秋》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公羊传》：“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两国的君主称爵，也称名，不合诸侯生称爵的常例，故为变例，而有变事、变义。据七等称谓，称名是卑贱之称。两国的君主是失地之君，故绝（后）而称名；但因为他们曾是贵者，现寄居他国，而以诸侯之礼待之，故又称其爵。《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蔡侯亡国而不能死于位，被荆俘获，称名而绝之。《春秋》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公羊传》：“曹伯阳何以名？绝也。曷为绝之？灭也。”曹伯称名，绝之，因其失国且被获而不能死于位。《春秋》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公羊传》：“楚子虔何以名？绝也。曷为绝之？为其诱讨也。此讨贼也，虽诱之，则曷为绝之？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予也。”楚子称名，乃贬绝之，因为他诈言与蔡侯相会，而将蔡侯诱引至申地，然后杀之。
《春秋》桓公十五年“五月，郑伯突出奔蔡”。《公羊传》：“突何以名？夺正也。”郑伯称名，是因其夺嫡嗣正位，故贬之。《春秋》桓公六年“（秋）蔡人杀陈佗”。经直称陈侯之名佗，是绝之，即国当绝，因为陈侯外淫于蔡而被杀。《春秋》桓公十六年“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公羊传》：“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卫侯朔称名，是因为他不能奉天子之命而治理卫国，逃到泰山以北的齐国，假装有疾而不向天子请罪，故贬绝之。《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公羊传》：“卫侯毁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卫侯称名，而贬绝之，因为他灭同姓之国而违背亲亲之义。
诸侯生成爵是常例，生成名是变例，一律为贬，但其变事、变义有多种，或是失国，或是被获，或是不能死位，或是诱讨，或是夺正，或是外淫，或是得罪天子，或是灭同姓等，不一而足。其丰富而深刻的大义即表现于常例与变例的张力中，而变例尤具有微言大义，“而《春秋》的‘义’往往就存在于对这些‘书法’与‘例’的遵循与违背之中”。
诸侯生称爵是一般书法或常例，则诸侯生称名是书法之变或变例；此书法之变，也可成为次一级的一般书法，而又有变例。《春秋》昭公十六年“（春）楚子诱戎曼子，杀之”，这与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是同类事情，书法当同而称楚子之名，今不称名。《公羊传》：“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楚子诱杀蔡侯般而贬之称名（较于诸侯生称爵之常例，则是变例），此变例又可成为次一级的一般书法，即诸侯相诱杀皆称名。今楚子诱杀曼子，是诸侯之间相互诱杀，当称楚子名。今不称名，乃变例；其变事、变义是，夷狄相互诱杀，君子不以礼义责备之，因为夷狄本不讲不行礼义。《春秋》僖公二十年“夏，郜子来朝”。《公羊传》：“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郜在春秋前亡国，是失地之君，根据失地之君称名的书法，当称名。今称子，是变例；其变事、变义是，鲁与郜同姓，因亲亲义而不名。失地之君称名，较于诸侯生成爵是变例，此变例又成为次一级的一般书法，而又有变例。
鲁夫人的称谓书法是，夫人加上姓氏，如《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逊于齐”。逊即遁，是变文而讳夫人出奔。夫人即文姜，是桓公的夫人。夫人未称氏，是变例，而有变事、变义。《公羊传》：“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桓公知之而怨愤；文姜在襄公面前诋毁桓公，襄公使公子彭生弑杀桓公。《春秋》不称姜氏，是贬斥之。《春秋》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公羊传》曰：“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这是变例，而有变事、变义。夫人即哀姜，是庄公的夫人，与公子牙、公子庆父私通，参与弑杀子般、闵公，后来被齐桓公缢死。经文不称姜氏，是贬绝之。《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这是变例，而有变事、变义。《公羊传》：“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以妾为妻也。其言以妾为妻奈何？盖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娶楚女为夫人，以齐女为媵；齐女先至，齐桓公胁迫僖公以齐女作为夫人，僖公不得已为之。不称姜氏，是贬之。《春秋》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夫人当称姜氏，今称妇姜，是变例，而有变事、变义。《公羊传》：“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丧娶也。丧娶者公也，则曷为贬夫人？内无贬于公之道也。内无贬于公之道，则曷为贬夫人？夫人与公一体也。”经文称“妇姜”，未称“妇姜氏”，是贬斥夫人，因为宣公丧娶。鲁无贬斥公之道，公与夫人一体，荣辱与共，故以贬夫人来贬斥公之丧娶。因此，鲁夫人的称谓书法是，称夫人加上称氏，其他称谓皆为变例；鲁夫人之称谓的变例多于常例，且一律为贬，但变事、变义有多端。
综之，《公羊传》在阐述《春秋》书法时，不断地揭示常例，又不断地指出变例；书法在常与变的冲突中展开，且变占有较大的分量，从而更增加了书法的灵活性、变异性。在《公羊传》看来，《春秋》的称谓书法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变中有变，其丰富而深刻的大义即表现于常与变的相对不定中；其多端之变无疑贬损了书法的普遍性、确定性。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变例最有微言大义，一方面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建设性、生产性的因素，而有利于《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创造性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二、何休《解诂》名例
《公羊传》首揭出《春秋》的称谓书法。何休《解诂》在《公羊传》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何休“以例解经”，明确地提出“名例”“字例”的观念。
《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何休注曰：“称字所以为褒之者，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何休首提出名例。邾娄仪父在春秋前失去爵位，当称名，今称字，是进一等而褒之，因为仪父先来与隐公结盟。《春秋》桓公十二年“八月，壬辰，陈侯跃卒”。何休注曰：“不书葬者，佗子也。佗不称侯者，嫌贬在名例，不当绝，故复去跃葬也。”陈侯跃即陈侯佗之子。“贬在名例”，即《春秋》桓公六年“（秋）蔡人杀陈佗”，经文不称陈佗爵号而直称其名以贬绝之，因为陈侯佗外淫于蔡国。《春秋》桓公十一年“（秋，九月）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何休注曰：“蔡称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于陈佗，故贬在字例。”何休首提出字例。蔡叔即蔡侯，不称其爵而称字，是贬斥之，因为蔡侯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以致她们与陈侯相淫乱。《春秋》桓公十五年“（五月）许叔入于许”。何休注曰：“称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许叔即许男，在春秋前失去爵位，当称字，即在字例。
对于人物称谓书法，何休提出名例、字例观念；其名例是狭义的，仅指称名的书法；然学人以名例代指《春秋》人物称谓书法，故名例是广义的。
（一）阐明，深化
何休《解诂》在《公羊传》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春秋》称谓书法。公羊之说或较为暗昧、含混，何休予以阐明；公羊之说或较为浅显，何休予以深化；公羊或留下嫌疑之处，何休别嫌疑，明是非。
根据《春秋》名例，诸侯生称爵，卒称名，葬称公。《春秋》隐公八年“八月，葬蔡宣公”。《公羊传》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从正，而葬从主人。”公羊的解说暗昧难明。何休注曰：“卒当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从君臣之正义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从蔡臣子辞称公。”诸侯卒告天子，在天子前称名；诸侯葬不告天子，从臣子辞称公而褒之。何休的解说清楚明白，且重视对名例之大义的阐发。
《公羊传》庄公十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阐明曰：
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逊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若自记事者书人姓名，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犹此类也。
何休予之理论化、系统化，“备七等，以进退之”，即七等进退褒贬之法。何休指出，《春秋》七等之法本于周制，圣人用七等称谓进退褒贬，直而不显，逊顺委婉，主人不知其寄寓善恶与褒贬之旨。
《春秋》定公五年“（夏）于越入吴”。《公羊传》：“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于越”是越国自称，未能以名通于中国；“越”是中国之称，能以名通于中国。公羊的解说浅显。何休注曰：
越人自名于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国有状，能与中国通者，以中国之辞言之曰越；治国无状，不能与中国通者，以其俗辞言之，因其俗可以见善恶，故云尔。赤狄以赤进者，狄于北方总名，赤者其别，与越异也。吴新忧中国，士卒疲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谓之于越。
何休解释说，越治国合于礼义，能与中国相通，故称之为“越”；越治国背礼义，不能与中国相通，故贬之曰“于越”；今越在吴新忧中国而士卒疲惫时攻入吴国都城，故贬之曰“于越”。何休又类比“赤狄”与“狄”之称谓而予以分辨。《春秋》宣公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经文称“狄”；《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经文称“赤狄”。何休认为，从“狄”到“赤狄”，与从“越”到“于越”之称谓变化正好相反：从狄到赤狄，是褒进之；从越到于越，是贬退之。因此，何休较《公羊传》阐发的意义更为丰富而深刻，即他以礼义为依据而分辨越与于越的称谓书法，且扩展到以礼义为依据而分辨狄与赤狄的称谓书法。
相较于《公羊传》重视书法的揭示，则何休更进一层阐发书法寄寓的大义，且大义丰富而深刻，主要是政教礼法之义。
公羊对经文的有关称谓不作解释，令人嫌疑，何休《解诂》补充而说明。《春秋》桓公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这不合称谓书法，即葬是臣子辞，当称君为公。公羊无传，而留下嫌疑之处。何休注曰：“称侯者，亦夺臣子辞也。有贤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献舞，国几并于蛮荆，故贤季抑桓称侯，所以起其事。”蔡桓侯即蔡侯封人。诸侯葬而称公，是臣子辞，即臣子尊崇君父之辞，今不称公而称侯，是夺其臣子辞，以贬绝蔡侯封人之恶：封人有贤弟蔡季而不能用，且害之，又立不贤献舞为嗣，后献舞被楚俘获，蔡差一点亡国。《春秋》僖公元年“九月，公败邾娄师于缨”。僖公行诈战，而败邾娄师于缨，经文称公，无贬文。公羊无传，而留下嫌疑之处。何休联系上下经文，今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僖公背殡用兵，当贬。他类推同类的经文，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公羊传》“襄公亲之，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背殡用兵，诸侯贬称人。那么，《春秋》为何不贬斥僖公背殡用兵呢？何休注曰：“有夫人丧，不恶亲用兵者，时怨邾娄人以夫人与齐，于丧事无薄故也。”何休认为，经文不贬僖公背殡用兵，是认可僖公对邾娄复仇；僖公怨恨邾娄将哀姜交予齐国，而导致哀姜被杀，故兴兵（行诈战）复仇。何休的解释可谓曲折幽深。
公羊对《春秋》称谓书法的解释，有时留下嫌疑之处，而有待于何休《解诂》之别嫌疑、明是非。
（二）增补，完善
公羊对《春秋》名例的解说有时不足，何休予以补充、完善；相较于公羊解说的较为疏略，则何休的解说谨严、详密。
《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蔡侯不能死位，而被荆楚俘获，故称名而绝之。《春秋》哀公七年“秋，公伐邾娄。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公羊传》：“邾娄子益何以名？绝之。曷为绝之？获也。”邾娄子称名，是因为他被鲁俘获。《春秋》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晋侯被俘获而不称名，是变例。上三条经文都是诸侯被生获，两条称名，一条未称名，颇有嫌疑，公羊未释。何休注曰：“献舞不言获，故名以起之。”何休认为，前两条经文未言获，故称名以起之（即称名表示其被俘获）；后一条言获，故不称名。何休之说消解了嫌疑。《春秋》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公羊传》：“曹伯阳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也。”曹伯阳国灭而被俘获，不能死于位；经文未言获，称名而绝。《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隗，以隗子归”。隗子国灭而被俘获，经文未言获，也未称名而绝之，是变中之变，公羊无传。何休注曰：“书以归者，恶不死位。不名者，所传闻世，见治始起，责小国略，但绝不诛之。”小国国君被俘获而不称名，是因为其在所传闻之世，而责小国略。段熙仲说：“何君以为责小国略，在三世异辞之例。窃以为此亦两夷相灭君子不疾尔。否则，虽小国若许、若顿、若胡，无不名者。”段先生认为经不称隗子名是因两夷相灭，而君子不疾；这与何休的解释不同。《春秋》定公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遬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许男斯被郑俘获，经文未言获，故书其名而绝之。《春秋》定公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子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牄归”。《春秋》定公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上两条经文皆小国君主被获，而经文未言获，故书名而绝之；且小国被俘获，书名以绝之，皆在所见世。这与何休之说一致，而与段先生之说矛盾，如楚子灭胡，也是两夷相灭，但胡子豹称名。
《公羊传》关于诸侯被俘获而称名的书法，颇有疏略之处；何休予以补充而完备之：一是经文不言获而实被俘获，则称名；二是经文言获而不再称名；三是于所传闻世小国君主被获不称名而责略之。何休之说可谓周密。
关于周王，经有“王正月”“王”“天王”“天子”四种称谓。《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公羊传》：“其称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余皆通矣。”“王正月”之王为正称，“王”“天子”“天王”之称亦通。公羊的解说含混，且未分辨四种称谓的异同。何休注曰：
正者，文不变也。其余谓不系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见刺讥是非也。王者，号也。德合元者称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术，无文字，德明谥。”德合天者称帝，河洛受瑞可放。仁义合者称王，符瑞应，天下归往。天子者，爵称也，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
《春秋》对周王有四种称谓，第一种是“王正月”或“王二月”或“王三月”之称，即王系于正月、二月、三月，是正称，没有讥刺之义；第二种单称王，第三种称天子，第四种称天王，这三种称谓皆有刺讥之义。何休的解说不仅详备，且贯彻到具体的解释实践中。
《春秋》以鲁十二公纪年。鲁公从即位元年至终年的每一年，一般书“某年春，王正月或王二月或王三月”，王即周文王，是周之受命王。若不书王，则表示鲁公不行王道，而予以贬斥。因此，王系于正月、二月、三月是正称。何休以为正称，是“文不变也”。《春秋》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正月未系于王即无王。公羊无传。何休注曰：“无王者，以见桓公无王而行也。”桓公无王而行，即不行王道，而予以贬斥。
《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何休注曰：“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主书者，从不及事也。”天王是春秋时代的常称。徐彦疏曰：“作《春秋》既不追正，遂以天王作其常称，是以《春秋》之内不言天者，皆悉解之，见其失所。”周天子为何称天王？因为吴、楚上僭称王，而周天子不能正之，故上系于天，而与吴、楚分别。孔子作《春秋》，制一王之法，为何不能剥夺吴、楚之王称呢？因孔子广是非。司马迁说：“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这表明孔子能以《春秋》之义正之，故何休之说有穿凿之病。《春秋》言“天王”非正称，而是常称，多有讥刺之义。此经文讥刺天王不能及时赠送惠公、仲子之赗。《春秋》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何休注曰：“下去二时者，桓公无王而行，天子不能诛，反下聘之，故为贬，见其罪，明不宜。”《春秋》文公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来赐公命”。何休注曰：“主书者，恶天子也。……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赐之，非礼也。”《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天王杀其弟年夫”。何休注曰：“书者，恶失其亲亲也。”《春秋》定公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来归（馈）脤”。何休注曰：“时鲁不助祭而归之，故书以讥之。”以上诸经文称“天王”而有刺讥之义。《春秋》称“天王”有时无刺讥义，《春秋》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来会葬”，无讥刺之义；《春秋》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无讥刺之义。何休认为，经称天王，是常称，多有讥刺之义；不称天王，或单称王，或称天子，皆变称而有微言大义，必须解释。
《春秋》称“天子”极少。《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何休注曰：“此赐命称天子者，为王者长爱幼少之义，欲进勉幼君，当劳来与贤师良傅，如父教子，不当赐也。”何休认为，成公幼少，天子当如父教子而派来贤师良傅，不当赐予成公加恩的诏命。经称天子而有刺讥的意义。
《春秋》单称王较多。《春秋》庄公元年“（冬）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赐命，即周天子加恩的诏命。何休注曰：“不言天王者，桓行实恶，而乃追赐之，尤悖天道，故云尔。”经单言王而不称天王，是讥刺周天子的行事不合天道。《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公朝于王所”。《公羊传》：“何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何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何休注曰：“不言天王者，从外正君臣，所以见文公之功。”正君臣之礼，以见晋文公之功业。《春秋》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公羊传》：“含者何？口实也。其言归含且赗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休注曰：“去天者，含者臣子职，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义也。”经不称天王，是讥刺周天子之行事失尊位。《春秋》文公五年“（三月）王使召伯来会葬”。何休注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丧礼也。”称王，是刺天子之行事失丧礼。经单称王而不称天王，表示王违背天道、人道，其讥刺之义更强烈，何休皆注之。
何休认为，系于正月、二月、三月之王，是正称；单称王，是周制；称天子，是爵称；称天王，是春秋时代的常称；称天王（最多）、单称王（较多）、称天子（极少），有刺讥之义。何休在《公羊传》的基础上予以增补、完善。相较于公羊的疏略，则何休的解说谨严周备。
（三）发明新的名例
何休对《春秋》名例的贡献，还在于创立新的名例。
一是“称人共国辞”的特殊名例，这是何休独创性成果。
《春秋》隐公六年“春，郑人来输平”。何休认为，郑人之人，是共国辞，即郑与鲁皆称人。一人之辞，两国共有，故曰“称人共国辞”。何休注曰：“称人共国辞者，嫌来输平独恶郑，明郑擅获诸侯，鲁不能死难，皆当绝之。”郑伯称人，贬其擅获诸侯；鲁侯称人，贬其被俘获而不能死难；因此，一人称两国，而皆贬斥之。
《春秋》庄公六年“冬，齐人来归卫宝”。何休注曰：“以称人共国辞。”称齐人，兼称卫人。齐人是齐侯，今称人，与卫共之。何休注曰：“时朔得国，后遣人赂齐，齐侯推功归鲁，使卫人持宝来，虽本非义赂，齐当以让除恶，故善起其事。”卫侯朔得国，以宝贿赂齐国，齐侯推功归鲁，使卫人持宝赠鲁。经不言齐侯而言齐人，是一人之号，而齐、卫两国共有，以说明齐人、卫人皆有赠宝之功。
《春秋》庄公九年“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子纠即齐公子纠。何休注曰：“以称人共国辞，知使鲁杀之。……乃胁鲁使杀子纠，求管仲、召忽。鲁惶恐，杀子纠，归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讳，使若齐自取杀之。”经文不言齐侯或鲍叔取子纠而杀之，而言齐人，则知一人之号，齐与鲁两国共有，故知齐、鲁皆有杀子纠之罪。
《春秋》宣公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公羊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子赤是文公的太子，母姜氏，故子赤是齐外孙。宣公弑杀子赤而篡位，忧虑为齐所诛，故贿赂齐。何休注曰：“鲁所以赂遗齐，故称人，共国辞。”一人之号，齐、鲁共有；宣公篡弑，以地赂齐，齐人接受篡者贿赂，故二者皆有恶。
《春秋》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宿即宿国，是微国。《公羊传》：“迁之者何？不通也。以地还之也。”经文称宋人，乃共国辞，即一人之号，宋、宿共有。何休注曰：“以宋称人者，宿不得通四方，宿君迁，宋因臣有之，不复以兵攻取，故从国辞称人也。月者，迁取王封，当与灭人同罪。书者，宋当坐灭人，宿不能死社稷，当绝也。”何休未明确提出“称人共国辞”，但其意实是，宋称人是贬其灭国之恶，宿称人是贬宿君不能死位而当绝。
“称人共国辞”是何休发明的特殊名例，书法及其意义颇为曲折幽深；他解释此名例略有四条经文，尚有不少经文未注，是省文，有待于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二是天子、诸侯之子弟的名例。
《春秋》的常例是，天子、诸侯之嗣子，称世子；周王其他诸子，称王子；诸侯其他诸子，称公子；天子、诸侯之同母兄弟，称兄称弟。
何休注《春秋》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来会葬”曰：
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长幼称也。不系王者，不以亲疏录也。不称王子者，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贵亲亲，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权也。鲁得言公子者，方录异辞，故独不言弟也。诸侯得言子弟者，一国失贤轻。
何休诠释的意义丰富而深刻。他认为，王子不称王子，公子不称公子，是刺当时的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任亲亲；鲁得称公子，是鲁可用异辞（上异于天子，下异于诸侯，见为新王之义）；鲁在位公子不言弟，其出奔或卒方可言弟；诸侯可言子言弟，是因为诸侯失贤而其罪轻。《春秋》庄公二年“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何休注曰：“庆父幼少将兵，不讥者，从不言弟意，亦起之。”公子庆父是庄公母弟，经不言弟，有刺庆父专贵用兵之旨。《春秋》宣公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叔肸是宣公之弟，卒乃称弟。在位之王子不称王子，但其出奔或卒可称之；因为出奔或卒不复在位，无以专权，《春秋》文公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春秋》襄公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晋”。在位的天子母弟不得称弟，其卒或出奔可称弟，《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天王杀其弟年夫”。诸侯之弟可称弟，如《春秋》隐公七年“（夏）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春秋》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公羊传》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王季子何？贵也。其贵奈何？母弟也。”王季子之称，颇为特殊。何休注曰：“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变文，上季系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贵，体亲也。”此是变文，倒书“季子”而不言“子季”，是因为天子不言子弟，故移季于子上以系先王。季，字也；加伯仲季字以表示同母兄弟，而有骨肉之亲。《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公羊传》：“王札子者何？长庶之号也。”王札子，即天子庶兄。何休注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礼，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变文，上札系先王以明之。不称伯仲者，避同母兄弟，起其为庶兄也。”这亦是变文，倒书“札子”而不言“子札”，是因为天子不言子弟，故移札于子上以系先王。札，是且字；加且字以示庶兄，与加伯仲季以示同母兄弟不同。何休对“王季子”“王札子”称谓大义的阐释，可谓精深。学人在讨论“王季子”“王札子”的称谓时，只说“天子母弟称‘伯仲’字、天子庶兄弟称且字。……以见亲疏之别”，而未能揭示其所以然。
诸侯之子弟不称子弟是变例，而有变事、变义。《春秋》桓公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蔡季，是蔡侯封人的同母弟，当称弟，今不称弟，是变例。何休注曰：“称字者，蔡侯封人无子，季次当立，封人欲立献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陈。封人死，归返奔丧，思慕三年，卒无怨心，故贤而字之。出奔不书者，方以起季奔丧归，故使若非出奔归。不称弟者，见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为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与诸侯亲通，故称鲁季子、纪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录亲，季友、叔肸卒是也。”经书蔡季，称字，不以亲亲录，而以贤贤者书；这说明蔡季之贤可以为天子的上大夫（氏采称伯仲字）。天子的上大夫不得与诸侯以亲通，故去氏公子；其卒时，以亲亲录而称弟。《春秋》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公羊传》：“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纪季是纪侯的同母弟，经不称弟而称字，贤之也，而不以亲亲录，说明纪季可为天子的上大夫。《春秋》闵公元年“（秋，八月）季子来归”。《公羊传》曰“其称季子何？贤也。”季子即季友，是庄公的同母弟，不称弟而称字，贤之也，说明季友可为天子的上大夫。以上两例，何休皆不注，省文也。其卒时称子弟，以亲亲录。《春秋》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不仅称字，且氏公子，以表示亲亲之义。《春秋》宣公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称字贤之，且称弟以表示亲亲之义。何休注曰：“称字者，贤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禄，终身于贫贱……《春秋》公子不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之，起其宜为天子上大夫也。”
何休认为，天子之子弟不称子弟，鲁公之子弟只称子而不称弟，诸侯之子弟可称子弟，其大义是讥刺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贵亲亲；这是何休独创性的新见。曾亦、郭晓东说：“周礼固当称天子之子为王子，然何氏似谓《春秋》不以此为例也，凡称王子者，皆别有义焉。”所谓别有义，即讥讽天子、诸侯不用贤者而专贵其子弟亲者。这表现出何休对天子、诸侯任人唯亲而不能任人唯贤的强烈批评。
三是杞之名例。
杞是夏后，宋是殷后，为周之二王后，故杞与诸侯国之称谓有异。《春秋》曰杞，或称杞伯，或称杞子，颇令人嫌疑。《公羊传》无传。何休《解诂》根据通三统的思想而创造性诠释杞之名例。
《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冬）杞伯来朝”，称杞为伯。公羊无传。何休注曰：
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黜而不称侯者，方以子贬，杞伯为黜。说在僖二十三年。
何休认为，杞为夏后，宋是殷后，是周之二王后，春秋前杞当称公，与宋公相同；今以《春秋》当新王，新周，故宋，而黜杞；黜杞之称不能用侯，因为侯是大国之称而杞非大国；黜杞之称亦不能用子，因子是贬称（称子，则黜称和贬称为一而难以分辨），故以杞伯为黜称。
杞伯是黜称，《春秋》多称杞伯。《春秋》襄公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何休注曰：“始卒，更名、日、书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杞新黜为伯而不忍略之，故始录杞伯卒，而书杞伯名，且卒日而葬时，详而录之，以表示尊重之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同上，何休不注，省文也。《春秋》昭公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夏）葬杞文公”。何休认为，杞文公卒不日，是因为“行微弱，故略之”。以上经文皆称杞伯，是黜称。
《春秋》称杞子者三次，何休皆以为贬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何休注曰：“卒者，桓公存王者后，功尤美，故为表异卒录之。始见称伯，卒独称子者，微弱为徐、莒所胁，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贬称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贬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见圣人子孙有诛无绝，故贬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书葬者，从小国例也。”何休认为，于所传闻世，不当书小国卒；今书杞子卒，是因为齐桓公存王者后，功尤美，因而表彰之；此称杞子，是贬称，因为杞子为徐国、莒国胁迫，而不能死位；诸侯一般贬称人，杞贬称子，是因为杞是王者后，贬而不失其爵；杞子卒，不书其名，卒不日，不书葬，从小国卒葬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何休注曰：“贬称子者，起其无礼不备，故鲁入之。”杞伯来朝鲁，礼节不备，故贬称子。《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杞子来盟”。杞伯来盟，是因为鲁大夫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等为杞筑城。何休注曰：“贬称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庙，当坐。善诸侯城之，复贬者，诸侯自闵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诸侯。”杞微弱不能自己筑城，危社稷宗庙，故贬之。诸侯为杞筑城，是诸侯悯伤王者之后的衰弱，而非杞能以善道招致诸侯，故复贬之称子。
杞在春秋前是二王后，称公，是大国；入春秋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而黜称杞伯，是小国；贬称杞子而不称人，是因为杞是殷后，即使贬也不失爵位。何休对杞之名例的解说有独创性，消解了《春秋》中杞之称谓的矛盾，且阐发深刻的大义。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公羊传》《解诂》重视通过《春秋》名例（人物称谓书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公羊传》首先揭示《春秋》名例，创造性提出“七等”“当国”“讨贼之辞”“君杀大夫之辞”“众弑君之辞”等称谓书法。何休在《公羊传》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深化、增补、完善《春秋》名例，且创立“称人共国辞”“天子、诸侯之子弟称谓”“杞之称谓”等名例。何休建立了谨严详备的名例，其解说名例的方法曲折幽深，其阐发名例的义理丰富深刻。何休侧重于阐发名例之政教礼法的大义，其政治智慧、治国理政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名例有常例与变例之分，变例中有常例，变例中又有变例，常变相对不定，且有时变例多于常例，这无疑贬损了名例的普遍性、确定性。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变例最有微言大义，一方面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建设性、生产性的因素，而有利于公羊学者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创造性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后世《春秋》学者是非褒贬不一。元人程端学《春秋或问》排击以爵氏名字为褒贬予夺。清人刘逢禄肯定《公羊传》《解诂》名例。清人顾炎武对公羊学繁密的名例褒贬说予以反思和批评。他在卷四“滕子薛伯杞伯”条中针对滕薛杞三国是侯爵却降而称子、称伯的情况说：“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春秋》称人、称名，即可贬斥，但降爵而贬斥，不合实情。《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以为经文称邾娄仪父之字，是褒之。顾炎武说：“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他认为，邾娄是鲁之附庸国，无爵位可称，故称字。他否认公羊之称字而褒的意义。我们认为，《春秋》当有名例，且名例具有是非褒贬的意义，但《公羊传》《解诂》所阐述的名例曲折而繁密，不免穿凿过深，未必合于《春秋》本义，而多是其学术的建构和创造。如果从学术建构上来说，则我们自然没有必要苛责其失其本义，且正是因为他们对《春秋》创造性阐释，故《春秋》名例及其大义不断地累积起来，而形成源远流长的《春秋》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