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显著优势，主导了世界格局，并通过文化软实力向全球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其全球文化霸权。美国持续推行文化霸权战略的核心，在于巧妙建构和运用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然而，随着当前全球格局的变化与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加深，其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瓦解及其引发的文化霸权危机，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垄断全球话语的格局，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也为中国跳出西方预设的话语框架、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关键窗口。
关键词：意识形态 虚假正当性 文化霸权 普世价值 葛兰西
当下，美国文化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性与对全球民众生活的渗透力日益凸显。因此，在剖析美国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霸权逻辑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美国文化霸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构建机制。美国通过哪些文化实践路径，构建了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又利用了何种认识论陷阱，实现了这种虚假正当性的持续再生产？当前美国推行“美国优先”等一系列政策，又如何不断侵蚀其已构建的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从而给美国的文化霸权带来根本性挑战？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一、文化霸权论中的“正当性”逻辑
文化霸权论是20世纪初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重要理论。葛兰西在深入剖析西欧国家社会结构与权力运作模式后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性，不仅源于其对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的掌控，更在于通过制造一种“普遍同意”，在社会意识层面构建起一种看似合理的秩序。“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境下，整个市民社会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全面渗透，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到社会运行的规则体系，无不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志。
文化霸权并非依靠简单粗暴的武力镇压来维系，而是通过一系列文化、教育、宗教等社会机制，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信仰巧妙地融入大众的思想中，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认同这种统治秩序。因此，文化霸权体现出的是一种极为微妙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权力压迫模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霸权国家与从属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绝对的对立被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共识与认同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使得一方能够在看似平等的互动中，引导另一方主动甚至自愿地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行动。
在文化霸权的构建过程中，正当性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是整个权力结构得以稳固的基石。正当性一词的英文对译是“legitimacy”。“legitimacy”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指政府或统治者的统治资格符合法律原则，并由此得到认可与尊重。《布莱克法律词典》对“legitimacy”的解释是“合法性”(lawfulness)。然而，中文语境中的“法”通常指的是法律（实定法）。因此,“合法性”是指“合法律性”或“合宪性”。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讨论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政治的合法性”以及“统治的合法性”，所依据的并不仅仅是实定法律，而是社会普遍认同和尊重的道德基础或道义期待。因此，在中文语境中，“正当性”一词比“合法性”更能准确地反映“legitimacy”的原意。在这里，厘清“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正当性”对维护统治权力的重要作用。从法律角度看，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冲突，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组合：合法又正当，合法但不正当，正当但不合法，既不合法也不正当。例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领导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虽然在当时的美国或南非并不合法，却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否定或排斥的，往往在现实世界中被证明是正当且合理的。正当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权力需求的演变被动态赋予的。自然、上帝、价值、利益、理性都可能成为正当性的符号，它们为文化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内在的理由和依据，为自愿服从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上的有效证明或辩护。
因此，“正当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统治者的积极建构中被创造出来的。统治阶级深知，单纯依靠强制力维持统治不仅成本高昂，且难以持久。因此，他们致力于将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包装成符合社会普遍利益和道德准则的“正当”理念，通过教育、媒体、文化艺术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使其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与接受，进而构建起领导与被领导的权力结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构建文化霸权的过程，就是一个精心塑造正当性的过程，通过这种正当性的赋予，统治阶级得以在文化领域确立并巩固其主导地位，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与管理。
二、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建构路径
文化服务政治权力的独特性在于，它并非通过暴力压制或威胁来实现，而是凭借文化“以文服人”的魅力来赢得人心。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追求军事和经济霸权的过程中，依靠其综合实力优势，把自身的文化实力作为一种可以操作利用的资源和工具，有意识、有目的地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当其他国家或群体浸润于这种“共识性”强势文化之中，对该文化的正当性不加质疑或不加审视，反而盲目追随效仿，甚至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时，其结果必然是“自觉自愿”地接受美国的“领导”。美国借助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出一系列蕴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并流通于全世界。人们在消费这些文化商品及其符号意义时，实现了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建构，而这种虚假的正当性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
第一，建构价值观念的虚假正当性。在美国历史的演进中，诸如“清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潮和价值观念塑造了美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随着冷战的结束，为了确保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超额利润，美国构建了一整套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正当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为所有个体行为或历史事件的深层思想根源，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视为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视为稳定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美国围绕私有资本运作所构建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正当性假说，巩固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传统认识，阻碍了对替代方案的想象和革命性变革。这导致那些接受这一理论体系的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并将其视为最高或最终的价值追求。美国通过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实现了其在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其国内民众思想的整合上，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第二，建构生活方式的虚假正当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资产阶级文化是指那种基本集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等等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所定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存在于理论中，还鲜活地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美国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呈现。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消费行为已经超越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层面，转而追求那些被刻意创造和不断激发的欲望。这种文化现象虽然看似仅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实际上却深植于美国主导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之中。人们在消费时，除了寻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外，更多的是在追求商品所代表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这种对“欲望本身”的虚幻且无边界的消费，恰是美国通过建构商品符号意义，实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正当化的核心路径。它作为消费领域文化支配机制的重要补充，已然成为美国控制大众社会生活与观念的隐性形式。
第三，通过控制文化传播手段来建构虚假正当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被生产出来后，还需完成与社会成员对接的终端实践，即塑造社会成员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换句话说，美式思维和生活方式仅仅是其文化影响力扩散的起点。只有当这些文化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且获得广大文化消费者群体的认同与实践时，才能真正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在文化传播中建构虚假正当性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表达了何种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而在于其通过操控传播技巧，将这些内容包装成极具“正当性”的常识。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曾指出，大众文化的传播并非日常生活中双向互动的对话，而是信息从生产者到接收者的单向流动。在他看来，大众传播中的电子传媒技术非但没有联通信息生产者与接收者，反而阻隔了两者的互动。技术媒介将社会互动与具体场域剥离，使得远距离影响他人成为可能，而接收者的回应方式却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被固定在特定形式中的互动，被称为“传媒的准互动”。由于美国扮演着传媒标准制定者与信息系统设计者的角色，信息革命不仅没有消解国家间的力量差距，反而成为美国权力的重要源泉，进一步强化了其文化传播的垄断性。美国依据自身的认知偏好与利益需求，持续塑造并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顺序与频次：表达什么、回避什么，关注什么、忽略什么，都成为其通过议题设置、舆论引导与规则制定左右公众意识的重要手段，最终借助其他国际权力将这套逻辑制度化、合法化。而作为接收者的大众，干预文化传播进程、决定传播内容的能力极为有限，这种传播过程的不对称性难以被根本撼动。美国借此以垄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实现其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不断迭代，进而巩固了其难以撼动的文化霸权地位。
三、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认识论陷阱
美国为其意识形态建构的正当性之所以具有虚假的一面，源于其在认识论层面设置的认知陷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一致”利益的幻象来掩盖其特殊的利益。美国经常将少数群体、特定阶层及霸权国的特殊利益，包装成全体民众及其从属国的共同诉求。其次是以“价值中立”的话语遮蔽文化背后的政治因素。正如汤普森所说：“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辞，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符号权力生产，借助自身掌握的符号权力，不断生产和传播强调文化相对独立性与“价值中立”的话语。这种话语刻意剥离文化与社会现实、阶级利益的深层关联，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进行粉饰，起到了遮蔽本质、误导认知的虚饰作用。最后是虚假“普世性”建构，即将自身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制度形成的价值观念，包装成超越时空、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这种对“普世性”的片面强调，不仅掩盖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发展差异，更成为其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不断再生产的重要认识论支撑。
（一）以“一致”利益的幻象掩盖其特殊的利益
当从属群体将霸权者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利益，即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视为是“一致”和“共同”的时候，文化霸权便在这种利益“一致”的幻象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第一，建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幻象。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核心在于，霸权的构建并非通过消灭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吸纳”进自身体系中来达成。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探讨“美国为何未产生社会主义”时提出，美国资本主义通过满足工人阶级的部分物质需求，运用计件工资制、利润分享等激励机制，将工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美国的雇主非常清楚如何使工人对企业的成功产生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资本家的利益。这并不是通过利润分享做到的(虽然这在美国也以各种方式存在着)，而更多地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小恩小惠。”当政治与经济精英在国家层面因共同利益形成同盟，并刻意将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利益“编织”进这一同盟框架时，这种“利益一致”的叙事则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效果。它让人们相信，既然资本主义制度能满足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需求，那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纠正不平等的诉求，就显得多余了。事实上，所谓“一致”与“共同”的利益本质上是“普遍有产者”的诉求。美国正是借助这种看似“慷慨”的利益让渡，使从属群体在“被关切”的错觉中感恩戴德地接受其统治；它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制造“善意”的表象，为自身意识形态构建虚假正当性，最终使得无产阶级自觉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二，建构霸权国与从属国利益“一致”的幻象。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外交叙事中摇摆，实则是为了调和其文化正当性宣传与实际利益攫取之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它将自由、民主等价值符号包装成普遍性的价值观，为自身的霸权扩张和利益掠夺披上正义外衣，谋求道义层面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现实利益与权势欲望的驱动下，又毫不掩饰地践行现实主义逻辑，将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外交决策的核心准则，对盟友与从属国实行双重标准，甚至不惜牺牲他国利益换取自身霸权稳固。美国尤为擅长塑造自身“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正面形象，将自己包装成西方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和国际社会稳定的“功臣”。正如德国学者伯尔尼德·哈姆（Bernd Hamm）所说：“他们（指美国）将我们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马歇尔计划，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权力批评他们，甚至没有权力质疑他们。”美国正是利用这种精心构建的认知陷阱，不断将自身利益伪装成其与从属国的共同利益，将霸权诉求包装成集体安全需求，让从属国在“利益一致”的幻象中被动接受其意识形态输出。
（二）以“价值中立”遮蔽文化背后的政治因素
美国的文化霸权主要通过施加一种难以察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来发挥作用。这种影响力之所以难以被察觉，是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力量，刻意隐藏了文化背后的政治因素。它将功利性的社会关系和剥削关系转化为符号权力关系，将人为的权力关系伪装成事物的自然秩序，从而构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
第一，以“有机知识分子”的符号权力生产虚假正当性。葛兰西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也会持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道德思想和行为准则。葛兰西据此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强调了一切影响观念和知识的人都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机知识分子”主要通过符号权力的生产发挥着建构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作用。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其他国家欣然认同的文化及其蕴含的符号价值和意义，“消解了被统治阶级、被殖民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否定和抵制，甚至将其同化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逻辑的拥趸者和生产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工业社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使得文化场域中涌现出一批新型“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多隶属于特定文化机构，从事符号劳动，广泛分布于青年领袖、媒体从业者、公关营销人员等中产阶级群体中。这类新型“有机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阐释、定义社会生活的话语权，在传统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构建起新的平衡。他们以“专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形象赢得了社会信任与尊重，在潜移默化中维护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稳定性，成为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达阶段后，巩固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二，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中立性”建构虚假正当性。文化作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并列的领域，拥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并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和构建作用。文化的自主性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市民社会中，即便缺乏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的支持，文化霸权的建立仍然可能实现。然而，文化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其正当性的构建不可避免地需要财富、权力、地位等社会价值的支撑。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说：“我们一方面有一个被认为是可以自由、无条件地进行理论推测和研究的孤立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有个失去根基的政治领域……虽然人们认为两个领域是分开的，然而，两者不仅仅是相连的，而且最终是同一个领域。”因此，所谓文化的“中立性”是一种文化实践中的“误识”，“在任何情况下，权力的实施都需要正当化与合法化，这种正当化与合法化创造出对于权力的根本任意性的‘误识’”。统治阶级惯常利用文化所谓的“中立性”，引导个体无意识地服从既定秩序。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将霸权意图嵌入日常文化肌理，实现“去政治化”的隐性规训。
美国的统治阶层利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将其价值观通过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媒介广泛传播。这些媒介在娱乐消费和审美认同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个体接受其预设的认知框架。这种文化输出从不直接以“霸权”的面貌展现出来，反而以多元包容和文化交流的名义，掩盖其背后的利益追求和政治动机，使得人们在无意识中认同其规则、顺从其秩序。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其在科技和知识生产上的优势，为文化霸权提供“客观性”的支持。其主导的学术理论、科技标准、媒体叙事共同营造了一种“真理在握”的错觉，进一步加强了其文化的正当性。当人们将美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视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时，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美国霸权逻辑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美国也借此实现了对全球认知的隐性控制。
（三）“普世性”建构及其虚伪性
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构建一种无需强制的“同意”机制，通过塑造社会共识，让被支配者在思想与价值层面主动认同统治秩序，最终形成“自愿服从”的权力关系。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语境下，不同文明、民族的价值体系存在天然差异，直接推行单一意识形态极易引发抵触，因此必须借助一系列隐性策略消弭分歧、凝聚共识。而美国所极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正是其促成这种共识、实现文化霸权的核心手段，是将自身意识形态包装为全球通用准则的关键操作。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把仅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殊价值，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标准，而罔顾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曾直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美国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一体化模式（亦即“美国化”），以此构建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这种虚假正当性不仅能够降低其他国家的心理抵触，还能促使一些国家主动模仿美式制度与文化，形成对美国的精神依附。因此，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成为美国维系其全球文化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对内，它能够凝聚共识，塑造美国是“山巅之国”的集体认同感；对外，它构建起跨国家的价值同盟，将意识形态共识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从而巩固其全球文化霸权地位。
四、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瓦解及其文化霸权危机
实力并不等同于权力，并非所有硬实力或软实力资源都能自动转化为权力。其关键在于转化的策略与方法是否得当，以及能否实现对他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同化，进而建立领导与支配关系的“正当性”。有学者在提到合法性与霸权衰落的关系时认为，当霸权出现合法性危机时，霸权国采用的强制性权力会增加护持成本，从而引发霸权的衰落。美国为了延续其霸权地位，不得不在物质力量相对下降时，将霸权策略从原来注重获得同意与支持的“正当性”领导，转向一系列的“非正当性”支配。这种文化实践和操作策略的失当，逐渐消解了美国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的不可持续性。
（一）从“利益一致”到“美国优先”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制造业的“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逆转；高企的失业率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在其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抛弃了其“利益一致”的伪装，转而奉行“美国优先”原则。
从霸权视角分析，“美国优先”并不是特朗普时期的首创，而是美国长期推动文化霸权的内在驱动力。特朗普只是将“美国优先”赤裸裸地从幕后推至台前，将原本潜藏于幕后的“美国优先”理念，毫无掩饰地推到了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使其以一种更为赤裸、直白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削弱了美国通过“利益一致”构建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正当性。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美国政府采取的对外措施越来越显得粗暴和傲慢，这也导致其文化霸权地位逐渐丧失。因此，尽管当前美国仍是一个对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却已经不再作为以引领全球为标志的霸权而发挥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
（二）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
在美国全球霸权遭遇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其文化策略正发生根本性转向，从过往标榜“去政治化”的中立姿态全面转向“泛政治化”的对抗逻辑。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文化领域的政治化操弄，配合打压新兴力量的战略目标，试图在意识形态战场重新掌握主导权。为此，美国正将原本具有独立性与包容性的体育、艺术、教育、宗教等领域，逐步纳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框架，并且美国还以“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为借口，大肆构筑文化脱钩壁垒、设置信息流动障碍、实施技术封锁措施。在教育领域，对来自特定国家的留学生实施更严格的签证政策，限制敏感学科的学术交流，并将正常的教育合作错误地标签化为“意识形态渗透”，这切断了不同文明间知识传递的桥梁；在文化传播方面，限制特定国家的影视作品、书籍和音乐等文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阻碍了美国民众接触多元文化；在信息领域，主导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对不同意见进行限流、下架或封号，构建了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使得民众难以接触到全面和真实的信息；在技术层面，以“防范技术滥用”为借口，限制芯片、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出口与合作，试图通过技术垄断来抑制竞争对手的文化传播能力，以维护自身在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将文化“泛权力化”和“泛政治化”的做法，本质上是为了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霸权挑战。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政治化策略，不仅未能巩固其霸权地位，反而直接触发了美国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赤字”危机。文化脱钩和技术封锁破坏了全球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美国也错失了从多元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机会，导致其文化产品的创造力与感染力持续下降，难以再依靠文化魅力获得全球民众的自发认同。更严重的是，这种泛政治化的操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反感和抵制。许多国家开始警惕美国的文化霸权扩张，积极加强自身文化安全建设，推动多元文化合作，绕开美国设立的文化壁垒。美国原本试图通过文化政治化来遏制竞争对手，结果却使自己在文化领域陷入孤立，其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不断缩小，正当性基础遭到进一步侵蚀。这种反噬效应不仅使美国的文化霸权岌岌可危，更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持续下降，难以再通过价值认同的塑造来维系其主导地位。
（三）从“普世价值”到“美国例外”
在美国文化中，所谓的“普世价值”仅展现了其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截然不同的、与“普世价值”深度交织的“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例外主义”是一种植根于美国历史、宗教和地缘政治的特殊意识形态，它并非仅仅主张美国的“与众不同”，而是将美国置于国际规则和普遍道义之上的特殊论调。它不仅宣称美国的历史、制度、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因此无需遵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常规准则，而且还为这种对规则的偏离提供了正当化甚至神圣化的辩护，认为美国需扮演领导世界的“神圣角色”。
在美国全球影响力逐渐减弱的背景下，美国日益揭下了其“普世价值”的虚伪面具，显露了隐藏其背后的“美国例外主义”。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与美国历史上的美国特殊论、天赋使命论、白人种族主义及门罗主义深度结合，形成了一套美国至上的排他性逻辑。他不断强调美国的独一无二，声称美国不应受国际规则的限制，其核心目标是破坏经济全球化时代建立的多边协作框架，为美国的单边行动和霸权行为正名。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表现出了明显的破坏性特征。在贸易领域，对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并频繁以贸易战相威胁，彻底颠覆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互利格局；在国际合作层面，美国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将自己置于多边体系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普世规则”的轻视。这种“美国例外”的行事风格，彻底撕下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伪装，揭示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
结论
长期以来，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军事、经济和科技优势，构建了一套复杂且隐蔽的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体系，从而巩固了其全球文化霸权地位。然而，这种虚假正当性本质上是美国霸权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其内在矛盾和不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明显。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矛盾的加剧以及全球力量格局的深刻变革，美国维系其全球霸权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利益一致”的伪装转变为“美国优先”的直接诉求，从“去政治化”的隐性规训转变为“泛政治化”的对抗操弄，从“普世价值”的宣扬转变为“美国例外”的偏执主张。这一系列的转变不仅未能挽救其霸权颓势，反而加速了其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瓦解，使得美国文化霸权陷入结构性危机。美国意识形态虚假正当性的瓦解及其引发的文化霸权危机，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垄断全球话语的格局，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也为中国跳出西方预设的话语框架、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关键窗口。
叶入荣，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
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美国文化霸权影响下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研究”（BKY-2025-2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