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取得较大成绩的领域，其出版论著之多、涉及面相之广、研究队伍之众、论点争鸣之热，在中国史学研究各领域中是不多见的。不过，从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观察，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存在诸多可待开辟的领域，仍然有不少可以深入讨论的论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或为其中之一。值《（新编）中国通史》（中外关系史卷）写作之际，笔者结合该卷的研究思考所得，谨以浅见贡献于学界指正。
一、从什么角度出发研究近代中外关系
从中外关系史的一般角度理解，中外往来古已有之。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前的世界交流网络中，就已经有了从中国南部经过印度洋再到非洲东海岸的航路。不同文明之间的往来，互相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所在和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才有中国的茶、丝、瓷等本土物产和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等本土发明流传海外而播散影响，海外物产（如玉米）和文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并生发影响也是常事。看看那些留存至今的敦煌壁画，便可了解当年中外交往盛事之一二。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年代起，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时期，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马克思有言，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是基于全球和世界的观察视角所描述的近代以来历史的演进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使国家的边界和定位较古代更为清晰，建基于国家关系的近代国际关系由此逐渐成形，而欧洲国家的先发近代化优势使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工业化的巨大进步和少数工业化国家因强势而霸凌他国的全球化一体两面的进程中，一国依托其实力（技术的、经济的、资本的尤其是武力的）对外扩张，干涉他国乃至侵略他国，使他国成为其殖民地，一度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如果仅仅以所谓客观的“文明”“进步”“发展”等角度观察近代国际关系，便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的“温情”。以中国为例，中国之所以进入近代时期，便是由于西方列强以实力为依托，压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形成约束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迫使中国改变自身的历史演化路径，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引起的。这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能不注意的事实与背景。
因此，如何从内外两方面认识近代中国及其对外关系，包括其背景如何，表现何在，发展理路、大势趋向是怎样的，利弊得失有哪些，等等，是治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必须全面而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的。当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以往不曾具备的诸多有利条件。例如，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被大规模开放和出版，而且由于高科技存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史料获取也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新一代学者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外文水准，多语种人才也不鲜见，他们还可以频繁地与国外学者交流，共同切磋学术。这些都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些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与此同时，学术研究的个案化、精细化、个人化带来的研究成果的细碎性特征，缺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主题论述，宏观大历史研究的进展不及微观个案史研究的推进，等等，也使学界产生了一定的焦虑与疑惑。对于如何将研究推向深入，使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如何回应时代关切，解答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如何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学以致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等等，学界也曾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诠释和回应。当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更需要我们在大历史观下关注这些命题。
二、如何在全球视野下认识近代中国
2015年在山东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会议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外关系史提出了很好的命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并认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首先，我们在观察近代中外关系时，需要有也必须有全球视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也必须了解世界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从来都不是隔绝于世界的，只有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才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以及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世界进入主动或被动的一体化进程。中国亦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样的历史浪潮，由自成体系的社会发展进入世界一体的体系之中。以当时人的说法，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其缘由就在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以强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如马克思所言，“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外部环境，我们方可以更深地理解近代中外关系，理解中国面临的屈辱与国人的奋力抗争。近代中外关系，大到政治外交，小到文化生活，在在都与全球格局密切相关，都受到全球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
就宏观方面而言，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源于国人对列强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拒不接受中国的合理要求而引发的愤怒，已为国人所熟知。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共的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局势（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共产国际的建立）的密切关联，亦为学界所公认。举例而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一直都非常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的同时，也在积极宣传并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主旨在于促进英、美、苏合作，“拉英、美”“反德、日、意”；“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后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准确精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相当的助益。从历史观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高度重视全球格局的变化，从来都是在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与世界形势的关系，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
再以国人熟知的茶为例。一般而言，茶的原产地在中国，也是近代以前中国外销产品中最具世界影响者之一。但近代以来，为避免过于依赖中国茶业，在英国的刻意扶植下，南亚地区的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英属殖民地茶业得以迅速发展。中国茶业则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衰落，导致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从最高峰时的50%跌落到2%左右。如果没有全球视野的观照，没有对西方帝国—殖民体系及其功用的深入研究，便很难体认这样的发展过程。
其次，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全球视野？西方由于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先发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处在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全球视野常常落入西方视野之窠臼，以西方之是非评价全球之是非。而真正的全球视野，应该是站在全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观出发看世界，以此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而不是以狭隘的或变相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作为全球视野的出发点。西方文明自有其长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文明需要照搬西方文明的所有方面。每一文明都有其独有特质，不同文明的交汇融合，各美其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才是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文明。站在这样的角度观察世界，才是真正的全球视野。因此，如何既坚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充分保持民族自尊与情感，又不断汲取外来文明的长处，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如何在西方强势影响的外部环境下，改善中国的内部体制机能，进而实现对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如家庭关系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超越和发展，并传扬那些仍具活力的历史传统（如家庭养老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反复思考并力图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关键问题之一。由此我们便可更深入地体会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些年来，全球史正引起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者的关注。战争、贸易、移民、气候、环境、疫病等主题，更需要在跨国背景的全球史视野下进行分析，从而有利于将历史从孤立的、静态的发展转变为互动的、动态的过程。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亦然，日俄战争的进程、东北鼠疫的处理等便是其中的例证。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西方仍处于经济文化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全球化多半仍以西方为主导，全球史也因此难以完全摆脱西方话语体系。西方论者也认为，全球史的论述“虽然会更加客观一些，但是实际上非常明显，这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而且，“这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论者尤应警惕，全球史“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些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
三、如何从中国出发观照世界
以全球视野看中国，可能会更多地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中国出发观世界，以中国的内部特性和发展为基点，反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对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尤然。由于中国在近代受到外部世界的重大冲击和影响，研究者在观察近代中外关系时，有时难免夸大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反映在学术上，便是一度流行的、以美国史学家费正清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学者将近代中外关系的本质归结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并将此模式提升到具有统领性作用的高度。由于美式学术话语的强势，尽管这个看法晚近以来受到很多批评，即便在美国也为“中国中心观”等新研究模式所替代，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近代中外关系的认知。
从什么角度观察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冲击—反应”论更注重近代中国之“弱”与西方之“强”，认为“弱”中国只有依靠“强”西方的冲击，才能改变自身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近代西方在许多方面“强”于中国是个事实。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不仅是国家间的冲突，也是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冲突。所以，西方才能挟“坚船利炮”，以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此观之，中国似乎只能对外来“冲击”作出“反应”，中国在中外关系中似乎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历史的进程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当然需要关注外部世界的影响，但更需要注意中国内部的变化。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巴黎和会为例，中国代表拒签和约，是对西方无视乃至最终拒绝中国合理要求的有力回应，但是，参加和会的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已经注意到：“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历史的进程验证了这样的观察，中国“国民全体之活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抵抗，决定了其后日本侵华的失败结局，从而改变了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不仅如此，中国的五四运动与同时期的韩国三一运动、印度和埃及的反殖民主义风暴联动呼应，共同形成了对列强在亚非地区殖民统治的强大冲击，迫使列强不得不做出“反应”。所以，即便是冲击—反应模式，反映的其实也不全是“强”对“弱”的冲击，“弱”对“强”的反向冲击也是存在的，更不必说那些更重要的内部变化及其影响了。
以近代中日关系为例。日本对中国的持续侵略，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变化，或可理解为日本冲击—中国反应。但是，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历久抵抗，同样造成了日本的变化，也可理解为中国冲击—日本反应。更具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是，中国的坚定抵抗在更广大层面带来的世界性影响，如法国舆论所称，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地耸立”在世界之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冲击—世界反应。在西方主要国家沉浸于对法西斯主义“绥靖”的幻想中时，中国已在独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当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在纳粹德国的进攻下迅速溃败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三年；当日本侵略军席卷整个东南亚时，中国毅然出兵缅甸支援盟军；当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心态企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时，中国则坚定无私地支持朝鲜、越南、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走向、结局乃至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战后世界体系，是由二战形成的世界格局奠定的，而中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中国抗战“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抗战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就是中国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即便是在近代中国被认为可能是更“弱”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中国科学家李四光关于第四纪冰川的研究，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研究，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时的技术革新，中国卫生学家伍连德对疾病检疫防疫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等等，同样为世界所瞩目。
因此，将“冲击—反应”模式单一应用于解释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的历史，体现的是单向度思维，忽略了内部因素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及其主体性。说到底，不仅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冲击有其局限性和阶段性，其冲击的影响力亦有差异性和限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从不否认外部影响的作用。例如，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外来资本主义影响与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共同作用，又使近代中国渐趋于半封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结论都注意到外部因素对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历史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如何与中国内部因素相结合而产生作用，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以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定论。
四、注意中外关系的互动影响
除了外部和内部因素之外，研究近代中外关系还需要注意中外在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影响。前已提及的中国抗战已是例证，这里我们再从更基本的层面——经济社会关系，观察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已被裹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使世界局势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因为深陷战争，无暇他顾，对中国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均大大减少，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却显著增加。这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明显扩大，商品产销两旺。由此带来的商品价格的上扬、工业利润的增加，反过来又刺激国内投资急剧增加，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市场挤压和内部资金短缺等问题有了一定的缓解。因此，资本投资踊跃，现代工业得到较快发展，造就了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一波高潮。这已为学界所公认。
但是，我们对问题的观察不应仅及于此。一战过后，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同样严重波及中国，再加上同时期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包括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仍然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造成重大影响。国际银价高企，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根急剧收缩，市场萧条，百业凋敝，严重影响经济稳定与发展，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的中国经济危机。据统计，1934年的中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931年的一半略多，直到1936年也不过恢复到1931年的64%，原先较为发达的面粉、缫丝、卷烟等工业部门的增长率均为负数。这次危机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和电影（如夏衍的《狂流》）中得到了贴切的反映，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表达主题。而左翼文艺运动传达的对社会平等观的大力追求与对贪婪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厉批判，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社会动员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这种由经济而文艺并传导至革命社会动员的溢出效应，反映出近代中外互动关系的深层意义，也是我们不能忽视而学界注意尚不及者。近代中国由帝王专制统治下自奉的“天朝上国”，因列强入侵欺凌而成为被动弱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由近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革命浪潮的兴起，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历史演进的本身，恰恰说明近代中外关系是主动与被动之间不断互动和互为影响的动态转换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定式所可概论。
五、以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融合推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
如上所述，当我们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从中国出发观世界，兼有对中外互动之理解，或可对近代中外关系有大历史观下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从而发掘与时代意义相对应的原创性论题，避免太过就事论事的细碎论述。由此出发，还需考虑研究路径的问题。无论是以全球视野看中国，还是从中国出发观世界，都离不开对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世界历史的理解。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两者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和讨论的一些外国研究论著，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以全球化为背景，从世界史与中国史结合的角度，论述中国近代史及其世界定位，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世界史学者如果能够结合自身的研究，发挥其所长，更能从世界的、比较的角度观察和理解近代中国（如知名世界史学者罗荣渠先生对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如果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世界史研究者能够就此有深度交流，相信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认识。如从日本史的角度观察日中关系和从中国史的角度观察中日关系，便可以形成很有意义的互补。也有资深世界史研究者注意到，“有了中国历史这个重要的参照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者也就对于世界历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中国史研究者“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阔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不仅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当我们从更长时段、更宽视野去观察近代中外关系，既关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关注外部影响的作用，也关注中国观照中的世界，关注内部变化的因素，从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发掘并定义中外关系对近代中国的意义，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及其开拓创新将大有可为。
汪朝光，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自198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2022年入职四川大学，任文科讲席教授。曾兼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东亚史，著有《中国近代通史》（第6、10卷）、《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卷）等，在各权威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本文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新理论与新方法”（笔谈）之一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