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深刻的社会自省是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12 次 更新时间:2023-12-03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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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  

使用劳动工具的显著效果使人类认识到外部世界可以改造。人类以智力而不是体力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中,基于抽象化逻辑推理和精细化数学分析的理性思维作为思想工具,在试错找错纠错的实践中不断提升着人类无中生有的想象力和实现设想的能力。但是人类理性思维永恒的局限性,致使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中出错是常态。人类思想中因此产生出“不”这个重要的否定性概念和各种回头找错纠错的反思。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分工后,各个阶层和个人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人们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时人类非理性逐利的劣根性,往往导致侵犯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他人的特殊利益,因而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中出错也是常态。

古今中外总有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者,针对关于重要自然现象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既有认识进行深刻反思,其创新的大道至简的基础性认识被民众理解接受,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就体现为社会自省。人类社会不存在能够料事如神、包打天下和普济众生的超人,任何社会进步都离不开集思广益中的民众参与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中的民众奉献。所办大事的成败对错则取决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自省作为思想基础。大禹的以疏治水理念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引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自省,进而促进社会进步的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例。中华大地在远古尧舜时代洪灾频仍,大禹反思鲧以堵治水一再失败的错误,带领民众在十多年中疏通了华夏九州许多河流,让洪水得以通过河道流入大海还使大量土地变成农田。此后大禹以疏导为主的治水理念成为社会自省主流认知,到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都江堰、灵渠和郑国渠等一批大型公共水利工程建成,对于古代中国发展为东亚经济政治中心有着决定性意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的日心说逐渐在社会自省中被认可,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宣称上帝以地球为中心创造世界的基督教义。此后几百年先后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登上政治经济舞台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使西方国家快速走到世界前列。

科学革命使人类社会认识到,各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形而上规律可以用科学思维认知,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可以大幅度促进社会发展。自然灾害对于人类固然凶险,但是其背后并不存在无常的阴谋。相对而言人类社会内部由于非理性逐利劣根性引起的欺凌、迫害、战争和屠杀,给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造成了更多、更大、更普遍和更长远的危害。为保障社会稳定发展人类社会必须构建规范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制度。由于人不是神,人类不可能构建出绝对公正和谐的终极性最高社会制度。只能以内涵与时俱进的自由、民主、公正等基本理念,和保护好作为人类唯一家园的地球的生态环境为终极追求,永远走在纠正已有社会制度的缺陷和构建更好社会制度的路上。思想认识领域中为了维护或者批判具体社会制度而提出的理念、价值观和理论的总和统称为意识形态。近现代以来社会自省的重点逐渐转向针对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找错纠错的反思。

社会自省不能仅仅靠历史传承或理论学习形成,需要针对已有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认识,在自以为非的找错纠错中不断深化。没有深刻自省谈何坚定自信,国家因深刻的社会自省而伟大。人类历史上许多古老文明的衰败都不是因为缺乏英雄人物和辉煌成就,而往往是由于缺失社会自省后沉迷在盲目的社会自信中。文明复兴的重点也不应在于宣扬曾经的辉煌和重新崛起的业绩,而应该首先以深刻社会自省批判解读此前文明衰败的自身因果关系。

晚清时期“万马齐喑”的中国丧失了社会自省,甲午战争大败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后大批忧国忧民的中国思想者不断涌入日本,在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使中国思想者的精神焕然一新。但是当时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却仍然相信,义和团能够以刀枪不入之身扶清灭洋。四十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深刻社会自省。正如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所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回顾中国古今的社会自省,从秦朝末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暴政农民起义的社会自省,到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社会自省,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反独裁民主运动的社会自省,再到文革结束后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思想桎酷的社会自省,这些重点和深度不同的社会自省都导致了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变革。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的社会自省,则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社会自省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非官方的理性批判、民众的理性参与和不同国家的各具特色。在对重大社会问题找错纠错的反思中,任何官方自省必然以不能有损于当下国家机器的权威为前提和边界。社会自省不受权力捆绑,思想者不以官爵为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因而社会自省的理性批判具有更强的彻底性。社会自省中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找错必然涉及真假对错的判断标准,纠错则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和价值观。哲学反思重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善恶本质和民众根本利益,因此社会自省依靠批判性和系统化的哲学反思才能走向深刻。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起步,主流意识形态对此顾虑重重不予支持。而农民为了活命的社会自省则敢于突破戒律,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私下签订了分田包产到户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约定。有人向省委书记万里举报小岗村偷偷走资本主义道路,万里回答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有人责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你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杜润生的回答是:“我要农民”。正是基于尊重农民的生存权利,中国农村迅速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村避免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的重演。与此同时由学术界思想者提出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哲学认识论层面由下而上的深刻社会自省。随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邓小平大道至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终结了对新的生产关系姓资姓社的一再纠结,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社会自省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理性参与,思想者的深刻认识只能是学术象牙塔中没有经过社会实践证实证伪的工艺品,相关的学术争辩至多引起茶壶里的风暴。中国古代思想者对皇帝家天下社会制度有过深刻质疑但是缺乏民众理性参与。如鲁迅所指出民众在盛世时满足于做稳了奴隶,民众在乱世时揭竿而起却仍然寄望于拥戴出新皇帝再做稳奴隶。因而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民众自觉广泛深度参与的社会自省始于西方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从理论上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沦来摧毁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社会自省的群众基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次起义显示出民众的伟大力量,彻底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和稍后颁布的《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制度的出生证书。

中国民众的社会自省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帝王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文化基础进行了猛烈的扫荡,促进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思想准备。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社会自省中投身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民众进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和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深刻地诠释了毛泽东指出的基本理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没有深刻的社会自省,在从众思维的影响下群众运动往往被变异为政治权力斗争工具。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民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高涨,然而社会自省被异化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自我否定,每天要在毛主席像前做早请示和晚汇报。结果直到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瘫痪、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和群众组织间爆发大规模武斗的最危险的时候,基础群众仍然有着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在武斗中勇于献身的盲目社会自信。以至于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共高层领导为终止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对文革旗手江青等人使用秘密抓捕的方式,终止其继续利用民众的盲从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说明群众和群众运动自身的缺点错误也必须是社会自省的反思重点。

社会自省具有国家特色源于世界上不存在彼此基本国情、发展道路及成败彼此相同的国家,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具体认知中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和永远正确的真理。社会自省中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终极追求和社会发展理念,其普世性并不是指将其搬用于不同国家能够立竿见影地复制出社会进步。而是指将其引入其他国家结合具体国情民情,能够在社会自省中有效发挥找错纠错之基础性作用,进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社会发展道路。

世界近现代史中社会主义主张的平等共富的价值观,近一百年来对西方国家的社会自省产生了深刻影响。经过广大民众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选举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性进步,有效地缓和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中国则在民国初年引入代表着近代西方国家价值观和终极追求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引入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对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进步都发挥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在这二个例子中的社会自省各具特色,西方国家没有因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也没有因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社会阶层间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此过程中的社会自省必然曲折乃至跌宕起伏,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号的舆论导向,一方面可以很容易将刀刃向内找错纠错的社会自省污名化为卖国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很容易将社会自省异化为对针他国的批判控诉,使本国的盲目社会自信坐大。例如当今美国国内面对金融危机、种族歧视、枪支泛滥、贫富分化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深刻的社会自省。然而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都把美国优先和对他国进行封锁围堵经济制裁,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要手段。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通过不断强化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使一度“脑死亡”的北约起死回生。在压制西方阵营内部社会自省的同时,强化了美国可以霸权横行世界的盲目社会自信。

当代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快速提升、人类社会在总体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面临着更多的政治、经济、生态危机。许多国家内部严重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国家间的经济制裁封锁、军事同盟扩张也愈演愈烈。数十年来不断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生灵涂炭,高技术武器的大量投入还可能引发导致人类自取灭亡的全面核生化战争。

人类社会在二战后痛定思痛制定出以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为三大支柱的《联合国宪章》,其中论述价值观和终极追求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过时。当下人类社会的困境主要源于,权力和资本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利用并且捏造对方的重大错误,同时又遮掩和封存自己的重大错误。大量真相被扭曲导致社会自省与真理无缘,相应的社会自信则趋向支持国家机器的霸权化、极端化和暴力化行为。

意识形态之争异化为不计手段的以假乱真,有三个世人皆知的典型事例。第一个典型事例是卡廷森林惨案,即苏联二战中在卡廷森林等地对已经缴械的二万多名波兰被俘军人、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1943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大量被害者尸体后组织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军人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苏联政府随即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此后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民众、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苏联政府一直否认上述罪行是苏军所为,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1990年波兰总统访问苏联,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卡廷事件所形成的国家仇恨将长期存在。

第二个典型事例是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赫什2023年2月8日在个人网站上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家安全工作组进行秘密讨论后决定对“北溪”管道实施破坏。2022年夏天美军潜水员在北约演习期间将炸药安装在“北溪”管道上,三个月后由挪威启动引爆炸药。对此白宫发言人称赫什的所谓“调查”完全是“虚构”的。赫什的爆料还遭遇美国主流媒体冷遇。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的攻击文章还将赫什称为“名誉扫地的记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北溪”管线曾被称为欧洲能源的生命线,其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国际社会有权利要求彻查。”不久后美国又语焉不详地宣称是亲乌克兰的民间组织实施了“北溪”管线的水下爆破。西方国家对‘北溪’爆炸案讳莫如深反常举动的背后目的令世人诧异。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展示了一个装满白色粉末的小塑料瓶,作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然而从美国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直到2010年8月美军作战部队从伊拉克撤出,7年多的时间里全面占领了伊拉克的美军始终没有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鲍威尔卸任国务卿后接受采访时承认上述自己在联大发言是自己的“污点”,“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提出这一理由的人,这永远是我历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现在还感到痛心”。

真相模糊不清情况下民众的认知很容易被拖入难辨是非的泥淖。为此1994年南非执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统治结束后,新的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宗旨为“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先后听取了二万多名证人的陈述,其中有受害者也有作恶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历时九年完成使命将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如今南非民众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促进了正确社会自省的形成,为社会和解奠定了基础。

与世上人无完人的道理相同,世上也没有历史上从未犯重大错误的国家。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认识基础,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民众间实事求是的互信。主要障碍则在于意识形态相互妖魔化和封锁扭曲重大错误历史事件的真相,导致国家间形成了彼此对立的情绪化民众认知。破除此障碍的各种努力中,与大力宣传自己国家的优点和成就、解读对抗国家的缺点和过错相比,坦诚面对历史真相刀刃向内实事求是的深刻社会自省,是建立各国民众互信更为有效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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