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6年第2期
[摘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不仅要扎根中国土壤、面向中国实际，更要将其实践经验提升至具有跨文化解释力的普遍性分析框架，彰显其丰富的世界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独创新制”突破“传统模式”，创造了政党政治新形态；以“合作共识”替代“对抗博弈”，建构了严整的政党结构体系；以“制度韧性”破解“治理赤字”，展现了突出的国家治理效能；以“中国方案”促进“交流互鉴”，拓展了世界政党制度和政治文明的实践发展路径。研究阐发中国新型政党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建构逻辑和文明范式，既有助于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转化为理论优势，又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而在比较政治体系中凸显其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与政治文明发展的范式贡献与世界意义。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政党结构；制度韧性；文明范式
政党政治是现代性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不同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特定的政治场域形成了迥异的政党制度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深植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立足中国政治现实共同探索出的原创性制度创新，“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阐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蕴，既是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面向世界展现中国政党故事的时代要求。作为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的政党政治模式，我们需要创新理论体系和叙事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成功经验以及未来前景，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树立成功典范。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独创新制开创了政党政治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为根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为什么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讨论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鲜明标识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制度类型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是现代政党政治范畴中一个崭新的类型定位。由此可见，中国政党制度从“特色”到“新型”的独创新制，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构建已经从比较国别差异提升到世界整体定位的高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坚定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内生逻辑与文明根基
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可以发现，“中西方政党制度之所以有根本区别主要在于政党产生的政治土壤和面临的根本矛盾完全不同”。西方政党理论多建立在多党竞争与轮替执政的框架下，其制度设计侧重形式上的权力制衡与选举导向的政治参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政治代表模式。而面向中国政党发展现实的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体系建构、国家阶级属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与西方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差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新中国政权建立的根本政治基石，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既没有取消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也没有按照苏联的政党制度实行一党制，而是在具体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萌芽，在协商建国的伟大实践中初具雏形，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直接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路径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高度适应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党内外团结共事的思想政治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华文明基因以及回应现代化治理需求的原创性政治创造。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全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和政治运行模式
历史的考察表明，任何政治制度皆需在其文化土壤与时代挑战中不断演进。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作为历史实践的一面镜子，既折射出竞争性政治在权力制衡与社会表达上的机制设计，也映照出资本支配、短视政治与认同危机的深刻困境，其价值与局限均需历史地看待。从比较政治的视野审视，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就新在”和三个“有效避免”的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跳出简单以政党数量划分政党制度模式的旧有窠臼的独创新制，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内在的、深刻的、难以克服的内耗和僵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和旧式一党制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政党制度扎根于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守正”与“创新”。其中，“守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根本的原则、灵魂和方向，主要体现在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之“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社会主义民主之“正”和国家发展大局之“正”。“创新”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守正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及其效能展现，其“新”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创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长期共存、民主协商的全新政党政治运行样式，创造了一种非对抗性、合作性、协商性的政党关系模式，在功能与效能上实现了稳定性与包容性、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展现出旧式政党制度难以比拟的显著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一环，其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的创新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相互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成功的实践范本与普遍性参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一整体定位，在学理上理解需要从两个维度深刻把握。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式”的，它解决了中国自身的问题，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同时，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定位为“世界的”，并非要输出模式，而是强调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与效能对世界具有普遍性参考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如强调团结而非分裂、协商而非对抗、持续而非短视、效能而非空谈——回应了许多国家在治理中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因而具备了“世界性”的参考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历史脉络、深刻的文化根基特别是显著的实践成就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多元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打破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垄断，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能够实现国家治理有效和发展成功的替代方案，丰富了人类对政治制度形态的想象，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不同的选择、一种宝贵的参照，增强了各个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信心。总结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从整体上定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适用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创新制度安排，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共识建构了严整的政党结构体系
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理化体系化阐释不应局限在一个概念、范畴和一维层面上演绎，而是有多种制度约束和整合各要素关系的一整套制度模型。政党制度之间的分野源于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三对关系的不同构造。因此，研究这一制度应深入其内在机理，着力对其创设新的政党关系、新的执政参政方式、新的民主实现形式等问题进行结构性剖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执政-参政”的政党与政党关系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党关系，取决于所实行的政党制度的性质和类型，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面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等中国传统智慧融入政党制度设计，实现“差异性共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框架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参与主体，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形成制度化政治合作关系的参政团体。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是执政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参政党以自愿接受、拥护执政党领导和执政地位为政治共识；二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形成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这一政党关系的确立，打破了对政权追逐的竞争关系，在政党关系上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局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政治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团结，体现了一体多元的政治秩序优势。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领导-合作”的政党与政权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构建“执政-参政”的政党与政党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以“领导-合作”为核心结构的新的政党与政权关系。这种新的政党与政权关系，超越了传统政党政治中常见的“竞争-对抗”或“轮流坐庄”范式，建立了“领导-合作”的协作模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髓，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保持高度一致，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通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政党不再以执掌政权为价值追求，而是以推动国家治理为目标，实现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超越和有效克服了因局部利益冲突——如党派纷争、阶层对立、地域或集团博弈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困境和弊端。这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充沛的政治活力，使国家治理效能获得丰富动能。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代表-联系”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在利益代表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问题上首要强调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其政治立场超越了任何特定群体或局部利益的局限，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汇聚和表达各自所联系群体的意愿与诉求，并与执政党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开展协商与合作，与执政党一道共同塑造社会共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改变了个体分离的政党结构，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政治共同体，以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固性、利益代表广泛性为根本，以执政党、参政党长期共存、协商合作、互相监督为基础，以法定规范制度性互动为载体，把各政党、社会各层面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实现了一体多元政治秩序、多政党合作治理、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创造性变革，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长期稳定与多元利益整合的统一，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国家治理碎片化难题、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宝贵经验。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协商民主转化为善政善治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政党作为组织国家建设的唯一主导力量，以何种方式组织自己并治理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是政党发展的价值依归，政党制度的成熟程度和制度化水平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遵循的“社会中心理论”和“国家中心理论”路径不同，中国政党制度的逻辑和历史根基决定了政党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判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化和有效性，不能仅仅解释“新型政党制度何以新”，更要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能、何以好”。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彰显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的制度优势归根到底要看制度优势到效能转化的内生耦合，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过程中体现出的强大制度功能。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调动民主党派功能，转化政治动能为治理高效能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优势，并能够全过程参与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空间，有利于听到各方意见建议，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好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领导核心、多党参与、协商共治的独特设计，实现了政治动能与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化统一。例如，在以新型政党制度推进脱贫攻坚的创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首次就国家重大战略委托民主党派开展专项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统揽全局”，各民主党派作为监督主体“精准发力”，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8个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重的中西部省份，开展为期5年的监督工作。5年间，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联系广泛优势，将最广泛的阶层、群体的智慧与诉求，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政策建议，形成了“监督-帮扶-建言”三位一体的社会动员网络，加速了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体现了高效能治理。同时，通过深度参与国家中心工作，民主党派提升了履职能力，形成了“围绕大局、发挥优势、理性建言”的参政文化，反哺政党制度自身不断成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整合多元诉求、凝聚广泛共识以保障长期稳定
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核心不在于票决和权力轮替，而在于决策前的广泛商量和征求意见。这种诉求表达是建设性的、合作性的，目的是帮助执政党完善决策，而不是为了挑战或取代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同各民主党派充分交换意见、民主平等协商，此举既扩大了有序政治参与，广泛凝聚起社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又促进了党和国家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同时，政治协商深深嵌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完善的程序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吸纳”的鲜明特征，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中，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提供参政渠道，吸纳其进入政治体制内，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既能够有效避免因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能够通过广泛参与汇聚政治共识，最大限度避免国家治理分歧导致的社会撕裂与动荡，保障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贯通全过程人民民主渠道、夯实国家治理的民意执行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党制度领域的生动实践，有效衔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通过法定程序确保执政党与参政党直接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通过政党协商这个制度化的平台，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求得协商一致认同，满足各方面政治参与和民主诉求，确保人民意愿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扩大了民主参与范围，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搭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平台，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体系，既尊重多数人的公共意愿，又听取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宽了民主参与深度，确保了人民群众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内容全面性、过程连续性和时间持久性，切实发展了高质量民主。同时，党外民主监督与人民监督衔接互动，保障了国家意志、人民意志有力执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性建言与建设性批评，以组织化、专业化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都是基于共同的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目的，而非为了相互掣肘而“互揪辫子”，既为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提供监督支持，更为国家人民意志有效执行提供了监督保障。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贡献中国方案，创塑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是衡量现代政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尺。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方式和价值指向看，它内在地包含着全球化与中国化、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从经典理论到实践型理论范式的转换，构建了兼具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现代治理逻辑的新型政党政治理论体系，在理论范式上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执政-在野”的二元对立与零和博弈，在结构范式上构建了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的和谐共生格局，在运行范式上实现了共识民主与实质效能的高度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以“合作、协商、整合”为特征的共识型政治文明的当代典范，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选择、完善政党制度均具有借鉴意义，对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更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一是现代政党制度应追求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表达。不同文明基于自身历史轨迹发展出符合其治理需求的政党政治形态，“不同的政党制度实践应建立与自己相适应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西方政党理论是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有效性和借鉴意义取决于具体环境，而不应上升为抽象的单一标准和普世价值。现代政党制度应首先立足于本国政党政治实践基础上构建自主的政党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现代政党制度的理论表达要首先在更普世的理论层次上进行理论构建和交流互鉴。
二是世界政党制度应体现和而不同的共生模式。现代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是在遵循普遍意义基础上的多元表达，其理论的解释力更要建立在各国政党制度的普遍实践基础上。不同制度形态是政治文明多样性的具体体现，而非线性演进的不同阶段。无论是西方国家运用其先发优势通过经济施压、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演变搞西式政党模式移植，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别国政党制度模型，最终都因水土不服而带来更严重的社会撕裂甚至合法性危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多样性探索的中国成就，充分说明了政党制度同所在国家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紧密关联，实施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不同国家的自主选择。
三是世界政党制度应彰显文明共生的多样格局。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都可以为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本国智慧。推动人类政治文明从模式单一化走向形态多样化，应充分尊重世界各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本着彼此平等的原则，加强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探讨“共产党人与其他政党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国情、守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成功回答了“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世界性难题，也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文明范式，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