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燚明:回到真实的历史场域——金冲及史学研究成就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2 次 更新时间:2023-07-12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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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燚明  

 

【摘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金冲及先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思考历史、分析历史、书写历史,在史学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复旦大学,金冲及先生不但在三尺讲台上挥洒激情,还为我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与教学体系打下厚重基础。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金冲及先生主编并撰写了一批权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离休后,金冲及先生积极响应号召,继续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为广大读者奉献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金冲及 中国近代史 党史研究

 

自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今历史学系)以来,金冲及先生在70余年的岁月里,坚守唯物主义者的本真,不忘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初心,在学术研究和日常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上海到北京,自复旦大学到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思考历史、分析历史、书写历史,在完成一部部经典史学论著的同时,更为后辈学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开风气之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1947年,金冲及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学习。在整个国家与民族走到命运十字路口的年代,他毅然决然地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哪怕学校行政工作日渐繁忙,他还是认真修读了史地系著名教授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及中文系冯雪峰、唐弢等前辈学者开设的课程,为此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金冲及先生顺利完成学业,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及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此时,复旦大学党委正在鼓励校内党政干部“双肩挑”,让有教学能力和条件的党政干部开设专业课程。因此,他在1953年走上教学岗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学系先后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

在当时的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并不被资深的史学研究者视作一门真正的学问,一般不愿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金冲及先生却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起步,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于1960年制订的《历史学专业教育改革》教学大纲中,以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占据了中国史教学大纲的首要地位。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份教学大纲开风气之先,专门设置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即新中国史的课程内容,直观地反映了以金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打下了厚重的基础。

据当时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回忆,金冲及先生在授课时虽准备有详细的教案,在课堂上却从不照本宣科。对史料和史实了然于胸的他,讲课“滔滔不绝,条理清晰,分析精当,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50余年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64届毕业生、历史学家张广智先生是如此回忆金先生上课时的情景:

先生说邹容《革命军》时的真情:“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仿佛此刻他就是“邹容”,感动得我们全班九十八个人,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学生眼中的金冲及先生十分重视教书育人的重要性,更时时关注同学们在学识和身心方面的成长。他一再要求同学们在学习期间打好基础,强调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令同学们受益终身。1960年起,他还按照当时流行的苏联教学体系,肩负起培养五名“副博士研究生”的职责,为年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培养出一批青年研究人员。

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经历,不但使得行政事务繁忙的金冲及先生从未远离学术研究,更使其教学相长,依靠自身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及发现的问题,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他在教学中感到,应当将社会经济,即生产方式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情况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历史时期划分的标准。这一观点既是对胡绳同志《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充分佐证,又是理论上的有力补充。为此,金先生以读者的身份致信《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与孙守任先生《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搉》一文进行对话的同时,对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给予了意见。1955年,这篇以《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为题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学界的重视,更坚定了他对未来学术之路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建党百年之际,金先生在《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66年来,金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实现了他不忘初心的学术承诺。

1955年,金冲及先生还在《复旦学报》发表了《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这是他第一篇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写就的论文。第二年,金先生又发表《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一文,通过对原始史料进行分析和比较,给出云南护国运动是由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熏陶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发动的结论,不但为《人民日报》所介绍,还受到历史当事人李根源先生的充分肯定。

金冲及先生认为,在大学里工作可以和更多学者切磋学问。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与他交流最为深入的就是同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的胡绳武先生。1957年,两人合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得以发表,开启了两人长达30余年的学术合作生涯。1959年,两人合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出版,该书的许多观点“都是两人平时在读书后议论出来的”。

两人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将当时在近现代史领域尚处于研究薄弱状态的辛亥革命史作为日后集中精力加以开拓的领域。短短几年间,两人合作撰写了《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等多篇文章,并于1963年合作完成《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由于工作的调动与政治的变动,两人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重续前缘。1981年,《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出版,至1991年剩余三卷陆续出齐。

在金冲及先生看来,历史研究没有捷径可言。不深入挖掘史料,便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观点。即便提出了理论,在缺乏史料支撑的基础上,也不可能长久为学界和大众所认可。所以更应该沉下心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不断积累、汲取养分,弄清事实、形成观点,进而完成扎实的历史著作。在金先生的研究实践中,80%的时间是用来阅读,20%的时间才是留给写作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史稿》正是在他不断积累下,厚积薄发的成果。该书获得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而金先生与胡绳武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合作,更是学界一段佳话。

二、扎实可靠的党史研究

1983年,金冲及先生由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调往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直到2004年离休。在这20余年中,他在担负繁重行政工作的同时,还将学术重心放在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物研究和文献编纂工作上。初次踏入党史研究领域的他,深入钻研文献研究室保存的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原始文献,并将之置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时代发展历程中加以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进而写就了一批领袖人物传记。

在金冲及先生看来,撰写领袖传记需要把握三点原则:其一是力求真实、实事求是,这既是党一直以来贯彻的思想路线,又是历史著作的生命;其二是力求对人物评价的高度科学性,这样才能使传记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说服力。其三是对传主存在的弱点和失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其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回避问题,从而避免“为尊者讳”问题的发生。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1989年,由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以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阶段,在金冲及先生的主编或撰写下,《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陈云传》及《李富春传》等一大批史料扎实可靠、文字通俗易懂的领袖人物传记得以问世。

在金冲及先生看来,当主编绝不能仅仅挂个名,而是要对全书的每一个字负起责任。因此,金先生将党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在领袖人物传记的编写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仅编写《周恩来传》期间,他就曾访问了100多位与周恩来同志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通过一次次访谈,将周恩来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更为鲜活地勾勒出来。这些领袖人物传记一经出版,在深化全社会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1991年,金冲及先生随胡绳参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他得到胡乔木和胡绳两位党史专家的指导,更深刻地认识到要以历史事实所处时代的宏观全局和发展主线去考察问题。通过参加党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他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宝贵的经历,都进一步淬炼了他对中共党史的思考。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与研究工作之余,金冲及先生挤出自己宝贵的业余时间,依靠晚上与周末看书写作,“自己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辛苦努力下,金冲及先生先后完成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专著,为学界留下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金冲及先生所坚信的那样:提出好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追寻中国近代命运转折大问题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经出版,便在学界引发好评。金冲及先生在书中提出,以1947年为界,“20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相应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为强者”,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学界普遍认为,该书史料运用丰富而多样,叙事史的写作方法平实而直观地将读者带回到历史场域之中,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更长时段的民国历史和国共两党的历史,贡献了作者的思考和认识”。金先生提出,“如果不写这些事实,等于你对这些问题放弃发言权,听任别人随便乱说。事实上许多事情即使你不写,并不等于别人都不说了,不要故意回避,即使写得简单一点也可以。”通过努力还原当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现场,金先生得以设身处地地去触摸历史、感悟历史,进而揭示那些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这就是金先生治史生涯中所秉承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他一生坚守的“史德”。

三、回到现场的中国社会变革史

2004年,已74岁的金冲及先生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摆脱繁重行政事务的金先生,得以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回到历史现场,观察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理情况、人文环境,从而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2014年和2015年,金先生两次重走长征路。每到一地,他都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影响到党中央做出决策的客观因素,感受着红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品德,感受着长征精神的伟大历史意义,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史最重要的是努力弄清当时复杂的实际情况,力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论。

在不断深化的认识之下,金冲及先生将更多时间投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与写作当中。作为一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丰富的一手史料、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平实的文字叙述,将党和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娓娓道来,正本清源,成果迭出。

金冲及先生研究历史向来关注大问题。75岁生日后第二天动笔写作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他对中华民族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步步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大哉问”所交出的答卷。全书“为20世纪的历史勾绘出一幅清晰的画卷”,更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金冲及先生认为,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规模空前、紧密衔接、直接决定中国命运”,这样规模的战略决战“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不多见”。他撰写的《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不同于过往研究,将关注点聚焦在国共双方最高统帅在这场战争中怎么判断、决策和应对之上,进而雄辩地证明“最后的一胜一败实在不是偶然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编写组成员,金冲及先生不但全程参与编写,更记录了胡乔木和胡绳先生在编写过程中的多次讲话。金先生将自己参与编写组时的笔记加以整理,出版了《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展现出以胡乔木和胡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党史书写政治性、科学性、战斗性、叙事性和民主性所做的实践与思考,发人深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金冲及先生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一书可谓是上述重要论述的精确注脚。该书论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党的诞生到世纪之交的80余年历史长河之中,党在生死关头的道路抉择历程。这一次次英明的道路抉择,是“我们所以能充满道路自信的根据和由来”。2017年,该书的英文版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问世,成了 “世界了解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途径”。

早在撰写《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时,金冲及先生在客观的描述中蕴含的浓厚感情色彩便为史家所津津乐道。1947年,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他目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毅然投身国统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之中,遭到国民党当局特种刑事法庭通缉。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金先生在《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记录了自己当年一步步在思想和行动上向党靠拢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了史家别样的感情与思考。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既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金冲及先生的《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一书准确把握了毛泽东的高度战略思维能力、周恩来的求真务实、刘少奇的透过现象抓规律、朱德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广阔的世界视野以及陈云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视等开国领袖的工作方法与个人品质。可以说,该书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读物”。

金冲及先生一直坚信,我们在讲历史发展的这一面时,要反复思考有没有漏掉另一面,问题越重要,越需要这样做。这一理念贯穿于《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一书中。金先生指出,“事物是复杂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用复杂的手段来对待和处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是真正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好成果。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匙”,那么,星星之火如何将燎原的可能一步步发展为必然?金冲及先生的《星火的启示》一书,深刻分析了党如何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客观评估局势与敌我力量、妥善处理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正确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以及坚持党在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等问题,论证“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或得到巩固”的历史历程。

恩格斯曾经辩证地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020年,已90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完成《1927:生死转折》一书。该书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所经历的转折历程娓娓道来,指出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了共产党人,使他们弄清了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三个根本性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共产党人在极端苦难中闯出一条路,并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更高阶段。

在金冲及先生看来,“最新的”历史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更,“最早的”历史著作因其特有的价值,应被后世研究者永远铭记和学习,且其正应该由经历那个历史时代的“当代人”所书写。他认为,历史研究者“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至于总结较近的历史经验所独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就不消再去多作解释了”。可以说,正是因为金先生对“当代人写好当代史”这一历史责任的坚守,才促使他在离休之后笔耕不辍,佳作辈出。

21世纪以来,金冲及先生被俄罗斯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还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指导了11位博士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研究功底扎实、创新能力突出的学科带头人,实现了我国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代际传承。

如今,92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依旧不忘初心、笔耕不辍,用饱满的热情、缜密的分析、深情的文字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荣光,书写新中国的辉煌历程,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描绘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前景,继续为中国史学界、为人民群众奉献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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