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理论基础，可以从政党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党分析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先锋队政党、政党利益和政党阶级基础。先锋队政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来引领群众；没有自身政党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有必要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来实现各阶级大团结大联合。社会结构分化越厉害，统一战线就越是要把分化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社会逻辑。在中国政治中，凝聚人心就要建立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可以分为由浅到深的四个层次：利益认同、政策认同、情感认同和信仰认同。凝聚人心也可以分为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利益凝聚、政策凝聚、情感凝聚和信仰凝聚。汇聚力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网络力量。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就是要通过上述四种凝聚方式，把四个方面的力量汇聚起来。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过程中面临着网络化、智能化、法治化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的挑战，要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凝心聚力功能。

关键词：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中国共产党；政党-社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2］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在统战理论研究领域中早已成为共识。但什么是凝聚人心，如何凝聚人心？什么是汇聚力量，如何汇聚力量？凝聚人心与汇聚力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统一战线为什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机制和内在政治逻辑何在？这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用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功能，更加需要回答好这些基本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外在研究，如政治优势、战略方针［3］、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4］以及重要法宝［5］研究等，没有对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研究，也没有对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内在政治逻辑和政治机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政党-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对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行历史政治分析，分析其内涵和外延，探讨其内在逻辑关系，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思路。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理论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中国共产党视角进行分析，二是从社会结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研究的政党-社会关系视角。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主体，从政党出发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是从主体出发来分析统一战线的凝心聚力功能，具体可以细化为三个层面。一是从先锋队政党的角度出发，探讨先锋队政党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从政党利益角度出发，探讨政党利益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三是从政党阶级基础出发，探讨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一，从先锋队政党的角度出发。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要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6］的政治使命，夺取国家政权，就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政党理论基础上，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格、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让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引领群众前进、推动俄国革命的先进力量，列宁把这样的政党称为先锋队政党。列宁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7］，“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7］299。

先锋队政党的首要职责就是引领群众前进，推动群众进入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行列中来。列宁指出：“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8］这样就形成了先锋队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广大群众，广大群众跟随先锋队开展革命的政治逻辑。

先锋队政党在处理与群众关系的时候，不能离开群众而成为“孤军”，一旦成为“孤军”，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引导群众的职责。换句话说，共产党的职责是引导人民当家作主，不能变成先锋队当家作主或者只见先锋队、不见先锋队后面的人民群众。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9］，共产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0］。一方面，群众管理国家需要有先锋队，另一方面，先锋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而独自当家作主。列宁指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直接采取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7］257“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10］336在领导社会革命过程中，仅仅依靠先锋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共产党自身力量具有有限性，只有与人民群众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群众需要先锋队，先锋队离开群众之后也就不能称之为先锋队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政党，其政党性质就决定了它需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带领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工作。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群众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的广大群众中，就包括统一战线成员，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群众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政党性质既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跟民主党派等社会政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过程中，通过政党协商和团结教育等方式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主义政党的政党性质不变，就内在地需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凝心聚力，形成政治同心圆。

第二，从政党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词源上看，政党的根本含义是“部分”，即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分开”，并代表他们进行“参与”和“分享”［11］。从政党的一般意义上看，政党是代表部分人参政议政乃至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在萨托利看来，由于政党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政党一定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多元主义的存在，“政党多元主义仅指存在一个以上的政党；但其所隐含的意义则是多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尽管如此，政党多元主义的合法化和顺利运行是建立在对多元主义的完全地没有修饰地接受的基础之上的，使之成为一个背景因素”［11］40-41。政党多元主义既决定了西方社会多党的客观存在，也决定了每一个政党只代表某一特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因而西方政党都有自身的政党利益，西方政党也只能把自己所代表阶层或社会群体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不存在团结各方社会政治力量、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只是无产阶级这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它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整体性政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413。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因而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政党。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2］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政党，因而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天下之心为己心，把各方社会政治力量团结起来，把各方人心凝聚起来，而不是像西方政党一样只凝聚部分人心、代表部分人利益。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西方政客诬称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身利益，进而把党与人民分离开来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多次宣示，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是有自身利益的政党，就无法摆脱西方政党的窠臼，就无法凝聚各方人心和力量，就成为类似于西方政党的代表部分的政党，而不是代表整体的政党。

第三，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出发。从阶级基础上看，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由于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在我国人数并不多，力量并不强大，因而从阶级代表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阶级代表面并不广，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并不广泛。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在代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扩大阶级代表面，获得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因而需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广泛地团结各社会阶级。首先把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然后正确地处理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正确地把他们团结凝聚起来，建立起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13］这要求广泛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把工人阶级之外各阶级的人心和力量汇聚起来。

综上所述，从政党方面看，先锋队政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来引领群众前进；没有自身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有必要通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来建立阶级联盟。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先锋队政党，就不需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如果中国共产党拥有自身政党利益，就不能够凝聚各方人心，汇聚各方力量；如果中国共产党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就凝聚不了人心，也汇聚不了力量。这是从政党出发，认识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理论基础的基本政治逻辑。

运用政党-社会关系视角，可从社会结构性差异的底层逻辑出发来进行分析。因为社会存在结构性差异，所以中国共产党就需要团结凝聚，以实现社会结构优化，同时保证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

第一，革命时期，社会结构性差异主要表现为阶级结构差异。因为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要根据社会阶级结构状况，确定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团结朋友以攻击敌人，从而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把朋友范围内的阶级团结凝聚起来，主要把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心凝聚起来、力量团结起来。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又要与其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斗争，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团结，把他们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为革命服务。通过这样的团结凝聚，保证革命的社会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占多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体现了统一战线在国家建构中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理想，也体现了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范围，其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在团结凝聚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各个阶级都在团结凝聚的范围之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主要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整个国家实质上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职业集团。如果单从阶级结构看，这种条件下统一战线范围似乎变小了、重要性似乎降低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迫切性和内在要求似乎也降低了。然而，社会结构始终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这决定了统一战线始终具有重要性。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为阶层结构差异。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在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开始分化。一方面原有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都产生了新的阶层，如农民工阶层、新就业群体阶层等；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力量分化出来之后，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如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使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更为丰富，整个国家的社会阶层更为多元，社会阶层分化推进了社会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形成思想观念多元化，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明显增强。进入网络化时代之后，社会多元化体现在网络之中，使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最前沿，也成为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新领域。从阶层结构看，统一战线的范围变大了、重要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迫切性也增强了。

综上所述，社会结构性差异越明显，就越需要统一战线，这是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统一战线的社会逻辑。社会结构分化越厉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就越是要把分化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这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逻辑。

三、政治认同与凝聚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4］“人心”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说法都说明了统治者赢得人心的重要性。在西方政治学的视野中，不存在“人心”这个概念。“人心”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古代政治却没有创造出衡量人心得失的具体政治指标。西方政治学虽然没有“人心”这一概念，但现实政治中通常通过选票和支持率等政治指标来衡量某一政党赢得人心的程度。从中国政治实际出发，可以用政治认同作为反映“人心”的政治指标。要理解政治认同，首先就要理解认同。现代政治学认为，认同建立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基础之上，有差异才有认同，有多元才有认同，因而“认同指一种各自独特的自我感，但它也承认，社会还有其他关系网形塑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正是这些关系网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认同在任何意义上都包含着差异，差异意识使我们的认同感清晰明确”［15］。从差异的角度来看，统一战线是一种典型的“认同政治”或“差异政治”，因为统一战线内部既包含着差异，也包含着多元。如果没有差异和多元，就不能构成统一战线。

认同是异中求同，因而“政治认同是一个以主动求索、积极评价和趋同一致为核心的心理行动过程，这一外显的过程中内在地蕴含了差异、认知和舍弃的前提预设。或者说，在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差异、认知和舍弃构成了求同、赞同和趋同的心理基础”［16］。政治认同通过“异中求同”，在理性指导下实现“理性赞同”，最终走向“行动趋同”［16］；凝聚人心也经历了从“异中求同”到“行动趋同”的过程，因而凝聚人心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认同。在政治学领域，对于政治认同的类型有不同划分方法，一般而言，政治认同包括政党认同、国家认同、制度认同、体制认同、理想认同、政策认同、宗教认同等类型［17］。从统一战线的视野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我们可以把政治认同区分为四个层次：利益认同、政策认同、情感认同和信仰认同。

第一，利益认同。利益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判断，对特定利益关系、利益主体（如组织、群体、社会制度等）产生的认可、接受和赞同的心理过程。它是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感倾向，无论是组织管理还是社会治理，理解并引导利益认同都是提升凝聚力和有效性的核心策略。在统一战线之中，中国共产党要赢得支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参与统一战线的各阶级阶层获得实际利益。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2］808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还提炼出了统一战线的一项基本原则——照顾同盟者利益原则，即“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1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贫雇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坚固的同盟军，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给予了他们以实际利益。他们获得实际利益之后，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就把自身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捆绑在一起，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各个时期极端重视土地革命和土地政策的根本原因。

第二，政策认同。政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或政策目标群体（如特定群体、组织、地区等）对政府或公共部门制定的政策，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产生的认可、接受与支持的综合态度。它不仅是对政策内容的同意，更包含对政策价值、合理性、可行性及预期效果的主动认同，是政策有效执行的核心前提。毛泽东多次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8］1298。在统一战线之中，政策认同主要表现为党外社会政治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所实施政策的内在支持和认可，认为其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把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把他们的人心和力量凝聚起来，关键在于他们对减租减息政策、“三三制”政策的内在支持和认可。之所以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凝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关键在于他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认可。之所以能把国民党中的进步将领团结到抗日队伍中来，关键在于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把国民党看成漆黑一团，而是把国民党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实施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正确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各方社会政治力量共同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合力，关键在于统战成员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在支持和认可。

第三，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情感层面与特定对象（如他人、组织、文化、政策、价值观等）产生的共鸣、亲近感或归属感，是一种基于情感联结的心理认同状态。它不同于理性层面的认知认同，更多源于情感上的接纳、信任甚至依恋，是深层次认同的核心驱动力。情感认同的形成往往不依赖逻辑推理，而是源于直觉、感受或情绪体验。相比表面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更稳固、更持久，如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认同。在统一战线之中，情感认同主要表现为广大统战成员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量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放弃国外的优渥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回国，就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即将走向繁荣强盛的共鸣、亲近感和归属感。改革开放之初，大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之所以愿意克服重重阻碍，回到祖国大陆（内地）投资兴业，也是基于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命名为爱国统一战线，正好契合了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迅速掀起了统一战线服务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也推动了统一战线的现代化转型。当然，在统一战线领域，文化认同也是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整体上把它归属到情感认同之中，因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对祖国的热爱是高度统一的，可以成为情感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信仰认同。信仰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某种信仰体系（包括政治理念、价值观、人生哲学、宗教等）产生的深度接纳、归属与践行的心理状态。它不仅是对信仰内容的认知认同，更包含情感上的虔诚、价值上的皈依以及行动上的坚守，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深刻、最持久的认同形式之一。信仰认同具有超越性与终极性、稳定性与持久性等特征。在统一战线领域，信仰认同主要表现为统战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建立了信仰认同，以及部分华侨和归侨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同样建立了信仰认同，等等。

上述四种认同形成了一种递进式的认同关系。统战成员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一种从利益认同到政策认同、由政策认同到情感认同、由情感认同到信仰认同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某一统战成员或统战群体可以在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过程中，首先获得实际利益，建立利益认同；获得实际利益之后，再由利益认同上升到对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的认同；实现政策认同之后，再形成一种对国家强烈的归属感或文化认同感，产生情感认同；实现情感认同之后，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信仰认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某一具体统战成员和统战群体而言，并不必须经历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只要处于其中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都是建立了政治认同；当然，也不要求所有统战成员最后都进入信仰认同阶段。在统一战线领域，政治认同可以形成上述分类，而且各种类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政治认同建立的程度。政治认同越强烈，统一战线的实现程度就越高，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纽带就越强，汇聚力量的能力也就越强，也就能建立最为广泛的政治同心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凝聚起来，展现其伟大力量，关键在于建立了广泛的政治认同，各方社会政治力量都认识到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危机，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就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言人，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建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各方社会政治力量都认识到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既没有超越这一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没有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凝聚起了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伟力。

政治认同体现了“人心”，政治认同的四个层次决定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也具有四个层次：利益凝聚、政策凝聚、情感凝聚、信仰凝聚。

第一，利益凝聚。主要是指通过实现利益认同来凝聚人心，以利益为纽带把利益相关者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新时代大量统战工作都可以用利益凝聚的方式来实现，通过保护统战成员的利益来获取政治支持、实现政治认同。如通过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利益来获取他们的政治认同，实现对他们的团结凝聚等。

第二，政策凝聚。主要是指通过实现政策认同来凝聚人心，以政策为纽带把政策获益者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策性强，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很多都要靠政策来调节。”［19］新时代大量统战成员都可以通过政策纽带来实现团结凝聚，如国家支持出国留学和归国创业的相关政策可以把广大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团结凝聚起来，国家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相关政策可以把广大港澳台同胞及其在大陆（内地）的亲属、华侨和归侨侨眷等统战成员团结凝聚起来。

第三，情感凝聚。主要是指通过实现情感认同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激发广大统战成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推动他们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20］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十二类工作对象都可以纳入到情感凝聚范畴之中，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他们最为朴素的情感。这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被命名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政治逻辑。

第四，信仰凝聚。信仰凝聚主要是指通过信仰认同来实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信仰凝聚是一种最稳定、最持久、具有终极性的凝聚方式。在共同信仰的引领、感召和约束之下，统战成员能够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奋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十二类工作对象中，少数民族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都有部分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是信仰凝聚的重要体现。

总之，在中国政治中，凝聚人心就要建立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可以分为由浅到深的四个层次：利益认同、政策认同、情感认同和信仰认同。凝聚人心也可以分为由浅到深的四个层次：利益凝聚、政策凝聚、情感凝聚和信仰凝聚。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可以遵循上述层次展开。

四、力量结构与汇聚力量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1］恩格斯告诉我们，只要存在独立个体和单个意志，就会存在意志冲突，就会产生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任何政党要实现革命目标或国家治理目标，都需要力量整合，都存在汇聚力量问题。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或西方政党而言，都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政党，更加需要汇聚力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夺取革命胜利，需要汇聚力量。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胜利，同样需要汇聚力量。在统一战线领域，汇聚力量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网络力量。

第一，政治力量。革命时期，政治力量主要体现为政党力量和阶级力量。政党力量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民党的力量，二是各民主党派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两次与国民党合作，先后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合作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把国民党牢牢地捆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上，把国民党内的抗日力量充分汇聚了起来，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与各党派建立了合作协商关系，团结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推动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日。阶级力量主要是要把广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凝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政党力量+阶级力量，就构成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力量。

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各民主党派的力量，要把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团结凝聚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实践证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开拓改革路，实现中国梦，都需要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齐心努力。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22］我国要取得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就需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把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

第二，经济力量。革命时期，经济力量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在经济领域所具备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资源掌控能力。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反复强调要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并积极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范畴之中，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四个主导阶级之一，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凝聚了起来，共同开展反美反蒋斗争。

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经济力量主要是指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领域所具备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诞生，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23］

第三，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是指国家（政府）和市场之外，由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及社会群体等构成的集体力量，涵盖了社会层面的资源、组织能力、影响力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动性。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弥补政府失灵、市场不足、促进社会自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统一战线领域，社会力量主要是指市场化改革之后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资源、组织能力和影响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24］“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工作思路，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汇聚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来。

第四，网络力量。网络力量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空间形成的，能够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产生影响的综合性力量。它既包括技术层面的连接与赋能，也涵盖信息传播、群体行动、资源整合等多维度作用，是数字时代最具变革性的力量之一。整个社会进入网络化社会之后，网络力量就成为执政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大范围争取人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网上工作，不能见网不见人，必须下大力气做好人的工作，把广大网民凝聚到党的周围。”［25］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网上群众路线，大力团结网络代表人士，凝聚网络力量，建构网络上的政治同心圆。

依据上述力量结构分析，可以得出另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小与统一战线力量的大小密切相关，而统一战线力量的大小则取决于力量汇聚的程度。统一战线力量汇聚的范围越大，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网络力量凝聚程度越高，统一战线的力量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够团结人和教育人，建立更大的政治同心圆。从力量结构的角度来看待百余年统战史，可以发现，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成功在于团结了各方社会政治力量，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失败的根源在于力量凝聚不够，没有把广大中间势力凝聚起来，没有把各党派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中间势力的力量凝聚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在于广泛凝聚了各方力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凝聚了起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外的所有力量都凝聚了起来，建立了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更为广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只用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时期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由于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都充分凝聚了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明确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内涵、外延及分类，从而对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有了基本认识。那么，凝聚人心与汇聚力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结论是，人心可以转化为力量，也就是说，认同可以转化为力量。只是人心和力量之间需要有一个中间载体把二者连接起来，这个中间载体就是共同目标。人心凝聚起来之后，就产生了统一战线各主体之间的共同目标，在共同目标指引下，各方就能够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从而在奋斗过程中把各方力量汇聚起来。也就是说，凝聚人心产生共同目标，共同目标推动共同行动，共同行动汇聚各方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统一战线实现人心凝聚、力量汇聚的关键就在于确立统一战线各方认识高度一致的共同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百余年统战史，我们发现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共同目标：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并未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国民党更是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共同目标没有建立起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并不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在抵抗日本侵略、保国保种方面形成了共同目标，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外的所有力量都凝聚了起来，产生了反美反蒋的共同目标。毛泽东非常自豪地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18］1466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实施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目标，在这个共同目标之下，我国实现了人心大凝聚、力量大汇聚，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体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基于政党-社会关系视角，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同时社会结构性差异继续扩大。政党-社会领域的新变化一方面意味着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反过来也使得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更加重要，更加需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24］

第一，网络化挑战。网络化的持续推进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出了新挑战。自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民数量持续增加，社会网络化程度迅速提高，网络力量日益增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5年7月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9.7%，网民规模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网民总数近1/5［25］。从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视角来看，社会的互联网化和互联网的社会化是社会结构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时代考题之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人都是网络主体，人人也都是网络自媒体，网络的快速传播能力、信息放大能力、舆论形成能力、信息聚焦能力等都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利益的碎片化和情感的多样化，对统一战线凝聚人心中的利益凝聚、政策凝聚、情感凝聚和信仰凝聚都形成了强烈冲击，网络力量对统一战线汇聚力量也形成了强烈冲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功能，首先要过好互联网这一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5］3要推动互联网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上由阻力转化为助力，由负效应转化为正效应。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统战部在全国先后推动开展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在网络统战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客观而言，互联网对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由阻力转向助力的拐点尚未出现，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团结凝聚功能，还需要持续回应互联网的冲击。

第二，智能化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对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出了新挑战。新时代以来，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科研等各个领域，将对人类文明、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乃至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基于算法、算力、数据的三重突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改变社会结构，对各行各业产生广泛影响。从人工智能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来看，人工智能对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都形成强烈冲击，改变统一战线结构和各领域统战工作方式方法，这要求统战工作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人工智能对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挑战体现在统战工作的各个方面，这里重点分析两个方面的情形。

一是人工智能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统一战线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出新挑战。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AI推动产业升级，催生了“AI系统架构师与多模态算法工程师”“AI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行业解决方案架构师”“AI产品经理”“AI医疗顾问”“智能教育设计师”等新兴职业类型。AI从业人员大都处于体制外，收入高，学历高，年轻人多，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增加人工智能从业者这一类型，把他们纳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范围。与此同时，现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部分成员如新媒体从业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在AI冲击之下，要么与AI相结合，实现职业转型，要么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人工智能必将全面重塑新的社会阶层，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随之转型。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面临的崭新课题。

二是人工智能对非公有制经济统战工作产生巨大冲击，从而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产生新挑战。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取代人工的速度快速推进，如制造业中，工业机器人通过视觉识别和自适应算法实现精密装配，在服务业中，智能客服结合自然语言处理（NLP）实现拟人化交互。从理论上看，当机器广泛取代人工，企业雇用人数少于八人之后，这样的私营企业还能算是非公有制企业吗？私营企业老板还能算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与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此外，人工智能时代，大量新的职业类型产生之后，部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否需要调整？等等。

第三，法治化挑战。党和国家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三种类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制度化和法治化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党和国家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要求推进统一战线领域的法治化建设，通过统一战线领域的法治化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法治化是在统一战线领域建立一套系统完备、协调一致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使统一战线的各个领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理，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二是党内法规建设。

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领域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国家法律制度建设层面，先后制定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在党内法规建设层面，先后制定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但是，这方面尚存在若干问题。一是统一战线领域的国家法律不多，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二是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系统且内部协调一致的党内法规体系，以涵盖统一战线各个方面，使各类统战行为都做到有党内法规可依。如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领域，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但是七种协商形式只下发了三种协商形式的实施意见，还有四种协商形式的实施意见没有制定下发。总之，在党和国家法治化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领域的法治化尚未全面完成，通过法治化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尚任重道远。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挑战。全面从严治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出了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党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要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规范运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必须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事业拓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27］。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统一战线贯穿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中去，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即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内在政党逻辑［28］。目前大统战工作格局建设全面推开，但其最薄弱之处在基层。基层统战工作既难以实现纵向到底，把统一战线全面深入到村居、社区和楼宇中去，也难以实现横向到边，全面深入到基层政府部门、科技园区、企事业单位中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还需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在统一战线各领域全面落实，把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基层真正做细做实。

上述四个方面问题中，前两个方面是从社会结构变化角度而言的，后两个方面是从政党角度而言的。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就需要解决好上述问题。

六、结语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百余年统战史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寻找失败的原因，从理论和历史上进行总结研究，尚有大量工作要做。对于凝聚人心与汇聚力量进行政治分析，探讨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内在政治逻辑及其相互关系，从二者出发来探析中国政治的独有逻辑，同样有大量可以开拓的空间。从政治学角度进行分析，可以把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各分为四个层次，然后以共同目标为纽带，把凝聚人心与汇聚力量统一起来。随着政党-社会关系变迁，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必然会面临新情况与新问题，新时代统一战线凝心聚力面临着网络化、智能化、法治化和全面从严治党四重考验，新时代统一战线在应对考验的过程中，必将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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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4ZDA065）

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引用格式：肖存良．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分析——基于政党-社会关系的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