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曾指出，古书的训诂，“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古人关于“五石六鹢”句的训诂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五石六鹢”句见《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
关于这两句话的解释有好几种。
《左传》曰“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它仅仅从落下的是陨星和六鹢退飞的原因是由风引起的这个意义上对原句进行了解释。显然，《左传》的作者认为“五石六鹢”句不过是记述星陨和鹢飞这两个事实的陈述句而已。
然而，讲究在经典中探寻“微言大义”的《公羊传》的作者却从中体会出另外一番意味来。他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
经他这么一解释，《左传》作者平平看过的句子骤然增加了许多情味。我们似乎亦步亦趋地追随者史官的闻见清晰地体察到了当时的情景。先是听到“砰”地一声，然后，陨石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数，才知道是五个；我们仿佛又看到，远远地天边出现了六点，六点近了，我们看清它是鹢，再仔细看，才知道它们在退着飞翔.这好像是由一个个镜头组接成的电影，镜头拉过，物体运动的过程就完整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公羊传》的作者的确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原来，《公羊传》的作者与《左传》的作者不同，他不是把“五石六鹢”句看成一般的陈述句，而是把它看成由独立而又先后承续的闻见单位组成的组接形式。把“五石六鹢”句看成一般陈述句，“陨石五”就是由谓语、宾语、补语组成的无主句；“六鹢退飞”就是由定语、主语、状语、谓语组成完全句。它们分别表述的不过是史官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内看到的一个事实。把“五石六鹢”句看成是组接形式，它们就成了由“陨。石。五；六。鹢。退飞。”这六个独词句组成的两个集合体。它们尽管也被巧妙地组织在一个陈述句的系列中，可是表述的却是物体运动过程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显现的轨迹。史官选择了物体运动在人的感官中具有代表性特征的闻见点，并将它组织在一个前后承续的语言系列里，使它激发读者的联想，从而完整地表述了物体运动和史官观察的过程。同时，《公羊传》的作者也使一般陈述句的可变词序变成了组接形式的固定词序。我们知道，一般陈述句的词序，在符合语法规范的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把“五石六鹢”句写成“五石陨于宋。退飞六鹢过宋都。”或“宋有五石陨。宋都退飞六鹢。”也未尝不可，它们在表述同一时空发生的事件上，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按照《公羊传》作者解释的内容，“五石六鹢”句的词序就是不可改变的了。先说哪个词，后说哪个词，都有讲究。改变了词序也就改变了内容和情味。这说明，组接形式的词序与它表示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公羊传》的作者就这样认识并揭示了“五石六鹢”句的秘密。因而，他也就揭示了用语言来摹拟自然的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即闻见组接形式，并把这种形式所具有的能激发人丰富的联想，能使人感到亲切、生动的优点和形式上的特征展示了出来。
他的这种解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进一步的阐释。
无独有偶，《榖梁传》的作者旧题为榖梁赤，相传与《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同是子夏的弟子。他对“五石六鹢”句的解释，虽不及公羊高详细，但大意是相同的。他说：“先言陨而后言石，何也？陨而后石也……耳治也；六鹢退飞过宋都，……目治也。”“耳治”与“记闻”，“目治”与“记见”，辞异而义同。为《榖梁传》作注的范宁，注“五石六鹢”句就采用了《公羊传》的意见。陆德明说：“范取《公羊》为说。”为《左传》作注疏的杜预、孔颖达似不满左丘明将“五石六鹢”句平平看过，亦取《公羊》为说。
注疏家们还明确指出，一、《公羊传》作者揭示的这种闻见组接形式所表述的内容是事物的运动；二、这种组接形式在形式上的特征是词序“以闻见先后为次”。
注《公羊传》的何休在“六鹢”句下注曰：“鹢小而飞高，故视之如此，事势然也。”“事势”在这里可以解释为“事物的运动状态”。这说明，“五石六鹢”句是摹拟“事势”的，它的词序也为“事势”也就是为事物运动发生的次序所规定。
杜预说：“陨，落也。闻其陨，视之石，数之五，各随其闻见先后而记之。《庄七年》：‘星陨如雨’。见星之陨而队（坠）于四远若山若水，不见在地之验。此则见在地之验，而不见始陨之星。史各据事而书。”他把《春秋·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句与“五石”句对比，在认定“星陨”和“陨石”都是组接形式的前提下，发现了它们的词序不同，并对这种不同进行了解释。前者因为先见星后见陨，但不见在地之验（石），所以词序为“星陨”，而后者先闻陨后见在地之验，但不见始陨之星，所以词序为“陨石”，二者都是“据事而书”。因此，他同样认为：“事”是决定它们词序不同的原因。
孔颖达在“五石”句下说：“是随闻见先后而记之也。”在“六鹢”句下说：“是亦随见先后而书之。”《榖梁传》陆德明《释文》称：“各以闻见先后为次。”近人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章句篇》中也说：“故造句贵无冗字，而前后相承之间，尤贵有次。如‘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则几乎一字不可易，此《春秋》所以谨严也。”这说明，《公羊传》作者揭示的闻见组接形式，已为许多人所理解，所推许。
另外一些学者，在同意“组接”说的同时，着重指出了“五石六鹢”句的组接形式有很强的表现力。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说：“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刘知幾在《史通·叙事篇》中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他认为自古文章达到“文约而事丰”这个标准的“盖十无一二”。但他在“叙事之省”中却标举“陨石于宋五”，并说“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这说明，他认为“五石六鹢”句极为简练，极富表现力，具有以少含多、以一当十的特点。本来，“五石六鹢”句只有极少的几个字。如果把它看成陈述句，它表述的只是同一时空中的事物，而把它看成组接形式，它的每一个字就表示了一个经过精选的、能代表物体运动之特征的闻见单位。寥寥数字，无一虚设，组接密度之大，实属罕见。这样，它就能表述陨石和鹢鸟在不同时空中运动的轨迹，使人们领会到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果要用陈述句收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象《公羊传》作者那样写很多句子。因而“五石六鹢”句的组接形式就象浓缩了的铀，能在读者的联想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刘知幾许以“文约事丰”，可谓切中肯綮！这也说明了组接形式的一个重要性质：闻见单位选择愈当，组接密度愈大，语言表现力也愈强。近世某些学者认为“五石六鹢”句“用字错综”，取其“上言石五，下言六鹢句，错言之耳”（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附《约论古书文句异例》），仅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似未搔中痒处。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学者对闻见组接形式这种语言表述方式所表述的内容和外在形式的特征及其性质和优点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他们实际上已意识到：用以闻见为次的语言结构来表述事物的运动，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我们的古人虽然以其对语言的高度敏感，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就揭示和陆续分析了这种组接形式，并对它十分推崇，却没有把分析的结果联系起来考察，进一步发掘它含蕴的理论。尽管他们的认识距离更高的理论揭发只有一层薄纸。十八世纪的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一七六六年发表的《拉奥孔》中指出：诗（按：指语言艺术）用来摹仿自然的媒介符号是“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而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应该互相协调，所以“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莱辛所谓“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指的是“语言”，而所谓“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一般叫做“动作”。他的意思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是最宜于表现事物的动作的。他又认为“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看去，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由此就产生一条规律：描绘性的词汇应单一，对物体对象的描绘要简洁。”莱辛反对多用形容词而要求选择体现事物运动特性的词来描写动作的理论，恰恰是对“五石六鹢”句组接形式之所以具有许多优点的解释（见朱光潜译莱辛《拉奥孔》82-83页）。
莱辛在《关于<拉奥孔>的笔记》里还指出：“诗所运用的不只是个别的词汇，而且这些个别词汇还要处在一定的先后承续的系列中。”他要求“这些词汇先后承续得很完善，就像它们所表达的事物本身那样。”但他不无遗憾地说：“这又是一种技巧，至今还没有受到适当的讨论，值得举例来做一番说明。”（见朱译上书189页）诚如上文所述，这个十八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讨论的“词序问题”，我们古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指出来了并陆续进行了探讨，而“五石六鹢”句的词序也的确承续得象它们所表述的事物本身那样完善。这难道不令人在惊异之余感到欣喜么？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莱辛的理论是从文艺摹仿自然这个基本信条出发的，语言最宜表现动作论就是在这个信条指导下得出的结论。我们古人对“五石六鹢”句的训诂所含蕴的理论，以“闻见”为核心，这个“闻见”也由物体运动的真实情况所规定。因而，要写出准确而简练的句子，就必须对物体的运动作紧密的观察，极其准确地进行记述。
我们也要指出：“五石六鹢”句的组接形式被巧妙地组织在一个陈述句的语言系列中，是语言的一个特异现象。这种魔术般的结构，有如心理学中提到的“双关图形”，从一个角度看，它是陈述句，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组接形式。这不是一般语言形式所能做到的。而且象这种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闻见单位，组接密度特别大的形式，表述的意思往往要发注而后见。它不能使人一看就懂，显得有些晦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上述训诂的理论意义，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让人机械地摹仿“五石六鹢”句的特异形式，而在于以这个“纯粹形式”为例揭示了以闻见组接的方法来表述物体运动这一表述方式的秘密，从而为我们理解和灵活地运用这种表述方式提供了自由。
这种闻见组接的宽泛形式在电影剧本中已被普遍地采用。例如，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有这样的句子：“……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闪现出寥寥几个黑点……黑点慢慢地，慢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扩大了……慢得令人不耐烦地逐渐露出了一排排人影所形成的断断续续的线。轮廓还依稀难辨……显露出‘狗骑士’的身影……已经明显地看出拿着长矛的日耳曼军队的阵线。可以看清楚他们如何前进……”（转引自多宾《电影艺术诗学》201-201页）艾·摩林说：“镜头的连续要构成一段语句。在这段语句里，各个独特的镜头要起被人了解的符号的作用。”（《电影文学概述》112页）这段话所说明的正是我们古人在“五石六鹢”句的训诂中阐明的理论：要选择闻见点，按其先后次序来摹写事物的运动发展。
这种“以闻见先后为次”来摹写事物运动的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如王昌龄《采莲词》：“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花脸两边开。棹入横塘寻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魏源《太空吟》：“山脚仰视峰影小，数点白者出林梢。须臾移过杂树间，乃知是人非飞鸟。”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这种描写方法由于符合人们认识生活的次第，符合事物运动的进程，能把主观的认识和客观事物的运动作一致的描写，也就格外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艺术引人入胜的趣味和感染力。
注：本文所引《春秋》经文，《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及其注疏释文均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