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读博士期间（2000—2003年），第一站就是北京大学。但非常惭愧的是，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并没有拜访温儒敏先生，虽然经常拜读温先生的著作和论文。真正向温先生直接请教，已经到了2022年的夏天。那时正是疫情期间，与温先生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语言与素养：初中语文现代文教学研讨会”，我当时担任系主任，代表中文系邀请温先生做主题发言，给我们会议支撑场面。温先生爽快答应，并精心准备了大会发言。他在线上做大会的视频发言，那次我们的视频有点问题，将温先生拉得长一些，苗条很多。温先生那次发言的题目是《语文素养的以一带三》，听后收获很大。温先生的发言后来以《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以一带三”》为题发表在《语文学习》（2022年第11期）上。今年8月底查知网，下载量和引用率都很高，还有多篇论文专门阐发“以一带三”的学理性和实践性。温先生认为语文核心素养有四个方面：“语言运用”“思维”“审美”“文化自信”，但这四个方面在认识和教学中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于是提出“以一带三”的观点：“一”指“语言运用”，“三”分别指“思维”“审美”“文化自信”^①。这就对语文教学给出了指导性建议。

1

我受温先生观点的启发，在思考温先生的学术大厦时，觉得有一种“以一带四”的学术系统。“一”就是文学史，“四”分别是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文学生活。当然温先生同样着力于探讨大学阶段的文学教育和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在这两个领域贡献卓越，我试图放入学术研究的框架中；但最终考虑下来，还是将学术研究与文学教育作为平行领域更合适。温先生关于大学里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育以及中小学语文教育，可视为温先生文学教育的两块梯田，与他的学术研究构成两条大河。笔者在此主要谈的是温先生的学术研究。那么怎么理解“以一带四”呢？

从学理逻辑而言，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是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研究，是文学的历史的研究，但与当下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不是一回事。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批评论和文学生活论，都是置于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内部的。其中“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温先生独创的富有穿越性概念。据温先生的解说，这个概念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匿名集体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②。这种研究，称得上“文学社会学”，不过关注和解决的是文学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的问题。“文学生活”这个概念突破了从作家到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内循环式的研究状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因而具有跨学科性、时代性和前沿性。整体上看，“文学生活”扩大了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从作品的“内部研究”延伸到作品的“外部研究”，从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为主的三驾马车式文学史框架，改造成了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文学生活为主的四轮驱动式的文学史框架。关于这个“以一带四”的学术框架，如果联系温先生的学术成果，就看得比较清楚。

温先生与钱理群、吴福辉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③，近几十年来成为高校中文系教材，取代了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初版时，温先生撰写的内容章节有：

第二章 个性解放旗帜下文学的觉醒

第四章 探索中的小说艺术（上）

第五章 探索中的小说艺术（下）

第十三章 巴金：光明与黑暗交替中的文学战士

第十九章 曹禺：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帜

第二十一章 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学的成长

一 文学思潮、论争及理论建设

第三十二章 人民翻身的戏剧演出与歌唱^④

其中，全书的第二章是作为第一编的第一章，总括“第一个十年的开端”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状态；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概写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的新变；而两节“探索中的小说艺术”和专章分别论述巴金和曹禺，显然属于作家作品论。因此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集体合著时，也已经从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这三个方面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

1988年，温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温先生在几篇回忆性文章中提及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对这种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从自己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出发，觉得意义好像不大。吴组缃先生的看法，一是基于个人的创作经验，具有个人性；二是认为一讲到现实主义，就必须指导创作。其实，温先生的著作根本不是指导创作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探讨新文学发生以来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的流变，这种讨论本身算得上文学理论的探讨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章节安排中，每一章都专论创作的节，第一章第九节论“乡土文学派”和“人生派”的创作；第二章第七节论“注重社会剖析的创作风气”；第三章第六节论“现实主义的文体发展”；第七节论“史诗格调的追求”；第八节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第九节论“民族化探求的不同路向”^⑤。可见，这部著作虽然论述文学思潮是主体，但又横贯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论。

1993年，温先生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到2005年已经第7次印刷，每不到两年就印刷一次。这部专著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4位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实践，有许多精彩的独到见解。整体而言，以文学批评为中心，梳理文学观念的形成路径，结合这些批评家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展开论述。正如樊骏先生所肯定的，“温儒敏致力于探讨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轨迹，融‘史’‘论’于一体”^⑥。

1998年，修订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后记》记载了修订的分工任务，温先生“改写与重写”的章节有：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第七章 散文（一）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第十八章 散文（二）

第二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

第二十七章 散文（三）

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⑦

其内容包括三个十年大陆的“文学思潮与运动”、“散文”这类文体的变化与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小说家赵树理的作品解读，并增加了对台湾文学的介绍。这种“改写与重写”延续的仍是以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论为主的研究模式。

“以一带四”的结构是一个直立的菱形，最顶点是文学史，最低点是作家作品论，而中间分布着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文学生活。其中，作家作品论是根基。温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从1980年代初最早发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略论郁达夫的散文》等论文开始，直到前几年结集出版《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以及温儒敏、姜涛编《北大文学课堂》（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显示了温先生在作家作品论的成就与重视。

2

现在学术界都在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这诚然是一件好事，但合理的路径在哪里呢？各个学科自然有各自的合理的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如果要就某个话题建构一套知识体系，怎么去建？温先生的“以一带四”学术体系给当下学术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带来了至少三个方面有益的思考。

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启迪在于，谨慎处理丰富的“个案”与研究者所构想的那个“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功夫。温先生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8）的《小引》中自述其方法，是以“史述”为主，“选借”最突出的“点”，去把握现实主义作为思潮的变化轨迹^⑧。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自序》中表达如下观念：合理选择14位批评家，处理好“点”与“方位”的关系；把14位批评家作为“景点”，以此为布局点去呈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风景^⑨。这种掌握个案与面相之间的复杂关系，乃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个案相对于知识体系来说，到底有何重要性？当人们看到一只乌鸦是黑的，于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一结论，人们肯定不相信；但是当人们所看到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只乌鸦全部都是黑的没有一只例外时，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有几分可信了，尽管冒着只要有一个反证结论就会崩溃的危险。一方面，不能说后面的九千九百九十八只乌鸦是无用的，另一方面实际上人们也很难穷尽所有个案。当然，如果陷于个案研究，自然会产生盲人摸象的局限。但是如果没有个案研究，就无法深入学术问题的土壤之中。人文领域的知识体系，往往植根于具体的领域土壤中，以全世界的所有个案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罕见。典型的个案研究，就像一颗长钉，能穿透厚厚的现象遮蔽。

温先生这种处理个案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给了学界有益的启迪。对于这一点，笔者很有感触。笔者曾从语言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从语言实践的角度如何解释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因为《狂人日记》是《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后产生的第一个典型的白话小说文本，这个个案如果阐释不清，那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理论探索就无法树立起来；换句话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成立。而要揭示《狂人日记》诞生的秘密，就必须回溯鲁迅从留日时期开始的所有文学实践活动。这样就作家而言，鲁迅这个案就无法回避了。如果要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整体图景，那么哪些个案是必须研究的呢？笔者选择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10位作家，分别是黄遵宪、梁启超、严复、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鲁迅、周作人和胡适，名之曰“轴心作家”，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最具有鲜明的典型性，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同时，这十位“轴心作家”各自的独特性十分鲜明，那么如何从他们的独特性中提炼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普遍性规律呢？这10位作家除林纾外，都曾经走出过国门，具有直接的域外体验，虽然时间有长有短；除黄遵宪外，都有过翻译实践活动。这一个特点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在中西文学的碰撞中发生的。就语言实践的语体而言，严复、林纾、章太炎和王国维在晚清时期基本上都是文言写作，虽然偶有演说文或者乐府体算有点白话语体；他们到了“五四”新文学时期，基本上不赞同白话文学的主张；而梁启超、吴稚晖、鲁迅、周作人和胡适在晚清时期就有白话实践，或创作，或翻译，他们到了民国初年，要么提出白话文学主张如胡适，要么相应白话文学主张如鲁迅和周作人，要么认可白话文学主张如梁启超和吴稚晖。这就可见，在晚清时期有过白话实践的作家更容易接受“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主张。在晚清时期的白话实践显然处在一种“自在”状态，而到了“五四”时期跃升到一种“自为”状态。据此观察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状况，这一特点基本适应。从语言实践的“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跃升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发生^⑩。

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二个启迪在于，采用中西比较的视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基础。温先生曾编辑《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温儒敏、李细尧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以及《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这源于他研究的实践经历与学理思考。他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就采用比较文学方法论述“零余者形象”与“自叙传”特色；而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以现在学科分类来看，完全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论文选题。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从方法论上看，可以视为一部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著作。他对中国批评家的研究，整体上是放在中西文学理论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王国维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周作人与西方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成仿吾与法国社会学家居友（J.M.Guyau）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Crosse）、梁实秋与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茅盾与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李健吾与法国批评家法郎士和雷梅托、胡风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朱光潜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梁宗岱与法国批评家瓦雷里，等等。

其他学科专业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情形不太清楚，但是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中西比较既是一种必备的视野，也是一种必用的方法。中国现当代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在中西文明和文学的冲突中发生的，也是在中西文明和文学的融合中成长的。晚清以降，一方面西方文明和文学以“攻击”的方式送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动学习和化用西方文明和文学。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中西比较的意识，所建构所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恐怕只能是一种自闭症式的空中楼阁。蒋承勇教授在近期发表的《避免不同的“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指出：“忽略对本土优秀文学传统的弘扬，过于依赖和崇尚外来理论与知识话语，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失语’，这是必须警惕并予以避免的。然而，一味地固守传统、迷恋本土资源而忽略接纳优秀的外国文学知识话语和理论资源，又会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缺失了人类意识、偏离了人类文学知识谱系，使我们的文学知识话语窄化、弱化和贫瘠化。于是也就很难与本土之外的世界文学对话，这将是另一种新的‘失语’。”^⑪这一点在概念的塑造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于叙事方面的知识表达，中西方都有自己的说法。但是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提出了众多概念，尤其是关于叙事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对第三人称的，又分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等等。这些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构建叙事学理论。但是不能认为西方叙事学就穷尽了人类不同语言的叙事特征。申丹教授对中国叙事的转述的“两可”型的分析就具有创建性。郭沫若的《月蚀》有如下语句：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领带结的时候，我的女人比我先穿好，两个孩子在楼下催促得什么似的了。阿，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个结子也这么费力！我早出了几通汗，领带结终究打不好。

申丹教授将斜体的语句翻译如下：

（1）Gosh，after all it is not easy even to be a dog.It takes such an effort to tie a necktie！（直接自由式）

（2）Gosh，after all it was not easy even to be a dog.It took such an effort to tie a necktie！（间接自由式）^⑫

申丹教授认为，《月蚀》原文属于两可型，但翻译成英语后，必须选择一种时态。选择一般现在时态，就成了直接自由式（第一种）；选择一般过去时态，就成了间接自由式（第二种）。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学中这样的“两可型”具有其独特的双重优点。因为没有时态与人称的变化，它们能和叙述语言融为一体（间接式的优点），同时它们又具有（无引号的）直接式才有的几乎不受叙述干预的直接性和生动性^⑬。可见，申丹教授的创造性观点的提出，首先借用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其次又将汉语语句的叙事置于中西不同语言类型的比较视野中，最后结合了汉语语法自身的传统。

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三个启迪在于，通过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的学术实践所获得的理论性思考，是通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思维的桥梁。温先生对现实主义思潮的研究，对现代文学批评家的研究，各自都关涉到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价值、文学鉴赏等多个方面，而这些研究的深度，已经显示了理论家思考的特质。西方的文学理论的不断推新，往往建立在对以往文学理论的“史述”基础上。温先生对现实主义思潮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两个维度：一是史述的历史维度，一是知识的理论维度。这两者的结合在理论上可能造就一种系统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必要思维。在文学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系统性的著作，而自此之后中国的文学理论成果多以诗话、词话和评点等方式表达与呈现，系统性严重不足。

杜晓勤教授在近期发表的论文《关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回顾与学科思考》中指出，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三维”角度思考：一要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的话语体系；二要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三要总结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梳理学科在中西文化碰撞时期的学术成果^⑭。这个“三维”角度的思考与温儒敏先生的学术研究在系统性上不谋而合。可见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不同的二级学科之间有其相同之处。温先生学术研究所呈现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文学生活所组成的“四维”研究，已经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统一在一个系统内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其实大多还只驻足在某一个维度或两个维度上，真正能统一起来的比较少见。系统性思维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方面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分歧。有时觉得存在分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产生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但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久不能固定，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提升。又如中国文学的起点问题，笔者曾经梳理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十一种观点，每一种观点背后自然有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大有小，有文学的，有非文学的^⑮。

众所周知，要构建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容易的事情。樊骏先生30年前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提出的一个“警告”仍有警醒意义。他说：“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与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理论又是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构成学科的核心。而且，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它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需要牢记这一基本事实。”^⑯这一段话中，“理论”一词的指向有所不同，用来“指引和支撑”的理论，那是研究者需要借鉴的理论；而“最终成果之归结所在”的理论是研究者得出的理论，那才是学科发展的标志所在，是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指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是否解决了学科本身的全面性问题和整体性问题。“为其它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小而言之，所得理论是否对其他文学类学科是否有借鉴价值；大而言之，是否对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能提供理论思考。十多年前，陈思和先生继续着樊骏先生的思路继续探索，撰写了《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一文，提出“人文学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它从来就是在新的材料被发掘、新的领域被开拓的前提下经受挑战和检验，而后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见解来阐释这些新材料和新领域，其学科本身也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以修正自身的局限。如果学科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就有可能导致学科自身的作茧自缚，自我萎缩”^⑰。所谓“理论上提出新的见解”，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部分，也即核心部分。陈先生特别强调了这种理论对新材料和新领域的阐释作用。两位学者所说的“不年轻”和“年轻”都是相对而言的，不过共同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确实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离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构还有一段距离。有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曾问我：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学有自身的系统，你们现代文学的诗学系统是什么？笔者孤陋寡闻，一下子还回答不上来。可见中国现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还任重道远。

温先生刚刚到80岁，其学术之树将继续枝繁叶茂、花团锦簇！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本文系在“‘文学生活’与‘语文教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空间与路径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注 释】

①温儒敏：《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以一带三”》，《语文学习》2022年第11期。

②温儒敏：《“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1998年修订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署名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④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⑤⑧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⑥⑯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⑦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记》（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⑩参看拙著《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⑪蒋承勇：《避免不同的“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3期。

⑫⑬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312-313、320页。

⑭杜晓勤：《关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回顾与学科思考》，《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⑮文贵良：《今天的大学课堂，如何讲晚清“五四”文学？》，《文艺争鸣》2023年第3期。

⑰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坛》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