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素有重史、学史、修史的传统。进入新时代以来，历史和历史研究更是受到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更加重视历史研究在传承文明、资政育人中的作用；更加注重从历史连续性中观察当今社会及思想的演变；更加注重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受时代潮流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亦呈现若干新的趋向或新的追求。
一、以话语体系建设为突破口，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离不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即“三大体系”建设。就三者关系而言，学科体系建设是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任何知识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一整套由术语、概念和范畴构成的完整学术话语体系。因此，自主话语体系建设自然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突破口。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近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格外受到关注。冯天瑜、沈国威等对来自日本的近代汉字名词、术语进行的文化探源研究，方维规、李宏图、孙江、黄兴涛等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桑兵、章清、杨念群等展开的近代知识转型研究，皆其著例。这些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众多名词、术语、概念、观念、知识范畴的系统梳理和文化探源，透视其背后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变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概念史、观念史相关研究，也引发了如何从根源上建立近代中国本土化“知识体系”的思考。例如，孙江提出进行概念史的“知识考古”，追溯近代各种新概念的来源；黄兴涛提出将概念史纳入“历史化”“社会化”之中探讨，强调对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和思潮进行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须“深入考察其内在的概念群特别是核心主题词的产生、传播和社会认同”。笔者则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结合概念史、观念史建构自主话语体系，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以中国为本位，对近代史上的名词、术语、概念、观念进行分类梳理，鉴别其内在属性；二是以历史发展大势为观照，判定哪些概念、观念在推动历史实践与历史变迁上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三是在“话语”分析基础上对众多概念、观念进行整合，以形成既包罗宏富，又具有明确指向和内在逻辑关联的话语体系。而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为相关概念、观念的“历史化”“社会化”“系统化”提供更为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确立概念整合的标准和原则；进而提出可围绕“近世”与“近代”、“天下”与“万国”（“世界”）、“国家”与“社会”等这类更为核心的概念，对近代史上众多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进行相应溯源与整合，为建立系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奠定语言学基础。
二、在全球史观影响下，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对话日益加强
最近二十年间，一种全新的史观——“全球史”风靡世界历史学界。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将近代中国放到近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观察，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绝对界限渐趋淡化，全球学术正以更加直接的形式和更为便捷的通道，进入中国学术场域。
学界固然依然重视国别史、地方史的研究，却赋予国别史和地方史以世界视野与全球性关怀。学者们不再孤立地讨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联系之中，从各国的相互依存之中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真正的史学家叙述任何一段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指出这些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蕴含。”典型者如思想史家葛兆光提出中国史研究应“从周边看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织的文化网络之中反观历史的、文化的“中国”，重建以周边为“他者”的新参照系统，书写一部“交错的文化史”。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藩篱的撤除，无疑有助于用更宏阔的视野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在一些纯粹的地方史研究中灌注全球性问题意识，将其纳入“地域全球化”（lobalization）范畴来认识。比如，在讨论“地方性社团”“地方性教会”“地方性博览会”或“地方的辛亥”“地方的五四”“地方的近代化”时，强调关注其全国性、国际性联系，在一个更大的网络系统中讨论地方性问题。
全球史观的引入和与世界史进程相联系，也无疑有助于从“空间传动”与“空间转向”等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一些过去忽略的领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如具有跨国性质的环境史、海洋史、贸易史、旅行史、传教史、世博史、艺术史、食品史、习俗史、性别史、灾害史、国际组织史等。在“时间”之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亦随之大为扩充。伴随历史运动横向展开的巨大势能，新的历史时空观亦随之而产生，这就是全球史专家们所称的“历史在（空间）移动之中（history is movement）”。“空间史”与“时间史”受到同等重视，新的跨国史、跨文化史、共享历史（sharing history）潮流随之兴起。
三、打破学科壁垒的“跨界”与“交叉”已成新常态
受跨学科思维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不再固守各自的藩篱，经营传统学术的“一亩三分地”，学科交叉、领域交叉、时段交叉成为时下日趋明显的变革趋势。学科交叉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各学科的方法，已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之中，突破单一学科界限，形成多元视角与多重解释。领域交叉上，不少研究注意到文化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中的社会因素等，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城市史与乡村史、宗教史与社会史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叉融合：从地域社会观察政治变迁，从宗教信仰探讨村落社会，从农业垦殖和水利建设反思生态观念，由此形成产生于诸多交叉领域的新成果。
时段交叉上，许多研究不再固守于某一特定时段，而是不断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学者们更加注重“拓展两端”，即近代史中的前端（1840—1884年）和后端（1945—1949年），更加重视史事的贯通性、连续性。例如，有学者认为贯穿“近代”与“古代”的“嘉道年间”（1795—1850年），便是清朝由盛转衰、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交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危机不断，各种新事物也不断浮现，十分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又如，晚清政治史研究更加关注咸同以后清廷内部格局与央地关系演化；中国革命史研究更加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北洋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民国史的过渡阶段，其复杂性和动荡性受到更多关注。再如，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也是一个交叉、过渡时期，有很多亦新亦旧的事物和问题值得重新发掘、研究，近期一些研究者关注的建国初期国有企业的性质及来源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家副业涉及的大集体与小自由问题、建国初期发行的日历体现的旧习俗与时代新风问题等，都是较新且很有意义的课题。
四、“碎片化”倾向有所扭转，注意在具体研究中注入整体性思维
一度比较明显的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因近期研究中更加注重在“碎片”中灌注整体性思维而多少得到了纠正。学者们通过理论探讨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正着力构建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力图将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细节的研究，纳入更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中予以说明，赋予“碎片”连贯性和深刻性。例如，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历史因素的探讨，便试图打破“近代”与“当代”的界限，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距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寻觅文化的基因、历史之渊源，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其实，早期现代化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破解后发现代化、落后国家现代化之困，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深层次社会结构、文化转型方面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进行贯通式、长时段研究。
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历史学与现实发展之间的互动日趋密切，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热点领域往往随时势迁移而变化。比如，2024年为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30周年，甲午前后政局自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成为当年的研究热点。2025年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高潮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纷纷召开便是证明。这充分说明，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不容忽视；常规性研究与突破性研究常常是交相迭现、相互促进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是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中不可忽视的中心议题之一。
五、“数字史学”受到高度关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史学形态
在大数据时代，史料搜集、利用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根本性变化，纸质史料的数字化及可检索化，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为此，必须运用大数据历史方法改进传统史料搜集手段，发掘新资料，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北京爱如生公司开发的“申报数据库”和“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青苹果数据中心开发的各类近现代报刊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发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台湾政治大学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浙江大学的“蒋介石资料数据库”等历史文献类数据库，以及香港科技大学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等研究型数据库（又称结构化历史数据库），可谓琳琅满目。这些历史文献类数据库及研究型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不仅极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为开展长时段、整体性、宏微观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数字史学不再仅仅关注历史数据库建设，而是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和分析，渗透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强化了历史学的量化研究。尤其在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统计方法与计量研究的运用已成常态，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利用大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以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与历史学科相结合，使古老的史学开始焕发青春；在“数字化转向”（digital transformation）大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扩展应用，正从多个层面展现出深度赋能史学研究的巨大潜力，人机对话与合作正成为不可阻挡的史学研究新潮流。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新时代历史学变革浪潮中，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或许才刚刚显现，或许已处于其初期发展阶段，但沿着这些方向持续努力，不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加以积累，假以时日，终将建成立足本土、影响世界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中国史”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