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业已成为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形成过程，则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若干启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再出发、再建构，须进一步拓宽视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升级换代”。

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业已成为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形成过程，则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若干启示。

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49—1966）

从1949到1966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起阶段。与1949年以前相比，其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初步形成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学术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对孤立政治事件的叙述；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强调对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并把辛亥革命看作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由此透过辛亥时期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而获得若干规律性的真切认识。二是引入群众史观。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很少甚至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较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并通过研究抗捐抗税斗争、新军和会党等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

（二）兴盛阶段（1978—1989）

从1978到1989年，这一时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复苏和崛起的阶段。10余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大陆学者坚持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在同中国台湾学者主张的“全民革命说”、海外学者主张的“绅士运动说”的激烈论辩中，日益走向系统和成熟。

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其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三，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一系列纲领和主张，代表的正是新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诉求；其四，孙中山等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有别于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当属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范畴；其五，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初步发展又发展不足，导致辛亥革命既取得胜利又最终失败的双重结局。

（三）深化阶段（1990年至今）

1990年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进入持续深化的阶段。受日益兴起的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潮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有所拓展，概言之，即“从革命走向社会”，从单纯政治事件史研究转向更为全面的社会转型研究。其突出表现，是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进行考察，“现代化范式”遂成为“革命史范式”之外的新范式。

最近20余年来，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在“后现代化范式”影响下，一些学者运用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对辛亥革命进行重新阐释，使之呈现另一重意义，揭示历史的另一种面相，以补宏观革命叙事之不足。

以上对各阶段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简要回顾说明，尽管历经坎坷，但70余年来，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始终在坚韧前行，并构成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

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突出特征

回顾和反思7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启迪。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熔铸自主知识体系之“魂”

历史研究不仅要“知其然”，而且必须“知其所以然”，在对历史进行“知其所以然”的思想探索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是贯穿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之“魂”。

唯物史观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一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从而揭示这场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内在必然性。二是通过运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判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从而把握住这场革命的本质特征。三是通过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清楚阐释辛亥革命中的许多复杂历史现象。

（二）以史料为依据，筑牢自主知识体系之“基”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势必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始终是以大量史料的开发、利用为前提和基础。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上、下卷），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一系列大型资料相继出版，为新中国初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与大量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很大进展，重要档案汇编包括《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

（三）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理”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涉及“三大体系”整体性建设，其中，由概念、理论、观点、学说和成果所构成的学术体系建设，始终是核心和基点。

以“资产阶级革命说”为核心的本土化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固然有从革命爆发原因、领导力量，到革命性质、过程、成败、意义，以及辛亥人物评价等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系统论说，但在完整“体系”意义上，它当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即立足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同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关联，形成一整套“中国近代史”话语系统，如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两个过程”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三次高潮”论等。自主的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乃至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这些层次更高、包容量更大的理论学说。

尽管带有明显的本土特征，但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绝非自我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尤其改革开放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都曾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譬如，在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前提下，它又吸取了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等理论及其方法，借鉴了欧美、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其实是本土知识与域外知识互动交流的结果，在强调“自主”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合理的“借鉴”。

（四）以大型专著出版为标志，展示自主知识体系之“形”

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一大批富有见解的创新性学术成果来展示，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要有学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型学术专著问世。它们可能是个人学术研究的结晶，更大可能是一批学者长期合作、集体攻关的成果，体现了研究者的集体智慧。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业已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主要在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结束了“小册子”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尤其是几部通论性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的问世，更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包括：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3卷本），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卷，上）。这三部大型著作都是作者经过长期系统研究和精心打磨的力作，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五）以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为依托，编织自主知识体系之“网”

现代学术活动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筹划和精心运作，或可称为“有组织的学术”。辛亥革命史研究能够较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实同“有组织的学术”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界逐渐改变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等，都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人员比较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专门研究机构。

学术期刊对推动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关注。一些国内著名史学杂志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也刊载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史的高质量文章，共同推动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

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研究前瞻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再出发、再建构，须进一步拓宽视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升级换代”。

第一，时间视野的拓展。过去，人们习惯于就辛亥革命本身来思考辛亥革命，时间视野往往局限于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很少对其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思考。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章开沅提出“三个一百年”的宏大构想，主张对辛亥革命之前百年历史背景、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本身以及未来百年展望进行通盘性、长时段的考察。这为加快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

笔者认为，“三个一百年”中，在较短时段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应特别关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就是说，以辛亥年为原点，至少应分别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十余年，考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以揭示其潜在的历史因果之链。

而在长时段意义的历史“延长线”上，除西潮东渐、社会转型、现代化这些长程历史因素外，还应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民族复兴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循此主题和主线，或可打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将近代以来的民族运动、改良运动、革命运动，乃至今天还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做通盘性、全局性的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第二，空间视野的拓展。章开沅曾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除“上下延伸”外，还要做到“横向会通”，要“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从世界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首先要考察辛亥革命与亚洲的关系，或称辛亥革命的“亚洲视角”。从亚洲视角看，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更可谓“革命之母”，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支持力量。亚洲各国如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都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启迪。

研究辛亥革命史不仅要有亚洲意识，还须有全球意识。中国视角、亚洲视角与全球视角是相互映射、互有交集的。辛亥革命实质是一场国际背景浓厚的政治革命。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孙中山等寻求华侨的支援，不限于日本和东南亚，也扩展到美洲、欧洲及一切有华人的地方；同盟会的分支机构更是遍及各大洲，海外色彩甚为浓厚。显然，随着空间视野拓展，辛亥革命将呈现更为深远的世界性意义。

空间视野的扩展，不限于国际视野，也包括根据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分省研究之外展开更大范围的区域研究，如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北边疆、西南地区等。

第三，社会视野的拓展。最近几十年中，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便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并从社会变化反观辛亥革命，认识到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是影响广泛的社会大变革。因此，将革命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密切结合，赋予辛亥革命更立体化的诠释，实属必要。

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团体、阶层、风俗等，还要注意过去关注不够，或今天社会发展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和问题，如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以“民生”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序”、绅士阶层的劣化和“去中心化”、科技与知识的社会传播途径、革命者自身和民众社会心态变迁、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发展等。

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注意尽可能由“虚”趋“实”、由“粗”趋“细”，在大历史视野下，多做一些精细深入的实证研究。比如，辛亥革命在一些小地方的实际情形和真实影响——“在地化”的辛亥革命；图像、影视中的辛亥革命——“具象化”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作为‘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对手方”——“全息化”的辛亥革命；等等。

从以上几方面去拓宽视野，或可有助于探索如何实现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自主的近现代史知识体系的“升级换代”。其中有以新思维、新范式运用为前提的“创新性发展”，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打破惯有的思维定式，不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革命史”叙事的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这或可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新革命史”：一种更为广义的、有着更大时空视距、充满生命张力的“辛亥革命”。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摘自：《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