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化、民主化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将现代化、民主化的追求和理念转换为现实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原创性贡献体现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层面。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生成于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民主革命、共和民主、人民民主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方式、社会基础和发展路径。从理论维度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民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跨越了西方叙事中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陷阱，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民主化、传统关系悖论的三重限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理论的双重超越。从实践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源于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双向互动，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民主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科学的民主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传承人类政治文明共同价值、契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政治创造，深入研究和阐释其原创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界有关现代化与民主发展关系的研究颇为丰富。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是西方式现代化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西方主流学界的回应并未触及这一矛盾的根源，即资本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的总体限定”。有的学者聚焦于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认为中国经验“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有的学者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认为“意识形态引领护持的价值优势、党与人民有机协同的结构优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数字技术赋权增能的效率优势等共同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迭代发展”。有的学者聚焦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人民底色，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和重要驱动力”。以上有关现代化与民主关系、中国式民主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等方面的探讨颇具启发性。本文试图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重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原创性贡献。
一、历史逻辑：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
西方现代化民主化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源流、现实土壤、应用场景和理论限度，不能因其首先出现而将其视为世界现代化民主化的唯一方案。从历史维度看，首先出现在西方的现代化民主化模式已然被扭曲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输出实践，其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帮助被输出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民主化之路，而是为了谋求被输出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市场、主权并将其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从效果维度看，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民主化模式的输出实践，并未实现被输出国家和地区的繁荣、稳定，反而因西方式现代化、民主化模式固有且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而播下了分裂、冲突、战争的种子。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文化传统和历史根基，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条件、发展方位和战略议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原创性贡献，不应在西方现代化、民主化模式之中去寻找，而应在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中去把握。
1.民主革命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方式
作为一个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和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概念，“革命”一词与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密切关联。马克思认为，“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汉娜·阿伦特认为，“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将现代化民主化的追求和理念转换为现实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伟大跃迁往往与革命观念及其行动密切相关。从世界经验来看，传统国家在迈向现代化民主化过程中，势必面临着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选择何种制度代替旧制度，二是选择何种方式代替旧制度，三是选择何种话语阐释新制度。三者主要涉及现代化民主化的前进方向、实现路径和合法之基。从欧洲经验来看，新旧制度切换间的话语阐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789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给民主语言注入的活力，在于它改变了民主原来的含义”，1848年英国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巨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法国政治革命使“民主”一词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表达，英国工业革命则使“现代”一词获得了革命意义上的表达。
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现代革命的直接产物，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则是国家转型的直接产物。从革命历程来看，在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首先遭遇了前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选择何种制度代替旧制度，二是采取何种方式代替旧制度。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初始阶段，面对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明确国家现代转型的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并使之凝聚为共识，构成了同时代中国先进分子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然而，作为被强行卷入世界现代化、民主化潮流的古老文明国家，近代中国在遭遇异域挑战之初，被动的行动应对多于主动的理论审思。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野蛮侵略带来的全面危机，使得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在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之下展开。近代中国民主实践内外要素的碰撞与聚合，既植根于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历史规定性，更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作为一种异质于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形态，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始于19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
文化传统、历史根基、文明基础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发生方式、演进结构及存续形态的差异巨大。“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在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共同体”；在文明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血脉相融的“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文明认同的同一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因此，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不是解构一体性，而是从维系中华民族国家一体性出发，实现民主革命、共和民主、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孙中山先生试图探索一劳永逸的办法，“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虽然“三民主义”学说未能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却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而民主革命的真正成功，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实现的。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是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型。与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介于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
2.共和民主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共和民主最早出现在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选择和探索却是自觉的和主动的。“民主共和的首要使命是给人民以地位，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现代政党与民主共和相生相伴的现实，使得中国的先锋型政党是作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而存在。因此，近代中国势必在重建社会和国家过程中选择“政党凝聚人民、人民建设国家”的战略模式。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实践，既肩负着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下大一统封建专制的历史使命，又肩负着维系和构建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新的大一统的历史使命。
但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辛亥革命的改朝换制并未迎来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动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从效仿欧美到效仿苏俄的现代化、民主化转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借鉴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模式通往民族解放之路的希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1922年党的二大首次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关于我国国名的讨论中，周恩来提出，“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从理论来看，民主与共和的关系涉及国体与政体的基本问题。国体指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政体指的是国家权力的去向，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分配。国体大致上分为主权在君或主权在民，政体大致上分为独裁或共和。基于国体和政体两个类别的划分，通行的政治体制大致有四个类别：君主独裁、君主共和、民主独裁、民主共和。从概念上看，民主（democracy）与共和（republic）在中英文中都是两个词。从实践上看，两个词都是指向民选政体，前者基于古希腊的民主实践，后者基于古罗马的民主实践。从理念上看，民主在权力来源和分配上更侧重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共和更侧重不同人群和力量之间的平衡。从实现路径上看，近代中国建构共和民主和实现旧邦新造的过程，既是中国先进分子学习引介、比较选择和借鉴遵循蕴含在西方式共和民主中的人类政治文明共有价值的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契合传承、持续激活和重新配置蕴含在中国式共和民主中的人类政治文明共有价值的过程。
不同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民主化之路历史起点、政治基础和发展路径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其行动逻辑和战略议程。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使得近代中国以民主革命、共和民主、人民民主有机统一的方式实现了千年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百年征程中，“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和民主建构的自觉主体和支撑力量，首要的关键不在于政党组织有多么系统，政党的整合力有多么强大，……而在使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与任务的展开，共和民主就拥有了在中国全面成长所需要的所有基础和切实可行的行动逻辑”。
3.人民民主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民主化模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的异化和挤压，高扬人的主体性构成了超越其固有且不可调和矛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恩格斯认为，“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列宁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更是反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为一个较晚迈上现代化民主化之路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面临着回应世界潮流与接续本土传承的双重挑战，肩负着传统文明转型、现代国家重建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三重使命。从世界经验看，无论是政党及其政党制度决定国家的民主制度，还是国家及其民主制度决定政党及其政党制度，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民主制度的确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与社会根基。在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势必生成独有的民主结构。这一结构既构成了追求和实现民主价值的阶段性结果，同时又凭借民主制度与民主结构的有机互动得以巩固和发展。从理论上看，“民主在今天普遍流行，只是因为它是人类能够提出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现在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制度结构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它将极大地促进行动者的合作和团结行为”。但从实践上看，民主制度与民主结构之间并非一直都是正向的有机互动，两者关系的背离亦可能造成去民主化现象的发生。
与西方民主主体的虚置不同，中国式民主始终围绕着推进人民民主展开。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一个较晚迈上现代化、民主化之路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国家独立之路极为艰辛。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民主化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和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起步之后，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改革开放激活了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推动着现代民主要素在思想、价值、制度等多个层面深层次互动。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呈现出宽领域、大跨度的显著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标志性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本质要求。
二、理论逻辑：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超越
“民主”一词，从古希腊时代产生时便确定了“人民的统治”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就是“允许人人有权参政的体制”。但是，由于历史剧中人和历史后来者对“人民”“统治”概念界定的差异，“民主”的概念充满了争议。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民主化模式运行弊病、固有矛盾和先天缺陷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性超越。为应对西方式民主赤字化、绝对化、工具化、武器化乱象，西方学界提出了“文化影响民主”“加强民主制度的‘精英’因素”“去主权化”等观点作为辩护，但却无法掩盖西方式民主的先天缺陷。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跨越了西方叙事中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陷阱，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与西方民主化、西方现代化与西方传统、西方民主化与西方传统三对关系固有矛盾的三重限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理论的双重超越。
1.跨越了西方叙事中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陷阱
作为一种政治生活和政体分类，民主并非定于一尊。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垄断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定义权、阐释权和评判权，凭借其话语霸权包装西方式民主，并为其戴上普遍性的光环。基于线性历史观的局限，民主与威权的二分法成为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二分法之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这种将现代化、民主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的西方叙事，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坐标，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民主”与“威权”。“威权”被视为“民主”的对立面，绝对君主专制、贵族制、法西斯国家、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等都被划归为威权体制。然而，民主与威权二分法却遭遇到无法解释民主实践的困境。虽然有西方学者试图将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中间地带划归为混合政体，或提出了封闭式威权、选举威权、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四分法等应对方案，但是西方民主实践却带来了西方社会的撕裂和冲突，造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混乱和动荡。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危机并非民主本身之错，而是民主实践出现了偏差。西方民主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互背离，使得西方叙事中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
面对被输出国家和地区“民主化改造”过程中遭遇的“民主化陷阱”，西方叙事并不认为这是西方式民主理论的先天缺陷，甚至声称“这些问题一定和民主本身有关”，“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极端不适合民主”。然而，这种西方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下“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遭到了西方本土理论研究者的质疑。近期，一些西方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平台等日益趋同的调查数据颇能说明问题。例如，皮尤中心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需要重大改革，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再是民主典范。2023年，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仅为16%。
西方式民主理论的先天缺陷及其霸权逻辑，使其无法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原创性贡献。基于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态势以及超越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建构自主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有的学者立足文明对话，试图超越“民主—威权”二分法，将二分法转化为包容性的“三位一体”概念框架，把民主划分为西式民主与中式民主两个民主政体亚类型；有的学者立足民主发展，通过考察中国发展的民主基础与民主化战略，认为“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是复合民主”；有学者立足话语构建，依托历史政治学方法追问中国民主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指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一种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总体来看，无论是聚焦民主模式的类型学划分，抑或是聚焦民主模式的本土化解释，都彰显出这样一种共识，即应先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普遍性原则和超越性贡献揭示出来，然后再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并助推其转化为世界性共识。
2.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民主化、传统关系悖论的三重限定
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千差万别的社会条件、运行基础、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对美国民主高度赞赏的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民主化模式在善治维度上优势的消退和治理乱象的频现，西方社会持续数十年的有关现代化与传统、民主化与传统、现代化与民主关系悖论的争论日益凸显。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与传统关系的悖论。作为在民主革命、共和民主、人民民主有机统一中迈上民主之路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决定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现代转型的独特性。“长期的统一，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相当普遍的共通性”；持续的融合，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度的认同，造就了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从现代转型的实现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是要解构大一统，而是为了更好地维系大一统。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民主化与传统关系的悖论。美国学者亨廷顿声称：“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二战以来西方国家蛮横的民主输出实践，扭曲了被输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摧毁了其国家转型的本土根基，瓦解了其民主建构的主体力量，埋下了分裂、冲突和战争的种子。以资本增殖为驱动的西方式民主化，承载着向被输出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的逻辑强制。从传统要素的现代转换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有效化解了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的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始终坚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与西方式民主化关系的悖论。“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民主”“现代化反对民主”“民主背离现代化”等实践困境及其理论解释的出现，充分暴露出西方式现代化与民主化关系的紧张。不同国家迈上现代化社会基础、内外条件、逻辑起点和发展路径的差异，造成了其民主价值目标选择、民主建设路径选择、民主行动基本原则、民主道路探索过程、民主发展议程安排、民主能力实现形式、民主形态实践表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民主化模式的运行弊病、固有矛盾和先天缺陷，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主化的有机统一。
3.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理论的双重超越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评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制度体系、治理机制，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政治表达乃至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与资本主义民主强调民主要素的对立性面向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强调民主要素及其支撑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并不是先在的理论或观念的产物，而是民主实践探索的历史结果。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板块的民主架构。为适应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带来的政党、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原有的民主架构又增加了“民主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将“民主协商”纳入了原有的中国式民主架构，并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了起来。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民主建设的主要目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传承人类政治文明共同价值、契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政治创造。这一伟大的政治创造，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理论逻辑扎根于时代和历史的土壤，并以实践为源泉和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建立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为世界现代化民主化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三、实践逻辑：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思想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问题重要论述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上接续了百年中国民主实践探索奠定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基础。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是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总钥匙”和“总开关”。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仅从价值、制度、结构等多个维度展开，而且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1.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有机统一
“人民主权”替代“君权神授”的概念，在西方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随着选举主义民主观的兴起，西方民主日益演化为“选民至上”。这使西方民主制度深陷金钱政治的漩涡，造成了其退化。例如，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美国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超过90%的参众议员候选人通过砸钱赢得选举。
与西方式民主以选民为主体，注重单一选举过程不同，中国式民主以人民为主体，注重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有机统一，在民主制度上践行人民主体性，在民主结构上坚持人民中心性，在民主实践上坚持人民至上性。在人民主体性上，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以及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之间的有机互动，有效推进了民主制度、民主机制与民主程序的科学设计与贯彻落实。在人民中心性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民主所谓选民政治与精英治理的不足，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于人民生活的多个方面。在人民至上性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民主聚焦于单向度政治领域的局限，坚持民主应注重解决人民实际问题，坚持人民参与民主治理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最大限度地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落到实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全过程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有机统一。
2.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在学习借鉴和比较选择蕴含在西方式民主中的人类政治文明共有价值的基础上克服短板、实现超越的。每前进一步，几乎都包含着古今中外诸多要素的重构。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民主理论的经典话题。熊彼特最早将西方民主限定于程序民主，并声称“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效的标准，可以用来辨别民主政府与非民主政府”。亨廷顿进一步将程序民主限定于选举民主，认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民主政治离不开程序民主，但有程序民主不等于有实质民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统一了起来，实现了对西方式精英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民主的三重超越。
从民主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式精英民主的局限。西方不少政治家、理论家和思想家认为，“人民”作为主体的“人民的统治”，存在着主体不明的问题。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的指涉在自然个人、社会个体、大众群体之间摇摆。选民代替人民投票、精英代替人民掌权，造成了民主主体的虚置和西方精英主义民主观的兴起，加剧了民众对选举政治的疏离。例如，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全国范围内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仅为23%。与西方式民主明显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中的“人民”是具体和真实的。
从民主客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政治民主的局限。西方式民主聚焦于政治领域的特点，窄化了民主覆盖的范围。虽然将民主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遭遇到西方本土民主理论研究者的质疑，甚至有左派声称“夺回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权”，但是西方式民主在解决政治领域之外诸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上仍捉襟见肘。与西方式民主客体单向度覆盖于政治领域不同，中国式民主是全覆盖的民主。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从民主主体作用于民主客体的方式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超越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局限。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本就极大地缩小了民主的概念以及民主主体和民主客体的覆盖范围，造成了民主概念及其功能的窄化。这种窄化了的民主，仍然向着继续窄化的方向前进。选民代替人民投票、精英代替人民掌权，使得西式选举民主的概念及其功能进一步窄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仅是真实的选举，而且还“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
总之，从民主主体、民主客体和民主主体作用于民主客体的方式三个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西方式精英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民主的全方位超越。
3.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机统一
与占据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话语体系主流的选举主义民主观、竞争主义民主观、精英主义民主观及其实践不同，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式民主具有鲜明的结构差异和功能优势。
一是民主结构的重心差异。“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与西方式民主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不仅将选举民主的事前、事中、事后统一了起来，而且还把各个环节彼此贯通。
二是民主结构的价值差异。与西方民主的竞争性原则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强调一致性原则。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中国式民主的亮点。协商民主使得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民主集中制打通了集体领导与广泛协商之间的通道，群众路线优化了政党、社会、国家、人民之间的有机互动，协商民主拉近了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距离，人民民主在党的领导、国家建设、群众路线、广泛协商的有机互动中得到结构性的保障。
三是民主结构的主体差异。西方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制，实行的都是单一的代议制民主，选民代替人民投票、精英代替人民掌权导致了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的缺位和作为民主客体的覆盖的狭窄。直接民主的缺乏和间接民主的悬置，造成了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给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强势回归提供了契机，由此造成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民主的倒退。与西方以选民为主体的“单过程选民民主”、以政治为客体的单覆盖竞争民主、以程序为首要的单向度精英民主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既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能够实现直接民主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也有各种形式的间接民主来保障人民的广泛权利。
总之，面对西方民主赤字造成的政党恶斗、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治理乏力等多重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以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4.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
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旨在实现人民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民主只有放在国家的范畴之内才能产生实质意义。西方民主自“选民至上”代替“人民主权”后，“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试图以划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为方法，揭示西方式“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基于过去几百年世界各国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考察，试图从公民民主诉求与国家民主回应的一致程度上来评析民主和测量民主：“当一个国家和它公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这些特点，我们就说其政权在这个程度上是民主的。”但在实践上，民主主体的虚位、民主客体的窄化、民主过程的单一造成了人民与国家关系的疏离。人民远离民主政治生活而产生的形式民主、虚假民主、变质民主，导致其深陷政治极端化、社会民粹化、认同分裂化的困境。例如，2022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系统性危机。据美利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2023年调查数据显示，18岁至34岁受访者中，48%的人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更多地阻碍他们实现美国梦。
面对民主之问，需要新的民主观；跨越西方民主陷阱、克服西方民主弊端，也需要新的民主观。真民主、好民主，应是凝聚社会共识的，而非造成社会撕裂的；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而非加剧利益固化的；应是保持稳定有序的，而非带来混乱动荡的。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和民主成长，既取决于人民的民主需求的历史规定性，更取决于国家民主能力供给的基础条件、结构形态和功能效度。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从多个维度回应了国家政权行使和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命题，保证了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实践与现代化发展全球调查报告2023》显示，23国民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表示高度赞同，最认同“民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诉求”（91.4%）、“民主应注重解决人民实际问题”（91.4%）、“国家权力应得到民众有效监督”（91.2%）等。
四、结语
作为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传承人类政治文明共同价值、契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及其原创性贡献体现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层面。就历史逻辑而言，其原创性贡献生成于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变奏；就理论逻辑而言，其原创性贡献彰显于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双重超越；就实践逻辑而言，其原创性贡献拓展于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从比较的视野来看，由于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民主价值目标选取、民主建设路径选择、民主行动基本原则、民主道路探索过程、民主发展议程安排、民主能力实现形式、民主形态实践表征等方面亦是千差万别。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视野来看，近代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人民革命建立人民国家、人民统治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在推进民主革命、明晰民主价值、规范民主行动、规划民主战略、设置民主议程、实现民主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性吸纳和转化皆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一原创性贡献不仅超越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叙事逻辑和认知框架，而且还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和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