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它既可以固化也可改变人们对既有生活方式的认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在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中心—外围”分工，必然使处于经济依附的非西方外围国家受中心文化的辐射，产生依附文化。依附文化根本上作用于控制外围国家人民的认知，并使之认同这种不平等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本文通过分析依附的物质基础、探究文化依附的根源及其表现，进而得出如下论断：当前，中国正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未来必须通过彻底解构依附文化、建构并塑造自己的文化话语确保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依附文化/ 国家文化安全/ 中心—外围分工/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
原文出处：《国家安全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43-60页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在长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国际分工基础上，外围国家②深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害而形成一种没有自主、自信的依附文化。依附文化主要是指非西方国家失去主体性而从属于西方中心的文化现象。其特点有二：一是塑造了非西方国家消费文化，即对西方国家商品的依恋，引导民众模仿西方生活方式、追求外来消费品，抑制了本国商品的生产消费，进而导致国家工业化进程受阻；二是在崇拜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国家发展的依附性文化认同，即对西方霸权的从属思维，贬低本国传统文化，从而丧失对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支配地位的抵制心理。③依附文化不仅导致部分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丧失自主性和自信，反而为经济、政治依附背书；同时，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巨大风险，成为孕育“颜色革命”的“民意”温床。依附文化是旧有的西方塑造国际生产分工的产物，也是这种分工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之文化现象。解构依附文化应从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出发，找寻滥觞原因进而发现其危害之秘；而消除依附文化从根本上要致力于物质生产改进和生产力提升，同时推进认知改造、重塑自主文化话语。中国目前处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但仍存在个别人背负依附文化的历史烙印而沉陷于其思想窠臼的现象。由此，确立文化自信、消除依附文化影响是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进而实现自主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一、依附的物质基础及其文化后果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文化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因此，解构依附文化必须从分析生产方式出发。
历史唯物主义④将生产方式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这表明社会意识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阶级塑造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⑥为了把这种意识形态合法化和合理化，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⑦这就是说，文化现象源自经济基础，是占经济统治地位的阶级塑造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方法是针对国内社会而言的。而将其应用于国际社会、应用于解构依附文化，就必须先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结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⑧即资本主义社会残存着其他生产方式。这些残存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其他生产方式居于从属地位。上述思想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社会提供了指南。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在国际生产分工中处于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因此必然催生生产相对落后的外围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现象。马克思曾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⑩
这种从属性在经济上正如依附理论所分析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主要生产工业制成品(包括高端资本品)、耐用消费品，依托金融中心而成为国际信贷的来源地；而处于“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农副产品、矿产原料、初级工业品，且是国际信贷的接受者。这种模式下形成的不平等交换使“中心—外围”生产模式产生两极分化的分配效应，即西方中心国家能够获得国际生产的大量盈余，而外围国家仅获微薄利润，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的从属性。其结果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家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犹如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的地位一样，发达国家的“发达”必然要以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为代价。(1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种国际经济依附状态下，谁主导全球分工生产体系，谁就能从生产过程(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多利益分配，谁就可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概言之，国际分工就是一种权力等级/过程。(12)这种权力等级关系还在政治文化上塑造着权力关系和文化，以巩固经济从属关系。即西方中心国家在政治上扶持可靠统治者或改造外围国家政治结构，在文化上渗透和进行文化帝国主义输出，以利于维持经济依附关系。而文化渗透和输出形成了后者的文化依附现象。英国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依附是“殖民态度和行为过程的一种延续类型……是全球资本主义之内仍在运转的经济关系之体系所造成的种种行为和后果”。(13)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结构支配着一切——不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受制于这一结构，而且其国内结构也受制于这一结构，包括它们的生产倾向、资本积累形式、经济再生产及其社会与政治结构。(14)由此，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依附候症。多斯桑托斯在谈及当时拉美国家文化时表示：“拉美存在着文化异化现象，即拉美文化简单地模仿在殖民中心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进程。拉美的知识分子从宗主国角度，按照宗主国的利益、标准和价值观念看待自己的国家。”(15)这就是依附文化的典型现象。依附文化就是“中心—外围”分工形成的国际经济基础所生成的文化副产品，是“中心”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产物。
西方中心国家通过四个途径向外围国家进行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第一，利用媒体(影视、报刊、广告、网络等)优势，润物无声地向世界传播利于西方资本的消费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第二，通过学术和媒体手段消解对象国本土文化、瓦解民族认同，从而摧毁当地的民族主义。第三，借助全球化的叙事传播支配、束缚民族/国家，消除国家与资本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并促其有效拼接，助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扩张。第四，向世界传播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意象，引导各国特别是外围国家的发展方向，塑造其发展未来。(16)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依附理论兴盛时期，就有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依附文化进行过批判。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和阿里埃尔·多夫曼(Aerial Dorfman)撰写的《如何解读唐老鸭：迪士尼卡通片中的帝国主义》就是其中代表。(17)该书1971年在智利出版后于1975年译成英文，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两位法国学者在书中表示，即使一般的商品消费也不仅是简单的消费行为，它背后隐藏某种表意(Signifying)倾向，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例如，“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它的后面顶着整个上层建筑，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过去的种种诠释”。(18)在批判者眼中，文化帝国主义产生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表意，它还产生一种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通过生活方式和学术研究塑造并改造人们对于国家、政治、日常生活的理解，形成一种所谓“常识”(Common Sense)和学术规范限制，排斥和嘲笑任何不符合“中心”经济与政治控制的文化“离经叛道”，从而达到辅助控制的作用。这是一种更深厚的霸权——文化霸权。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指明文化霸权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后面屹立着的“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是“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人们的认知因之而以资本主义文化为“应然”，护持着资本主义的运行；甚至“国家一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1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明言，“世界经济从语言、宗教、意识形态意义上而言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但这种复合体并不是随意的。它是统治的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语言、宗教和道德形式呈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谋求施加某些思维与分析方式甚至包括传导某些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方式呈现出来的”。(20)它们潜移默化地护持着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秩序。虽然当今传统国际分工已经变化，但“中心—外围”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国际经济分工的分配没有根本性变化，只不过以变化的形式呈现。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依然存在“中心—外围”特征，“中心”即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是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技术、现代农业的生产者，而外围国家则是原料、日常工业品的加工装配者。依附文化对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国家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中心产生的文化霸权能够起到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那么外围地位则对身处其中的国家极具负面作用，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安全。
二、依附文化对非西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负面影响
霸权文化在外围国家中传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就是维持“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文化依附是经济主宰、政治控制之外，中心固化依附关系的第三个机制。
对广大的外围国家来说，发展与安全是保证经济自主与政治独立的基础性条件。尽管去殖民化运动后，这些国家已经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实际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主和政治独立。经济依附和政治受控成为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巨大障碍，而依附文化则是固化这种经济、政治从属性的重要机制。依附文化对这些国家的负面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依附文化制约着外围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发展从物质层面来说是依赖于工业化和科技实现的。然而，在依附文化掣肘下，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不仅受到产品结构的束缚，还受到认知的禁锢。
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使得外围国家持续地处于分工从属地位，后者只有改变地位才能实现国家经济发展，而工业化与科技发展则是实现逆转的关键。如前所述，分工形成的产品结构使得外围国家只能向中心发达国家提供农产品、矿产品和初级加工品。这些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低，即便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条件下，也难以增加(出口)收入进而产生收入的累积效应。相反，在中心国家保护政策下，产品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反而会造成外围生产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无法增收之苦。这些国家国际收支长期得不到改善就难以进口或升级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工业化进程难以为继。如此“增产不增收”的现实导致技术进步动力衰竭。因此，在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国家既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在国际交换中获得积累进而实现工业化，也无法实现贸易增加带来的发展。
与此同时，依附文化超越上述结构主义的经济分析阻遏外围国家工业和技术进步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在中心国家广告、影视等霸权文化产品的“狂轰滥炸”下，外围国家听众、观众和读者被塑造，消费认知悄然生成。他们忠诚于西方名牌，笃信它们代表着先进、高端、精致，而毫不关心其效用适配性。这样的消费认知对本国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产生了致命的负面作用。国家工业化进程需要密集投资和规模化生产，并匹配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以达到某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而在依附文化主导下，产品性能一定程度上相对落后的本国工业品往往不受依恋西方名牌的消费者青睐，无法形成规模消费群体。由此，巨额工业投资下的规模生产因消费不足导致回报不足、效率低下，在举步维艰中失去进一步改善技术的动力；同时，因回报不足产生的效率低下使国内厂商再生产资金匮乏，且无法通过在“干中学”完成技术积累和实现技术改造与迭代提升。如此重复生成的恶性循环导致工业化和技术升级逐渐停滞的后果，最终只能承接西方淘汰产业，周而复始地沦为每轮国际分工的低末端。而只有极少数“幸运国家”才能摆脱“魔咒”。认真观察曾处于外围的少数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民众的消费观，广大消费者普遍对本国产品拥有优先心理，“购买国货”意识一定程度成为支持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文化支撑。
其次，依附文化瓦解本国文化、弱化民族认同。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冲突与战争历史。即使当今统一的国家也存在合而不同、同而存异的社会现实。因此，民族国家认同只是人们众多“归属”认同形式的一种，可以与其他地域、宗教认同共存。“由于带着高度的政治及经济利益，民族国家认同也就变成一个独特的文化认同形式。”(21)可以进一步说，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内，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民族叙事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例如，美国也存在基于族裔、宗教的多元认同，但均统一于主流的国家认同之中。然而在霸权文化的输入下，被输入国多元而统一的国家认同由于地缘政治、国家体制等原因，要么出现次层级的地域、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要么出现民族国家认同被中心所主导的世界主义认同(如“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认同)所压制，这也是滋生国家分裂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一些外围国家出现内乱、爆发“颜色革命”，多与主导性民族国家认同被打破相关。而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中心国家眼中“不驯服”或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作用的国家。
再次，依附文化塑造“国际接轨”话语叙事，限制外围国家正当行使主权。为了确保外围受制于中心，有效连接外围国家与中心资本以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扩张，中心往往塑造“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叙事。从商业角度来说，“与国际接轨”有一定合理性。实施市场经济必须有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制度，以避免商业交往不畅。但西方把“与国际接轨”扩大化、绝对化，把以私有制为根本的自由企业制度、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奉为普遍的“国际规则”。其实，这两者并不是永恒存在的。中心国家在二战后一段时期也存在国有企业，至今仍存在国家对市场与贸易的管控。而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中心文化却要求外围国家以彻底的私有化和最大限度放松国家管制为改革导向。后者凡是存在公有制企业或是国家对市场实施管制(不论是否合理)都被视为违背“国际规则”；而只有彻底私有化、消除对外来资本的一切限制，才是“无缝对接”国际市场，合乎所谓“国际惯例”。在这种话语叙事灌输下，外围国家不仅要放开所有经济与政治限制，而且必须进行彻底的文化改造以适应“全球化需要”。然而，全面且无节制地开放市场和放弃经济控制权对外围国家来说，不仅存在着经济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且直接束缚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了国家间经济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而让渡部分主权是国际惯例；但如果是为外来资本扩张“开绿灯”而非正常地限制国家主权，其结果不仅不会带来真正的发展，而且会导致国家主权严重受损。
最后，依附文化产生的发展意象将引导外围国家发展方向并企图塑造其未来。长期以来，中心国家学术界塑造了一套现代化就是西方文明模式的话语体系，并以这种模式向外围国家展示，其未来发展方向与形态就应是以中心为模板的西方现代化：富裕、自由、民主……，外围国家只有复制西方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繁荣与文明。如果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外围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旧的传统文化元素妨碍社会进步与变革。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现代化理论无不充斥着此类话语，(22)并随着苏东剧变发展为一种“历史终结论”。这套话语的内在逻辑为：外围国家只能亦步亦趋走中心国家发展的老路，不可能存在超越，持续从属于西方中心的主导是“客观的必然”；希冀另辟蹊径摆脱从属地位的努力既不可能也不“科学”，苏联的失败就是“明证”。为了证明另辟新发展道路之“荒诞”，它鼓励培育外围国家历史虚无主义、抹黑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与领导者；为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反动分子张目，对多斯桑托斯所说的“按照宗主国的利益、标准和价值观念看待自己国家”(23)的知识分子给予奖赏。如此言行的目的就是把外围国家“锁死”在不断升级与变化的从属与依附状态中，进而“安贫乐道”。这种状况像资本主义文化在本国国内一样，使从属阶级浸淫、安逸于主流文化之中。而且，为了巩固这种从属关系，中心国家千方百计地把“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被发展的文化叙事席卷、纳入显然是从西方文化起始的叙事”之中，(24)即外围国家的文化叙事怎样保留、传承与发展必须从属于西方文化叙事。
然而，深受依附文化主宰的“外围”国家民众的真实状况如何？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以书中主人公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描述了在新文明冲击下该家族代表的民众抛弃传统、努力走出去寻找新世界的抗争轨迹。可是，外来文明以一种侵略的态度吞噬着布恩迪亚家族，导致他们在开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续着“百年孤独”。(25)作者借用拉美人在物质匮乏之外的精神孤独来批判中心文明的精神束缚及其对拉美文化的歧视与排斥，深切表达出依附文化作用下拉美人的精神痛楚。
三、破除依附文化、确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蹄疾步稳地行进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在这一过程中，破除依附文化的历史影响、确立文化自信尤为重要。经过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经济已然摆脱了旧有的依附式发展道路，走上了自主发展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实践中开创出来的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6)从根本上冲击着西方式发展叙事。由此，中国式发展必然遭到中心国家围堵——贬低、贬损中国发展和文明叙事，既是防止数百年来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崩溃而造成既得利益旁落的刚需，也是护持中心文化霸权的刚需。因此，中国今后遭遇来自中心国家的经济围堵、政治攻讦、文化围剿也必然成为常态。当然也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特别是昔日经济羸弱、发展滞后等原因，中国部分人员也受到依附文化影响，个别言行危害文化安全建设乃至国家安全。目前，中国要消除依附文化影响举措有二：一是要解构西方中心式“文明”“先进”叙事，破除迷信；二是要建构自身文明、进步叙事，树立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27)
不论是文化解构还是建构，首先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为国人破除迷信、树立文化自信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个别国人惯性思维根深蒂固，面对中心文化霸权不仅缺乏自信，还存在简单模仿和崇拜心态，甚至从西方角度、利益、标准和价值观审视自己国家。这种现象即便随着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较大改观，但依附文化的余毒仍然不时作祟。必须认识到，要在中国乃至外围国家中消除历经数百年传播且在国际社会有着根深蒂固影响的依附文化，不能仅仅依托于一朝一夕的“歼灭战”，而是需要坚持长期不懈的“清除战”。
文化解构与建构的基础是培育对中国制造和西方制造的客观认知。消费文化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诸多产品物美价廉、畅销世界，其质量与西方制造差异不大甚至处于世界前列。如此庞大的制造规模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消费规模，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但是仍有少数人惯以老眼光看待中国制造，甚至在互联网上恶意抹黑中国制造、误导消费者。放任崇洋的消费文化泛滥会导致国内制造被“锁死”在国际生产分工的低端；分工低端在“收入需求弹性”的规律下则会影响收入增长和资本积累，进而限制技术和产业升级。因此，必须清除崇洋消费文化，一是对优质的中国制造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对恶意抹黑中国制造的言行进行舆论驳斥，鼓励厂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产品，让造谣者付出高昂代价。二是深化认识，警惕互联网上的抹黑谣言不仅仅是对中国产品的简单贬损，更可能造成削弱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和对“去文化依附”物质基础的负面影响。
其次，必须解构西方中心的民族叙事，弘扬中华民族认同。回溯历史，所谓中心民族国家建国乃至强盛的过程并非如宣扬般“进步、文明、平等”，反倒充斥着野蛮血腥、压迫剥削，至今仍存在族裔隔阂与不平等。以自诩“文明灯塔”的美国为例，其建国和强盛史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屠戮原住民印第安人、贩卖奴役黑人乃至剥削爱尔兰人和华人，不一而足。这些历史污点世人皆知，遗留至今的族裔矛盾与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一大毒瘤，亦是戳穿其虚假“文明”叙事的历史真实。
在此背景下，对内弘扬民族认同、对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建构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认同，是抵制西方霸权文化传播和消除依附文化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多元融合的坎坷痛苦。正因如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民族认同主旋律，反对民族分裂、抵制外来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煽动。“因为国家，作为一种文化精心打造的产物，是一种情感双重性叙事的施动者。它将文化置于最富有影响成效的位置，既作为一种‘从属、分裂、扩散、再生产的力量，也可以作为一个生产、创造、强迫和引导的力量’。”(28)没有国家倡导的民族统一、团结平等的主旋律叙事，相关空白必然导致外来或受外来影响的地方性叙事的负面影响。为此，国家必须主导并鼓励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研究与宣传，同步弘扬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同样，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9)经过十几年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在此基础上破除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认同是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它们“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30)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弘扬并丰富这种国际认同不仅彰显中国文化自信与包容，也将解构西方中心主导传播的“普世价值”影响及其对国家安全与主权的巨大隐患。
再次，解构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开放”话语，塑造中国经济全球化话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经济交往需要依据共同规则，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及其分工的需要。由于各国国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交往的主体和国家管理方式与能力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一味把西方模式作为国际标准必将遭到实践的反噬，而应以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协商确定的规则为国际标准。马克思曾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而保护贸易则是资本相对力弱时“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31)以最早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为例，自19世纪上半叶伴随工业革命发展开始，该国拆除国内外重商主义樊篱，逐步实行对外贸易开放政策。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种种严苛限制已经充分说明其散布的“开放”话语之虚伪性。比如，国有经济的存在以及对市场特有的管理模式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和优势所在，而西方国家持续散布所谓的“中国经济是非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是不合格的市场主体”“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等话术，既不符合国际惯例，更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歪曲。它们旨在动摇中国经济制度基础、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限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进而阻碍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如果任由这种话语泛滥为国内主流，中国经济将“拉美化”。为此，中国必须塑造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开放和经济合作话语。
中国的开放与对外经济合作是谋求互利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现象，不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着力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投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共同做大并公平分好经济全球化的“蛋糕”，使发展既充分又平衡，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推动各国人民共同走上现代化的坦途大道。(32)
最后，破除西方文明“唯一性”认知，树立中国自主文明新话语。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文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33)即某种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相应制度与文化的集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说，文化在文明中就是精神层面的力量，它引导着人的生活、思维习惯以及看待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以西方文明“唯一性”思维、按照文明过程与状态的要求，所有外围国家的发展就必须以中心国家为样板，模仿其发展过程以达到西方中心现代化的标准。然而，拉美是最早复制西方发展模式的地区，现在有多少国家达到了欧美中心国家的现代化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就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政治一元性提出挑战，指出现代化没有绝对的标准。(34)但是随着苏东剧变，“历史终结论”把西方文明作为现代化唯一标准推上顶峰。然而，伴随着人类历史罕见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都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异。如果一味坚持西方文明与现代化唯一性标准，中国将不得不改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式，这既不现实也不客观。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说明，文明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可以有别于西方。而从现代化发展道路来说，只有结合本国国情才能走出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在此意义上，中国只有彻底祛魅、荡涤依附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塑造中国特色文明话语，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其一，客观认识西方文明。首先应客观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由于最早采用了工业化，其物质发展水平较后起国家更高且具备独特的文化体系；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缺陷，如财富分配的包容性不足、侵略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认定它具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性将造成世界灾难，如贫富分化产生的国内分裂、侵略掠夺产生的国际冲突、生态环境破坏产生的人类生存危机……因此，客观地说，把西方文明叙事作为人类发展的愿景存在着巨大的话语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西方文明祛魅十分必要。否则，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会更加严重，可能会如西方国家般陷入对外战争与掠夺之中而成为世界威胁。荡涤依附文化首先要打破西方制造的信息茧房，让国人看到一个全面真实的西方及其发展史。同时，也要正确地宣扬中国发展的真实成就，让国人在事实面前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增强对来自国内外恶意散布的西方“文明”免疫力，提升国人的认知水平。
其二，塑造中国文明话语与荡涤依附文化影响是一致的。没有塑造只有解构会造成非建设性的纯批判。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或现代中国文明新形态的蓝图，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35)这为中国式现代文明奠定了话语框架，即它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物质文明和新型的精神文明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性、非侵略与掠夺性。(36)建立中国文明话语既不是抱残守缺的复古，更不是排外拒斥的封闭。任何自主文化都是具有继承性和兼容性的，因为没有继承就没有自身特色，没有兼容吸收就会僵化。所以，塑造中国自己的文明话语必然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的再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7)中国文明话语还必须是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基础上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再创新。因为只有善于融通国外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才会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和活力。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面向未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建立自己文明话语的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文化复古主义和排外主义。
结语
依附文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带来的文化副产品，其根本作用在于让外围后发国家人民“自觉地”认同国际分工造成的不平等是“必然的”“客观的”，把这些国家“锁死”在国际体系的从属地位上。即便当今传统国际分工形式已然变化，但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经济基础及依附文化现象依然存在。因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要实现自主发展，在文化上“去依附”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外围国家只有在文化上“去依附”才能改变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高速发展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努力打破历史性结构束缚走向现代化。为此，清除历史上因生产力落后而产生的依附文化现象及其影响对国家发展与安全具有积极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环节。为根除依附文化、避免其余孽死灰复燃进而影响妨碍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中国制度特有优势的发挥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经济上已然走出依附式发展的中国必须消除依附文化阴霾才能彻底告别依附，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自主文化的文明将是缺乏灵魂的文明，中国要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立足于自主文化。而文化自主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优秀元素，而是以一种自体意识与其他文明相互尊重、包容互鉴，这是有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互鉴精神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年11月16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②由于各类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同，非西方国家大体处于这一体系外围且多处于欠发达状态，因此，本文中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的欠发达含义相同，而中心(国家)、西方(国家)也同具发达含义，结合上下文语境而采用不同称谓。
③李滨：《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8页。
④马克思与恩格斯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交往方式建立在生产这一唯一的基础之上。其后出现的一些“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典型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所认为的——脱离生产基础之外，还存在着独立的先验人类交往方式，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基础性差别。哈贝马斯的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本文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简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18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5、70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5页。
(11)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Monthly Review Press,1969,p.30.
(12)Peter Gowen,"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Alexander Anievas ed.,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Routledge,2010,p.139.
(13)[英]汤林森著，冯健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9页。
(14)Theotonio Dos Santos,"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0,No.2,1970,p.232.
(15)[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16)参见[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第41—57页。
(17)参见Aerial Dorfman and Armand Mattelart,How to Read Do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Disney Comic,International General,1975。有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文化控制的著述早在中国民主革命年代已出现，如汪澍自主编的《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就介绍了中国近代以来著名学者、政治家和革命家对西方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应当的选择之观点，但该书并未深入解读西方文化侵入产生的生态政治(Biopolitical)层面的影响。
(18)Aerial Dorfman and Armand Mattelart,How to Read Do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Disney Comic,International General,1975,p.97.
(1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0、574页。
(20)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in Marc Genest 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cond Edition),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4,pp.213,217.
(21)[英]汤林森著，冯健三译：《文化帝国主义》，第152页。
(22)参见李滨：《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第245-251页。
(23)[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第285页。
(24)[英]汤林森著，冯健三译：《文化帝国主义》，第289页。
(25)参见[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百年孤独》，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
(2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页。
(27)《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共产党员网，2025年4月15日，http://gffgg02c6602f04574bf5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04/15/ARTI1744701794072235.shtml。
(28)Edward Said,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71.
(2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2年11月17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_7.htm。
(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54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3、375页。
(32)王毅：《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11页。
(33)[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vi-vii页。
(34)相关后现代理论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3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20页。
(36)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详见李滨、陈子烨：《文明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共性和本质区别》，《欧洲研究》，2023年第3期，第13-18页。
(37)《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23年6月2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b6n9uck0p00f6q0o.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aowen/iebiao/202306/content_688431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