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丹丹，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5年第6期。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作为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生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一理论可概括为生态本质论、生态实践论、生态目标论等核心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继承“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在现代化实践中创新性地发展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又将“取用有度”的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地转化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新境界，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生命共同体；中华传统生态思想；创新性贡献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ZD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5BKS041）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密切相关，生态现代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的历史经验，而且深刻诠释了破解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从而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成果。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核心内容及创新性理论贡献，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学理性研究。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核心内容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创新性贡献，首先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核心内容，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既要聚焦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又要紧扣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的全过程，是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重要理论支点。基于此，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可凝练为生态本质论、生态实践论、生态目标论三方面的核心内容。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基础，指导着生态建设的具体实践；而生态实践又始终遵循明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层层递进，形成了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
（一）生态本质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理解生态本质论的核心命题，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既是对生物学和生态学中不同生命体相互依存、协同进化原理的有益借鉴，更是对中华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只有立足共生视角，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本质特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核心在于承认双方的相互依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这一论述揭示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彼此依靠、共同生活。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资源和生态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只有敬畏和保护自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揭示出，人类依靠自然界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人类无法离开自然界而存在。同样，“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就阐明了脱离人类实践的自然界，将失去现实意义。因此，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自然界也离不开人类，二者是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共生共存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体现在双方的相互合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这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的合作关系证明了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首先，人与自然通过互惠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现代化社会的各项发展都依赖于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和能源资料。另一方面，人类为自然界赋予价值意义。这意味着，脱离人类社会或人类劳动实践，自然界的价值将无从体现。所以说，人与自然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关系构成了双方合作的重要前提。其次，人与自然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共生理论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含合作又存在竞争，但合作是根本属性，竞争则是推动共同进化的动力机制，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逻辑。为了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与自然建立多样化的合作关系，但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关系，进行双方力量的较量。马克思指出，人类“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这里的“搏斗”并非对抗，而是人类在自然规律约束下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行为。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由此可见，人类既依赖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与自然界进行合作；又要在合理范围内改造自然，与自然界展开竞争。二者在合作与竞争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和谐共生。概言之，人与自然的合作与竞争辩证关系，本质上是为了在竞争中深化合作，在合作中优化竞争，最终实现双方共同进化、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关键在于人类尊重自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摒弃征服自然的傲慢态度，才能避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代价，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一论述强调了人类不能无所畏惧地支配自然，而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自然规律。一要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地位。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彰显了自然界的母体地位。从“类主体”的维度来看，自然界作为生命孕育者的地位不容忽视，基于此，我们要承认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认识，要发自内心地敬畏自然和尊重自然。二要遵循自然规律。马克思强调：“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人类实践活动必须在自然规律的限度内进行，任何试图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的行为，终将遭到自然的严厉惩罚。可以说，人类尊重自然，不是被动地顺从，而是在科学认知基础上主动适应自然规律，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方法。
（二）生态实践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核心理念，绝非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通过科学规划和严格实践得以贯彻落实。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的实践中，必须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传承的关系，推动社会向生态文明全面转型。
其一，注重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否则将会影响现代化社会的全面性建设和长远性发展。党中央强调把生态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就是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而且要注重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自然资源。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度显著提升。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创新性提出，从辩证法角度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二元对立。“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理念既肯定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又明确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在提升民生福祉上的共同目标。进一步看，在“两山”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表明，生态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而发展方式优劣关乎生态保护成效，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既要在补齐生态建设短板上多用力，将绿色发展原则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又要转变发展理念，从追求发展速度规模转向注重发展质量效益。可见，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从而形成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其二，推动生态保护与政治建设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一论述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度，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的政治定位，体现出我们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自觉和政治使命。基于此，推动生态保护与政治建设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完善顶层设计，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责任制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将生态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转变政绩观，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加强监督问责，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终身追责制度以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这警示我们必须全面推进生态领域的从严治理，尤其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绩考核。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政治任务，既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又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其三，促进生态保护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生态文化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纵观文化演进史，生态文化实现了从工业文明时期的“征服自然”价值观向生态文明时代“和谐共生”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文化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正如罗荣渠所说：“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这表明，生态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必然性。当前，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已难以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亟需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发展模式及文化体系，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与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既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培育全民生态意识；又要促进生态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新业态；还要建立生态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将生态指标纳入文化发展考核之中。总之，通过统筹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让生态文化理念融入社会发展各领域，形成全社会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以浓厚的生态文化氛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动力。所以，我们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化建设，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生态文化体系。
（三）生态目标论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这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构建起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从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明形态的更迭始终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意味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能够延续人类文明；恶劣的生态环境、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将毁灭人类文明。历史上玛雅文明、楼兰文明的消亡，都为此提供了明证。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甚至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发展。然而，中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选择以生态文明引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清晰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这一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从本质上看，生态文明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生态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主动防范全球性生态危机，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路，推动建设生态文明形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看，建立生态文明形态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论述明确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承载着14亿人口的现代化发展需求，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资源浪费使得我国有限的资源更加紧缺。面对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35%、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40%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实际上，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可见，高质量发展内在地要求绿色化、可持续化，我国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力。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旨在推动形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生态效益高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为超大规模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分阶段推进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国内和国际目标。在国内层面，“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为此，我们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这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划定了时间表。进一步看，美丽中国追求的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相结合的整体美，既包含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活环境，也包含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还包含绿色经济、健康生态、美好人文、幸福生活、和谐社会于一体全面发展的社会。在国际层面，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国际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由此可见，清洁美丽世界目标的实现事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形态是人们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想目标，而美丽中国、清洁美丽世界既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形态的阶段性任务。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和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根植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生态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结果。在生态认识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和“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在生态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汲取发展“取用有度”的传统智慧，形成了绿色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理论的独特性。
（一）“生命共同体”理念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指导意义。该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其一，“生命共同体”理念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汲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传统思想，并将其与新时代生态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创新性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二，“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道法自然”传统思想的核心要义，强调人应当尊重并效法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创造性发展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论述。可见，尊重自然规律是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其三，“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的生态智慧，在肯定自然界是万物起源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又强调自然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提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阐明了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物质基础的根本性和脆弱性特质。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和文化基础。
“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继承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同时，还实现了思维层面的创新。一方面，升华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创造性转化“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伦理，在扬弃传统文化中崇拜自然的观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这说明，“生命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关系上升到生命伦理高度，突破了传统人际伦理的生命平等观，将道德关怀拓展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并且赋予了自然界以人类生命的地位，极大拉近了人与自然的情感距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这一论述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环境置于和人类生命同等重要的伦理地位，基于此，我们要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平等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论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将自然界各生物体看作生命平等、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飞跃。
（二）绿色发展观对“取用有度”传统智慧的传承和发展
“取用有度”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要内容，强调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应遵循节制、适度的原则。新时代提出的绿色发展观，既继承“取用有度”的传统智慧，又结合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的实际状况，创新性提出节约节俭、绿色低碳的发展原则。究其根源，“取用有度”生态智慧植根于《孟子·梁惠王上》提出的“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等传统思想，强调资源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避免过度索取。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这表明，绿色发展观将传统节制思想发展为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牢守生态承载力底线、摒弃“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此外，“取用有度”传统智慧蕴含着为子孙后代永续发展预留生存空间的美好追求。实际上，我国古代强调的封山育林，以及“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等古训，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对未来世代的长远关怀。现代绿色发展观不仅继承了这一古老智慧，更将其创新性地发展为追求代内公平与代际正义的系统理念。它主张保护与修复并重，通过退耕还林、修复湿地、长江十年禁渔等工程实践，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政策，系统推进生态平衡，确保当代的发展绝不牺牲未来世代的利益。
有鉴于此，推动绿色发展，实现资源取用有节、行止有度，必须建立明确的制度边界和严格的约束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制度是促进生态保护的有力保障。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取用有度”的生态智慧主要依靠道德自律，缺乏制度性保障，虽设有“禁樵”“禁猎”等保护条例，但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权贵阶层往往享有特权而凌驾于律令之上。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汲取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发展目标。除此之外，我们党还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国家力量监督“取用有度”的落实。可以发现，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态制度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形成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因此，生态保护制度创新不仅适应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从道德约束向法制保障的历史性转变。
事实上，传统“取用有度”的生态智慧植根于农耕文明时期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基于简单再生产的生态理念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生产力要求。因此，我们不仅要秉持取用有度、节约节俭的优良传统，还要创新出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出科技创新在现代经济转型中的核心驱动作用，阐明了绿色科技创新赋能资源能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统一。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要求工业生产在源头减少原料索取、在过程中降低能源消耗、在末端增加资源的循环使用，进而促成“取”和“用”的高效、绿色和低碳，这正是“取用有度”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生动表达。具体而言，我国正在构建多维度、系统化的绿色发展转型路径。在能源类型方面，以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技术突破为支撑，推动能源体系从高碳向低碳转型；在制度创新方面，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产业体系方面，推动整个经济系统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变。这种转型实现了从经验性约束向科技驱动跃升，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实现了从被动“节流”到主动“开源”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绿色发展观，不仅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生产方式，更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逐渐转化为全社会自觉践行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理念正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新时代中国人的绿色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推动绿色消费成为新时尚，让低碳生活蔚然成风，使生态文明价值观深入人心。不仅如此，绿色发展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所以，我国绝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必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由前文论述可知，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对既有文明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之上。同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之所以能够在生态本质论、生态实践论、生态目标论等方面实现重大理论突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21世纪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创新性理论。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困境提供新思路，也为世界范围内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根基，汲取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构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型生态观，具有世界性的理论价值。
（一）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多维度的理论突破，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开辟了人类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境界。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新性提出“绿色生产力”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其发展水平和表现形态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与变迁。随着时代进步，生产力要素不断发展，不同时代社会生产的主导要素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在农耕时代，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工业时代，资本是生产力进步的核心要素。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的作用再次被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论述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构成要素，赋予生产力以新的时代内涵。究其根本，“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自然界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首要前提，还是提高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要素。进入数智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对生产力赋予的高质量要求，在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保证劳动者、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等生产要素的绿色低碳无污染。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实现了从物质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到绿色生产力的飞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为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创新性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论断。这一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从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构想，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一论述表明，处在真正共同体中的人，不仅要按照自身需要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要按照后代发展和整个生命共同体的需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深化了这一思想，将共同体理念从社会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并从生命高度探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包括：一是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生命相依的伦理关系，每个人都要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二是全面认识人类的生态使命，强调全球生态治理的集体行动。换言之，作为整体的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就要求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时，全人类必须联合起来，各民族国家秉持合作共赢的态度，共同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理论创新源于实践创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动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理论以其开放包容的特质，不断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与此同时，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根本方向，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可以说，这是区别于其他生态观的本质特征，也是确保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超越了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回溯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崇拜自然、依赖自然、征服自然、尊重自然等一系列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这一论述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得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马克思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 这表明，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呈现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对此，马克思予以严厉批判，“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并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将自然彻底工具化、将其变为资本牟利手段的反生态本质。虽然后现代主义尝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正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生态观陷入了人与自然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困境。
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继承马克思“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思想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创新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命题，强调人与自然不是彼此对立的对抗关系，而是休戚与共、共生共存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相伴相生、彼此依存，共同生活在地球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这说明，我们党已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既阐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承认人类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西方生态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则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中心。这一观念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关系，容易造成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局面，长远地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将会伤及人类自身。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限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甚至爆发生态危机。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超越了西方传统生态观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
（三）超越了西方生态整体主义
随着西方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入，在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西方生态观在20世纪中叶转向“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与自然的整体价值。相较于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打破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利奥波德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完善的整体，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凡是“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这一社会思潮引导人们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摒弃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相处的整体价值。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与其存在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维系生态平衡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一环环相扣的生态链条阐明了人与自然处在一个共同体系统之中，人类应当将自身视为生态系统中的平等一员，而非主宰者。所以，这种整体思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
然而，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在将生态系统整体性作为最高追求的同时，却存在着忽视人类发展的倾向。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又关注人类发展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秉持“山水林田湖草各类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的发展原则，创新性提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同的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辩证思维，克服了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忽视人类发展的理论倾向。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存在着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倾向。“柯布在评析生态整体主义时认为，强调自然的主体地位有可能弱化人的主体地位，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人类拒绝履行生态责任的理由，反过来削弱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积极性。”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则强调人类在生态建设和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又注重发挥人在生态治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从这个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一种充满辩证法的新型的生态整体主义，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超越。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这一理论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思想内核，凝练为生态本质论、生态实践论、生态目标论等核心内容，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取用有度”等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既扎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又面向人类可持续发展未来；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又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它为全球的生态现代化建设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丰富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