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9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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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关键词:新中国史学;章开沅;史识;通识;史德;史感


新中国史学已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其间史学人才辈出,既有从民国时期过渡而来的老一辈历史学者,如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其间,还有一批在民国时期出生和受教育,但基本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生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批人在新中国史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在历经磨难、沉浮之后,正是他们承担了重振中国史学的重任,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有重要的建树,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史学家。

史学是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发展的。时至今日,当这些新中国曾经的新锐史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即将谢幕之际,应该是时候来认真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观察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他们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占有何种历史地位,对新中国史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究竟有何贡献?其史学思想对更新一代史学家的成长究竟有何启示?

在中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已辞世一年的章开沅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笔者的业师,他曾不止一次对我们弟子们讲过,如果一定要在史学家中划个派,他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史学家,因为他们这些人当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就是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指导其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广纳博采,吸收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精华,熔铸为自成一格的史观。在笔者看来,除却多方面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学术贡献不论,就最基本的史观而言,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具一格的观念或特质值得提炼与总结,即:“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些最为基本的史观或特质正是释读章开沅史学思想及其丰硕史学成果的一把钥匙。以下分述之。

一、“别识心裁”与史识

在《史学寻找自己》这篇短文中,章开沅特别提到清代史家章学诚力排众议,对郑樵及其《通志》所作的高度评价:“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所谓“别识心裁”,即治史者对历史的领悟和裁断,或曰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关于“史识”,唐代刘知幾有“史才三长”之说:“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才”是指治史的才具、技艺和方法,“史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史识”则指修史的识见和判断力。对史学家而言,三者皆十分重要,但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史家只有具备较高的“史识”,具有洞察历史真相的“眼力”,方能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大家。

当代中国史学家中,章开沅所表现出的特质之一,便是具有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首先体现为他对史学研究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和把握力,即所谓治史的“眼力”。

在史学研究中,章开沅往往总能先人一步,高屋建瓴地发现和指出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将弟子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研究、早期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均系章开沅最早开创,并全力开拓,然后弟子们相继加入、跟进,最终形成成果迭出、蔚为壮观的大好学术局面。对此,章开沅曾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的“会餐”:“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不难看出,每次“会餐”的结果,都为他所在的学术单位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影响所及,不仅仅是该单位的年轻学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学者有多种多样,有的专注于埋首耕耘自己擅长的领域,学术成就菲然;有的则在做好自身学问的同时,关注面更为宽广,志趣更为远大,更善于为所在的学术群体谋集体之未来,开辟新的天地。如前者可称为“战术型”学者,后者则可称之为“战略型”学者。就其在多个学术领域的开创之功而言,就其在培养学生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言,章开沅正是中国“战略型”学者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之一。

其次,章开沅“别识心裁”的“史识”,还表现在他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常常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读章开沅的著作、文章,常能体味到其思想的火花和睿智的思辨,直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理性的张力。

在多种场合,章开沅都曾反复强调,治学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论,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些人怀疑“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的时候,他能高瞻远瞩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就局部而言,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非常不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他还指出,要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实现从“革命”向“社会”的转向,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研究“革命”,从而逐渐形成其“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理论构想。“社会历史土壤”是与“自然土壤”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然土壤”由自然地理的环境、气候、资源、土性等自然因素构成,“橘逾淮而北为枳”,便是自然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社会历史土壤”由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要素所构成,既包含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制约,也包含人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等方面制约,“先进的西方科技、设备和企业组织,引进到衰老的大清帝国以后,却成为如此扭曲的形象,而结出的也只能是苦涩的果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社会历史土壤”问题。“社会历史土壤学”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举凡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必须深入考察和探讨孕育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也即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落实到关于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研究,即是要对当时的社会存在“以全面的切实的注意”,特别是要加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其中便包括对商会、商团、体育会、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新式社团组织的研究,章开沅视这类社团组织为社会的“细胞”,认为“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章开沅的这些独到见解,不仅廓清了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意义的不正确的认识,而且为今后几十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如,当有些人简单地以为近代教会大学只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不值得加以研究时,章开沅则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断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一深刻论断,打消了当时许多人的顾虑,促进了其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这一学术分支的崛起。

章开沅不仅在一些学术研究的大关节上头脑清醒、预判准确,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论断上也常常新见迭出,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关于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新一轮现代化启动之时,章开沅即用“离异与回归”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离异”而学习西方,扬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是绝对必须的,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努力发掘经过长期筛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生命活力,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并为当代文明的发展服务”。因此,在根本意义上,“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新的开拓与创造”。这些论断,可以说既中肯又理性,对我们今天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无启迪。

顺便说一句,《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不到16万字,但写作于章开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中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二、“贯穴熔铸”与通识

章开沅之所以具有过人的“史识”,能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创获和开新,除有章学诚强调的作为“著书者之心术”的崇高“史德”外,关键还在于他长期对史家“通识”意识的强调和主动修为。在他看来,“别识心裁”的“史识”与“贯穴熔铸”(梁启超语)的“通识”密不可分,如章学诚所言,郑樵之所以能够“运以别识心裁”,关键还在于其“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通识虽系史识之一种,但又高于一般的史识,故值得拈出另论,史家“贵在通识”。

近代史学名家梁启超在谈及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的关系时,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论述:“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章开沅认为,梁氏所谓“通识”,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在提倡史家“贵在通识”上,章开沅完全是身体力行的。他的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横通”,也讲“纵通”,还讲中外古今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胸,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在他看来,史学的使命如司马迁所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很难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史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就历史“纵通”而言,章开沅力主“大历史观”,提倡学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开沅便率先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观点,给人以极大启发。他认为:“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实际上就是要从历史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长时段中,观察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章开沅亦主张不应就事论事,因人论人,而必须将人物放到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中,作通盘的、全面的考察,从社会变迁和人物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剖析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对张謇的研究,章开沅认为张謇乃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终其一生,“以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只有在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流转变迁过程中,才能准确把握张謇的性格特征及其随时代而沉浮的多面人生。正是由于能够从社会转型的宏阔视角对张謇进行细致入微的深入研究,章开沅有关张謇的传记著作方能成为近代人物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

尽管提倡要注重“纵通”的大历史观,但章开沅并不忽视历史的细节描写,只是不赞同那种割裂历史联系而刻意追求细节的“碎片化”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历史发展是一个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由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细节研究必须能进能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才能形成以实证为基础的真知灼见。因此,必须将严肃的细节研究同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处理好整体研究与细节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关系。

在历史的“横通”与“会通”方面,章开沅不仅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注意将辛亥革命放到世界史的大范围中来考察,“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加强同法国大革命及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比较研究,而且主张要注意历史学科内部及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尽可能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的方法,“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它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

结合“纵通”与“横通”的“通识”观,章开沅提出,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做到“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毕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进一步分析,现今治学,许多人之所以既难以做到连接古今的“纵通”,也很难实现跨学科、跨专业的“横通”,关键还在于格局太小,一叶障目,急功近利,过度追求学问的速成、快效。对此时弊,章开沅批评道:“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章开沅还指出,我们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也多少存在缺乏“通识”的问题,需要重视和不断改进。“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前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比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在“贯穴熔铸”的“通识”内涵上,章开沅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史学本身,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理和智慧融通的高度。他提出,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史学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地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

比如对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的理解和认识,如果不上升到对世界和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便很难理解章太炎那种具有超前性的历史思维。与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相反,章开沅认为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论,而是阐明了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文明观。“《俱分进化论》所包含的忧患意识,已经不再是传统士大夫那种古老忧患意识的简单重复。它突破了宗庙社稷、王朝统系的狭窄框架,也超越了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固有格局,而是把自己的视野与思路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为长远的时间。它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而是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乃至人类栖息于其上的地球、地球运行于其中的宇宙的发展前景。”若干年后,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面临的许多生态与社会的复杂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佩服章开沅当初敏锐的学术判断。换言之,尚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未充沛之时,章开沅便较早地意识到了章太炎所言“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就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就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随着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这就告诫我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和经济增长,更不可将进化和增长视作绝对的信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很可能是挥之不去的“现代病”,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道德的滑坡。如果不是站在更高的整体人类文明进化史的高度,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很难具有这样通透的史学认识的。

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史识”和“通识”,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悲天悯人的人类终极关怀上的,是来源于历史又超脱于具体历史的大关怀、大觉醒、大智慧,只有达到这样的思想至境,方能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现史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章开沅曾满怀深情地表露过他心目中的“大历史观”:“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三、“学者人格”与史德

史识、通识与史德密不可分。如果说,见识、明理和通达还是在“学”的范畴,史德更多则是内心的修为,是史识与通识的内在基盘。朱熹讲:“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要真正做到明理,就必须反求诸已,先定其心,先静其气。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自有其超乎世俗功利的一面,这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传统和学术传统,它可称之为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修养或学术良心。有此修养和良心,正直的知识分子方可做到襟怀坦荡,客观公正,心定气闲,不急功争利,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在史家诸多品质中,为何独重“史德”。章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对那些“心术”不正且“好名”的著书者,章氏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

由此可见,史德实乃做学问之基本前提,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为学之人必须明辨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浅”道理,做学问从做人始,立言之先,须先立其德。

章开沅也最为强调治史者首先要讲史德,史学要有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具有刚直不阿的学人风骨。“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借用陈云语)。”在他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而事实上,章开沅最令人钦佩的,就是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际遇如何沉浮,他始终能保持赤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学者人格。一位国外学者曾告诉笔者,章开沅给他留下的最突出印象就是始终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股浩然之气。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印象和评价。对自己的弟子,章开沅则常以楚图南给戴震纪念馆的两句题词相赠:“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里面既包含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后辈的勉励。照笔者肤浅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一是要求后辈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襟怀坦荡,一身正气,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二是要求在治学上,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以最终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展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惟其如此,方能成为章开沅所讲的那种“不忘根本”,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史学家”。

德为育人之本。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人品的培养。好的老师教给学生的往往不仅是做学问的方法,更是做人的道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老师的良好风范和道德操守无形之中一定会影响学生。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师道”的最高层次,也是教师的最神圣的义务。在这方面,章开沅作出了最好的表率,是那种能够启迪心智、“授人以渔”的“大先生”,他传授给弟子们的不仅是治学之道,而且也是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生活之道。

养成独立的学者人格之所以重要,关键便在于如此才能像章学诚所说的,“辨心术以议史德”,通过“笔削谨严”而达到“别识心裁”,真正做到“成一家之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创新性学术思维,产生值得流传的学术成果。“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做学问既需心无旁骛地坚守,又需毫无私心地秉笔直书,这就要求史学家必须永远保持一份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章开沅指出,真正的史学家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真正优秀的史学著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经得住时间的打磨和历史的检验,永远不会多余,也永远不会过时。这便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味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这种史家的自觉,在一些西方史学家看来,便是所谓“历史的公正”。马克·布洛赫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内心倾向于何方。从历史学家的良心和道德出发,必须坚持和维护历史评判的公正,但事实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是十分困难的,如马克·布洛赫所言:“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尽管历史评判困难而复杂,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求历史之公正,并以学者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保证历史公正的实现。对此,章开沅指出,“求实求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势、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

坚持历史的公正,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章开沅认为,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但是,史学毕竟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应有独立研究的空间,“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有其独特的、适合于本学科的方式,这就是培根所说的,“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由此,章开沅指出,“我相信,只要加强相互沟通,增进彼此理解,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一定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而那将是我们民族很大的福气。”学者人格中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这就是史学家要有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有一份历史的担当。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历史上儒家“入世”传统的体现,即作为一个儒者,应像宋代大儒张继所说的那样,勇于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是章开沅近些年常讲的话题,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他的史观。这种史观强调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融入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章开沅认为,“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历史学家究竟怎样参与现实生活呢?章开沅的答复是主要用自己的史学成果来参与,“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章开沅所提出的“参与史学”,发人深省。史学要寻找到自己的出路,不被社会所冷淡。第一,应该自强和自省,在社会发展中明确自己的定位和责任。这就要求史学家不要困守学术的象牙塔,而要主动走出书斋,关心社会,参与社会,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成果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尽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历史。任何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冷漠、逃避和事不关己的清高态度,对一个成熟和正直的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足取的。第二,仍需提倡“古为今用”(不是简单的影射史学或为我所用),加强古与今的对话,在我们的史学成果中打通古今,以史为鉴,真正使史学成为构筑过去、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所谓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抽刀断水水更流”,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因此,许多史学研究课题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应勇于从历史角度解读现今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参与的史学只有在史学的参与中才能得到实现。

四、“因诗悟史”与史感

史与诗本属完全不同之范畴,诚如史家与诗人恰为两种气质不同之人群:一严谨,一浪漫;一重证据,一恃想象。但这截然的两端,似乎又有内在的联系。钱钟书曾以“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归纳之,谓:一般“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对此,汪荣祖有精辟的评论:“故诗与史本质有异,而两者复有互惠之谊,既可会同,又不可尽通,岂不值得玩味?”

对史与诗二者的关联,章开沅亦有自己的解释与认知。他指出,“诗人不一定是史学家,正如史学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富有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就“诗中有史”言,史学名家陈寅恪以“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著称于世,开辟了“诗史互证”的治学新径。其《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即自如穿行于诗与史之间,成为打通史学与文学两个领域的典范之作。作为近代史学者,章开沅虽不常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但因自年少便于古诗词浸淫甚深,也偶有以诗证史的佳作,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这篇文章从革命僧人黄宗仰的三首诗《〈驳康书〉书后》《〈革命军〉击节》《饯中山》生发开去,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由诗而及人、及事(黄宗仰同章太炎、邹容、孙中山三人的交往),进而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海外革命运动与国内革命运动之间的关联,以及江浙地区何以成为20世纪初年革命思潮狂飙突起的策源地。可谓匠心独运、发人深省,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笔触阐释了佛教界同辛亥革命的关系。读之令人击节。

不过,在对“诗中有史”的理解和运用上,章开沅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如何“因诗悟史”,自诗中去捕捉史识与史感,尤其是后者。

究竟何谓“史感”?看似有些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但实为史学上一重要范畴。章开沅认为,“史感就是对历史的感觉(或称实感)”,或者说是史家对历史情境的体察。史感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史家自身禀赋、资质以及素养、灵气、积累等综合因素,非一朝一夕或仅凭下苦功可得,“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史家治史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尽管他们经常讲什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是枯燥的史料堆积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论图谱。这里既有思维(研究)方法问题,也有资质禀赋和学术素养问题”。

面对历史,什么是有(史)感,什么是无(史)感?章开沅以古诗词为例,对此作了生动说明。唐代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此诗妙在于不着痕迹中对历史时间的感悟,极富史识与史感。“浩然诗句之佳在于‘代谢’、‘往来’,有此两词,历史遂有生命,时间顿成鲜活,表现为运动中之延绵。”与孟诗之侧重时间感悟不同,宋代苏东坡《题西林壁诗》则以空间为视角,尽显对变幻莫测之历史空间的感悟,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章开沅点评道:“而欲识庐山真面目,又必须横看、竖望、远眺、近观、俯瞰、仰视,然后才能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成为比较切近真实的总体形象。我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史感不仅来自对历史现象的横看与侧看,远视与近观,更在于对其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此外,章开沅认为,南宋辛弃疾词《南乡子》中“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与孟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寓意相同,“均为通晓世事,看透人生,富有历史哲理之言”。通篇洋溢史感,“传达了不以人的情意为转移的永恒信息”。

由此观之,由诗而得之史感,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诗中所反映的史实,或隐藏于诗句背后的历史线索,而更多的是蕴含其中的历史哲理、历史感悟,是如同电光石火般能够撩拨、触动读者心扉的史之灵感。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所传达的便是这种能够穿越时空的深沉、凝重的史感,“作者把自己置于历史延绵的长河之中,而又超越于世俗庸众之上,因而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振撼。这是此诗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诗中有史”或“诗具史笔”,大致可作上解。那么,“史中有诗”或“史蕴诗心”又当作何解呢?章开沅将此问题仍归结于“史感”范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如果说,“诗中有史”多半是从诗人和文史结合的角度来讲,那么,“史中有诗”或“史蕴诗心”则更多是从史家和史学范围来探讨,是对史家和史学更高层次的要求。治史者本身是否具有史识、史感,恰是良史与庸史之别。那种缺乏识见和才情底蕴的史书,大抵只能归于清代章学诚所言“史纂”“史考”一类,而入不了史学主流。章学诚有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也。” “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真正的史学,必有史识,必在“求义”,而史识有不同层次,“求义”也有境界高低,只有将深邃的史识与浓郁的史感相结合,才能称之为良史。章开沅以高阳的历史小说为例,申论了史识与史感的关系,指出:“高阳的史识之所以容易被读者理解和认同,又是由于他有敏锐而浓郁的史感,或许可以说他的史识产生于史感并寓于史感之中。”

由此可见,对史家言,史感既关涉到对史料的把控能力,对史事的理解能力,更关涉到历史想象力、表现力,是优秀史家必不可少的核心素质。有史感方为良史,有史感方能求史之诗意、诗心,发掘出蕴含于历史深处的真与美,书写出“诗般之史”(poetic history)。“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盖史蕴诗心关涉到史笔叙事,创意之流畅与美感,真与美之结合。”是否能写出有诗意的历史,实际上也体现了史家精神境界的高低,“精神境界不仅是美的本原,也决定着对宇宙、社会人生认识的深浅高低。王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说的虽是诗词创作,但对史学研究亦有启发意义”。

那么,作为史学家如何才能涵育和提升自身的史感,追求“史中有诗”“史蕴诗心”的佳境呢?

章开沅认为,首先史感来源于多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关键还在于全面提升自身的史学素养,不断积累人生经验与学养水平。尤其要借助于哲学的理论思维与文学的想象能力,不断改善思维格局与认知方法,真正做到“知人论世”。高阳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高阳由于家世、学养与史识三方面的原因,不仅对晚清的政局有总体的把握,而且极为熟悉掌故,又勤于考订史料,把众多人物与许多细节都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百年以前的晚清社会之中。”

其次,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的同古人对话,从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取史感。章开沅格外强调历史研究中“对话”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研究者应与研究对象对话,今天需要与往昔对话,“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这也就是马鲁所说的‘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布洛赫所说的‘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以及李贽所说的‘与古人为友’、‘与其人会睹’”。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同古人、昔日不断的对话、沟通,达成理解的过程。古今皆然,中外同理。

要想无碍地与古人沟通、对话,又必须摆正身段,或如西方所说的“同情之理解”,或如中国所说的“设身处地”,总之,要想方设法进入昔日的世界、古人之心灵。章开沅认为,在这层道理上说得最为深透的还是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陈氏强调,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章开沅慨叹:“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术素养者不能发。”

而真要想同古人处同一境界,窥见前人的思想,就必须如同布洛赫所讲,“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这里的“让位”,并非完全摒除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客观评说历史。章开沅解释道,“所谓让位,即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为此,史学家必须排除种种干扰,进入一种“虚静”的状态,与古人形成超越时空的无声对话,亦即思想与感情的沟通。“古之学者颇重虚静,今之学者与历史人物对话也需要虚静。唯虚始能承受,始能容纳新知,用我们法国同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思维暂时从头脑中退出去,而把古人的思维让进来。静是一种心境,外在的环境可能匆迫烦扰,但学者的内心必须平静如水,超然物外而又沉潜于学,如此才可以有所悟解。”也惟有达于此种虚静状态,治史者方能真正进入历史场景之中,激活自己的史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千姿百态,而不“以己度人”,以偏概全,优游于历史长河之中,体验探幽索奇的喜悦。

史感的养成还同历史原生态观念密切相关。“历史原生态”是章开沅史观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最先来自于章开沅对最近几十年间商会史研究何以取得重要进展的思考,他认为,其中关键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资料的整理与运用。由此他更推而广之,将“原生态”一词运用到整个历史研究之中,倡导要加强对“历史原生态”的研究。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注意史料的完整性。“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二是要重视对历史作客观的解释,追求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地不做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在史感建立与历史原生态关系上,只有用原生态的史料去还原原生态的历史,自觉走进原生态的史境(historical contexts),切实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才能产生与众不同历史感悟,获得历史的灵感,从而写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这乃是许多成功史学家的切身体会。如章开沅提到,他当年撰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这篇论文时,便得益于到江浙许多地方去亲身感受历史的氛围,“通过对当年的文件、报纸、画报、历史遗迹等这些内容的观看,使自己有所感悟……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氛,仿佛已经进入晚清社会”。如此自然能写出有着浓郁史感的精彩论文。

史感又并非史家一人的独自感受。史感之建立,既要入乎其内,与古人对话;又要出乎其外,与读者、听者交流,因此,它本质上是双向的:既要感动自己,还能打动别人。这就涉及史学的文字表述与传播问题。针对一些史学文章行文诘屈聱牙、晦涩不通的问题,章开沅指出,著史也须注重文风、强调文采,发乎情而行于文,加强对读者的感染力。为什么有些史学文章使人觉得很优美,这是因为它们除史识以外,更有一种由置身历史情境而生发的史感,以及能将此种史感倾情表达出来的文笔。历史书写中,诚然是内容大于形式,但形式本身,包括行文风格与文字技巧亦不容忽视,只有当文采与史识、史感达于高度统一,方能展现史学之美。“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但作为一种形式的追求、形式的改进又是非常重要的。形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包装,应该跟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产生一种内在的美,产生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来自其内心。”显然,“史中有诗”“史蕴诗心”,亦包括历史叙事与书写的诗意的表现。独特的风格与文采,最能够引导读者去感受历史的无穷魅力。“马迁史记疏荡而有奇气;温公通鉴,庄严信美;吉本的罗马衰亡史行文恣肆,结构宏伟;米什莱之法兰西史,使往事复苏,中古重生,均称可以咏歌之史,具有诗之美。”

读章开沅的史学文章,亦常慨叹于其文笔之优美,无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均极讲究,极洗练,富有历史的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史识与史感。他将此归功于长期以来十分注重史学与文学的结合,并希望史家多读文学之书,不断磨炼、提升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如其所言:“我除了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之外,还阅读了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刻苦的追求、刻苦的磨炼,就不可能运用自如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结语

以上并不完全的概括和论述,初步探讨了章开沅持之以恒的史学追求及其史学思想的特质。这些特质说到底还是根源于他对史学境界的追求,即他近年来常讲的“追求圆融”。“圆融”的观念来自于佛学,对史学研究而言,“圆融”可以是陈寅恪点明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也可以是王国维强调的“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佳妙境界,但总体而言,仍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真、求善、求美乃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只有在对历史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中,我们才能像章开沅揭示的那样,发掘出“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章开沅曾言:“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在中国史学的远航中,只有系统总结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百余年来的史学航程,厘清其中的发展轨迹,梳理各史学流派的史学主张,方能融百家之所长,创立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历史学派”,为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探索前行的道路。这其中就包括通过“重读章开沅”,重读所有那些在新中国史学发展中留下鲜明个人印记的大师、巨匠们,总结他们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经验,在传承创新中延续中国史学的学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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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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