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4期P21—P23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6期

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以构建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标识性概念构建又以理解概念的构成要素和构建原则为基础，进而提出原创性理论。彭树智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系统阐释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历史规律。“文明交往论”历经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构建了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文明交往论”的生成基础

从根本上说，标识性概念构建主要源于双重动力：一是现实需要的推动，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驱动。作为本土标识性概念，“文明交往论”的提出就是现实时代需求与学术知识特性驱动的结果。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为“文明交往论”的提出提供了宏观知识背景。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抗趋于缓和，文明差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从经济增长模式、政企关系到文化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发展实践，对“现代化必然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假设构成了实质性修正，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本土文明的价值与特色。

第二，从学术脉络来看，文明史观为“文明交往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虽然开创了文明研究的先河，但其线性进步史观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面对传统文明史研究的不足，“文明交往论”创造性地对上述观点进行回应，提出了“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的观点。

第三，从学术源流来看，“文明交往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明交往论”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构建了包括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乃至生态交往的完整体系，并总结了和平与暴力两大交往形式。这不仅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范畴，更赋予其更强的文明解释力。

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

彭树智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概念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等标识性概念，提出了“文明交往论”这一原创性理论。“文明交往论”历经“历史交往论”—“文明交往论”—“文明自觉论”三阶段，体现了该理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历程。

第一阶段：彭树智教授立足于中东地区的历史变迁，开创性地提出了“历史交往”标识性概念，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揭示了塞人与周边文明“历史交往”的四种方式，即战争交往、土地争夺、政权建立以及文化与经济交流。正是通过这种交往活动，人类才得以突破地理隔绝，建立起整体性的文明联系。在《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一文中，彭树智教授从文明角度对丝绸之路学者“文明的十字路口”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性诠释。此外，彭树智教授从物质文明传播的角度深化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文明交往对全球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历史交往成为文明交往理解的重要视角。

第二阶段：彭树智教授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构建了多维度的历史分析框架。在内容维度上，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生态交往的四维结构；在特征维度上，提炼出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五大基本属性；在要素维度上，系统阐述主体与客体、科技与交通、民族与国家、地缘与环境、宗教与文化、语言与文字、利益与正义七对关键因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内核。彭树智教授提出了“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这一核心命题，并且通过七大专题研究系统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文明交往过程的动态理解，更建立起连接微观个案与宏观历史的理论桥梁。

第三阶段：推进“文明自觉论”。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是“文明交往论”这一原创性理论的系统深化。彭树智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文明自觉、全球文明”的认知框架。

“文明交往论”的理论内涵

“文明交往论”解释了人类文明互动的本质属性与历史意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实践，发展生产力与交往活动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生产力体现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实践能力，而交往则表现为不同群体或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辩证统一，即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为文明交往奠定物质基础，而以文明交往为代表的社会交往又为生产实践提供必要条件。在多样的交往活动中，文明交往因其非物质性特征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明交往能够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促进技术、知识与经验的代际传承与创新扩散，使个别文明成果最终成为人类的共享财富。其二，从历史维度来看，文明交往不仅持续推动着交往内容与形式的自我更新，而且通过强化跨文明的社会联系，不断突破地理空间与区域壁垒的限制。最终，文明交往引领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

“文明交往论”阐述了文明交往的多层次性。文明交往的内容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是文明交往的基础，为人类交往提供了物质内容与交流载体，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群体因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差异，占有的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存在差异，而文明交往正是弥补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关键途径；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维度，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伦理体系与思想体系，其跨时空限制的特点为人类交往活动提供了精神指引与伦理准则；制度文明是人类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规则化、系统化的组织方式，既是文明演进的内在产物，又影响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模式与互动机制；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文明交往要求人对自然的态度从盲目索取转向自然协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四个层面并非孤立隔绝，而是相互渗透的。

“文明交往论”揭示了文明交往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到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共存的古代社会，再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文明交往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自人猿揖别、文明曙光初现之时，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就不断推动着制度进步、技术发展、思想嬗变。文明交往的必然性是人类对生存与发展最优解的永恒追求。

“文明交往论”指出了文明交往的多样性与互动性。文明交往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维度，内容丰富多样。由于不同文明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主体间的异质性与交往内容的多维性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多样途径。尽管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互动往往带有不对称性，即强势文明通常会在交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文明交往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与强制同化，而是一个相互借鉴的动态调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通过持续对话与交流，实现自我更新与共同发展。

“文明交往论”总结了文明交往流变的阶段性特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文明交往的进程并非线性或者匀速推进，而是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宏观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早期人类社会文明互动极为有限；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形成密集的聚落，区域内的贸易、战争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为更大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生产力提升与国家形成，文明交往在特定地理单元内达到鼎盛；通过军事征服与行政整合，形成了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流网络；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塑造了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性帝国，丝绸之路等跨大陆贸易通道的兴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互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国家通过海洋贸易与殖民扩张逐步建立起全球性控制体系，人类文明交往由此进入全球化时代。

“文明交往论”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它与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特征、研究主题、目标任务高度契合。以“文明交往论”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包含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构建基础认知层面的整体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研究者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考察，形成系统、客观、真实的知识谱系。这种整体性认知的形成本质上有赖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综合解析不同文明之间的多维互动。二是构建理论阐释层面的学理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研究者在把握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整体性认知基础上，通过理性思考或逻辑思辨而得出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理论。这种具有原创性、自主性的理论知识生产是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三是构建问题导向层面的应用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效能。研究者将整体性和学理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为符合且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应用性研究，其知识生产需具备学以致用、问题导向和知识转化三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