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丹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休戚相关，作为中国新文学演进的重要动力和关键因素，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和范式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文学观念、价值体系和审美形式。尤其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持续发生的乡土小说更是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无法割舍的内外关系，这在乡土小说的主题嬗变及其表征的文化选择上呈现得较为清楚。在此意义上，无论乡土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调整自身的美学方向和实践路径，其始终无法偏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和范式所设定的框架，因为这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和乡土小说文本事实形成的普遍规律。进一步而言，我们理解中国乡土小说文化选择的核心是解释清楚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问题，通过梳理乡土小说主题嬗变，有助于发现某种文化如何在乡土小说中占据核心位置，又如何退居幕后，以及这种文化选择关涉的思想议题为何会在不同阶段的乡土小说中反复出现。

整体来看，乡土小说的文化选择经历了文化启蒙、文化寻根和文化重建三个阶段，且形成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选择历史中整理出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律，并确认其与中国现代化的联动关系，以此回应中国特定的现代化问题；另一种是基于大众自身日常生活情境和既有文化经验，做出文化判断和文化行动。因此，乡土小说文化选择存在民族国家与大众之间的差异，并由此构成一种文化张力，但都指涉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问题。尤其是以大众文化经验和精神困境作为讨论此问题的起点，可以进一步看清乡土小说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和范式之间的内外关系及其症结所在。这提醒我们，讨论乡土小说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重建，一方面需要从民族国家视角审视其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也要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和现实精神感受出发，把一些宏观问题具象化，既强调乡土小说文化选择的世界性和宏观性，也要注重其中国性和微观性。

一

从晚清开始，在西方现代化的示范效应下，如何重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晚清社会的集体焦虑，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因此，中西文化选择成为知识界讨论的热点，并在制度、器物、文化层面展开。但知识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中西文明互补”等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文化的局部改良而非整体革命，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进程在科学和民主框架内取得实质推进，并据此确认了启蒙文化的主导地位。“五四”乡土小说也是按此搭建叙事框架，设定了“国民性”主题，讲述封建文化“吃人”的故事。在此意义上，“五四”乡土小说通过借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现代阐释和重构，这与中国现代化的发生源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和回应”［1］ 的逻辑相同。因此，“五四”乡土小说主张的文化启蒙，对乡土社会封建陋习、伦理秩序和礼乐文化的彻底批判，在根底上与西方现代文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相关。换言之，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示范效应下，乡土社会的前现代特征得以清晰显现，但又不能据此否定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可能，而是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比对中发现切实可行的现代转型路径，这是“五四”时期众多作家将写作视阈转向乡村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的问题。鲁迅、台静农、蹇先艾、许钦文等作家重新发现农民，讲述与其相关的乡土故事，反映的正是乡土社会由旧向新转变的可能性和症结，核心宗旨是解释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所以，“五四”乡土小说设置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是从文化选择、价值观念和审美层面，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正向回答。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总体性框架内，解释中国乡土社会因小农经济形成农民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以及由此生成的道德伦理和礼俗秩序，并对其呈现的“超稳定结构”［2］ 进行批判。按此逻辑，鲁迅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未庄、鲁镇，王鲁彦《愤怒的乡村》中的付家桥、陈四桥，台静农《拜堂》中的羊镇、庞庄，许杰《惨雾》中的枫溪村，彭家煌《怂恿》中的溪镇所内含的文化劣根性，都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照映下现出原形。因此，“五四”乡土小说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批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重新反思和认识，是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经历的环节。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隔绝和消除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经验，同时中国又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历程，而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想诉求、社会效用和精神意义根植于西方现代化历史。因此，存在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如何匹配，是否能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全部文化思想资源的质疑，这同样是“五四”乡土小说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五四”乡土小说设定的国民性主题和文化启蒙策略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带有明显的理论预设特征，是为了应对“中国如何现代化”，从西方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中抽取出来的文化资源，并未仔细辨识传统文化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哲学理论基础方面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区别，也未充分考虑落地中国后的适用性。因此，大众对启蒙文化及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转知之甚少，这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对启蒙文化的理解出现明显分歧。知识分子执着于通过批判日常生活中的封建文化来验证文化启蒙的合法性，而大众却以日常生活经验的稳定性来质疑文化启蒙的价值，这使双方难以展开有效对话。文化启蒙也因此收效甚微，即便是婚恋自由、性别平等、个体解放等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启蒙思想，也未能彻底重建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引发大众精神的实质变革。可以说，“五四”乡土小说预想以文化启蒙为介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从开始就注定困难重重。但这不意味着否定文化启蒙，而是想借此说明文化启蒙应从一种抽象的西方现代文化想象落实到大众日常生活的具体感知上，并根据大众反馈的正负信息，调整文化启蒙的理论内容和实践方向。

尤为关键的是，文化启蒙要从传统文化经验中汲取有益的文化因素，在既相互冲突又彼此交融中寻找切实可行的启蒙路径，增加认识现实生活的能力。反之，则构成文化启蒙的症结。例如，鲁迅《孔乙己》塑造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形象，［3］但“短衣帮”和“长衫人物”都将这种行为反差归因于孔乙己的偷窃，却又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都是道听途说和恶意揣测。可见，大众对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理解，遵循的仍是日常经济逻辑和道德经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化启蒙没能为大众提供理解现代化的新视角和新经验，虽然可以借此提出国民性问题，但也暴露了文化启蒙仍然只是一种有关中国如何现代化的理论想象，未能找到深入日常生活的路径和方法。这也指明一种事实：文化启蒙只负责想象传统文化本身及其终结之后发生的事情，而阐释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能力仍然孱弱。在此意义上，左翼文化试图通过恢复文化启蒙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有效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或者说，左翼文化从单向度的文化启蒙转为多维度的社会启蒙。

学界通常认为左翼文化在中国的兴起是因为文化启蒙失去主导地位。但事实上，两者都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休戚相关，都涉及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问题，只是在文化资源的选取和实践路径上存在差异。或者说，文化界需要通过不断尝试多种文化形态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思想资源，以此推进传统文化的重建。同时，左翼文化在中国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晚清就已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零散引进国内。“五四”时期，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推动了马克思列宁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国内的传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文化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中国如何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文化资源和行动逻辑，并不断走向正典化。［4］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创造社作家建构左翼文化的首要环节是反思文化启蒙的虚无性。尤其是左翼文化对阶级观念、历史批判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动员力量的强调，使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经验获得前所未有的正面价值。大众不再是启蒙对象，转而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大众日常生活也随之脱离了国民性话语的监控，演变为革命动员的现实依据。这意味着左翼文化虽然也存在理论想象的局限，但能从大众群体内部考察大众文化经验和精神困境，在此基础上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重建方法。例如，左翼乡土小说宣称大众贫穷是因为阶级压迫，其中包含特定的政治意图，但这种认知逻辑既是理论塑造的结果，也基于大众日常生活的感知。

尤为重要的是，左翼乡土小说在讲述大众贫苦生活的同时，更为关注如何借此激活大众的行动力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也是“五四”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根本区别。文化启蒙将大众困苦归咎于国民性，呼吁对大众进行精神改造，注重从内部赋予大众精神力量；而左翼文化从阶级压迫的视角，确认大众困苦的根源，动员大众进行暴力抗争，强调从外部赋予大众行动的力量。可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并非文化选择的对错得失，而是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逻辑的变化。例如，丁玲的《水》不仅真实再现了水灾带给大众的苦难，更借此展现大众阶级意识的生成过程，以及大众由精神麻木到精神觉醒，由奴隶到革命者，由批判对象到历史推动者转化的现实缘由和文化动因。与此类似，张天翼《三太爷与桂生》中的桂生、阳翰笙《奴隶》中的孙二、茅盾《秋收》中的多多头、叶紫《丰收》中的癞大哥、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都是觉醒者和抗争者的典型。但这些作品仍遗留了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大众对左翼文化的理解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融入；大众与左翼文化的共情是被制造的，还是大众真实的情感体验；左翼文化强调的阶级意识是否会削减，甚至取消人与文学的意义？这也是20世纪40至70年代乡土小说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这表明乡土小说对乡土社会及其传统文化的认识，需要从中挖掘更符合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革命性因素，更为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文化建构的路径。

二

如前文所述，左翼乡土小说呈现了革命动员机制和情感结构，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思考仍然是粗线条的，尤其是关于大众由外而内、由自发性到组织性、由历史客体到历史主体转变所凭借的文化资源仍然是单向度的。因此，我们勘察20世纪40至70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个侧重点，在于发现其是否弥补和修正了此种局限，既在于还原阶级意识是如何进入、主导和重塑大众主体精神和革命行为的，还要发现有哪些文化观念导致小说再现了这种历史事实。实际上，无论是“五四”乡土小说还是左翼乡土小说，本质上都企图借用文化启蒙来重塑大众主体精神，都集中在传统文化批判上。虽然左翼乡土小说体现明显的阶级意识，但并未超越个人主义的边界，无法形成真正的革命文化，尤其是在处理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与传统文化关系时，采取的仍旧是二元对立思维，并未从传统文化中发现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资源。也就是说，乡土小说的价值判断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关涉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和再造。在此意义上，“真正引起乡土文学转变的是解放区的文艺实践”，“随着解放区文艺实践的展开，乡土才在一定程度上沥干了主观性的个人抒情成分，转变为‘翻身道情’”。［5］这一方面是指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改变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阶级结构；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社会的“乡土性”进行重新思考，既要对“乡土性”中的封建文化因素进行批判，也要从中分辨出哪些因素是可以在土地改革、革命战争、经济生产中加以利用的。这是此阶段乡土小说集中思考革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关系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一关系的动态调整持续影响了此后的乡土小说写作。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等小说都指涉乡土社会如何现代化，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阐释的问题。因此，乡土小说不再执着于文化启蒙意义上的前现代叙事，也不再迷恋于浪漫抒情式的文化怀旧，而是企图从乡土社会中挖掘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潜能和革命力量。这种思考和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和写作范式。例如，“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诸多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鲜明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李凖《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等新人所具有的集体意识、奉献精神、坚韧品质、劳动美德和阶级观念等文化特征，既是激发革命潜能和重塑主体精神的动力，同时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并非只能充当文化启蒙批判的对象，也可以从中生发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因素，成为中国现代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周立波《暴风骤雨》讲述了东北元茂屯的土改故事，文本设置了明显的“动员-改造”叙事结构。这表明小说首先要解决农民的接受和认同问题，让农民由外而内地理解土改，由自发地支持土改，转变为有组织地参与土改。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民由历史客体到历史主体的转变，其中就涉及处理革命观念、乡村伦理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需要在动员者和被动员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既不能否认农民会根据自身的受苦经历而自愿参加土地改革，又要突出土改工作队的引导作用。但叙事者很难把控这种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动员结构。因为，农民在这种动员结构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客体，但又必须将故事的中心位置预留出来，等待农民成为历史主体时予以填补。［6］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前提是让元茂屯的农民始终保持足够的革命热情，但这种革命想象需要在农民日常生活经验中校验。也就是说，“动员-改造”结构的一个重要向度是重新配置农民的文化资源，但又不能通过激烈的文化批判来否定农民的主体地位，破坏农民进入革命的自然性和积极性。因此，叙事者需要极力避免直接把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叙述成土改唯一的文化资源，而是要巧妙地维持一种文化平衡，既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要充分发挥乡村伦理的正面作用。简单而言，针对老田头的犹疑不决、老孙头的观望等待、白胡子老人的推脱油滑、戴黑毡帽老头的漠不关心、赵全林的仇恨悲愤、郭全海的积极兴奋等多种“心理经验”，［7］土改工作队充分利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倚重的血缘关系、人情规则、信任结构和能人治理机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在处理自身与传统乡村文化关系时，不能将其规划为替代与抗争的过程，而是设定为双向或多向的文化实践过程。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不是简单地依附于某种政治逻辑，而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自然、自发和自觉的过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回答一种文化选择的缘起、行动力及其合法性问题。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在实践过程中，会激发出或真或假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或保守或极端的革命运动，最终为乡土小说的文化选择框定难以突破的边界，这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预留了空间。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存在两种文化选择方案：一是延续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二是接受和挪用西方现代文化，但两种方案都未取得广泛认同。前者是因为历史实践已证明其存在极端化倾向，后者是因为没能调试好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真正发生实质转向的是寻根文学。因为，寻根文学针对的既是重建本土文化主体的问题，也是在革命文化之外，寻找可以重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道路的问题。寻根不是退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中，发现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资源，从而避免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在此意义上，湘西文化、吴越文化、陕秦文化、藏区文化、东北文化等地方文化，成为寻根文学集中描写和重构的对象，而且重点表述其中的原初性、传奇性和浪漫性。这种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化的规范和边界，站在民间、边地和非主流的立场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同时，又主动汲取了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神话原型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审美范式，以及魏晋志怪小说、明清笔记体小说、地理方志小说、市井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技巧。可见，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众多文学思潮中唯一对中西文化如何互鉴进行深入思考和实践，并形成独特审美特征的文学，这也是寻根文学异于其他文学的底层逻辑。

事实上，在寻根文学发生之前，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等人写作的市井文学已经展现了地方和民间的文化价值，但并未将其作为重构传统文化的视角和立场，也未与西方文化勾连起来。但足以证明寻根文学的发生不是孤立的文学事件，而是找寻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路径的典型案例，并为其找到恰切的文化资源和发展方向。在文学观念和审美策略上，新历史主义文学、地方志文学、文化散文都与寻根文学保持一种承接关系。当下兴起的新东北文艺、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都可看作寻根文学的延续和变体，这就构成一种文化选择的公共性力量。无论寻根文学指向的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寻根”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打破了既往文化选择范式，充分展示了一种独立的文化选择能力。［8］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寻根文学的文化选择并非无懈可击，在对地方和民间文化进行叙事时，经常讲述即将或已经消失的文化形态，以及塑造坚守某种文化生存方式的“最后一个”人物形象。例如，李杭育“葛江川系列”小说中最后的守夜人福奎，阿城《树王》中始终信奉“树即神明”的肖疙瘩。寻根文学对这些消逝的文化形态及其坚守者的迷恋，一方面是想通过文化祭奠的方式，把中断的民间文化传统接续起来；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中重拾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浪漫的理想精神，反思和抵抗现代文化的侵蚀，并以此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和未来走向。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向地方和民间转向的问题，其中隐含多种文化的共存和并置，却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情绪和思维范式，而且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可以说，寻根文学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主体一定是在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建构和生成的，也是在与世界现代文化的冲突、抵牾和交融中不断完备的，但在具体叙事过程中逐渐偏离了这一路线，传统与现代滑向了对立的两极，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对乡土文化的诗意守望，还是对乡土封建伦理的批判，抑或是对精神家园的形而上思索，都很少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

三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乡土小说的重要地位缘于乡土社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中的关键位置和作用。从晚清至今，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发生的转折性事件，如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等历史事件，无一不与乡土社会紧密关联，而乡土小说通过审美方式予以表现。因此，表述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就构成乡土小说的核心内容，并由此衍生了独特的文学观念、价值判断和审美形式。按此逻辑，在新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的乡土小说，相对于此前的文本都可称之为“新乡土小说”。或者说，尽管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史中存在断裂和新变现象，但我们不能据此忽视其中的延续和传承，尤其是文化启蒙、社会革命和文化寻根主题贯穿始终。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启蒙、革命和寻根主题的显隐，及其导致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形式的变革，以及作家对乡土社会现代化理解模式的更新，来判定新乡土小说的发生和演变。据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在启蒙、革命和寻根主题的选择和阐释上出现了明显变化，虽然也存在相关叙事文本和文化逻辑，但已无法形成集体共识和文学潮流。因为，市场经济确实对乡土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形态构成全面冲击，也决定了乡土小说文化选择的三种状态：一是对乡土文化衰落和传统伦理失序的绝望，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乡土文化的挽歌和悼词；二是进入城市后又因自身携带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抵触而产生无根的漂浮感，且无法找到新旧文化转化的有效介质和路径，所以只能重返乡村；三是除此之外，乡土文化又构成治愈城市现代性精神困惑的良药，大批城市人为此退居乡村，乡土文化也因此被涂抹上瑰丽的诗意。这三种文化选择之间的相互交叉和矛盾在一个侧面上表明乡土小说需要或已经进入文化重建阶段。

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社会的理解更多是以城市文化为参照，发现乡土社会的文化危机，包括乡村伦理的失序、礼乐制度的瓦解、精神信仰的崩塌和人群关系的解构等。这些问题是在乡土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已然发生的客观事实，也是乡土文化现代转型的机遇和契机，但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决定了乡土小说只能陈述乡土文化危机发生的真实现象，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文化解决方案。所以，贾平凹《秦腔》、刘庆邦《黄泥地》、关仁山《麦河》、苏童《西瓜船》、田德邦《有一朵白云飘向城市》等乡土小说流露明显的文化忧患意识，却无法有效指出乡土文化危机是因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还是始于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以及如何突破其中的症结和困境。更为关键的是，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必然将城市和乡村引向极端和绝对化，一方面乡土社会作为古老中国的隐喻，在城市文化的映照下，其文化劣根性被不断突显和批判；另一方面，面对城市的现代性困境，乡土社会又被赋予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成为抵抗现代文化的精神资源。可见，在城市和乡土发生本质变化之后，二者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逐渐走向窄化，固化为两个无法互通的想象性空间，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反复讲述“由乡入城”和“由城返乡”故事的文化线索和基本逻辑。张炜《融入野地》、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肖江虹《百鸟朝凤》、李锐《太平风物》、王保忠《甘家洼风景》等乡土小说，基本都是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框架内来解释乡土变迁和文化重建。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仍然存在突破城乡对立视角，对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思考的乡土小说。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受活》、陈忠实《白鹿原》、李佩甫《羊的门》、刘玉堂《最后一个生产队》、丁兆伦《农门》从传统文化心理、政治权利、经济形态和日常生活等层面，勘察乡土社会的常态与变量，真正抵达了乡土文化的内核。既有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反思和批判，又突破了将城市和乡村置于现代线性时间链条上进行相互否定的叙事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文化共识：乡土社会中同样存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资源，城市中也具有修正乡土社会发展偏颇的重要文化因素，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共同表征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历史。或者说，乡土作家首先需要对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得出客观理性的全面认知之后，再去认真考量“由乡入城”“由城返乡”“由城入乡”涉及的文化转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直面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从而为文化选择预设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恰切的路径。所以，乡土小说的文化选择应集中到两个层面，一是要将其放置在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及其文化变革的宏观命题中思考；二是要在微观日常生活层面发现个体文化选择行为，但不是呈现个体对乡土文化的排斥和厌弃，而是在复杂的乡土文化变局中叙述个体对乡土文化的不同认知和感受。这种从外而内、自下而上和由旧到新的叙事视角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乡村文化的真实境况。也就是说，乡土小说既要关注乡土社会历史，也要观察当下乡土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近期兴起的“新乡土叙事”“新山乡巨变”等写作潮流，针对的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政策在乡村社会所引发的巨大变革。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刘庆邦《花灯调》等小说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田野调查、驻村体验等方式，叙述乡土社会如何融入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生的真实变迁，尤其是以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构成其核心内容。这充分证明，乡土社会及其文化选择仍是值得反复思考和叙述的问题，而中国现代化实践为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但新时代乡土文化变迁缘起于政治和经济改革，其中包含明显的实践辨伪因素，这就需要作家讲述一个既有时代性和当下性又有历史性的故事。整体上看，乡土小说对乡土文化变革的讲述呈现明显的同质化倾向，乡村文化旅游、民宿、电商、直播成为讲述乡村文化变革的关键因素，似乎唯此才能反映乡村文化变革，但事实上乡村文化变革并非如此简单和顺畅，其中包含明显的文化冲突和更迭。如果仅仅将其讲述成简单的乡村致富故事，是对新时代乡村文化变革的误读。乡土小说要写出新的经济形态在改变乡村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地方与中心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由此生成的精神裂变和文化更迭，这是乡土小说始终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根基。

注释

［1］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3］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8页。

［4］参见陈建华：《“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演录续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5］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6］参见李博权：《“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 ——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7］周维东：《“革命新词汇”的文艺经验——以“翻身”为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8］参见黄子平等：《“‘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笔谈》，《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