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的创新之处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思想层面的依据在于，中国文化传统根基处的感性生命精神。资本是现代文明的本质根据和基本建制，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以资本作为现实抽象的统治权力为起点，他以感性生命精神突破理性的规制及抽象统治，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以回应。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生生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宇宙、生命及精神的存在体悟，其有机性、一体性、贯通性充分体现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具备抵御和超越资本逻辑的力量。现实层面的依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辩证否定。在文明的人的建构中关注占有主体，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突出共同性维度，积极占有资本文明成果的同时有效地规约和控制资本。“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奠定了文化根基、提供了方向指引，更是进一步实践推进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突破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局限,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就技术形态而言，它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同属于现代工业文明，共享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但是在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上却高于并真正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就社会形态而言，它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同时与曾经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也有所不同，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这一“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文明一种崭新的实践和现代工业文明全新的民族形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创新之处。“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正是这个“中国式”即中国特色塑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这个“新”，那么，这种创新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本文尝试从思想和现实的层面，并基于“两个结合”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
一、思想依据：文化传统的根基
资本是现代文明的本质根据和基本建制，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形成人压迫人的力量的关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权力，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现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架构,“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权力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并厘定了发展方向。
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即是以资本作为现实抽象的统治权力为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资”篇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疑问该如何应答，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的“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自从人类“被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开始了对“个人的活劳动”的控制和支配，取得了无人身的主体地位，成为支配着每个感性个人存在的外部力量，即社会权力，使得现代文明在开端处便贯穿了对抗性的权力关系。而一旦积累起来的劳动以抽象的交换价值的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形式实现了对活劳动的统治时，资本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关系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致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在社会整合和统治意义上，资本实现了对社会生产总体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体抽象，呈现为一切存在只有在有益于资本自身运转和追逐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能是合乎社会的存在；并且，资本及价值实现过程使得均质性、同一性成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运行规则，社会生活由此被彻底地抽象化。
因此，现代化的历史是“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生成的历史。现代文明遵循着资本逻辑，资本生产“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现代文明的各个层面都朝着资本抽象统治的理性规制的方向发展，无现实内容的抽象形式取代了生活世界的感性现实，工业化、科层制度、市场化之下，推崇效率至上、奉行同一化与均质化的运行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层面，人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及自由丧失，价值理想的维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法突破资本的抽象统治而得以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以理性化为特征的资本运行机制与过程，使人的感性生命被抽象化异化，共同体内部呈现出不可避免的对抗性矛盾，这表明现代文明在其生存根基处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况，如何走出困境？这是萦绕在马克思心头令其深思的问题，其应对方案是以感性生命精神突破理性的规制及其抽象统治。就现实方面而言，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一度中，开展了迄今为止对资本的绝对权力最为深刻和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资本时代以来异化的社会境况在理性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彻底表达，异化的社会现实通过理论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理论上，他打破了理性形而上学以理性为主体的路径，发起了一场哲学史上重大的感性哲学革命，确立了区别于唯心主义以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理性的本质来历的秘密得以被揭示。感性活动即劳动是马克思确立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同时也是建构人类世界的根基。劳动并不是因为人们具备理性意识才成为可能，理性意识反倒是由于感性意识的异化才产生，人类的劳动史就是一部感性意识之形成和展开的历史，马克思正是在对“劳动”的研究中揭示出了感性意识究竟如何异化为理性意识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当产生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后，“纯粹的理性”在现实中经历了劳动的异化、理论上经历理性形而上学之后才得以出现。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出路，正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换言之，从感性意识、感性需要出发就是坚持自然的人的属性和人的自然的属性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从这两种感性出发就是从被抽象的理性范畴所遮蔽的真正的现实世界出发，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内容而非外部形式，一切真正具有科学性的研究都要以此为出发点。
马克思对资本的绝对权力的扬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回应。海德格尔在寻找现代文明无家可归状况的出路时指出，一切真正的创造只能来自于我们有一个家，并且在某种传统中扎下根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更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源泉。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资本逻辑，创造性地开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文化传统根基处的依据即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感性生命精神，它蕴藏着抵御资本的抽象统治和对抗资本的绝对权力的实践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层面上不仅是本质上区别于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而且高于和超越了它。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是感性生命的而非理性规范的？牟宗三有云:“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熊十力亦曾表明：“本论所云心与生命、精神三名词，其名虽殊，而所目则一……又以其为生生不息真几，则名曰生命。”从华夏先民摒弃对神灵的盲目崇拜，通过祭祖、卜筮等巫术活动就开始了服务社会政治生活与感性现实生命，逐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自我建构过程，作为传统巫术活动的经典文本，《周易》突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的哲学理念，以此锚定了中国文化与生命之间的存在论关联。生生之道即天地阴阳变化之道、天人共生之道，从中孕育着人的生生延续，并且人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循阴阳变化之道，就是循生生之道。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宇宙、生命及精神的存在体悟，更是其道体所在。
生生之道的有机性、一体性和贯通性充分体现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之中，无论儒家、道家和释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天人合一”。天之观念即社会之观念，天之演变即人世之演变。这个天在指称自然界时，即自然之天，“天人合一”便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一体，衍生和化生的方式都同一，万物流变，人也要顺时而变。天道与人道相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从中国人对待学问的态度中便可窥探一二，在涉及关于地理环境的学问时，看上去仿佛与人事无关，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目的恰恰在于言说人事之吉凶。中国的天文学、气候学无不如此，自然与人事不相隔。圣人之作《周易》的目的亦是由“天道”而“人道”，其中蕴涵的宇宙架构模式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天下之务”，“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钱穆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总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求。”
“天人合一”的“天”另一层面的涵义是天道，“天人合一”意味着天道寓于人民的生活之中，或可进一步说天道就是人民生活本身。所以，孔子认为，道不远人，中国文化中对“超越性”的领会都落实在人们的日常生命活动中，道就在人民的生活之中，人能弘道，且以自己的生活来弘道，人对自身之生存的自觉即是对“道”的领会。中国文化从不会对天、地、人“三才”作概念抽象或“主客二元”、“超越尘世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的强制切割，而是从根本上据守现实生活世界的实在性，即大道不离人伦日用。
“天人”又何以能“合一”？“合一”的基础在于生命情感的共通性，唐君毅指出：“故中国儒家视人与自然之关系，先纯为情上之一直接感通之关系。”《周易·系辞下》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如何能够具有“大德”？这正是因为天地是充盈着生命情感的天地。天道是感性真理，而“‘天命之谓性’（‘理’）却是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的”。天、地、人“三才”整体中的中国人在对天地万物的感通体会中，通过感性生命活动实现变易变通，领悟天道人伦。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理念，由于其揭示了宇宙万物在生命化育过程中共同遵循又相互塑造的阴阳交感、流转不息的生生之道，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生生不息中领会宇宙万物生命状态的感性共融，而且在生生大德中体认宇宙万物生命情感的感性共通，中国文化因而具备了抵御将资本抽象成为社会的运作规则及社会关系中介的文化基因。
二、现实依据：对资本的辩证否定
马克思对现代文明资本批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给我们审思文明困境的重要视域，更为重要的是，他开辟了摆脱困境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开创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现实层面的依据即在于，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否定态度。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去工业化、去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吸收其积极因素，在占有资本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有效地规约和控制资本。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基于当前世界各国深度相互依存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文明成果，而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占有资本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特定发展形式是可被超越的，而作为现代化普遍物质内容的现代文明成果则是不可超越的，必须加以继承和发展。虽然资本文明是具有破坏性和历史性限度的文明,但是马克思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成果，“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才开始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这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革命性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降临须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占有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积极有效地占有它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这段经典论述中，马克思在占有对象、占有主体和占有方式三个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原则和方法。
就马克思所提示的三个层面的内容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建构历程和未来理念的蓝图，我们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只有从中国当下发展的现实境况出发，立足于中国道路的精神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基础与历史发展脉络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能阐明这一发展之未来的现实可能性，没有这种结合，就不会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积极地占有资本文明成果的？
第一，对占有对象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动态是我们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须及时追踪把握的，充分利用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又要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厘清资本发展的边界，防止资本向全社会的无序扩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占有资本文明成果要坚持的原则和方法，也是现实的推进路径。
第二，对占有主体的强调。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来看，这是对文明的人的生成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立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体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劳动是历史辩证运动的根基，人类正是在劳动中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从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着力强调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以促进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是实现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了其文明主体向度，强调新时代“人民至上”的理念，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
三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诚如恩格斯所说，未来的“新世界”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在那里，人认识到人类本质的美好，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要通过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助推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发展，向未来的“新世界”迈进。
第三，如何以联合的方式实现占有。这里突出联合的维度，事实上是对共同性和共同体的强调，为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如下的建构路径：一是实现对物的共有，即着力并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二是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他谈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事实上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自然界将不再仅仅作为被使用和索取的对象，人的本质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世界即自然界中得到完整的实现，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马克思所指明的通过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革新，从“文明交往”的向度致力于构建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实现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这需要深入拓展人们的交往范围、拓宽交往主体的范围、推进人们的交往进程。具体的实践路径有：
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是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我们应倡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应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治理变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实践，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模式的合作范式，将共同发展落实为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行动。
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占有资本文明成果的同时，又是如何有效地规约和控制资本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一方面须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要牢牢控制住其消极的影响，利用资本而非被资本支配。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合理地规范和约束资本,通过制度优势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陷阱。具体而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明确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发展逻辑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将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目标，而非资本利润的最大化。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全面把握资本运动的具体方式及其社会影响，深入剖析其根本规律，辩证认识各类资本的作用及其限度。具体而言，一是深化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资本垄断扩张及全球化新特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诸如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社会矛盾的本质以及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二是构建资本规范引导机制，通过法律制度与政策设计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防止金融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倾向。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避免陷入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陷阱。三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新动态，吸收其技术与管理经验，但摒弃其剥削性制度内核。
三、形成和推进的根本方法：“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并不断深化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创举是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资本批判具体化的中国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两个结合”中形成起来，正是“两个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根本途径，上文所阐明的思想文化根基和现实根基以及现实的历史性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具体国情，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实践层面，“第一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推进的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和评估自身，潜藏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仅可以经由马克思在社会现实中辩证地否定西方现代化，而且可以深加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在文化精神中辩证地否定西方现代化，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建构起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崭新意义上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但又不是简单地固守，而是经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实现了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正是在“两个结合”的方向指引下，在符合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当代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推进之下，取得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出“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更是一种文明进步，是一种发展目标，是足以带来价值理想维度的，昭示着更高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和升华，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奠定了文化根基、提供了方向指引，更是进一步实践推进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十五五”时期，继续坚持“两个结合”，担负历史使命、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要求、回应时代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愈走愈宽广，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才能更好地推向前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