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最早由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组织原则，还在共产国际内部通过民主集中制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全面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总结出了“先民主后集中”、“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系列基本要求。保障在决策前的协商阶段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集中统一的执行阶段使决策得到高效落实。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党内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内贯彻运用民主集中制，还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广泛民主协商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大业。

民主集中制在新中国继续发挥基础性制度保障作用，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依靠民主集中制成功应对了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时，中国政府依靠民主集中制迅速统筹全国资源，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部署医疗物资调配、疫苗研发等工作，迅速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又如中国依靠民主集中制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责任，整合全社会资源精准施策，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近年来中国面对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全面封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芯片技术等重要领域取得突破，也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关注重点是正确决策及其有效执行，对民主理念的内涵并没有全面阐述，对由于人不是神导致决策需要持续找错纠错也没有后续要求。因此如果仅仅关注“先民主后集中”的先后顺序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主从关系，则往往忽略了民主理念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内涵，和社会自省在决策在执行全过程中找错纠错的基础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这些误解屡屡导致民主集中制被异化为一把手打压不同意见的一言堂，造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其中苏共的重大失误正是在民主集中制实际操作中，严重偏向最高权力过度集中而且不受制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产生了如乌克兰大饥荒和农民暴动等严重社会问题。苏联的社会自省开始质疑斯大林的政策，对此斯大林在193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大规模政治清洗和肃反行动。清除了他认为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大量党政官员、军队将领、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在1937-1938年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就抓捕了150多万人，其中至少70万人被处决。苏联红军中有五分之三的高级将领在大肃反中被处决，导致苏军在二战初期面对纳粹德国的大规模入侵难以组织有效抵抗，以至于德军迅速直逼莫斯科城郊。

与苏共和苏联的情况比较，中共在实践民主集中制过程中更加谨慎探索，更加包容包括党内党外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省，在反思中央决策中的找错纠错。其中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遵义会议”及和平建设年代的中共“七千人大会”，对于深化理解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中共早期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只有前者服从后者的集中领导，没有民主和自主可言。当时中国外有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内有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全面打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主张通过中心城市暴动推翻反动统治“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导致严重挫折和损失。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其在苏联教过的得意学生王明，从非中共中央委员跃升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且实际上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王明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会后立即有一些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自下而上提出不同意见。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连夜大转移。危急关头王明要求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共产国际远动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一年多前留苏回国年仅24岁的普通党员博古负总责。接着党中央转入中央根据地，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则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遣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否定了中央根据地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坚持阵地防御和正面硬拼，在大量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下，红军屡遭失败不得不在1934年10月走上长征之路。长征之初博古和李德仍然沿用僵化战术，造成湘江战役中的惨重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在同一时期中国还有着军阀间的多次混战。败者往往投降后并入胜者，或者士兵作鸟兽散后其将领躲入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做寓公。只有具有坚定信仰和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和红军，才能够自我纠正错误在绝境中反败为胜。但是这时由于负总责的博古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显然不可能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上而下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危局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被排挤出军事决策层的中共领袖，在行军途中和战斗间隙深入了解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见，围绕革命方向、军事战略和党的领导权等问题深刻反思。在彼此交换认识和商讨对策中政治局多数人形成了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使红军摆脱屡战屡败的被动战略态势。

与苏共和共产国际推行的民主集中制不同，遵义会议体现的民主集中制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具有中国特色。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被错误路线排挤出领导层的中共领导干部，在战争实践中深入了解广大红军指战员思想情绪，以高度责任感肩负起深刻反思自省的历史重任，引领形成了群体性自省。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省本质上属于战争危急环境中特殊形式的社会自省。在最高指挥执行错误军事路线不能自拔时，这种深刻的社会自省尤为重要。

二是在战争危局中聚集召开的遵义会议的重点，集中于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和重组最高军事决策领导机构。避免了把议题扩大到政治路线问题引发各级领导组织变动和久拖不决的争论，使红军面对强敌追杀贻误战机遭受灭顶之灾。这也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高明之处。正确军事路线保障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也为几年后的延安整风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精神内涵在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致。遵义会议自始至终都没有把党内矛盾当做敌我矛盾，会前和会议初期处于领导地位的博古和会议后期实际上回到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相互间都没有采用苏共肃反中开除党籍和关押枪毙等极端手段。这种理性包容避免了党内分裂和军内另拉山头，保障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几年后的延安整风全面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以找错纠错自省的民主集中制方式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此后的的十多年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共运用民主集中制走向胜利的黄金时期。延安整风系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实事求是”理念，在反思和自省中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而统一认识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与此同时在国民党政府实际控制的中国大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共还成功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国统区民主运动。学生、工人、民主党派等社会各界人士经由空前深刻的社会自省，不畏强权镇压发起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争取自由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与人民军队的武装斗争共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了全面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能不能包容以对执政者找错纠错为重点的社会自省，是对中共新的重大考验。威望如日中天的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一心想在工农业生产上超英赶美，把新中国高速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本营。然而人不是神，过度依靠英明领袖最高指示的民主集中制，必然异化为一言堂压制基于民主的党内高层的自省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省。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相报道粮食亩产万斤，普遍毁林伐树用于土法炼钢，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和广大民众都以为中国可以跑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事与愿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导致粮食短缺引发大饥荒，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大量的基本建设也难以为继。

面对经济建设中这种“湘江战役”式的重大挫折，1962年初召开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参加者为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领导干部，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负责干部，共计七千多人。中共中央原本是要将其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广大基层干部吃尽了图虚名而遭实祸的苦头，他们内疚自责又有一肚子怨气。原定的会议主题已经显然难以在这次大会中落实。对此中共中央发扬遵义会议传统，痛下决心再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深刻反思和付诸实践探讨。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千人大会”上，会议开始就改变了以往事先定下主题在集中指导下进行民主讨论的模式，毛泽东建议“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就是要全面了解，民众和基层干部对大跃进运动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省。中共中央根据大家的意见调整会议主题和会期长短，原定10天的会议时间开了28天。

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发扬党内民主，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大会。上下通了气，调整了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冒进，突然改变为批判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带来的党内紧张关系。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承认自己在决策中的失误。他指出：“我们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高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低估了客观规律。”刘少奇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当前的困难局面既有天灾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原因，甚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邓小平在多年后指出，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展开党内批评，是从来没有过的。

七千人大会明确指出高指标、浮夸风和不切实际的计划导致了粮食短缺和工业生产下降等严重经济困难。同时调整了农业政策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恢复家庭副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饥荒问题。工业方面会议提出要降低生产指标，减少不必要的建设项目，集中力量发展基础工业和民生工业。这些调整为后来的经济较快复苏奠定了基础。

七千人大会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与大多数中央领导都认真做了自我批评不同，1959年庐山会议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的发言大力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指出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事后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评价竟然是：“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这种基于个人崇拜的判断决策正确与否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在实践中寻求和运用理论并且不断检验和完善理论的认识论基本共识。为几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埋下了伏笔。

（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