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立足本土文论实践、具有内生性与自主性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建构形态。立足中国文学现实，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有效的在地性转化是其建构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依循这一建构逻辑，其生成机制包括递进性的两个层面：其一，西方源发语境下的“后理论”文论话语为本土“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提供了观念参照。在西学谱系中，“后理论”表征了一种文论新知识生产范式的生成。其二，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之生成内蕴于文论“世界体系”这一认知装置中。其生成既不是西方单向影响（冲击—反应）的产物，也不完全是由本土内生动力激发的结果，而是由两者共时性互动与映射合力促成的。本土话语实践表明，“后理论”较好实现了在地性转化，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尚具潜体系特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西方宰制性优势话语的创造性解构与再造。

作者：廖述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江淮论坛》2025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立足本土文论实践、具有内生性与自主性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建构形态。立足中国文学现实，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有效的在地性转化是其建构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依循这一建构逻辑，其生成机制包括递进性的两个层面。其一，西方源发语境下的“后理论”文论话语为本土“后理论”文论话语之生成提供了观念参照。在西学谱系中，“后理论”表征了一种文论新知识生产范式的生成。其二，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之生成内蕴于文论“世界体系”这一认知装置中。其生成既不是西方单向影响（冲击—反应）的产物，也不完全是由本土内生动力激发的结果，而是由两者共时性互动与映射合力促成的。本土话语实践表明，“后理论”较好实现了在地性转化，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尚具潜体系特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西方宰制性优势话语的创造性解构与再造。

中西语境共时性映射与本土“后理论”文论话语生成的观念参照

学界对“后理论”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王宁、宋伟、李西建等学者认为“后理论时代”已然来临。王一川、邢建昌等学者则相对消极，认为“后理论”还未成为有全局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出现这种分歧，其原因在于一些学者过多倚重在中国较流行的几位西方理论家的观点，而对“后理论”之源发语境、学术谱系、本土话语实践未作更深入探究。这也充分显示了将“后理论”纳入中国特色文论建构的基本逻辑中来考察的理论必要性。周宪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后理论”亦是中国本土内生性的话语实践；对文化研究的反思是本土“后理论”话语生成的根本动力，这与西方有共通性。

2000年，J. 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学术研讨会上抛出“文学终结论”。这一宣言引发国内有关文学之死、理论之死的大讨论。这是本土“后理论”讨论的起始阶段。随后，因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译介，使有关“后理论”的讨论空前增加。西式“后理论”话语与中国本土知识语境的契合是“后理论”风行本土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文论因社会语境的变化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第二次是对文化研究的反思以及对文学本体研究一定程度的辩证复归。第二次转型在理论精神特质上与西方“后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可见，中西知识语境上的共时性互动与映射，激发了本土“后理论”文论话语的生发与繁盛。这一定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文论建构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后理论”话语之生成离不开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借鉴吸收，同时，其静水流深导源于中国文论现实及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因而带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

西方“后理论”文论话语之影响构成了中国特色“后理论”话语生成机制的第一个层面。深入理解西方“后理论”之概念内涵是把握这一影响机制的前提。

“后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是批判“理论”的元层次（meta-level）自反性思维状态，并由此生发出全新理论形态。“后理论”与“理论”之间既有延续亦有断裂。延续性在于，两者在时间上具有先后承续性，并构成一种语义上的回溯性关联。断裂性则尤其值得关注。“后理论”与“理论”间断裂性关系的形成在根本上源于后者功能的紊乱与失效。“理论”危机之表征大者有三：首先，作为元理论话语，“理论”易神谕化为新中心，固化为新常识；其次，与神谕化相伴随，“理论”的阐释效力急剧萎缩；再次，“理论”偏离文学文本与审美经验。

基于两者的断裂性关系，我们可以说“后理论”更多寓示或表征了一种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型。两者间的断裂性状态只是新范式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托马斯·库恩认为，新范式的确立除了需要脱离其他竞争“模式”，还需无限制地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简·艾略特与德里克·阿特里奇认为，“后理论”新范式的生成更多地与理论新形态的建树有关，而不仅是位置上的转变。

文论“世界体系”与“后理论”在地性转化的深层机制

西方源发语境下的“后理论”文论话语意指一种新知识生产范式，具体包括理论本体研究与新理论形态两个层面。理论本体层面主要涉及对“后理论”与“理论”之关系及其本身意涵的探讨。新理论形态则涉及一些具体的理论动向与思想建构，如新审美主义、新形式主义、新实用主义阐释学、后人文主义等。一种新知识生产范式的确立往往是知识语境更迭与迁移的产物。“后理论”文论话语能否有效完成在地性转化显然也受制于这一逻辑前提。

中国特色文论有效“命题”的生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作为源自西方的理论思潮，它在中国的译介与初始接受程度如何；其二，这种理论思潮在理论旅行中能否完成在地性转化。两个因素互有交叠重合，但两者间有一种本质性的递进关系。第一个因素与前文论及的第一层面生成机制有更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有关西方“后理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已较深入，并逐步形成了一些颇具探讨空间的热点学术论域。第二个因素主要关涉第二个层面的生成机制。要深入讨论“后理论”之在地性转化问题，就必须跳脱出讨论中西文论关系的固化模式（代表性的有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柯文“内部取向”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现代性进程加快，并进一步融入全球现代性体系中。在此背景下，依据固有认知模式已难以探明中西文论之复杂关系。

因知识语境变迁，我们应在文论“世界体系”视野中确立新的理解当下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知识生产范式生成机制的认知装置。最近40年来，中西虽有知识语境的错位，但逐渐加强的共时性互动与映射也是客观的理论现实。借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概念，这种共时性理论现实可以称之为文论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各要素具有非实体性，其意义来自与他者的互动关系；其二，该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不平等权力结构，核心区、半边缘区与边缘区之间是一种流动的宰制性关系。

以中西为基本关系项的文论“世界体系”的形成虽难以具体到特定年份，但大体上应以20世纪90年代本土文化研究略具雏形之时为发端。陆扬认为，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已与西方同步。“后理论”以文化研究为反思对象，是后文化研究时代的重要理论现象。将其纳入文论“世界体系”予以考察，是切合中西文论发展实际的。

以此体系为参照，我们得以进一步探明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新知识生产范式生成机制的第二个层面。该机制内蕴于文论“世界体系”这一认知装置中，它既不是西方单向影响（冲击—反应）的产物，也不完全是由本土内生动力激发的结果，而是由两者共时性互动与映射合力促成的。

本土内生性话语实践与中国特色“后理论”的潜体系特征

在文论“世界体系”中，中国特色“后理论”知识生产范式之理论特征与意义均可在世界理论结构系统中得到更动态的彰显。这一“后理论”新知识生产范式具有潜体系特征：它之生成受西方话语影响，同时由本土内生动力促成；因缺失西式“理论”前提，这一体系未形成完整概念体系与学术谱系，但依旧在理论本体研究与新理论形态建构层面生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后理论”话语系统。

20世纪90年代初，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商业化潮流汹涌澎湃，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力量。大众文化对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构成巨大冲击，文论界以审美自律为旨趣的话语体系亦遭遇文化理论（“理论”的最主要表现形态）的全面合围。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文论立足本土经验与问题开始了对“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童庆炳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文化诗学构想是本土学界对西方“理论”最初的自觉性反思。自2001年起，学界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争。童庆炳、朱立元、南帆、盖生等学者认为应坚守文艺学的审美维度，并对文化研究以及文化批评“理论”之负面性有充分的评估。随后的反本质主义论争亦将理论触须延伸至文化研究反思层面。

可见，在较大规模引介与关注西方“后理论”话语之前（其间有米勒“文学终结论”的观念刺激及西方“后理论”话语的零星引介），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对“理论”的初步反思与批判。这一话语实践有如下在地性特征：其一，这种“理论”反思是内生性的；其二，比之于西方的“后理论”，本土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尚未自成体系，也还未形成思潮性的理论倡导；其三，这种反思已经具有较明确的理论自觉性。“后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内“理论”反思得以深化。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虽未有类似域外概念体系，但已生成为一种潜体系的本土化“后理论”知识生产范式。这一潜体系就是“后理论”在地性转化后的中国形态。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学科反思与对“后理论”本体意涵的探讨，这种探讨主要聚焦文学性议题来展开；其二，具体新理论形态的建构。西方“后理论”涉及新形式主义、新审美主义、实用主义新阐释学、后人文主义等多个方面。本土“后理论”新理论形态（如文化诗学、兴辞诗学、形式美学、关系主义、新形式主义等）则主要围绕后文化研究时代辩证回归文学本体这一核心议题来建构。这些理论形态的生成立足中国本土知识语境，既是对中国特色文论已有理论问题的深化与拓展，同时又是与西方“后理论”思想资源创造性对话的产物。

中国特色“后理论”知识生产范式发展的不充分性

中国特色“后理论”知识生产范式的发展不充分性是该范式潜体系性特征的自然延伸。这一范式的发展成熟必须依托理论本体研究与新理论形态建构两个层面话语实践的充分展开。在具体话语实践中，中西发展的不平衡性又明晰地显现了出来。

不同于西方学理谱系完整的体系化研究，本土对“后理论”理论本体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逐步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对米勒的阐释密切相关。要讨论文学危机问题，就必须聚焦和回到“文学性”这一本体性问题。有关文学危机问题的讨论是本土文论反思文化研究的重要起点，也是本土“后理论”知识生产范式形成的理论原点。朱立元、赖大仁等国内学人近年呈现了米勒的另一副“后理论”思想面孔，进而重绘了之前讨论的思想底色。

相较而言，西方从文学阐释学视域展开“反理论”论争到大卫·波德维尔的“中层探究”，再到近些年艾略特、阿特里奇对“后理论”本体问题的探讨，绵延近40年，形成了一个脉络分明的学术发展谱系。本土未有西方式系统化的“理论”，对“后理论”理论本体问题的讨论由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反思所激发。这一探讨过程重经验问题的解决，而稍逊于概念体系的建构。

在“后理论”新理论形态层面，本土理论也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生成路径。21世纪初，本土文论领域出现了辩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趋势。这一时段，正值西方“后理论”思想登陆中国，学界对风行一时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了更辩证的立场与态度。在反思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本土学人围绕文学本体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构想，如文化诗学、兴辞诗学、关系主义、新形式主义、本体阐释学等。在知识生产范式变迁的大语境中，上述理论形态不再是当代文论史中松散的互不相关的语义单元，而是作为本土“后理论”新理论形态递次呈现出来的全新的文论话语体系。

本土“后理论”话语的生成依旧较多依赖西方概念与命名，并以之作为论证理论体系合法性的学理依据。在与西方思想的互动中，伊格尔顿、米勒、莫瑞·克里格、阿特里奇等后理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又吊诡地以神谕式大“理论”的面目呈现出来。当然，比之20世纪80年代，本土在理论自反方面内生性自觉的强化无疑已是一种长足的进步。这种文论话语实践的自主意识以及建构本土特色“后理论”新理论形态的理论冲动已一定程度构成对西方宰制性优势话语的创造性解构与再造。中国特色文论有关“后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西方相关话语之关系，不再单纯是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宰制性关系，而是已流动性地转换为一种新型二元互动关系。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回应“后理论”文论话语的理论定位问题。“后理论”既不是一种线性断代、空泛的理论属性，也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最新走向或症候。它是继“理论”之后进而对之展开批判性反思的新知识生产范式。在中西知识语境共时性互动与映射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后理论”文论话语虽因其内生性特征有别于西方，但中西显然共有后文化研究时代文论知识生产范式转换这一更显在的属性。一些本土学者当下依旧过多依赖西方“理论”来对同源后现代文化理论展开批判性反思。在本土原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家尚未涌现之时，这种较依仗征引的知识生产方式似乎还有生存空间。依循中国特色文论发展逻辑，在回应与解决本土文论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实现“后理论”两个维度的理论化与在地化，或可真正扭转这一不平衡的理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