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2-08-19 00: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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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关键词:新中国史学;章开沅;史识;通识;史德;史感

  

   新中国史学已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其间史学人才辈出,既有从民国时期过渡而来的老一辈历史学者,如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其间,还有一批在民国时期出生和受教育,但基本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生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批人在新中国史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在历经磨难、沉浮之后,正是他们承担了重振中国史学的重任,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有重要的建树,培养了大批中青年史学家。

   史学是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发展的。时至今日,当这些新中国曾经的新锐史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即将谢幕之际,应该是时候来认真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观察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他们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占有何种历史地位,对新中国史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究竟有何贡献?其史学思想对更新一代史学家的成长究竟有何启示?

   在中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已辞世一年的章开沅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笔者的业师,他曾不止一次对我们弟子们讲过,如果一定要在史学家中划个派,他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史学家,因为他们这些人当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就是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指导其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广纳博采,吸收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精华,熔铸为自成一格的史观。在笔者看来,除却多方面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学术贡献不论,就最基本的史观而言,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具一格的观念或特质值得提炼与总结,即:“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些最为基本的史观或特质正是释读章开沅史学思想及其丰硕史学成果的一把钥匙。以下分述之。

   一、“别识心裁”与史识

   在《史学寻找自己》这篇短文中,章开沅特别提到清代史家章学诚力排众议,对郑樵及其《通志》所作的高度评价:“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所谓“别识心裁”,即治史者对历史的领悟和裁断,或曰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关于“史识”,唐代刘知幾有“史才三长”之说:“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才”是指治史的才具、技艺和方法,“史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史识”则指修史的识见和判断力。对史学家而言,三者皆十分重要,但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史家只有具备较高的“史识”,具有洞察历史真相的“眼力”,方能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大家。

   当代中国史学家中,章开沅所表现出的特质之一,便是具有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首先体现为他对史学研究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和把握力,即所谓治史的“眼力”。

   在史学研究中,章开沅往往总能先人一步,高屋建瓴地发现和指出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将弟子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研究、早期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均系章开沅最早开创,并全力开拓,然后弟子们相继加入、跟进,最终形成成果迭出、蔚为壮观的大好学术局面。对此,章开沅曾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的“会餐”:“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不难看出,每次“会餐”的结果,都为他所在的学术单位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影响所及,不仅仅是该单位的年轻学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学者有多种多样,有的专注于埋首耕耘自己擅长的领域,学术成就菲然;有的则在做好自身学问的同时,关注面更为宽广,志趣更为远大,更善于为所在的学术群体谋集体之未来,开辟新的天地。如前者可称为“战术型”学者,后者则可称之为“战略型”学者。就其在多个学术领域的开创之功而言,就其在培养学生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言,章开沅正是中国“战略型”学者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之一。

   其次,章开沅“别识心裁”的“史识”,还表现在他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常常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读章开沅的著作、文章,常能体味到其思想的火花和睿智的思辨,直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理性的张力。

   在多种场合,章开沅都曾反复强调,治学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论,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些人怀疑“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的时候,他能高瞻远瞩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就局部而言,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非常不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他还指出,要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实现从“革命”向“社会”的转向,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研究“革命”,从而逐渐形成其“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理论构想。“社会历史土壤”是与“自然土壤”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然土壤”由自然地理的环境、气候、资源、土性等自然因素构成,“橘逾淮而北为枳”,便是自然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社会历史土壤”由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要素所构成,既包含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制约,也包含人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等方面制约,“先进的西方科技、设备和企业组织,引进到衰老的大清帝国以后,却成为如此扭曲的形象,而结出的也只能是苦涩的果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社会历史土壤”问题。“社会历史土壤学”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举凡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必须深入考察和探讨孕育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也即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落实到关于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研究,即是要对当时的社会存在“以全面的切实的注意”,特别是要加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其中便包括对商会、商团、体育会、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新式社团组织的研究,章开沅视这类社团组织为社会的“细胞”,认为“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章开沅的这些独到见解,不仅廓清了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意义的不正确的认识,而且为今后几十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如,当有些人简单地以为近代教会大学只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不值得加以研究时,章开沅则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断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一深刻论断,打消了当时许多人的顾虑,促进了其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这一学术分支的崛起。

   章开沅不仅在一些学术研究的大关节上头脑清醒、预判准确,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论断上也常常新见迭出,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关于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新一轮现代化启动之时,章开沅即用“离异与回归”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离异”而学习西方,扬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是绝对必须的,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努力发掘经过长期筛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生命活力,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并为当代文明的发展服务”。因此,在根本意义上,“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新的开拓与创造”。这些论断,可以说既中肯又理性,对我们今天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无启迪。

   顺便说一句,《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不到16万字,但写作于章开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中发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二、“贯穴熔铸”与通识

   章开沅之所以具有过人的“史识”,能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创获和开新,除有章学诚强调的作为“著书者之心术”的崇高“史德”外,关键还在于他长期对史家“通识”意识的强调和主动修为。在他看来,“别识心裁”的“史识”与“贯穴熔铸”(梁启超语)的“通识”密不可分,如章学诚所言,郑樵之所以能够“运以别识心裁”,关键还在于其“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通识虽系史识之一种,但又高于一般的史识,故值得拈出另论,史家“贵在通识”。

   近代史学名家梁启超在谈及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的关系时,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论述:“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章开沅认为,梁氏所谓“通识”,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在提倡史家“贵在通识”上,章开沅完全是身体力行的。他的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横通”,也讲“纵通”,还讲中外古今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胸,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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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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