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媒介革命和文化转型催生了“新大众文艺”。将“新大众文艺”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既是对当代文学生态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是使文学史保持现实阐释能力的必然要求。在内容方面，我们应秉持流动的文学观念，拓展叙述范围，揭示文创融合趋势。在评价方面，我们应接纳多元化批评和数字人文研究，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对文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加以追踪研究。在编纂方面，我们应革新叙述体例，弥合“雅俗”二元对立，超越“文体”等级观念，推出共建共享的数字化文学史。将“新大众文艺”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并不是要否定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是要引入富有时代气息的维度，更为立体地展示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
关键词 “新大众文艺”；中国当代文学史；创意写作；文化创意产业；融媒体
“新大众文艺”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基础，以互联网平台为传播渠道，由非专业创作者广泛参与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趋势，涵盖了网络文学、非虚构、口述史、剧本杀等多种形态，具有跨媒介叙事、大众化传播和互动性参与等特征。相较于由专业创作者所主导的精英文艺，“新大众文艺”造就了“人人都是创作者”的开放式格局。例如，余秀华的《摇摇晃晃的人间》、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陈年喜的《炸裂志》等作品在互联网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区别于单向传播特征鲜明的传统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推动了文艺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跨媒介开发与产业化延伸。例如，“蝴蝶蓝”的《全职高手》、“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猫腻”的《庆余年》等网络文学作品，在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实现了跨媒介转化。此外，对传统文学资源的跨媒介改编也不乏成功案例，如音乐《罗刹海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和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当代文化景观。
在“新大众文艺”成为独立的概念之前，围绕与其相关的文艺生产与消费演进趋势，学界已展开了五个维度的讨论：与创作主体相关的草根写作、素人创作、民间叙事等，与媒介传播相关的数字媒介、融媒体、社交传播等，与创作类型相关的网络文学、非虚构、剧本杀等，与受众参与相关的粉丝群、同人创作、参与式文化等，与产业转化相关的IP孵化、跨媒介改编、文创联动等。但作为独立的批评与研究概念，“新大众文艺”是2024年在西安召开的“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促进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之后才被广泛地接受。此后，不少期刊推出专题，众多学者参与讨论，逐渐促成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以《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推出的“新大众文艺研究专辑”系列文章为例，其中有从文艺观念变革角度所作的思考，“‘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既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也是科技革命助力的必然结果”，“将会引领文艺创作向着更开放、更多元，也更生动的境地发展”。也有从方法论角度进行的探讨，“由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和发展所引发的从‘怎么写’到‘写什么’、‘谁在写’的思考，可以视之为观察、理解、认识中国当代文艺现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转换”。还有从历史延续性角度作出的评价，“延安时期提出大众文艺的口号，与今天提出新大众文艺的主张，二者有一脉相承之处”，“其核心是通过文艺的普及化与政治化实现社会动员”。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新大众文艺”的理论谱系、历史脉络、创作特征及未来发展，尚未关注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容、评价和编纂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新大众文艺”作为方法，从“写什么”“如何评”“怎样编”三个层面入手，探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问题，旨在推动文学史叙述与当代文学生态之间的对话。为方便论述，本文先就几个核心概念进行说明：“融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形成的媒体形态，其促成了文学内容的多渠道分发、跨平台传播与多样化呈现；“文创融合”是指以文学资源为核心，通过跨媒介改编与产业化运营，将其影响力延伸至影视、游戏、文旅等多元领域的文化现象；“数字化”则是指文学作品、批评、理论及文学史资源在数字环境中的系统转码、结构化存储、便捷查找与广泛传播。
一 内容拓展：跨界创作现象和文创融合趋势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当前的媒介传播格局，并由此引发文学生态的重构。文学IP在影视、动漫、游戏、文旅等领域拓展，由此形成跨媒介、跨文类、跨行业的创意写作生态。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在生产领域，传统的文本创作被转变为动态的融媒叙事，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动漫、游戏等，形成了跨媒介内容矩阵；在传播领域，纸质媒介的单向输出被发展为数字平台上的多维互动，如点赞、评论和转发等，实现了即时性反馈；在消费领域，读者的被动式阅读转变为受众的主动式参与，如发布影评和书评、创作衍生漫画、撰写同人文等，推动了广泛的二次创作。在文学生态重构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文学史的叙述边界，这样才能回应“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文化格局的变迁。
从“纸质出版”到“数字传播”的媒介革命，对依托报纸、期刊、图书的传统文化传播格局造成了冲击。在文学报刊征订持续低迷、严肃文学出版举步维艰、文学被“边缘化”说法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以网络文学、网络剧集、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网络文学已形成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在上游，各大平台通过“开放平台”“新秀培育”“作家签约”等措施扶持作者；在中游，平台方借助“粉丝打赏”“付费阅读”“算法排行”等机制激励创作；在下游，产业链端依托“IP化运营”“跨媒体改编”“衍生品开发”等策略实现价值变现。同时，全媒体开发也催生出多维文化生态，文娱平台成为文化IP运营的核心枢纽。从网文、网剧到网游，各个领域均涌现出具有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如网络文学领域的阅文集团、番茄小说、掌阅科技，网络剧集领域的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以及网络游戏领域的米哈游、腾讯游戏、网易游戏等。各类文娱平台不断地探索文艺IP的商业化路径，使文学深度嵌入文创产业链条之中。这种系统化、平台化、产业化的运作，正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文学生产的关键所在。
“新大众文艺”的另一重要面向是其强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例如，《盘龙》《凡人修仙传》《斗破苍穹》等作品在欧美市场获得认可，《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等作品在东南亚得到广泛传播，《琅琊榜》《甄嬛传》《全职高手》等作品在日韩的传播取得成功。“新大众文艺”的跨文化传播实效，为我们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网文、网剧、网游就被誉为文化出海的“新三样”，受到《新华每日电讯》《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济周刊》等主流媒体的关注。《新华每日电讯》更是评价其“通过主动传播与融合叙事的海外输出，向全球青年群体展现着绚烂多姿、立体丰富的中国形象”。“新大众文艺”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及其所获得的积极评价，充分彰显了其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地位的跃升。
随着“新大众文艺”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将其纳入文学史叙述便成为无法回避的学术议题。早在2010年，在《辽宁日报》发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议题中，学界就讨论过“网络文学能不能进入文学史”的问题。虽然当时网络文学已经初具规模，但其价值和地位尚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因此，大多数学者对网络文学入史持保守态度。然而，随着现象级网络作品的涌现、头部作家的崛起以及系列IP的转化，学界对网络文学入史的态度有所改变。有研究者提出：“无论研究者是否喜欢，在文学史叙事时编者都应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以符合网络文学创作规律和艺术特点的方式，赋予其‘在场’的权利。”这一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介革命的冲击促使研究者接受了“新大众文艺”崛起的既定现实。传统文学以纸媒为载体，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的边界较为清晰。相比之下，“新大众文艺”则呈现出开放、多元、互动的发展态势，跨媒介、跨文类、跨行业特征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文学史叙述的边界，以便将“新大众文艺”纳入其中。
从传播方式来看，“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特性尤为突出。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学从纸质媒介向网络媒介发生迁移，互联网上形成了新的文学生态”。随着文艺创作权的下沉，创作者可以借助博客、朋友圈、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发表作品。例如，“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萧鼎的《诛仙》等作品，均是在网络连载过程中受到读者追捧。数字技术也催生了融合图像、音频和视频的跨媒介创作。从微博上碎片化的文字表达和视频记录，到小红书上的读书笔记、书评和创作心得；从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的“微小说”，到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FM等平台上的广播剧和有声书，这些跨媒介创作将文学表达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这种全方位的跨媒介实践印证了“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亦成为“新大众文艺”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重要依据。
从创作手法来看，“新大众文艺”呈现出显著的“跨文类”特征。其不仅涵盖传统文学样式，还拓展至体裁融合的创作实践。非虚构就体现了这种跨文类的创作倾向。例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郑小琼的《女工记》、袁凌的《寂静的孩子》、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借鉴了新闻报道的写实笔法，又融入了社会调查式的现实关怀，因而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影响力。这也能解释，非虚构为何会成为“新大众文艺”中最易引发社会公众共鸣的文体之一。
从创新实践来看，“新大众文艺”呈现出“跨行业”趋势。其中，文学作品的游戏化改编集中展现了技术赋能下的叙事创新。无论是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的《三国杀》《水浒传OL》《黑神话：悟空》，还是取材于经典武侠小说的《金庸群侠传》《天龙八部》《射雕三部曲》，亦或是衍生于热门网络文学的《斗破苍穹》《诛仙》《庆余年》，均体现了“新大众文艺”跨行业拓展的趋势。这种从静态阅读到沉浸式互动的转化，延展了文学原创IP的价值链条。如果说，游戏改编展示了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作品的跨界转化潜力；那么，剧本杀则彰显了文学叙事与互动体验融合的可行性。近年来，《来电》《粟米苍生》《你好》等一批剧本杀作品的表现颇为亮眼，生动地诠释了“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创新实践。作为兼具文学与游戏双重属性的文化业态，剧本杀将推理小说的揭谜元素与角色扮演的互动体验相结合，实现了从文学消费到互动娱乐的转型。“新大众文艺”的跨行业创新不限于游戏和剧本杀领域，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同样成为文学IP转化的重要载体。刀郎（原名罗林）借鉴《聊斋志异》中的志怪故事，创作了音乐专辑《山歌寥哉》，其中的《罗刹海市》在“流媒体”平台获得了惊人的播放量。饺子（原名杨宇）改编《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制作了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哪吒之魔童闹海》，该系列电影尤其是后者在院线市场刷新了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赋值文化内涵和文化灵韵，增强消费体验性、互动性和消费黏性”已经成为文旅新业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创意写作与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文学IP逐渐成为内容生产的战略资源。根据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指数报告》，《黑神话：悟空》《卡游三国》《新生》《落凡尘》《少年歌行》《第二十条》《全职高手》《繁花》《庆余年》《咏春》入选“年度数字文化十大IP”。其中，《少年歌行》《庆余年》《全职高手》为网络文学IP，《黑神话：悟空》和《卡游三国》为古典题材IP。在市场化运营机制的推动下，文学IP的衍生开发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精细化的态势，推动了文创产业生态的纵深拓展。在此背景下，文学不仅是静态文本呈现的“作品”，也是可供多元开发与跨界运营的“产品”。它不再是孤立的文化存在，而是图书、漫画、音乐、电影、游戏等多元形态的有机联动，在媒介融合中释放出商业潜能，进而开辟出广阔的价值变现空间。例如，《斗罗大陆》《庆余年》《琅琊榜》等网络文学作品的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的协同开发。此外，文学IP的衍生开发还促进了文旅融合。例如，有关部门及主创人员在白鹿原影视城以小说《白鹿原》为基础，借助影视、演艺、建筑、历史、饮食和曲艺等多种文化元素，打造了影视拍摄、美食体验、演艺观赏等七大特色主题板块；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主创人员则依据剧集内容设计了“唐食嗨吃、换装推本、唐风雅集、微缩长安、情景演艺、文化盛宴”六大核心场景，涵盖了饮食、文创、演艺与游戏等多元业态。
在数字媒介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创意写作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文学的存在方式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以纸质书写为核心的静态文本生成，到以创意内容为核心的动态IP衍化。在此过程中，“新大众文艺”应运而生，不仅呈现出跨文类、跨媒介、跨行业的多元形态，而且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前，其已具备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必要性。
二 评价调适：多元化批评与数字人文研究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被视为构建文学史的基石之一。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即时观察、深度阐释与价值评判，文学批评为文学史提供了原始素材和阐释框架，因而学界有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草稿”“初稿”乃至“前史”之说。然而，在数字媒介重塑文学生态和“新大众文艺”兴起的背景下，既有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范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及时调整文学史叙述，以便能够整合多元的评价体系，从而平衡专业判断与公众反馈，并纳入数字人文研究的成果。
在传统的文学生态系统中，文学批评主体相对固定，主要由高校教师、专业评论家和媒体评论人组成。他们通常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训练，依托学术期刊和专业媒体发声，因此其批评话语往往具有理论深度。已有研究者指出：“我们要坚持学院批评，这种批评具有与市场、与媒体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的天然优势，但同时，我们要改进学院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容易滑进纯理论的象牙塔。”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一个开放式的文学评价场域逐渐形成。普通读者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等方式参与文学评价，由此形成了全新的文学评价生态。正如研究者所言：“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都不再是以单线或线性流向为主导的了，这将导致对其价值判断和有效利用的多种乃至无限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文学参与已由传统的文本细读转向即时的互动反馈。从点赞、收藏、转发，到打赏、订阅、众筹，这些互动行为所形成的聚合效应，甚至有可能超越传统学术话语的影响。正是在去中心化的即时反馈中，普通读者逐渐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结构性力量。
如果说，互联网重塑了文学批评的参与机制；那么，粉丝群则推动了文学批评向互动化生产的转型。借助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平台，粉丝逐渐汇聚成较为稳定的趣缘群体，并积极地参与作品的解读和传播，如分享阅读感受、整理情节线索、绘制人物关系图谱、进行同人创作等。粉丝的集体参与和互动传播丰富了作品的评价，推动了个人观点向群体共识的转化，甚至能产生广泛的公共文化影响。评论集《凡人凡语精选书评专辑》便是典型案例，其策划、编辑与出版均由《凡人修仙传》的粉丝完成，体现出普通读者参与文学批评实践的能动性。这印证了研究者的判断，“粉丝早已突破了传统读者的角色，成为网络文本的互动者和意义的操纵者”。不难看出，原本由学院批评、作家批评与媒体批评主导的“三分天下”格局，正在大众力量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发生改变。
相应地，文学评价标准也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学院精英和专业话语主导的传统评价体系的影响犹在，但不再是大众文化生态中的唯一参照。这一转向使得素人创作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家政工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到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再到快递员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些作品扎根日常生活，并非以文字雕琢取胜，而是以真实力量见长。读者通过点赞、评论与分享方式参与评价，形成了融媒体时代的大众互动评价机制。这使得文学批评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审美，转而更多地关注生活真实与读者共鸣。因此，大众力量的介入推动了批评格局的调整，并对文学史的作品评价产生了间接影响。
蓬勃发展的类型文学也拓展了文学批评的学术视野。类型文学主要指题材明确、受众固定、具有模式化创作倾向的文学样式。当前，它已发展为由众多细分类型构成的文学谱系，不仅题材丰富，而且数量庞大。例如，盗墓探险类作品有《盗墓笔记》《鬼吹灯》《苗疆蛊事》等，玄幻仙侠类作品有《斗破苍穹》《斗罗大陆》《盘龙》等，悬疑推理类作品有《无证之罪》《法医秦明》《死亡通知单》等，历史演义类作品有《明朝那些事儿》《长安的荔枝》《捡到一本三国志》等，电竞游戏类作品有《全职高手》《你微笑时很美》《联盟之谁与争锋》等，官场小说有《人民的名义》《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等，职场小说有《杜拉拉升职记》《格子间女人》《第二份工作》等，商战小说有《输赢》《商贤》《做单：成交的秘密》等。与学院批评、作家批评和媒体批评所强调的审美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同，类型文学凭借大众化、故事性和代入感赢得了读者的认可。类型文学的兴起标志着当代文学在评价视域、舆论主导和衡量维度三个方面出现了调整。
首先是评价视域的下沉，即从精英趣味到大众需求。“新大众文艺”以通俗性、娱乐性、互动性见长，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正如硬币有两面，这种评价标准的“下移”也引发了争议，例如网络文学被指责存在“语言浅薄粗俗”“平面化叙事模式”“感官化倾向”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因噎废食。唯有兼顾专业精英的审美趣味和社会大众的娱乐需求，把握雅与俗之间恰当的平衡关系，我们才能推动多元健康的文学生态发展。
其次是舆论主导主体的迁移，即从个体裁量到社群共识。文学的价值不再由少量批评家、期刊编辑和专业研究者决定，而是由读者口碑、粉丝群和市场反馈共同塑造。例如，网络作品的发表门槛不高，但市场竞争却异常激烈：点击率影响曝光度，评论塑造口碑，粉丝数左右作品成败。最终，作品能否“出圈”，往往并不取决于专业评价，而取决于能否激发读者的共鸣和粉丝的响应。
最后是衡量维度的拓展，即从文本价值到产业价值。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发生了变化，IP影响和跨媒介改编愈发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即便是严肃文学，也通过跨媒介改编进一步地提升了原作的价值。以刘震云为例，《温故一九四二》被改编成电影，《手机》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成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这些改编作品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力，也展示了文学价值变现的潜力。因此，文学评价应该与时俱进，将IP开发潜力、市场转化前景以及跨媒介传播等一并纳入考量。
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传统的个案细读和定性分析已经难以适应当下海量文本、跨界创作与动态更新的文学生态。在此背景下，我们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提供的宏观统计、计算建模与数据可视化等研究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文学批评在数据分析和宏观考察方面的不足，从而为文学史叙述提供新的价值判断维度。以作品影响评价为例，传统研究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数字人文研究基于相对客观的量化评价，通过整合点击量、订阅数、社交媒体讨论热度等多元指标，建立了更契合“新大众文艺”的评价体系和研究范式。
由于不依赖“代表作品”，数字人文研究缓解了文学评价的“取样焦虑”，也使研究者得以在全景式视域中考察当下的文艺生态。面对网络文学“日更上万”的作品体量，若仅局限于少数“头部作品”的分析，便难以呈现整体性的文学图景。数字人文研究借助大数据挖掘、文本聚类与情感分析等技术，对海量作品进行检索和统计，能够在总体层面把握“新大众文艺”的特征与动态。例如，有论者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对网络文学平台进行分析后发现：“网络文学的作品库实际上是结构化的类型数据库。其中，主类是网络文学类型的单元集合，子类是聚集于主类单元下的子集。据调研，目前网络文学有主类16种、子类110种，主类基本稳定，子类增长率高，作品精细化趋势明显。”这种基于大数据的宏观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由少数作品的个案阐释，延展为对文学生态演化规律的系统考察。这不仅挑战了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也推动了对以IP为核心的文艺生产过程的考察。借助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够系统地追踪文学IP从纸质文本到影视、动画、游戏、剧本杀的跨媒介演化，为文学史提供文学IP影响力扩散的全景“地图”。相应地，文学史叙述也逐渐从作者生平、创作手法、艺术审美等批评取向，扩展至社会关注度、产业转化率与价值变现能力等传播指标上。
凡此种种，共同指向了“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批评和研究转向，即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化产品”、从“经验描述”转向“数据支撑”、从“创作结果”转向“生产过程”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因此，文学史叙述也应随之发生转向，由对孤立文本的审美阐释，拓展至对跨媒介生产的动态追踪。
三 编纂探索：叙述体例创新及数字出版转型
在考察了“写什么”和“如何评”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如何编”。从内部层面看，我们将“新大众文艺”纳入文学史叙述，这是对数字媒介时代文艺生产方式重构所作的主动回应。从外部层面看，通过大众参与共建共享，我们可以增强文学史的可及性、可读性和可参与性。
如果说，文学史的本质是一种定义经典和分配价值的阐释标准；那么，阐释框架则是其赖以运作的机制。文学史叙述是一种有选择、有侧重的价值判断与意义建构。有研究者指出，“文学史家必须阐释他们所掌握的过去的材料和数据，并借助推断或推测来填补这些材料和数据信息中的空白”。凡是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大都在阐释框架方面有所创新，例如华中师范学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提出“社会主义文学”（1962）、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出“一体化”（1999）、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提出“民间沉浮”（1999）等概念。除此之外，还有审美、启蒙、现代性等不同的阐释框架。这些框架犹如不同的学术棱镜，折射出颇为不同的当代文学图景。
很显然，传统文学史叙述难以完全适应多元化的消费现实。从家政工、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身份作者的“出圈”，到网文、网剧、网游的“出海”，再到图书、漫画、音乐、电影、游戏的全链开发……“新大众文艺”已是当前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多数作品仍需时间检验，但其已折射出数智化时代的文学变革趋势。若文学史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和“文学经典”，而对已深入日常生活、重塑文化景观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众文化现象缺乏回应，则势必会遮蔽当代文学的部分图景。将“新大众文艺”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绝不是对传统文学史叙述作简单“扩容”，而是在新媒介语境下拓展文学史的理论视野与叙述边界，更为全面地呈现当代文学的生态全貌。
从历史维度来看，大众文学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将其纳入文学史叙述有着充分的依据。自章回体小说以来，文艺大众化的趋势便已显现，“四大名著”正是大众传播的典型代表。至晚清，通过报刊连载，“四大谴责小说”成为古代章回体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过渡。近代以来，以周瘦鹃、包天笑、徐枕亚等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在市民阶层广为流行。五四之后，文学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大众传播。“为人生”的主张、“人的文学”的倡导与“平民文学”理念的流行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此后，文艺大众化的路径逐渐出现分化：在市民文学层面，张恨水、秦瘦鸥、刘云若等人的社会言情小说，宫白羽、李寿民、王度庐等人的武侠小说，以及张爱玲、苏青、无名氏等人的海派商业小说，共同推动了大众文学版图的形成；在左翼文学层面，从蒋光慈开创的“革命+恋爱”创作模式，到“左联”积极推动的“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实践，再到延安时期以“赵树理方向”推动文艺与工农兵结合，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实践不断地走向深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的大众化格局出现了调整。在“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和“青山保林”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以“红旗飘飘”丛书为代表的口述史写作，以及以“新民歌运动”为代表的群众性诗歌创作，展现了特定语境下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民文学与日常书写逐渐兴起。韩东、于坚、翟永明的“新生代诗歌”，池莉、方方、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以及莫言、陈忠实、余华的“新历史小说”，虽不能归入“新大众文艺”，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化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隔阂，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进入21世纪后，媒介变革进一步推动文艺创作的市场化与产业化。从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青春文学作家的品牌化运作，到《诛仙》《鬼吹灯》《斗罗大陆》等网络小说深受粉丝热捧，再到刘慈欣、郝景芳、王晋康等科幻作家的异军突起，无不展示出新媒体时代文艺大众化的演进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一直存在不同类型作品的“入史”争议。原因之一是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为基础的“四分法”体系，无法为网络文学、非虚构、儿童文学等新兴创作类型提供恰当的历史定位。例如，关于网络文学“入史”，曾有学者提醒：“网络文学必然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自动解决网络文学入史的问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认识和讨论。”在非虚构文学方面，有研究者表示担忧，认为入史“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短暂的权宜之计，同时还会降低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和发展潜力”。至于儿童文学，则有学者感慨其长期被文学史忽视，“即使将中国儿童文学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附属或有机组成部分，众多的文学史著……也几乎没有‘儿童文学’的内容”。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编纂者不用再纠结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分类，而是从文学生态出发，考察作品如何被生产、传播以及影响大众，并据此决定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文学评价重心从固定的“文体属性”转向动态的“文化实践”，这正是“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视角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建构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文化场域，有助于我们超越文体等级化的局限，推动“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融通互补。
将“新大众文艺”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要落实到实践当中。毋庸讳言，传统纸质出版在传播方式上存在局限，难以充分回应“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即时性、互动性与多样化特征。相比之下，数字出版为文学史编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展示“新大众文艺”的独特魅力。与其说这是“文学史写作的数字化可能与科幻式想象”，不如说是文学史在当代语境中必须面对的出版转型。在维基百科（Wikipedia）挑战传统百科全书、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重塑高等教育格局的背景下，如何依托“面向大众、依靠大众、服务大众”的开放模式，建设兼具可及性、可读性和可参与性的数智化平台，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的重要课题之一。
所谓“可及性”，是指破除知识获取过程中的时空壁垒，使大众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源。最为理想的方案当然是依托“云—网—端”技术矩阵，打造数字文学史出版平台。若采用免费试读、分类订阅、按需购买等灵活的内容分发机制，还能够进一步地降低公众获取文学史知识的门槛。人工智能技术为数字文学史的“可及性”赋予了新的内涵：自然语言处理功能能够提升全文检索与语义理解的准确度，个性化推荐可以基于读者阅读行为精准推送相关内容，而智能朗读则能帮助视障群体获取文学史知识。同时，文学史的传播也需要突破书店、图书馆和高校课堂的局限。例如，编纂者可以将文学史知识“拆解”或“转译”为专题文章、短视频、知识图谱等，通过微信、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这样既能使文学知识融入公众生活，也有利于扩大文学史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
如果说，“可及性”解决的是大众“能否看到”的问题；那么，“可读性”则指向激发大众“愿意阅读”的内在需求。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主要是作为教材使用，其编排体例与叙述方式不一定契合大众的阅读习惯。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背景下，推出面向大众的文学史，有助于弥合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隔阂。数字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打造全媒体知识库，通过整合文字、图像、音频与视频等多元资源，增强文学史叙述的表现力与感染力。除了嵌入作家访谈、手稿影印、作品朗读等多媒体材料外，还可以借助知识图谱结构化地呈现小说故事的情节线、思潮演进的时间轴及社团成员的关系网等。从根本上说，数字出版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创造价值并为用户提供优质体验。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内容本身固然是核心和具有吸引力的，但直接产生效益的未必是内容，而是良好的服务与体验、点击量和用户数的增加、全媒体门户效应等”。只有持续创新并优化服务体验，数字化文学史才能行稳致远。在实践层面，数字化文学史既要为研究者提供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学理分析和系统的理论建构，又要为普通大众提供有趣的入门导读、生动的案例展示和通俗的知识解读。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与混合现实（MR）技术，使文学史变得更加可见、可听、可感。
数字化文学史的革命性潜力在于“可参与性”，即由“专家撰写—读者接受”的单向传播转向“平台引领—大众参与”的共建共享。面对网络文学作品的爆发式增长，仅靠少数专家进行动态追踪和入史评定，显然力有不逮。借鉴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开放协作模式和代码托管平台（GitHub）的版本管理理念，我们可以探索“低门槛进入、高标准审核”的文学史协作编纂模式，即分层级开放编辑权限，任何注册用户都可以对现有条目进行勘误、补充细节或提供参考资料，但核心条目的创建与重要内容的修订仍须由专业人士把关。同时，技术手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编纂质量。例如，建立标准化的内容模板与结构化的录入接口，确保格式体例统一；利用版本控制追踪修订历史，实现编纂过程的可追溯性；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审核，避免表述错误、内容冗余以及学术不端等问题。当然，一个公开、透明、高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实属必要。当出现学术分歧时，唯有各方意见都得到尊重，方能在讨论中凝聚共识。为激发大众的参与热情，平台还应设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例如，通过积分排名、荣誉标识和学术署名等方式，推动文学史叙述的共建共享。不难看出，协作模式能够重塑文学史的生成路径，并为我们重绘文学史的知识图谱提供了新的可能。
媒介革命和文化转型催生出“新大众文艺”。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开放式格局下，网络文学、非虚构、剧本杀等多元文艺形态不断地涌现，文艺IP的跨媒介改编与产业链接持续深化，网络读者和粉丝群体逐渐成为文学评价的重要参与者。鉴于“新大众文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当代文化景观，我们理应将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将“新大众文艺”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这既是对当代文学生态变化的积极回应，也是使文学史保持现实阐释能力的必然要求。就“写什么”而言，我们应该秉持流动的文学观念，拓展叙述范围，纳入新兴文类，揭示文创融合趋势。就“如何评”而言，我们应该接纳多元化批评和数字人文研究，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在阐释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同时，对文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加以追踪研究。就“怎样编”而言，我们应该更新叙述体例，弥合“雅俗”之间的二元对立，超越“文体”等级观念；同时顺应数字出版潮流，推出共建共享的数字化文学史。将“新大众文艺”纳入文学史叙述，这并不是要否定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是引入富有时代气息的维度，从而更立体地展示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作为当下文艺生态的重要表征，“新大众文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兼具文学史观念更新的理论价值与回应媒介变革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