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滨 陈子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9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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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陈子烨  

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体现这一特征。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分工与共同体关系的重要原理,把当今国际分工及其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当今世界生产与交往的现实,回应了当下人类面临的影响其共同利益的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创新理念,具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特征。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理念与方案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外交 



习近平在2013年3月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在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做了全面的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以下含义:第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第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这五个方面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体系,简称“五个世界”体系。当然,面对世界联系愈发紧密而不断暴露出的新问题,习近平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化与扩展。例如,针对人类面临的核安全问题,习近平于2016年3月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2020年3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针对新冠疫情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但这些都没有超出广义的“普遍安全的世界”的概念范畴,因此可以归在该范畴之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誉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③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体现着这一特性。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两个特性,首先,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基本原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分析人类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性,并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西方先验的交往理论来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不符合其本意。其次,应立足于当今人类生产分工与交往方式的现状,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分析在现今人类分工与交往条件下妨碍人类福祉实现的矛盾,从而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解决这些矛盾、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内涵,以此展现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特色。最后,通过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蕴含的解决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中国方案与智慧,显示它们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彰显出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特色。


下文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人类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其他社会学流派,④它是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与历史、论述人类共同体的,认为正是分工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产生了认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中,“共同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⑤人类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分工,是由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分工与共同体的解释不是建立在抽象观念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最直接的“世俗”需求之上的。


(一)分工是产生共同利益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首要需求是生存,没有生存就没有人类历史。而生存的首要是“吃喝住穿”,解决这些需求就必须进行生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⑥除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的自身生产“即种的繁衍”也是生产的一部分。⑦这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


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言,分工协作是生产力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分工,人类很难发展生产力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以穿衣为例,如果个人参与从种棉花到制衣的全过程,可能一年都无法制成一件衣服。因此,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都曾强调分工是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⑧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也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⑨可以说,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扩大与深入紧密相关,不通过分工,生产力就无法发展,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难以满足。越是高水平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越是需要分工。正是这种维系着人的生存与福祉的分工,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断加强的依存关系,构成了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吃喝住穿”这一物质基础,而不是抽象的先验理性来看待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各种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二)共同体是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的需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分工除了带来共同利益之外,也带来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辩证法的体现)。这是一种分工带来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分工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即共同利益的客观基础加强;另一方面是分工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剧,即形成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⑩这一矛盾需要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加以协调与解决。否则,利益冲突的个体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分工协作的关系破坏,从而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产生了共同体(及其意识)的需要。


共同体是为了解决分工中二元对立的问题而出现的。恩格斯曾就国家这一共同体的作用说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也即,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是为了解决个体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维护相互依存而建立的。


分工协作过程中,除了相互依存关系之外,还有一种作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12)即共同体意识。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一种用以体现和加强自我认同的集体类属意识。民族主义就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这种意识产生的认同往往是用某种传统文化符号来体现,但其物质基础是某个地域的一群人的(正在或曾经)分工生产与协作(物质生产与种的繁衍)的经历。虽然有的分工生产与协作的关系到后来可能淡化或消失,但是它作为一种记忆被传承下来,并不时由于各种原因被唤起。因此,民族绝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大失败”(13)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虽然共同体及其相关意识是解决分工过程中二元对立的矛盾的,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国家阶段的共同体就变得虚幻了。这种虚幻性在于国家的阶级属性与构成。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4)统治阶级把其意识说成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意识。(15)这样,以国家为载体形式的共同体及其意识使得国家往往以“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16)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是共同体虚幻的根本原因,即使这种共同体是以民主共和国这种平等的形式出现,也不能保证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尽管它对其公民“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但如果财富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17)


(三)人类共同体是随着分工与生产力发展而逐步扩大的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8)再后来的分工则逐步建立在非自然的基础上,自发性的成分大为下降。因此,人类的分工从地理上最初局限于较小地域,直到现在扩展至世界范围;共同体从最初由血缘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家庭(由自身繁衍需要通过男女分工形成的共同体)、氏族(由血缘关系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和部落(由许多个拥有血缘关系家庭组成的共同体),逐步发展到封建采邑、民族国家、世界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发展既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扩展着人类交往关系,使得人类分工的范围从家庭扩大到氏族部落,再发展到民族国家,直至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19)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0)因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表现形式的“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21)同时也是共同体发展的前提。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分工生产发展的新高度,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同样产生了更广泛的共同体及其意识需求。因为民族内部的分工发展所产生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22)或者说,分工中二元对立的问题也会在国际范围内出现。首先,民族国家间的分工与交往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为促进人类福祉带来可能,即共同利益。因为“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3)这样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分工的扩展产生了人类更大范围的共同利益,由此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4)这就是整体利益与个体的矛盾。要在世界层面解决这种二元对立就要建立一种非虚幻的共同体及其相应意识。


当今的国际分工与交往仍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的范畴。(25)因此,虽然它没有世界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但存在国际/全球治理,也存在类似于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共同体意识。


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国际分工理论可以说是与人类物质需要相关的、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影响最大的西方理论。该理论提出,建立在绝对/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换是各国依存关系的基础。因为它带来各国福利的提高与和谐相处——孟德斯鸠把它概括成“和平是贸易的自然结果”。(26)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并不像这一理论所宣扬的一样美好,它既没有带来各国的共同繁荣,也没有带来世界的普遍和平。在现实中,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更多的是坚船利炮打开的市场所形成的不平等分工,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权力关系。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对比较优势下的分工与交换为什么不能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分析。(27)依附理论则从国际生产关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为什么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28)康德提出民主共和政体世界联盟是世界永久和平基础的理论,(29)也是一种世界共同体理论。但它似乎远离了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这一理论以各国的共和政体作为形成世界共同体的基础,但如果不改变财富不平等现象,则正如恩格斯所说,“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并不能保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建立。


当今世界层面占主流的共同体及其意识的虚幻性与资本主义大国长期以来主导世界经济与政治有关。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分析,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是其基础。自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一种由于国家分工地位不同而带来的阶级化特征,中心—外围分工就是集中体现。(30)这种国际生产关系还导致了相应的国际/全球政治的权力等级化。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1)今天这种世界政治的权力等级化表现为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与霸凌主义。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往往把其利益说成具有人类的普适性,并且塑造出这种世界性话语。沃勒斯坦曾写道:“世界经济从语言、宗教、意识形态意义上而言(也)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但这种复合体并不是随意的。它存在统治的世界观……”(32)正是这种西方主导的全球权力结构与世界性话语导致了世界层面的共同体虚幻性。


(四)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真正人类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曾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消除虚幻共同体,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提出过设想。(33)这个真正人类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为此设立了条件:一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公有财产制度;二是“没有财产”的大多数人类与“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含有无产阶级的成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的成分);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及相应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34)马克思的这一愿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为此,马克思在其生活的时代曾为建立这一共同体努力过,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但马克思仍为历史发展指明了方向,阐明了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条件。


可以说,要实现经典作家所希望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实现这种共同体不仅涉及客观条件如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相应的世界普遍交往,还涉及制度条件即世界范围内没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以及主观条件即无产阶级的成熟和觉悟普遍提高。三者缺一不可。当今的世界并不具备实现这种共同体的主客观条件,也没有相应的生产制度条件。


然而,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或者说是不断改变现状的运动。如何在现有的主客观条件下促进历史向进步方向发展,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6)在当今世界发展的新阶段,人类生产与交往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已远超以往阶段,深入地扩展到全球范围,世界性分工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然而,由于“综合而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在世界范围各国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这需要一个相应的共同体及其相应的意识来体现真正的共同利益,促进各国人民的共同美好的未来,而不是部分群体(西方大国)假借共同利益之名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以此来推动人类共同体“由虚转实”,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英文翻译“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也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作为一种共同体,它必须有一个载体。从目前条件来看,这只能是全球治理。因为在现有条件下,不具备建立一个世界政体的主客观条件。中国改革全球治理的方案,即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37)就是为这一载体的建立创造条件。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时,谈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并强调:“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38)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还指出:“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39)在这一逻辑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今天人类的分工与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的现实,认识到它为人类福祉的增进带来了空前的潜能。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应当以体现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重大矛盾与冲突,从而顺应历史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的“五个世界”内容就是推动解决世界层面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的方案。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立足于世界性生产与交往的现实,把生产与分工不断扩大带来的相互依赖作为其基础,把实现共同利益和福祉作为目标。因此,基于生产与交往的现实,为了共同福祉的目标,而不是先验的交往理性突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唯物史观。


要深入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唯物史观特点,还需进一步结合当代人类生产与交往的特点,以及妨碍这种交往的矛盾,去展现这一思想所体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属性。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解决当今世界疏离的药方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与交往方式来认识世界的,同时强调这种认识从“一般上升到具体”的方法。(40)因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1)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原理与现实结合,才能开出适用于具体现实的药方,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变化与俄国国情,提出了苏俄与世界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则结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理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如此。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2)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客观分析当下世界生产与交往方式的现实问题,旨在解决这种生产交往产生的矛盾,发展生产力,真正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21世纪人类的生产与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


当前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分工的国际扩展,是人类一种更高阶段、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分工与交往阶段,它给人类福祉的提升带来了新的潜能。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世界各国通过各种交往方式联系起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形成巨大的跨国产业链,在产业链中进行分工协作。这不同于过去主要通过成品交换把各国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恩所说的,使人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3)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体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44)这种分工与交往也使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得到了空前发展。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员往来、贸易交换和资本流动规模。就人员的国际交往而言,仅以中国为例,2019年出入境就达到了6.7亿人次,比2018年同比增长3.8%,而当年外国人出入境9767.5万人次。(45)就贸易交换而言,以世界前三位的贸易大国为例,2019年美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4.68万亿美元,占GDP总量的23.8%;中国贸易总额约为4.4万亿美元,占GDP总量约35%;德国的贸易总额约2.69万亿,占GDP总量的66.7%。(46)全球直接投资最高年份是2007年,达到2.147万亿美元。(47)这些都表明国际分工和各国相互依存性得到了空前提高,也为各国和全人类从这种不断加强的相互依存中提供了共同福祉的基础,是人类最大的合作基础。


(二)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影响人类福祉增进的各种问题


经济全球化及空前规模的人类交往同时带来了各种问题与矛盾,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加剧了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妨碍着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这些问题包括和平与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交往中的排斥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而既存的全球治理不但无法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矛盾冲突。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反(选择性)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涌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地缘政治博弈冲击着既有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摩擦呈上升之势,大国战略对抗色彩明显加重,国际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造成世界性疏离;由于这些问题产生的恐怖主义、气候环境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在阻碍着经济全球化的顺利运行。这一切都是目前人类生产与交往方式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冲突正随着相互联系的加强影响着人类的共同利益,进而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福祉的实现,其既是现行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也是既存的全球治理导致的。


1.和平与安全的矛盾


生产全球化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更广泛的安全环境。一个动荡与战乱的环境是无法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安全也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没有安全就无法保证生命与健康,这是与“吃喝住穿”并列的生存第一需要。人类进行生产是为了保障“吃喝住穿”,从而延续生命。而安全问题则可能对生命造成伤害甚至直接中断生命。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比之过去更为复杂,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如领土主权和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气候环境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传播等。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与和平问题联系在一起,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更多地与当今人类生产组织方式与交往活动联系在一起。


当今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以及传统国际政治的惯性。过去的生产主要是以国内要素进行配置的。这种生产的对外经济需求是产品出口和原料进口。因此,外部产品和原料市场成为国内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资本主义大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作为国内再生产条件的外部市场愈加重要,使得大国间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地缘政治经济的竞争内化于这种经济组织之中。其最典型的后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目前生产全球化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结构性的新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和国家间政治经济恶性竞争的特征。跨国生产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连接起来,每一个国家成了产品部件的生产车间,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一产业链之中。国家间经济交往越来越呈现出非零和性。生产全球化把国内生产与跨国生产连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糅合的状态。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系使得彼此间的经济互动呈现出非零和特征。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给国际关系结构带来了新的重大变化。不论这种国际关系竞争性结构是否独立存在,跨国生产产生的世界经济结构至少冲淡了过去国际政治关系的零和性。


经济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但并没有消弭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根源。这既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平衡有关,又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有关。经济全球化没有完全消融民族经济,建立在国内生产基础上的民族经济在各国经济中都占有不同的比例,是传统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巩固和加强了它们的经济关系,同时也由于制度相似性整合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较高的政治经济融合,存在较高的认同程度。因此,它们之间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作用相对较小,地缘政治的竞争被跨国经济带来的经济与政治整合所替代。而非西方国家则不一样,它们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有的国家融入跨国生产的程度较深,有的国家则较浅。例如中国是一个相对融合度较高的非西方国家,而俄罗斯则融合度较低。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在经济全球化中产生政治的高度整合。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与非西方尚未形成认同。这就使得西方与非西方经常处于不同程度的传统国际关系状态下。然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并不接受这种非西方国家的制度差异,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改造非西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扮成“普遍利益”的现象在国际层面上得到复制。只有西方国家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才是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的“标配”,所有国家间的分歧,甚至国家内部的矛盾都必须按西方的需求或标准加以解决。这就导致了西方对非西方的“颜色革命”以及防范非西方大国超越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一切利用的是既有国际分工下形成的西方大国的优势地位及其权势位差,使得国际和平与稳定受到冲击,成为传统的安全困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历史条件下,只有摒弃旧的国际政治思维才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当今安全问题,除了传统安全问题,还有由于人员、商品和资本的广泛流动产生的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其在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但经济全球化以及空前的人类交往活动使之变得更为突出。目前,非传统安全问题可以说无所不在,不仅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卫生健康等诸多领域,还将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拓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对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冲击,而且破坏着全球分工的正常运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安全与发展。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就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有些直接与既有全球化相关,有些则是由于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不当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或者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到的。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合作与协力,否则将破坏现存的国际分工与交往。因此,各国通过多边主义合作才是解决之道。


2.贫富分化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应当增进人类福祉而不是加大贫富鸿沟。扩大的贫富鸿沟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疏离,造成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最大矛盾。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本应为造福人类提供机遇;但由于既有的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使得世界贫富差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这就违背了人类发展分工的初衷。以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从1968年的0.35,到1989年开始超过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并于2013年达到0.46的历史最高水平。(48)甚至连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贫富分化程度较低的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分化加剧的情况。《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到,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较为平等的社会里,收入最上层10%的人占有国民收入约25%(当时德国、法国是30%,现在则高于35%)。在欧洲收入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60%,在美国则占到70%。而在西欧这10%的人中的1%的最顶层人群的财富占比一般约25%,其余9%的人占比约35%。因此,第一集团成员的富裕程度是社会成员平均值的25倍,而第二集团的成员是全社会平均值的4倍。(49)另外,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50)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反而扩大了。这种世界性的贫富鸿沟扩大是影响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造成一些国家内部撕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撕裂成为目前一些国家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才能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3.文明排斥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应带来文明互鉴而不是排斥,才有利于各种文明下的人民共享福祉。文明的排斥只会造成各种文明下人民的疏离,形成与扩大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


当今经济全球化把几乎所有的不同文明的国家都纳入其中,文明的碰撞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激烈。文明是地域化的历史实践产物,是“物质存在条件与主观共识(inter-subjective meaning)适配或一致”。(51)然而,不同文明的主客观统一并非一致,因而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对物质存在条件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其未来可能有不同的想象并有不同的努力目标”。(52)因此,作为各国历史发展产物的文明差异,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心理,使得不同文明的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时具有各自特色。这必然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文明的碰撞。不同的文明只有交流与碰撞才会产生文明的创新,拒绝文明交流与互鉴会使已有的文明退化,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方式会更加单一,这就是文明互鉴的意义。这一规律已经在不同文明的发展史中得到证明。与人类一样,不同的个体由于成长背景的不同使之看待与应对事物具有独特性,只有相互交流才能取长补短,才能更加成熟与完善。


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人员广泛交往使得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得到空前加强。这本来有助于各种文明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但由于既有经济全球化的西方主导性,反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文明排斥与歧视。一些发达国家依据发展程度对另一些受不同文明影响的国家形成排斥与歧视,变相地认为它们是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落后的、劣等的、需要改造的文明,甚至把不同文明及其养成的独特交往习性视为冲突的根源,前者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后者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这两种论点的背后都是同一种西方文明优越论。(53)文明优越论导致的可能结果都是改造其他文明。这会带来世界发展的单一性,形成不同文明的排斥和文明的停滞,也不利于经济全球化下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只有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才可能创造更先进的文明,从各种文明中获取解决问题的智慧。


4.生态环境的矛盾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其外部的独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稳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具有保护作用。它的破坏将影响着人类与自然长期形成的平衡,威胁着人类已经形成的对现有自然的适应性。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分工相当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产物,这种产业转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复制了西方国家过去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过程,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形成了世界性的环境生态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全球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和污染,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地球生态是人类生存的最大的自然环境。尽管地球生态具有自我平衡性和平衡的相对稳定性,但如果超出其自我调节能力限度即生态阈限(ecological threshold),便会形成生态危机,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恢复甚至无法修复。这将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生命维持系统瓦解,从而危害人的健康,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生存,但目前人类的生产活动却产生了对自身生存最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应对的,必须进行国际合作。鉴于此,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保障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当今世界和平、安全、发展、文明兼容和生态环境问题交织,而且与过去的历史阶段相比也呈现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都不同程度地与经济全球化相关联。正是这种新特征和交织性使得有必要提出一个让全世界都能够认同的归属意识以及全面而整体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建立“五个世界”的主张正体现出人类归属意识和整体性方案。用对话协商,解决和平问题;用共建共享,解决安全的问题;用合作共赢,解决共同繁荣的问题;用交流互鉴,解决文明排斥问题;用绿色低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种理念已经与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方案有所变化,因为它立足于21世纪人类生产与交往的新现实,用合作的方式旨在解决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普惠于世界人民。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因为它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回应时代问题,提出了建立美好世界的时代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创立者就为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不懈努力,如积极领导与推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些努力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而没有成功,但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传播于世界。


列宁作为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为此做出过重大努力,曾尝试以一种世界革命的形式迅速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在世界普遍建立苏维埃,最终形成一种世界苏维埃联盟。但是这种努力依然没有成功,主要原因仍是世界尚不满足马克思设想的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前提和条件。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出现重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共产主义者曾尝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革命以改造各国的生产关系,建立马克思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这一运动遵从着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既然找到了病根,那就对症下药,直接消除病根。因为病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政治革命在各国建立苏维埃,从上而下重塑生产方式,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世界的苏维埃联盟。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世界革命思维过于简单化,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韧性和世界的复杂性。世界革命的尝试随着德国、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以及西欧共产运动的低潮而不了了之。苏联则转向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虽然资本主义出现了重大危机,但革命中心——苏联并没有形成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力,没有引领国际分工以及相关的广泛交往;另外,各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成熟度还没有达到这一运动所要求的高度。这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实现真正人类共同体的条件。(54)苏俄在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是一个并不发达的工业国,而且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存在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这一文化霸权把资本主义运行秩序塑造为一种“常识”。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后,其“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维护着这一秩序。(55)据此葛兰西提出用“阵地战”逐一占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阵地。说到底,“阵地战”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关于工人阶级思想觉悟的提高是革命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曾指出:“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56)


即使旨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后来的建设中生产力水平获得了巨大提升,并成为世界重要的工业国,但它没有参与世界性分工,更谈不上引领国际分工,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工中,由于到20世纪60-70年代后没有及时有效地革旧鼎新,苏联与它的东欧盟国之间出现了后者向苏联出口机械设备,而苏联向这些盟国出口原料的“逆引领”现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给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获得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引领国际分工,只有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与觉悟达到能够解放自身的水平,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下,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仍无法摆脱作为历史起点的基本需求之时,只有首先发展生产力,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前提。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57)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目前共同的基本愿望。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分工的发展,分工越是发展,才越有相互依存感和共同利益认同基础。


人类只有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当下的世界生产力水平下,在国际分工的现实中,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条件下,虽然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但仍不具有马克思设想的真正人类共同体实现的主客观条件。如何顺应当下现实,提出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张,是摆在当今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提出切合实际、不超越目前世界生产力水平和世界人民认知水平的渐进变革的理念和方案,不等于放弃推动历史进步的努力。“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8)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运动,渐进式地推动历史进步虽然不同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世界革命”,但它同样也是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体现了这一思维。但这一思维并没有放弃斗争,作为改变现存状况运动的一部分,它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通过提出代表全人类真正利益的共同体倡议来回应西方世界假借人类普遍利益行自己私利的虚幻共同体的主张,以求改变目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不合理状况。这体现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既合作又竞争的新特点。一方面坚持经济全球化,强调相互依存带来的共同利益的基础,通过消除与缓解影响生产力提高的障碍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出构建“五个世界”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的主张,以此反对西方所希望维护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发展鸿沟、文明歧视,以及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的责任推卸。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坚持。虽然这一思维没有世界革命的色彩,但把国际合作与斗争结合起来,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通过斗争推进历史进步,由此解决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世界现存状况进行斗争的新思维与形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实践形成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提出改变现状的途径是:首先推动国际分工的健康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依存,巩固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为此消除困扰国际分工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保障经济全球化的顺利运行;促进共同繁荣来夯实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通过相互尊重,文明互鉴,创造一种多样化的文明世界,保障各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发展;倡导低碳环保,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困扰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了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解放生产力的优先性。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出来的理念并不是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先验的绝对精神产物。它是对当今世界现实及其矛盾的反映,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是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产物。它所提出的方案立足于各国人民共同的物质利益,在于提高生产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封闭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体系来看待;同时注重解决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多种经济形态,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多元利益格局,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加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使得上述种种困境都与国际社会业已存在的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区域发展不平衡、民族多元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发展的原则,注意协调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治理实践下,中国社会实现了长期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各民族和谐相处、生态环境改善……这一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包含的理念如“和平安全”“互利共赢”“包容开放”“绿色低碳”等相吻合。虽然国际政治结构不同于国家的政治结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也存在着多元治理与单一政府下的治理的差别,但在“共商共建”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因此,中国的治理经验对改革全球治理方案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实践的产物,体现了人的能动性思维和中国智慧。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空谈,而是付诸实践的思想指南,指导着中国外交。它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在国际层面践行着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发展与治理理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着多种文明,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沿线地区,和平问题、安全问题、发展问题、文明问题以及生态环境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如果各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界,通过共商与合作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一个实践样板,从而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经验、建构意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中国提出的各种理念、进行的各种实践都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如淡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通过“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以此带动亚欧及中亚的共同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民众,促进地区和平、维护地区安全;在合作中让各国文明互学互鉴,相互尊重;在合作中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保卫人类的家园。这一切都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理念与实践相契合。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所以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于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应了当下世界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理念和方案。它立足于当今世界生产与交往过程中的现实和矛盾,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萌发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及其形成的理念。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在全球分工生产得到巨大发展的条件下,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务实的、进步的理念和方案。它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世界性分工生产,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联系;通过改善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消除全球分工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影响人类生存与安全的不利因素来促进全球生产分工的顺利发展,由此加强各国人民的认同感。它通过积极消除人/民族或国家的对立与疏离,从人类面临的实际或潜在危险与灾难中呼唤着人类的共同命运感。这与反(逆)全球化、“本国优先”的方案相比无疑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后者是开历史的倒车,割裂全球分工,影响生产力发展,并且是把本国福祉建立在影响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自私理念和方案。


①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17年1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0/c64094-29037658.html。


②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民网,2020年6月1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l/2020/0615/c40531-31746437.html。


③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人民网,2019年1月16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9/0116/c117092-30544835.html。


④其他社会学流派,如涂尔干是从道德与法的角度谈社会分工需要(一定先验的)道德与法来维系社会连带关系的,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如斐迪南·滕尼斯是从先验的心理认知谈共同体,认为社会现实正是破坏这种先验的认知,形成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如果熟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历史唯物主义开山之作,就可以区分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分工与交往基础上来分析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与必要性。这种立足于生产分工的分析甚至与哈贝马斯的先验的交往沟通理论也不相同。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⑥同上书,第53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1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4页。


(15)同上书,第550页。


(16)同上书,第53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


(19)指历史发展进程——作者注。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


(21)同上书,第551页。


(22)同上书,第520页。


(23)同上书,第541-54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25)同上书,第582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7)[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8)依附理论对此的阐述参见Andre G.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Monthly Review Press,1967; 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0,No.2,1970,pp.231-236。


(29)[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0)Jeffry A.Friden and David A.Lake,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Fourth Edition),Routledge,2003,p.10.目前在生产全球化的条件下,就是产业的高端与中低端的分工。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2)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in Marc Genest,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Seventh Edition),Wadsworth & Thomson,p.214.


(33)“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有了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539页。


(35)同上书,第53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4-655页。


(3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7月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3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8年5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


(39)《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4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542页。


(44)《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7年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8/c_1120331545.htm。


(45)《2019年全国出入境6.7亿人次》,中国政府网,2020年1月6日,http://www.gov.cn/shuju/2020-01/06/content_5466711.htm。


(46)《2019年,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总额排名,前十名国家都是谁?》,搜狐网,2020年1月13日,https://www.sohu.com/a/366622440_509358。


(47)有关数据参见联合国贸易会议数据库(unctadstat),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48)《美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美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分析》,中亿财经网,2019年8月29日,http://gupiao.zhongyi9999.com/20190829/2123474375008.html。


(49)[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4页。


(50)联合国开发署:《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2019年7月15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906648.html。


(51)Robert W.Cox and Michale G.Schecht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Routledge,2002,p.161.


(52)Ibid.,pp.161-162.


(53)有关这两种观点都具有文明优越论色彩的分析来自Robert W.Cox and Michale G.Schecht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pp.137-141。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5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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