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探索形成的一项具有共同体观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的深刻共同体观，既反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之所在的本体价值，亦构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保持政党团结的核心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的内涵要义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利益代表上共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关系结构上结成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在治理能力上致力于共同提升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的历史形成，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统一战线思想的智慧结晶，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政治保证。近现代以来，中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历程的轨迹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中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特色道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经历百余年的艰苦奋斗，共同探索出一项具有团结型特质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共同体的建构生成，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聚焦共同的奋斗目标、形塑共同的价值共识、履行职能协同合作的重要政治成果。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团结型政党；政党共同体；共同体观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系统的深刻论述，并从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进行概括，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一重大论断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响。英国社会理论家马丁•阿尔布劳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现实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应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制度与中国治理方案［2］。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携手同行提供了根本遵循。

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政党的治理能力对国家稳定与社会团结具有深刻的意义。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阶层分化，构成资产阶级政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整体而言，西方国家政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原本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而设定的选举竞争及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不断沦为“否决政治”的工具。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受其背后利益集团的绑架，成为受利益集团操纵的提线木偶，为在选举政治中获胜，刻意制造对立的立场，选择极端化的竞选策略，为夺取政治权力展开殊死的角逐。不同资产阶级政党通过强化宗教、族群等身份标签进行对抗，公共媒体亦沦为政党之间冲突博弈的工具，从信息的传播者沉沦为舆论的操控者，通过制造“信息茧房”加剧政治与社会分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备受理论与实务界关注。近年来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有学者从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等方面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4］；有学者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5-6］；有学者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及优势［7］；有学者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脉络、实践发展、文化根基等生成逻辑［8-9］；有学者讨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及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10-11］；有学者分析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路径等［12-13］。已有文献深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具有参考意义。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党史学等学科领域，研究视角较为宏观，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特质和意义等展开。本文将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共同体”视角出发，探讨中西方政党制度中潜隐的价值与结构逻辑的议题，即与西方政党制度典型的竞争性和利己性逻辑存在显著差异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皆是以政党团结的逻辑为根本，并持续构建和完善真诚合作的政党共同体。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及政党团结建构机制，有助于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的要义与根源

共同体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社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皆有出现。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概念均有相应的界定。一般而言，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14］。几乎所有对共同体的界定都肯定一个事实：凡属共同体者，皆具有某些被共同认可的特征要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共同体观具有特定的内涵，并有促使其形成的特定根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时，用了三个“新就新在”和“有效避免”［15］。一是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代表性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二是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党派关系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能够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传统政党制度缺乏监督或恶性竞争的弊端。三是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国家决策与社会治理能够汇聚各方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各种局部利益造成的社会撕裂弊端［1］。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中，政党的成立、运作、行动逻辑必然是竞争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遵循的逻辑与其有显著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清晰地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深刻的政治团结及共同体观。

其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联系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构成，其本质是代表资产阶级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型政党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16］，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联系特定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界别，整合其利益，同时兼顾公共利益。

其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结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其阶级内部并非一个整体，由于资本具有不同形态，围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军工资本等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支持不同的政党，为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展开极端的竞争和博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关系，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团结合作关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代表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先进性和自觉性。

其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提升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效能。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和目的是获取选举的成功，赢得选举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未能赢得选举的政党成为在野党或反对党。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为赢得选举、获取政治权力，往往利用金钱资本对选举进行全面操控，为争取选票迎合民粹主义，政策主张日趋极端化，并激化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否决政治”的盛行又引致西方一些国家的治理效能持续衰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具有显著的协同治理优势：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履行相应的职责和职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共同体观的根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的共同体观，其发端、形成和发展有独特的根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所共同形塑的。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别，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和合”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基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多党之间团结合作与和睦共处。《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礼是指古代的礼法制度，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对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的约束效力。礼用在调整人际、群体、政党及国家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时，目的是实现彼此团结、和睦共处。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多党之间“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即是说，各种社会主体、社会事物之间不要求全然的相同和一致，唯有“不同”才能凸显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但“不同”之间又能相互欣赏、相互融合。《国语•郑语》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其探讨“和”与“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天地之间若只有相同的事物则难以为继，不同的事物相互调和才能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事物。《礼记•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充分阐释出差异性与统合性两者的辩证关系。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于构建和实现“天下为公”的国家和社会。《尚书·尧典》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国家和社会，是超越个体及与其利益相关的群体考量，构建“大同”的共同体，选举品德贤良且能力出众的人管理公共事务，每个人在共同体中诚信修睦，为共同体服务，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共享共同体的温暖。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及统一战线思想的引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及统一战线思想深刻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7］。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现集中统一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夺取胜利，并且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其次，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阶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其他进步力量（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形成革命联盟。“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7］134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及统一战线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年之后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不断完善和创新。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概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的人口规模远超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带领14亿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创和共享，避免社会分配的马太效应和两极分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收获丰富的物质成果，而且精神文明领域亦要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以破坏生态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融合共生；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以掠夺他国资源、侵犯他国利益为手段，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和进步［18］。中国式现代化充分体现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19］，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共同体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全体人民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在修睦协商中调和矛盾和冲突，在治理协同中应对危机和挑战，在团结合作中实现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二、竞争型与团结型：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比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萌芽、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与变迁亦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比较两种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源流。

（一）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

回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可发现西方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崇尚分立与对抗的传统。现代社会的政党制度起源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抗争萌芽期：17世纪至19世纪初。17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西欧的资产阶级逐渐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生产的主导权之后，强烈要求政治的参与权与决策权。“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第一阶级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20］。代议制推动了政党组织的诞生，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与封建贵族阶级对抗。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通过结成政党的政治组织形式，整合新兴经济生产方式之下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反抗腐朽落后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和压迫，具有争取权利的正当性及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

第二阶段是阶级对抗期：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席卷全球，资产阶级全面占领世界各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其阶级统治的本质日渐暴露，资产阶级政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将资产阶级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对无产阶级及广大社会民众实施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并引发激烈的资本与劳工对立的阶级矛盾。“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21］。

第三阶段是矛盾缓和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经历频繁的经济危机及两次全球规模的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日益严峻的阶级对抗等社会问题，已经使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此后西方国家政府逐渐扩展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职能，推行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政党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致力于缓和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对立的冲突，缓解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在此时期，西方国家逐步构建起一套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模板、以竞争性政党关系为常态的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并将自身的政党制度模式定义为全球各国政党为实现现代化政治文明所必须遵循的唯一范本与终极目标［22］。此理论体系自诩保持科学中立的立场，但其内核却深深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应构成衡量现代政党文明的尺度。

第四阶段是竞争激烈冲突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纷纷重新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大规模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不同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且不断放大政治立场的对立，使政党竞争极端化，“否决政治”甚嚣尘上，社会民众的福利愈来愈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以至民粹主义日渐盛行。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长期陷入对抗、冲突或僵持的泥淖。对此，恩格斯早已有过深刻的洞察：“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者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21］110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团结特质，其诞生和发展经历了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岁月洗礼，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果。具体而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联盟发端期：近代以来至1948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长期处在动荡难安的风雨飘摇之中。为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尝试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引入议会制和多党制，结果却是使中国陷入长年军阀纷争和政治分裂的困局。在1912至1928年16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1年，最短者不到1天［23］。随后，国民党改组政治格局并实施一党专政，结果是民生更加凋敝，人民苦难愈加深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合作政权模式，与民主革命人士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合作的基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及民主革命人士积极响应，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是共存确立期：1949—1978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662名代表共商国是，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24］。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定位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25］。随后，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格局。

第三阶段是制度化发展期：1978—2012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协在党的领导下恢复运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原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上，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明确了政党团结的制度化框架。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之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与国家意志保障。

第四阶段是政党共同体完善和创新期：2012年至今。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迈上新征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对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新的、清晰的重要论述。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23］15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凸显，且制度优势正在持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政治实践方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着深刻的政治团结与共同体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萌芽、确立、发展与完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基础，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形成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以竞争型为核心特质，是其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在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塑型和定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团结型特质，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影响和决定的。

三、中国团结型政党共同体建构机制

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学说认为，不同政党的成立和运行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政党之间的立场通常是对立和对抗的，政党之间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亦是彼此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则批判性地指出，资产阶级政党并非代表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而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竞争和对抗日趋激烈，既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愈来愈难以调和的体现，亦是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的后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党。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始终致力于建构团结型的政党共同体。

（一）政党共同体的共同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诞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目标是指引团结与整合的重要动力，共同目标能使成员整合成“具备回应性且保持良好平衡状态的共同体”。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成员能结合成具有整体性的共同体，而非仅仅是松散的社会群体。进言之，正是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共同体才能成为一种系统形式的存在。传统的共同体常与种族、血缘、地缘等自然先赋性要素密切关联，诸如“怀有彼此乃同源同种的主观信念”［26］的“种族共同体”，及在“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27］中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共同体的形成，与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秉持共同目标休戚相关。

第一，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诞生和发展阶段虽然不完全同步，但却在内忧外患的战火洗礼中逐步凝聚共同的目标，始终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与社会蓝图展开团结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残暴行径，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民主党派的积极行动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且持续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抗日敌后根据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结，形成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有利局面。民主党派认同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支持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社会基础。其间，民主党派曾探索过“第三条道路”，但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最终认清和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致主张反帝反封建，通过革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从“革命同路人”到“建国同盟者”的历史转变。

第二，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的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基于历史使命和现实需求，围绕巩固国家政权、推进改革开放等主要目标，通过多党合作制度实现政治团结与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稳固新生政权的政策和举措，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协同行动，协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作出一系列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调整，各民主党派全力支持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既共同应对计划经济转型、社会矛盾增多等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亦携手展开经济起飞、科技进步及社会民生改善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成熟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民族复兴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聚焦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与全球治理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样本，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8］。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党协商等渠道参与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领域建言献策，推动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过参与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与民生发展；积极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推进全球治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政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价值共识是凝聚政党团结与整合的核心要素。政党的价值共识是指不同政党在基本或根本价值领域具有一致的态度，是维系政党整合、推进共同行动的内在纽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不同政党的成员在根本问题上秉持共同的价值理念，通过共享的价值观凝聚政党成员，形成同质的精神力量，是政党共同体建构的基石。共同的价值理念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前提条件，价值共识能引领政党成员的行动方向，并激励其形成对政党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价值共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灵魂，贯穿国家的政治目标、制度实践与意识形态建设。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作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广泛的民族和阶级基础。“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7］44“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21］22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虽在抗战初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抗日主张存在分歧，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迅速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6年6月23日，南京“下关惨案”事件后，马叙伦坚定地回应中共领导人：“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坚定的政治引领，筑牢了政党共同体的理想信念。民主党派谨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民主党派的历史选择”的共识，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凝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第二，坚持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崇尚与践行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保障了各社会阶层各民主人士参与政治的权利。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积极推进《和平建国纲领》的制定，彰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象征的民主共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守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实现从民主革命的探索到人民民主的全面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的人民民主理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带领全体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重大创新成果，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鲜明特征［29］，是人民民主理念转化为实践效能的深刻体现。

第三，坚持统一战线的价值理念。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战略思想。马克思考察法国的经济社会基础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团结其他阶级。“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21］40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二大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联合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统一战线更名为“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30］。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共同的统一战线理念，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三）政党共同体的职能协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战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提升党和国家运用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涵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的执行效能［3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求政党共同体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一，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33］。具体而言，民主党派发挥专业优势和界别优势，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建言献策。民主党派就各级政府拟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积聚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民主党派反映社情民意，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民主党派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民主党派开展对外交往，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监督。民主监督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重要保障［34］39。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聚焦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部署及落实，通过深入调研和精准监督，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专业、科学的视角和建议。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开展，一是依托制度平台的常态化监督，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等协商机构，将民主监督融入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的全过程；二是聚焦重大问题的专项监督，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如针对脱贫攻坚、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和监督等。

第三，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履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的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地方党委有关重要文件的制定、修改；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建议；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等［34］41。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主要是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事务等与执政党展开深入协商，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推进国家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比例，通过提出议案、审议决策等方式履行立法与监督职能；在人民政协中，民主党派是重要的界别，通过政协会议、专题协商等形式，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民主党派发挥政治协商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四、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探索形成的一项具有共同体观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着深刻的共同体观，体现出团结型政党制度的特质。中国政党团结共同体的建构生成，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凝聚共同的价值共识、在国家治理中协同合作履行职能的重要政治成果。在同舟共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始终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坚持统一战线的理想信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促进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未来，应当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持续稳定地推进我国的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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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民进上海市委2025年理论和会史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民进实践路径研究”

引用格式：戴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同体观及政党团结建构机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2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