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卅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推动以反帝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揭示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内在统一性。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承继五四运动，又有所突破。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明确革命主体与对象，通过组织化、群众化、口号化方式扩大启蒙效果。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确立此后思想启蒙的基本方向。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成果经救亡实践成为全民共识，突破思想桎梏，推动革命动员，体现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深度融合，对理解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 思想启蒙 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
1925年5月至9月的五卅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影响既深且广，波及全国多数省、超过100个县市，参与人数达到千万规模。五卅运动后，无论是普通的小商人还是十三四岁的儿童都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民众自觉救亡思想的主轴。五卅运动的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五卅运动的救亡实践以及反帝思想传播的历程，未能充分阐释五卅运动中爱国救亡与思想启蒙的相互塑造关系。作为一场全民族参与的救亡运动，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尚待重新认识。
五卅运动以反帝救亡实践推动全民思想启蒙的历程，印证在中国近代史中，救亡和启蒙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深刻反映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的核心特征。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中国启蒙自始便直面外来侵略与文化危机交织的困境，映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列强在华势力威胁民族生存并压制思想自主，而传统礼教与落后生产关系又阻碍文化革新，两方面共同决定中国启蒙必须以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为核心。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必须兼具政治和文化双重属性，兼顾个体与集体的主体性。本文拟从思想启蒙兴起的背景、内涵、传播特点及历史影响等方面，重新审视五卅运动以及中国近代的救亡与思想启蒙。
一、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背景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及其后续的发展变化，构成五卅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背景。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与救亡实践相结合的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拉开思想启蒙序幕，批判封建伦理，倡导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普及，打破传统思想桎梏，后引入马克思主义，为运动指明新方向。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口号，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运动迅速从学界扩展到工商界，最终政府拒签和约，罢免亲日官员。五四运动对此后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大革命等诸多事件有重要影响，正如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五卅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思想启蒙的背景相近、内核相通。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民族生存与独立，是一场思想和政治相结合的运动。运动初期，“民主”、“科学”等新思想主要在知识界传播，及至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吸引工人、商人、市民等阶层参与。他们在抗争中逐渐认识到国家主权与个人生活、内惩国贼与争取民主息息相关，新思想的抽象概念由此变成大众可感知的生存需求，五卅运动亦是如此。
其二，两场运动共享重估传统这一主题。五四运动时期百家争鸣，取向各异，但大多对传统持反对态度。1919年底，鉴于时人对五四新思潮的总结“或太琐碎，或太笼统”，胡适借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说法概括新思潮的意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经胡适引用，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口号。五卅运动时期延续重估价值的态度，把对象扩大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外国在华存在”。1925年，郑超麟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认为五四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由自然状态进展到觉悟状态，提出重估价值的问题。重估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的重估，同时更有对近代以来列强在华形成的“新传统”的重估。
其三，两场运动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认识基本相同。个体解放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议题，呈现与集体主义相兼容的特征。有研究者指出，个体解放冲破传统人际关系，代之以“团体”和“党派”。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激发青年学生改造社会的意识，他们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积极研究社会问题，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青年思想解放，促进社团组织广泛发展。这一特征延续至五卅时期，五卅运动期间再次出现成立社会组织的热潮。因此，在时人认知中，个体与集体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存在彼此包容的空间。
五四运动的启蒙实践为五卅运动奠定思想基础，但前者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启蒙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后者深化思想启蒙的历史背景。从组织基础看，五四运动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涣散。张太雷指出，五四运动时只有学生会有一定群众基础，而五四运动以后连学生会也“毫无群众可言”。五四运动期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相继成立学生联合会。为整合各地学生力量，1919年6月16日，全国21个省的60余名学生代表于上海大东旅馆召开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告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然而，五四运动后，随着联合会内部思想分化与北洋政府压制，该组织及其代表的全国学生运动陷入低潮，直至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才有所改观。蔡和森明确指出，五四运动虽很重要，但由于缺乏党的领导，不及五卅运动有意义、有力量。
从参与范围看，五四运动动员各界群众参与，具有一定广泛性，但缺乏工农群众参与。胡绳评价，五四运动接触群众有限，“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恽代英回忆，“学生年纪轻，多浪漫性，而且大家都爱出风头，不肯服从纪律，那时不晓得组织农工群众，努力作农工运动，把一切事业，都建筑在这种学生群众身上，故在民国八年的一番热烈运动，不一年就烟消云散了”。
从价值取向看，五四运动后的思想启蒙受“重学问轻实践”取向影响，难以形成持续的救亡力量。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引领者之间思想分野逐渐扩大。北大学生黄日葵指出，当时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倾向胡适一派，趋向整理国故；二是倾向陈独秀一派，趋向实际的革命运动。胡适颇以此说为然，还叹惜自己不能像陈独秀那般“狠干”。两派思想在五四运动后均有发展，矛盾日益显现。陈独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重视革命实践，正因如此，恽代英批评五四运动后“一般青年这样沉闷而屈伏于反动而黑暗的官厅与教职员之下”，而思想“渐渐回复到只知道读书不愿过问政治的境地来”。同多数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杭州青年一样，青年学生王凡西的思想也属于胡适一派，推崇“为学问而学问”，直到参加五卅运动，他才转向认同陈独秀的思想。五卅运动在思想启蒙方面是对五四运动后思想分化的整理总结。作家朱自清将五四后的十年总结为三个阶段，而五卅运动是其中的转折点：“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到五卅运动前后，“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陶希圣回顾五卅运动时，认为它不仅是从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觉醒到城市劳工群众的社会觉醒的关键，也是从五四时期对劳工问题的空想转入社会实际生活的关键。
从核心议题上看，五四运动未能全面突破列强压抑中国主体性的文明叙事。这一叙事本质上服务于殖民扩张，将剥削粉饰为“文明传播”或“经济必需”，通过文化渗透塑造民众认知，为殖民统治者提供自我辩护的工具。五四运动前后，该叙事集中体现为对“公理”的宣扬，并为国人所普遍认同，甚至形成一种对“公理”的迷信。据陈独秀观察，“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周作人慨叹五四运动以来民众已形成对“公理”的迷信，“在感情兴奋的人的眼中一切事实都变了相，德意志是为公理所败，土耳其是以公理兴的，而中国情形则正如土耳其，所以一定当兴”。
民众对“公理”的迷信从五四时期延续至五卅运动初期。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1925年5月30日，上海多名学生在租界演讲抗议时被捕，示威群众涌向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押学生，英籍捕头下令开枪，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国人抗议时援引五四运动时期高扬的自由、平等、人道等“公理”表达诉求。临时执政府外交部向意大利公使提出抗议称，捕房“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报纸刊物也从公理、正义、人道等角度指责列强。《民国日报》有评论称：“吾人以和平待人而食报如此，日以亲善博爱示我之西人何以自解？人类为富于同情性之动物然欤否耶？吾将于上海西人对于此事之态度觇之。”
面对中方指责，列强构建“排外暴动”叙事，扭曲五卅运动性质。民众被动辩解，陷入认知困境。列强的“排外”叙事刻意模糊“反帝”与“排外”的本质区别，诋毁中国民众对侵略压迫的反抗为非理性的族群冲突。早在1925年2月棉纺织工厂工人罢工时，日本驻上海领事就在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将反帝斗争等同于“排日”，并提出准备与租界当局及当地政府合作镇压。把罢工示威当作排外暴动处理，成为日本与中国交涉时的惯常伎俩。为应对五卅惨案，上海领事团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亦循此逻辑。工部局第一时间将学生与工人的行动定性为“具有排外色彩”。上海领事团将反抗污蔑为“排外骚乱”，彻底颠倒压迫与反抗的关系。列强通过捏造苏俄干涉谣言，将反帝运动与外来阴谋绑定，制造民众对革命力量的恐惧。《字林西报》在6月2日公然刊登虚假报道，谎称罢工受苏联总领事馆领导，即便苏联总领事发表驳斥公函，该报仍加按语否认报道不实。《大陆报》等外国报纸也登载歪曲性报道。
面对列强的污名化攻势，中国民众与舆论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防御状态，形成认知错位。民众认为，工部局和上海外国报纸恶意宣传的“排外”，才是其他国家未施援手的原因。舆论界极力摆脱“赤化”嫌疑，强调游行“不过表同情于工人，绝无对外之恶意，焉能以‘暴行’‘赤化’等莫须有之罪，加诸一般学生之身”。因此，争讲公理成为一时之兴，“半在促起外人之觉悟，半亦在征求民众的附和与同情”。然而，列强对工部局的偏袒使幻想破灭。《时事新报》的时评对此感到极其失望，表示“实堪为人类之公道哭”。
二、五卅运动实现思想启蒙的跃升
面对列强以“排外暴动”污名化反帝斗争的叙事攻势，民众难以反思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救亡实践受阻的现实催生启蒙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正是对救亡实践中启蒙需求的直接回应，而启蒙的突破又让民众的救亡行动从被动辩诬转向主动反帝，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共振。五卅运动推动思想启蒙开启新的思想论域，围绕反帝国主义中心议题，打破群众的认知困境，重塑群众对革命主体、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等议题的认知，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五卅运动思想启蒙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确了革命对象，即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并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因此，反帝国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压迫、实现解放的革命任务。五卅运动前，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思想启蒙已自党内而党外，自上而下逐步展开。在中共二大上，党员代表第一次接触到“帝国主义”这个新名词。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指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1924年5月，中央局的报告指出：“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惨案发生后，党通过上海总工会等组织，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宣传动员。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于1925年6月4日成立，统一领导联合战线的斗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明确目标，凝聚各界力量。党还制定正确斗争策略，既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通过《向导》等刊物广泛宣传，推动运动从上海扩大至全国，形成反帝浪潮，使党在群众中威信提升。
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指导救亡运动从反对英日扩展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从而打开中国人的革命视野。董必武回忆，五卅运动前很少有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恽代英也说，“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还在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样的话，但经过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列强代表先进文明的形象被袪魅，对于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也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省式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确定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取得极大进展。欧洲启蒙运动将人的主体性从宗教教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群体性危机更为急迫，所以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必须是群体与个体启蒙相统一的思想启蒙。五卅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塑造了新的革命主体，即被压迫民族的各阶级联合战线。瞿秋白指出，五卅运动以前，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而五卅运动中大多数的参与者认清了屠杀政策系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因而组织起来推翻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启蒙认知，推动救亡运动从分散行动升级为工商学界的联合，凸显启蒙对救亡的指导价值。
中国共产党组织化、群众化、口号化的传播策略创新，使得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突破五四运动在群众参与方面的局限，更为广泛且更深入群众。
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卅运动解决了五四运动中缺乏组织的问题。作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立场坚决，并在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使五卅运动更贴近群众，也更具实践性。中共四大明确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宣言，表明自身作为“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的立场，并强调帝国主义者的离间破坏政策“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卅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把中国人从帝国主义压制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彻底否定帝国主义“排外暴动”叙事。党的机关报《向导》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文声明：“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专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陈独秀鼓励民众摆脱认知困境，勇于反抗帝国主义：“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第二，中国共产党重视启蒙的群众化，通过连接政治斗争与现实生活，让群众更易理解启蒙思想。当时有人感慨，启发基层群众极为困难，“中国社会最奇特，最下一层，非常难动。这个情形，恰像一个大海，任他海面起了如何可怕的风波，而现在千尺以下的海底，总是没这回事”。中国共产党人因地制宜，理论结合实际，多措并举解决这一问题。任弼时指出，向群众宣传时应深入接触他们，理解其心理与需求，在工人中应该组织俱乐部和工会，在农民中则应开办平民学校和农会。据阳翰笙回忆，中共党员、妇女活动家杨之华指导他，在工人夜校讲解革命道理时，要少用专有名词，从工人自身情况谈起，比如讲日本人怎样对待他们，使工人感到亲切，更容易理解。群众化的启蒙取得良好效果。瞿秋白观察到，“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
为了使启蒙思想更贴近群众，中国共产党通过口号化的宣传实现启蒙思想的形式简化，让更多群众产生认同。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众通过五卅运动摆脱“盲目的笼统的幼稚的思想”，不使其“堕到敌人的术中”，“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一天一天变成意识的”。口号化是让群众形成革命自觉的初步手段。恽代英认为，宣传就是要将“深挚”的思想用“极浅显的意思表明出来”。他指出，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土地、和平、面包，很简单明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时的宣传口号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的压制”。反帝口号道出民众心声，所以得到各界同情。
从社会传播维度看，思想启蒙突破知识阶层与城市核心区域的局限，渗透至更广泛的群体与空间。学者张申府观察到，就连几岁的孩子都知晓“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瞿秋白则记录道，五卅运动爆发后仅两三天工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出现在巷堂口的涂鸦中、马路上传唱的“五更调”里。下沉至日常生活场景的思想传播，标志着启蒙真正实现与基层民众的深度联结。
反帝口号的流行激发出版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而出版物的激增进一步推动思想启蒙。在报界从业多年的曹聚仁深感反帝国主义相关知识的匮乏，指出“在贫乏的学术界，要想找一册解释帝国主义的书籍，却不可得。所以一般人对于帝国主义的观念，总是笼统模糊”。为因应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等书商纷纷推出帝国主义的相关书籍。泰东图书局借反帝口号流行之机，在上海《民国日报》打出广告推销书籍：“什么叫作资本帝国主义！下列各书可以给你个具体的答复”，并列举《世界亡国惨史》《亡国鉴》《韩国痛史》《并吞中国论》《中国近时外交史》，等等。以上各书虽并无对帝国主义的概念介绍，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距甚远，但实际加深了民众的启蒙认知。恽代英指出，很多“平常”且“幼稚”的出版物宣传功效却很大，“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
群众在接受启蒙时并非全然被动，而是加入了自身理解，进一步拓展思想启蒙的影响力。时人感慨，“这些日子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几乎遍国皆是，差不多人人脑子里都有这么一个名词了。可是很有些人把这个名词的意义解错了，以为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就是打倒英国同日本这两个帝国”。张申府也认为：“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很复杂而费解说的东西。流行的误解也就非常之多。最当然的误解是望文生义。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便成了打倒英日皇帝。”《现代评论》有文章提到，“帝国主义，简单言之，就是侵略主义”。尽管反强权、反侵略的概念与反帝国主义理论并不完全相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类对反帝国主义的泛化理解，有助于让更多人接受思想启蒙。
五卅运动时期，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思想启蒙，他们既是启蒙对象，也是启蒙的参与者。尽管与中国共产党立场不同，青年党也不自觉受思想启蒙影响，并以自身理解宣传反帝。青年党领袖曾琦谈道，“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苏俄和共产党实际主导反帝国主义思想启蒙。青年党与研究系等派别在五卅运动期间围绕“赤色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源、定义、对俄外交态度等问题掀起讨论。尽管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方法有所抗拒，但也不得不参与对反帝国主义的讨论，足见思想启蒙已形成潮流。
五卅运动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民众对民族危机与革命任务的认知跃升，进一步印证五卅运动将救亡实践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独特价值。1925年9月，陈独秀总结，“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起初“声势非常之孤”，但经过党的宣传动员，不仅国民党的革命派赞同反帝口号，甚至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也不得不自称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由此可见，“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1926年，学者唐有壬在回顾五卅运动时提出，其重要成绩在于使全国人民认识“中国民族的敌人”，知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这种转变“在平日非有最大规模的宣传，最长时日的教训所不能得到的，而去年仅仅以几个月的最短工夫，便能收到偌大的效果”。
三、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卅运动确立此后思想启蒙的基本方向，持续影响中国思想启蒙的发展轨迹与深刻内涵。中国民众逐步摆脱了西方列强压迫性的文明叙事，意识到反抗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此后的思想启蒙都必须回应反帝国主义的议题，参照五卅运动有力组织、贴近群众、面向实践的重要经验，使救亡与启蒙更为紧密地统一起来。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更广阔的民族解放运动视野，将五卅运动定位为中国思想启蒙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此定位不仅明确了五卅运动的启蒙价值，更将其彻底反帝、组织严密、群众参与的启蒙逻辑转化为后续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框架，从而为后续各阶段的思想启蒙奠定基调。作为五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李立三最初仅将其视为独立事件，经蔡和森等同志引导，才认识到五卅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历史性成果。五四运动是这一历史序列的起点，而1921年香港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初上海与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则是五卅运动与大革命的“准备阶段”。
上述认知既阐明了五卅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更将五卅运动从历史事件升华为衡量民族解放运动的价值尺度。所谓价值尺度，一方面体现为对过往民族运动的重新评估。1925年《中国青年》发文指出，五四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已从自然的状态进展到觉悟的状态，并依据参与势力的变化“估定了以前几次民族运动，如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民族解放运动脉络的串联。瞿秋白将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整合为反对压迫的民族运动，明确五卅运动是义和团运动“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但因无产阶级参与而在策略、组织、方法上更为进步。
中国共产党强调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的演进逻辑，突出五卅运动对后续思想启蒙的指引作用，明确将反帝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议题。瞿秋白在分析二者关系时指出，五四运动虽具备“民众的社会力伸张”与“无产阶级觉醒”两大特点，但仍处于运动形态转型初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本质是“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的过程。五卅运动完成这一转型，使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中轴和重心”。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众对五四运动的认同，建立二者的历史联系，强调五卅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发展。
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具有延续性，在此后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救亡需求，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卅纪念的方式，动态调整对五卅运动思想启蒙意义的阐释。大革命时期的救亡目标是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因此五卅纪念聚焦反帝与反军阀的关联性，通过纪念活动让不同阶级意识到共同的救亡目标，进而巩固联合战线。陈独秀强调，“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有五卅纪念运动”，警示“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1926年4月，中共中央进一步对5月各个纪念日通盘筹划，以对“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的纪念为铺垫，通过飞行集会、秘密集会等活动巩固五卅记忆，并根据各地政治情形及群众情绪调整宣传策略，核心目标是利用五卅纪念日“重新巩固这联合战线”。值得注意的是，纪念活动并非简单的历史回顾，更承担着传递启蒙认知的功能。1926年北伐战争中反帝与反军阀的同步推进，实质是对五卅运动核心目标的延续与深化。
五卅运动的启蒙成果引导大革命构建联合战线，推动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25年6月，为响应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罢工借鉴五卅运动以工人罢工为核心、工商学界组成联合战线的模式，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及广州口岸，持续16个月，是大革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工人运动，既沉重打击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又为北伐战争提供群众基础与力量支撑。湖南、湖北等地农民运动的兴起，亦源于五卅运动唤醒的工农主体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减租减息、反抗封建压迫，延续五卅运动贴近群众、面向实践的精神，为大革命提供广泛群众基础。
国共合作破裂后，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成果落实为武装斗争与反帝目标的结合。1928年，中共江苏省委发布五卅三周年纪念的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叛变了的国民党已从革命领导者变为反革命领导者。联合战线的破裂并非偶然，而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必然结果。这一批判直指民众认知误区，打破依赖资产阶级反帝的幻想。1931年3月中共中央要求，苏区五卅纪念应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和苏区。5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五卅纪念活动应该“举行武装示威，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且必须与作战的任务联系起来，将五卅的反帝精神与苏区反“围剿”斗争结合。1936年《红色中华》号召继承五卅精神，呼吁抗日男儿踊跃加入红军，严厉打击捣乱抗日后方的卖国贼，将五卅运动的群众动员思想落实在为苏区提供兵源与物资保障上。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成果又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为全面抗战的思想动员提供思想资源。五卅运动联合战线的思想推动全民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一二·九”运动提供典范参照。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在动员全国青年支持“一二·九”运动时就提到，五卅运动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中最光荣的伟绩”，是由于学生唤起全国人民的同情，推进了工农兵商学各界同胞的大联合。“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五卅运动反帝思想在抗战语境下的延续。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张申府、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一场名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反对封建复古思潮。新启蒙运动既延续五卅运动的群众导向，又继承五四运动反封建内核，形成救亡与启蒙统一、精英与群众联动的启蒙路径。正如当时历史学家李平心所言，“如果说，‘五四’是在上层的市民和小市民中间投射了民族觉醒的光辉，那么，‘五卅’便是在下层的和最广泛的人民大众中间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火焰”。这个启蒙路径使新启蒙运动突破精英化局限，成为全面抗战前推动民众思想动员的重要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提供理论资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全民族思想统一的需求愈发迫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迫切的时代任务。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而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成果，恰为该命题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提供重要历史依托与实践范本。
从思想层面看，五卅运动为全面抗战时期思想共识的凝聚提供关键参照。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将抽象的反帝思想转化为工农可感知的生活诉求，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高度契合。五卅运动的实践已证明，符合救亡需求的启蒙才不会陷入精英化空谈，而启蒙引导的救亡则不会沦为盲目行动。救亡与启蒙相统一的经验，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扎根群众、回应现实”提供思想镜鉴。
从实践策略层面看，五卅运动初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道路，为抗战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供历史经验支撑。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报告，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其中包含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商学联合战线的经验总结。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既以工人为核心构建联合战线，又坚决抵制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在团结学生、商人等力量的同时坚守革命领导权，形成“既联合又独立”的策略逻辑。此种逻辑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照，成为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统一战线与领导权”关系的重要范本，避免教条化理解阶级斗争理论。
从理论层面看，五卅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启蒙基本方向，在抗战时期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升华。1940年2月，毛泽东在《解放》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思想脉络，明确将五卅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并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并强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表明五卅运动思想启蒙的本质特征——始终以反帝为核心议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推动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成果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整体建构。
结 语
五卅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群众运动，极大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从思想演进脉络看，五卅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展开既植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铺垫，继承民族危机下的救亡底色与精神内核，又在组织领导、群众基础、实践深度及突破列强叙事方面，实现对前者启蒙内涵的超越与深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卅运动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思想内核，明确“国际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各阶级联合战线”为革命的客体和主体，通过组织化、群众化、口号化等策略，将抽象的启蒙思想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现实诉求，打开世界革命的视野，构建双向互动的启蒙传播模式，使反帝国主义成为全民共识，拓展启蒙的多元维度。此外，五卅运动进一步明确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叙事，确立“以反帝为核心、组织化动员、贴近群众实践”的启蒙方向，深刻塑造中国近代的启蒙路径，也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发挥深远影响。
五卅运动证明，救亡与启蒙并非谁压倒谁的二元对立关系，救亡本身就是最深刻的启蒙。这场运动推动思想启蒙从精英层面扩展至全民层面，使民众从对旧有秩序的迷信中觉醒，主动反思内外压迫的根源，进而引导救亡运动从自发反抗升级为有组织的阶级联合。五卅运动的思想启蒙及其实践经验，始终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群众实践为根基，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成为中国人民主动掌握自身命运的精神指引。
（作者马思宇，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