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共有的“文明—野蛮”历史叙事模式和自由竞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念，成为一些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融入英帝国殖民扩张大潮，以实现暴富和获取名望的理论工具。1774-1775年乔治·波格尔的西藏之行，就是这一时代大潮的典型。波格尔作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苏格兰人，虽没有完成打通孟加拉到西藏的贸易路线的任务，但是在从加尔各答至日喀则的往返途中，对西藏的情报侦察几乎无所不包。他提出的为打通上述贸易路线的具体策略和“出使”失败后提出的各项建议，为19至20世纪英国殖民者入侵喜马拉雅地区和发动两次侵藏战争，提供了早期信息储备和所谓的“合理性”源泉。
【关键词】乔治·波格尔；帝国主义扩张；情报侦察；西藏叙事
通商是近代西方殖民者倾销工业品、攫取原材料、侵略弱小国家和地区的最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英国正是凭借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贸易垄断权逐步控制印度，最终以战争（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拉开了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序幕。在征服印度之后，中国西藏自然成为英国殖民者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下一个扩张目标。在此背景下，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苏格兰人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 1746-1781）受英印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之命——借六世班禅要求调停英国和不丹矛盾之机，建立“孟加拉（英属印度）与西藏两地之间的自由往来（a free communication）”——带领“使团”前往西藏。波格尔一行于1774年5月中旬从加尔各答启程，11月到达日喀则，次年4月离藏，在藏活动近5个月。波格尔对这次使命感到骄傲，因为他自认为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访问过这个地区；还感到“高兴”，因为，一方面可以竭诚“为总督效劳”，另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对旅行的爱好”。
国外关于乔治·波格尔入藏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1876年，英国人克莱门茨·R.马克姆（Clements Robert Markham）搜集、整理、贯通和出版了波格尔留下的日记、往来公函、家书、文件等资料。此后，国外学界对波格尔的研究主要呈现在三方面：一是故意掩盖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侵略性质，企图为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残暴行为辩护；二是将乔治·波格尔的入藏行为纳入英印政府与中国西藏最初的交往过程，得出中国在西藏拥有绝对主权的结论；三是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波格尔的入藏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错误地定性为供施关系。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波格尔入藏事件的关注和研究较晚。1983年柳陞祺和邓锐龄两位先生对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和执行结果进行了分析，相关成果是这一领域的先河之作。进入21世纪，国内的相关研究有了重大推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波格尔入藏的宏观论述；二是有关波格尔“使团”入藏的学术史回顾；三是有关波格尔与六世班禅关系的微观探讨。不过，从全球史的视角，即基于18世纪苏格兰的经济转型、启蒙运动以及苏格兰人融入英帝国全球殖民扩张的语境对波格尔西藏之行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
一、波格尔的时代：苏格兰的转型、启蒙与扩张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的一员，由此拉开了苏格兰经济转型的序幕。其后，它紧追其南部邻居英格兰的步伐开启工业革命。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实施的帝国导向——积极拓殖和扩张海外市场，捆绑在一起。因为，英王乔治三世在1761年以“不列颠”的名义加冕时，宣布整个大不列颠政治生活的大门也向苏格兰人开放，这为苏格兰人加入英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后来掌控英国对印度和殖民地政策、被称为“印度事务的无冕之王”的苏格兰人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将自己的努力首先引向印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由东印度公司主导的“帝国”——“东方不列颠帝国”，并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取东印度公司的肥缺。因此，在那个时代，邓达斯统治着苏格兰和印度，并常常用印度来“喂养”苏格兰。他的这一行为对苏格兰和印度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这个苏格兰人在位”，他就把“他们（苏格兰人）成批地送到东印度群岛”；或者说，“他把印度苏格兰化了，把苏格兰东方化了”。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18世纪60年代之后，许多苏格兰年轻人凭借各种关系进入该公司，试图到东印度一带寻找发财致富和出人头地的机会。例如，1774-1785年，在最富裕的省份孟加拉，在被任命的文书、被招募的军官学员以及新入职的助理外科医生中，苏格兰人分别占了约47%、49%和50%。该公司还为他们颁发了自由商人居留许可证，只要商品不出口到英国，他们就可以在东部地区进行贸易。1776-1785年，在获得这一特权的371名商人中，不少于60%是苏格兰人。面对这一如火如荼的“淘金”潮，一位在那里的苏格兰年轻人早在1773年的一封家书中就写道，他的同胞“增长得如此之多，恐怕我无法……一一列举”。那些在此发了财的苏格兰人和暴富了的其他欧洲人，共同拥有一个特别的称呼 “nabobs”。前者带着掠夺来的财富回到苏格兰时，极大地充实了他们家乡的资本，进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转型。
与18世纪苏格兰的经济转型并行的还有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理论，极大地推动苏格兰本土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其中的一些理论被包括苏格兰人在内的英国野心家们所利用，充当殖民扩张的强大工具。例如，思想家们提出的体现纵向历史演进规律的“文明-野蛮”叙事模式，成为他们横向对比并形成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来源。他们歪曲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鼓励的各种对外贸易类型，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可以毫无条件地即刻推行到经济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和地区。于是，这一理论成为他们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和以“文明改造野蛮”为幌子，堂而皇之向非发达国家和地区疯狂倾销制成品、掠夺原材料甚至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科学”依据和“伦理”基础。
有着这种贪欲、心态和经历的苏格兰人很多。例如，18世纪中叶，三个同名为“史密斯”的苏格兰人分别来到孟买、马德拉斯和广州寻找所谓“致富”的捷径。他们的经历成为人们了解18世纪下半叶英国全球贸易态势及其帝国扩张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上述活动所拥有的“更广泛的参与者”。同样，18世纪苏格兰的约翰斯通家族的多个成员也踏上了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和莫卧儿帝国最遥远的领土。该家族的私人利益与东印度公司的公共利益紧密纠缠在一起，因此，这一家族的历史就是一个“关于（英）帝国之多重效应的故事”。
1774年，受黑斯廷斯之命“出使”西藏的乔治·波格尔，更是其中一个有着上述野心和贪欲的典型人物。此人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显赫的贸易家族。其父老乔治通过进口美洲的烟草和蔗糖发了大财，并将所获利润的相当部分投资于面向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商品出口公司。18世纪30年代末，老乔治担任格拉斯哥同业公会会长，成为格拉斯哥商人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并在三四十年代多次被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三大阵地之一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如果说，在18世纪的格拉斯哥，公民将“商业和宗教”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将“财富和虔诚”视为自己获得名望的主要手段，那么老乔治就是其中的典型，身上混合着商人特有的精明机敏和基督教长老会派的谨小慎微。作为他最小的儿子，波格尔本人也浸染了上述特质。他在14岁时进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中心（爱丁堡大学）学习了半年的逻辑学；之后在家族企业学习了一年半的经营。然后，他转到一所私立学院专攻商科。后来，他到其兄罗宾位于伦敦的进出口公司工作了三年，在那里专门从事美洲烟草贸易，并向弗吉尼亚的种植园商店出口产品。
1769年，波格尔去了孟加拉，并在东印度公司行政部门谋得一职。由于工作能力出色，他受到了黑斯廷斯的特别赏识。到1774年，波格尔已经身兼三职：特别委员会的秘书、上诉法院的书记官以及总督的私人秘书。不过，1772年席卷苏格兰的一场金融风暴，使其原本富裕、显赫的家族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因此，当黑斯廷斯决定派遣他“出使”西藏以此打通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通道时，他欣喜若狂，认为这不仅是实现个人抱负的契机，更是解决家族危难的良时。
波格尔带领的入藏“使团”，规模较为庞大，共有各类仆从近70名。另外，他的苏格兰同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作为使团医疗补给负责人，另配有仆从5人。除了众多随员，该使团还带了许多贸易样品和礼物，包括“一捆捆的斜纹细毛织品、精美的印花绸缎面料、平纹细布、金色锦缎、一串送给班禅的珍珠、镜子、钟表、棱镜、一个……带电机器”。这些东西，均由英国国库开支，其中部分来自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可以说，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为波格尔的这次“出使”费尽了心思，企图通过展示“诱人的奢侈品、科学仪器和机械玩具”，吸引并从心理上彻底征服西藏的上层人物和普通百姓，以此打开孟加拉和西藏之间的贸易通道，实现英帝国在东方不断扩张的野心。
二 、无所不包的“考察”：波格尔的情报侦察
为打通西藏与孟加拉之间的贸易通道，实现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所谓“平等”的贸易往来，按照总督黑斯廷斯的指示，波格尔在“出使”期间必须勤写日记，把他“一路观察到的一切”，尤其是有关西藏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并利用空闲时间及时将之“整理好”。波格尔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令。他的这些记录所承载的英帝国有关西藏的叙事，为波格尔在英国获得了“哲学旅行家”的“美誉”，但更为根本的是佐证了他作为帝国刺探者觊觎西藏以及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贪欲和野心。
（一）有关地理、环境、资源和物产的情报侦察
波格尔非常注意对沿途地理、环境、资源以及物产的观察。例如，到了西藏的帕里宗，他看到“原野上面，覆盖着砾石沙子”，于是断言“这种土地只能生长一些干枯的丛生小草”。之后的几天路程里，他所看到的，确如他所料，“都是一片萧瑟和光秃秃的景象”。与此同时，他也理解了为什么西藏人只得利用牛粪作燃料，因为找不到树木。他沿着向北的方向前行，展现在他眼前的依然是“荒凉（bleak）而贫瘠（barren）”的山，“看不到一棵树或一块耕地”。这种“凄凉”的“原野”，他还在途经西藏的其他地方多次提到。
但是，到了江孜，他看到了与之不同的景象：“河谷非常大，耕地非常多”，分布着“许多有白色房子的村子”；在河对岸一座大山的斜坡上，坐落着“一座寺院和村庄”。在他眼中，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一幅优美的风景（a fine prospect）！”在日喀则，他也发现“一幅优美的风景”，那就是“班禅喇嘛的宅邸及扎什伦布寺中心，……日喀则城堡、城堡下的小镇以及城堡周围的高山”。
波格尔还记录了西藏的一些资源和物产状况。例如，他目测雅鲁藏布江的宽度和英国的泰晤士河在帕特尼的宽度几乎一样。他还发现西藏的“温泉很多”，尤其是“南木林地区”。他听说，生病的人经常光顾这些温泉是因为温泉被认为可以治疗一切疾病。他为了弄清楚究竟，就从那里带走了一瓶，以便让专业人士去分析。他还发现，有些温泉附近“可发现煤，但藏量不大”西藏的群山是“麝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世界”。他还观察到，在帕里宗附近，“河谷出产小麦、大麦和豌豆”，盛产羊肉和牦牛肉；至于猪肉，“西藏却没有”。
（二）有关人种、居民性格、生活习俗的情报侦察
波格尔沿途观察不同人种的特征，并分析其根源。例如，他对西藏人与不丹人进行比较发现，西藏人的身材不如不丹人“漂亮、匀称”，也没有后者长得高，且“身体非常虚弱”。他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是二者不同的自然环境及其所需的不同劳动强度。据他观察，西藏许多地方的山和不丹一样相当陡峭，但是处于原始状态，未被开垦，道路在山谷或河谷前延伸，这样他们就免去了爬山所需的体力。他还观察到，在西藏，运货主要靠牦牛和驴子，麦粒由牦牛脚踏出来，耕地由水车灌溉；土地上长不出森林，因而当地人免除了砍伐的劳苦。这决定了其居民比居住于高山林立、道路崎岖之地的不丹人生活得“简易”，也决定了他们不及后者高大、强壮和匀称。
不过，他认为，西藏人的这种“简易”生活有两个好处，一是西藏的妇女相比不丹的妇女更“苗条”、更“快乐”，男人们把时间花在购买珊瑚珠或琥珀珠上，用来装饰妻子的头；二是西藏人有许多时间来“聊天”，举行“娱乐活动”。于是，他们“心情非常舒畅”“脾气非常温和”，一般都 “直率、幽默”、爱“笑”。这就使得西藏人比不丹人“养育得好，和蔼得多”。
波格尔发现西藏人对域外的陌生人非常感兴趣。据他观察，西藏人长期生活封闭，很少见到欧洲人，故他一到达某地，几乎都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例如，他带着随从到达江孜时，“居民们挤在一起看我们”；刚到达南木林行宫时，“许多人出于好奇来看我”。在扎什伦布寺，一群群僧侣“直直地注视着我”。在这里，波格尔捕捉到了向西藏倾销商品的一个有利条件，即，西藏人的“好奇心（curiosity）”。
波格尔还留意到了西藏的许多习俗。一是西藏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他发现，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几个丈夫之间很少产生嫉妒感”。二是西藏的丧葬类型。他发现，他所知的世界五种丧葬方式中，“西藏就有三种”。他特地分析了西藏采用天葬的自然因素，即西藏地区的木头很少，没有木头用来火化遗体。三是西藏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如他目睹了西藏人对班禅的崇拜：当班禅从南木林行宫返回扎什伦布寺的路上，成群结队的人“蜂拥”至班禅必经之路，目睹他的“尊荣”并表示“诚挚”之心。四是西藏人喝茶、吸烟和饮酒的习俗。他发现，“至于茶”，上层人和下层人都喜欢喝；“至于烟草”，下层人和俗人一天可吸近百管；“至于酒”，西藏人不过量，也喝“小麦酿造的酒”。
（三）有关贸易和货币的情报侦察
波格尔发现，西藏的对外贸易相当重要，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藏的自然条件恶劣。这决定了西藏“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大量货物”，而西藏“有价值的产品”可以用来与之交换。为此，他不仅调查到了西藏不能生产但需求很大的商品，还调查到了西藏可以提供的有价值的本土产品。二是西藏的现代工业落后。那里仅能制造“粗糙的毛料”和“窄幅哔叽”，不生产“铁”。
他还翔实地了解到了长驻拉萨的外来商人的具体情况。他发现，这些商人人数众多，原因在于西藏地方政府对贸易的支持：“对货物不征税”“贸易受保护”。他还探明了商人的六大来源：克什米尔人、印度贸易僧、不丹人、印度的阿萨姆人、中国内地的蒙古人和汉人。
他还进一步探明了这些商人经营的商品种类和进出口地。他发现，这些商品大多数来自“中国所产”的“工业制品和其他商品”。由于经营的贸易范围很广，这些商人从中“赢利很多”。于是，拉萨成为“外乡人的胜地”和“世界相隔遥远之间地区的往来中心”。他还调查清楚了上述几类商人分别在西藏经营的其他商品的种类及进口源和出口地。
波格尔还详细调查了不丹和尼泊尔的情况，因为二者是“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据他调查，尼泊尔曾分裂为几个邦，均对货物征收很轻的税。后来，廓尔喀王公经过征战把尼泊尔统一起来，并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结果尼泊尔原有的税收无法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该王公就找到了两条“开源”之道：对贸易征收重税；找借口对商人大肆罚款。这导致很多商人包括两家克什米尔商号不得不逃离尼泊尔。因此，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经由尼泊尔的贸易通道几乎被阻断。
他还了解到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经由不丹的贸易状况。这一贸易此前由不丹人完全垄断。上述逃离尼泊尔的两家克什米尔商号，在拉萨驻扎下来。他们从不丹的德布王公那里得到经由不丹运输货物的许可。这样，他们就打破了原来不丹人垄断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经不丹的贸易。但是，不丹王公禁止这两家商号从事（产自孟加拉的）细纹平布和其他重要商品的贸易。这导致孟加拉在经不丹进行的贸易获利有限，其利润不能弥补经尼泊尔进行的贸易中断而遭受的损失。
此外，波格尔还调查到了孟加拉和西藏之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明细。孟加拉输入西藏的商品种类繁多，高达12种以上。相比之下，西藏输入孟加拉的货物种类要少很多，主要是一些原料和初级产品，例如“金粉、麝香、牛尾（cowtails）”等。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西藏的贸易情况，波格尔还调查了西藏流通的货币。他发现，西藏没有造币厂，当地人用中国内地的银锭或加德满都和帕坦前王公的硬币（旧币）支付。廓尔喀王公在尼泊尔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后，立即设法把自己的硬币（新币）输入西藏。商人们认识到新币没有信用，拒绝接受。旧币虽然继续在西藏流通，但是其输入西藏的渠道被长期阻断。这使得旧币的价值在西藏比起渠道被阻断以前提高了很多。
（四）有关政治和宗教的情报侦察
波格尔打听到，清朝中央政府通过派遣驻藏大臣对西藏进行有效管理。“两名中国军官带领100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驻扎在拉萨，每三年一换”，这里的“中国军官”指的就是驻藏大臣。他也了解到，西藏地方的人民承认“中国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西藏最重要的官员职务要根据圣旨来任命”“所有重要措施执行之前必须请求皇帝批准”。但是，波格尔错误地认为，“中国人只局限在拉萨。……除在拉萨外，几乎感受不到中国统治的影响”。他打听到，由于达赖喇嘛尚未成年，西藏的行政执行权目前掌握在摄政第穆活佛等手里。达赖喇嘛成年后，“中国皇帝”会让他执掌前世达赖喇嘛所享有的最大权力。
他还了解到，班禅在政治上的影响主要源于人们对其身份的崇敬和其非凡的才能。六世班禅不仅“受到自己人民的崇敬，受到邻国的尊重”，他还因自己的品格和才能获得了中国皇帝的宠爱，他的意见对“北京宫廷”的影响极大。波格尔还乐观地预测，六世班禅性格温和，特别适于促进贸易；其威信和影响，足以使黑斯廷斯的“促进贸易的目标得以实现”。
波格尔对西藏的宗教状况了解得也很详细。他发现，西藏的僧侣分为两派，黄教派和红教派，班禅和达赖喇嘛就是黄教派的领袖。西藏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宗教有联系”。在德里苏丹时期，西藏的喇嘛们在孟加拉地区“拥有寺院和其他宗教机构”，西藏的僧侣们常常到这些机构去“研究婆罗门的教义和学问”。但是，莫卧儿人征服印度后这种文化交往就终止了。在这里，波格尔又发现了可以用来打通孟加拉和西藏之间贸易通道从而对西藏进行渗透的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宗教。
三、英帝国的商业扩张：波格尔的目标、策略与建议
波格尔在藏期间进行的情报侦察，旨在为英帝国打通孟加拉和西藏之间的贸易通道，实现英帝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商业扩张。他的这一目标和心态，体现在他对英印总督黑斯廷斯近乎崇拜的赞赏上：“黑斯廷斯先生的卓越……领导，已经把东印度公司的事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为此，他“希望为了英国的利益，黑斯廷斯先生应该得到肯定，权力应该得到加强”。
波格尔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使用了多个策略。一是他力求“入乡随俗”，以打消当地人对他的警惕心理，并借此建立亲密关系。比如，他时刻“遵守西藏这里的教条”——不杀生；他还“决心像西藏人一样生活”——穿藏袍、吃藏餐、学说藏语、参加寺院的宗教仪式、观看或参与当地人的娱乐活动。二是他利用西医的优势，让汉密尔顿给沿途的居民治病，满足当地人求医问药的需求，借此获得其好感。三是在敏感问题上，他努力隐藏自己的目的和野心。例如，他到达不丹时得知班禅拒绝他入藏，分析这很可能是源于班禅“对欧洲人的猜疑（suspicion）”。为此，在当地停留期间，波格尔就假装对什么都不好奇，“尤其对西藏和不丹之间的贸易显得不好奇（little inquisitive）”，以免产生阻止他会见班禅的“新障碍。
再例如，他“非常渴望去拉萨”，甚至企图按照黑斯廷斯的建议“在拉萨设立机构”，以便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摄政第穆活佛和西藏其他政府官员“建立一种联系”。但是，他得知摄政明确表示反对他去拉萨，并感觉摄政怀疑他是来“侦查这个‘不毛之地’（the nakedness of the land）的”，于是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curiosity）”，老老实实待在扎什伦布寺，甚至“从没去访问过附近的日喀则”。
还例如，当班禅提出赠与他一张西藏地图时，他马上意识到这幅地图是“无价之宝”，但是他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接受这幅地图，“就可能牺牲比他们更重要得多的目标，就会引起……指向我的猜疑”，故此，他“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他还借机向班禅抛出一个信号——英国对西藏的地理、实力和军队情况都不感兴趣，“东印度公司也没有向西藏扩充领土的野心”。
不过，尽管波格尔用尽心思地采取了上述策略，最后他还是悻悻而归、失败而回。因为，他从拉萨来的两位代表口中得知，摄政第穆活佛始终坚持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表示自己“是中国皇帝（the Emperor of China）的臣子，整个西藏属于皇帝”；“西藏属于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没有“从北京宫廷得到指示”，西藏地方当局不敢私下缔结与英国之间的通商条约。于是，他心怀恨意地记录道：“横在我的所有道路上的绊脚石（a stumbling-block）就是中国皇帝”。
波格尔虽未完成黑斯廷斯下达的直接任务，但是，就东印度公司的长远侵略目标而言，他主要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他将自己的西藏之行的所见、所闻、所历详细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形成的情报侦察，作为近代英国侦察到的最早的相关情报，为日后英国进一步向喜马拉雅地区渗透、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广泛且有效的信息。第二，他将六世班禅想在恒河边修建寺庙的愿望传达给黑斯廷斯，并获得批准。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孟加拉地区与其北方地区的交往，并最终为“孟加拉的商品”（commodities of Mengal）开辟“一个巨大的市场”（a considerable mart）。这座班禅渴望建造的位于恒河边的寺庙于1776年建成，后来实际上成了西藏与孟加拉两地的贸易基地。第三，他试图利用黑斯廷斯与六世班禅因调停不丹问题而建立的友好关系，请后者从清朝中央政府那里为东印度公司争取到派一使团进京的许可。他的这一建议被黑斯廷斯采纳，不过随着1780年六世班禅在京圆寂和次年波格尔在加尔各答离世而流产。第四，波格尔离藏返回途中，他与不丹的德布王公谈判，达成了一个有所限定的贸易协议。后者允许英属印度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经由不丹进行贸易，但不允许欧洲人直接进入西藏进行贸易活动。据他观察，这是因为英国的强大势力和地位使之“成为周围国家人民猜疑的对象”；拉萨政府认为“我是被派去刺探他们的情况的，野心勃勃的英国人接着就会侵犯西藏”。波格尔对这一警惕和防范的充分了解，成为他后来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下一步行动建议的重要根据之一。
他所提出的下一步行动建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就如何消除西藏人和不丹人对欧洲人的所谓“偏见和猜疑”，他提出了两个必要措施。一是让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 “同我们英国人”进行“更广泛的交往”和“更亲密的联系”，使他们有机会了解“我们英国人信守承诺、思想先进”。二是让“有远大眼光的领导人建立相互关系”，以“促进政府之间和私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他预测，一旦达赖喇嘛亲政，班禅的影响力将会由此加强。黑斯廷斯可以趁热打铁，借机利用自己和班禅建立的关系，来实现“目前‘出使’还不能获得的特权”。
第二，就如何最大程度地恢复和扩大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波格尔提出的对策是让“好奇心”（curiosity）、“宗教”（religion）、“利益”（interest）共同起作用。他认为，一旦三者共同起作用，西藏人和不丹人就会到孟加拉来。其一，西藏人喜欢一切来自陌生国家的东西，甚至最底层人也有一种罕见的好奇心。所以，很有希望在西藏“打开刀具、玻璃制品和许多其他欧洲工业制品的销路”。其二，西藏和印度有宗教上的联系，为双方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其三，西藏人怕热，可以鼓励他们冬季到加尔各答来，且他们在冬季可以以最低价格买到英国所产细平布。这样，丰厚利润的预期必然使他们自然倾向于购买东印度公司的布。
第三，就如何“鼓励和保护”商人，他提出了两个步骤。一是打通“经由尼泊尔的商路”，二是使尼泊尔取消其最近开征的“关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以促进“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自由往来”。为此，他提出了“轻易实现这个目标”的对策，即，“适当地操纵尼泊尔边境上各酋长之间的利益”。为此，他建议黑斯廷斯借助于班禅在孟加拉北部山地民族的宗教影响力，尤其是对周边各国首脑的重大影响力，通过谈判和和平手段，来实现因当地“官员的猜疑及其权势影响”而难以实现的那些目标。
第四，就经由尼泊尔和不丹的两条贸易线路打通之后英印政府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波格尔认为，此时的政府“不需要再做什么”，只需要“鼓励和保护”商人及其贸易活动，就可以达到黑斯廷斯派遣他“出使”的“贸易目的”。显然，他把亚当·斯密针对当时英国国内重商主义弊端提出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的观点，直接“活学活用”于当时充满侵略扩张性质的东西方贸易领域。
四、波格尔情报侦察的影响：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前探和根据
1776年，黑斯廷斯在伦敦的代理人、波格尔的朋友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成功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他给学会主席写了一封信，借此把波格尔的旅行报告提交给了他。次年4月17日，这位主席在会上向与会者朗读了他的这封信：西藏“虽然从马可波罗……时代起就被人所知，但直到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时期，还没有任何欧洲人对它进行过适当的探索”。言下之意，波格尔的西藏之行及其情报侦察对于欧洲人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信中提到，黑斯廷斯之所以对波格尔“出使”西藏充满无限的热情，源自他渴望抓住每一个可以促进英帝国“利益和荣耀”的机会。该信还提到，波格尔发现西藏盛产牦牛尾巴、披肩羊毛、麝香和黄金。不久，波格尔的功绩出现在了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学报》（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由此激起了许多学会会员和该刊读者的好奇、野心和贪欲。
与波格尔同时代的英国画家蒂利·凯特（Tilly Kettle）为波格尔画了一幅他与班禅首次会面的肖像画。此人为东印度公司的许多显贵服务过，因此懂得如何在画像中传达特定的政治含义。这幅画并非一幅还原历史的写实作品，而是一幅想象出来的场景图。在这幅画中，六世班禅盘腿坐在台上，左手念珠，右手接过一位西藏人献上的哈达。身着不丹服装的波格尔，直立在左边旁观。在他身后的窗外，起伏的山脉和一座寺庙隐约可见，暗示波格尔历尽艰辛的“出使”过程。根据推断，这幅画很可能是受黑斯廷斯委托所作，旨在将之作为东印度公司与班禅成功“结盟”的凭据，以彰显黑斯廷斯个人的功绩。
成立于1830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把支持和资助本国科学家在全球考察和探险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19世纪50年代后期，该学会在各个方面比任何其他科学机构“都更为完美地代表英国的扩张主义”，因为它根据英帝国的殖民目标来确定自己探险、考察和研究的重点。1876年，时任该学会秘书的克莱门茨·R.马克姆出版了自己编著的波格尔使团西藏纪行，首次将波格尔的日记、部分官方信件和电报、部分私人信函有机地贯通起来，并为该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显然，他对波格尔“使团”的关注，并非单纯基于狭义的学术兴趣，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野心，旨在为英帝国在西藏的扩张服务。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不仅将西藏视为印度茶业的巨大潜在市场，还将其视为英国纺织业的潜在羊毛供应地。基于这一野心，马克姆热切地期待重启黑斯廷斯时代的梦想，像波格尔一样为打通印度到西藏之间的商路而努力。但是，他意识到，英国早期试图与西藏发展贸易的记录，即有关波格尔“使团”入藏的事迹和见闻，已被历史尘封。因此，他的这一努力，旨在为他那个时代的政策制定者弥补这一知识空白。
马克姆整理、主编的波格尔西藏纪行，极大地影响了孟加拉人萨拉德·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此人原是孟加拉副总督乔治·坎贝尔在大吉岭所办的一所菩提亚住宿学校的校长，也是波格尔这本书的“早期最热心读者”。他反复阅读该书之后，激起了“去西藏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强烈愿望。”19世纪60年代，英印政府为了增加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知识，同时也为了逃避中国政府禁止欧洲人进入西藏的规定，特在当地山民中挑选出一批聪慧敏捷者组成班智达测量小组，训练他们躲避和调查的间谍技艺。1879年，成为该小组成员的达斯，伪装成朝圣者进入西藏，在扎什伦布寺住了6个月。1881-1882年，他第二次赴西藏，进行了更广泛的“考察”。他从波格尔“出使”西藏的记录中，获得一些经验和启发，例如，像后者一样专注于培养与西藏上层的关系，借此收集当地的各类情报。在扎什伦布寺居留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梵文和藏文典籍，为英帝国提供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政治、军事、宗教、地理和社会情报。他撰写的相关论文，先后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和《印度佛经学会会刊》上。19世纪90年代，随着他的报告及其自传的出版，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
除了达斯之外，荣赫鹏也从波格尔的日记和信件中“获益匪浅”。1903年7月27日，他在致其妻的信中说道，他在这一天一直在研究1774年沃伦·黑斯廷斯遣使入藏的事，并认为自己是自那以后“下一个来这里执行官方使命的人”。他在1910年撰写的《印度与西藏》一书中，将第一章专辟给“1774年的乔治·波格尔使团”，来为自己于1904年侵略西藏的残暴行径寻找所谓的合理依据。他赞扬派遣波格尔“使团”入藏的黑斯廷斯为“伟大的总督”，因为后者不仅“对亚洲事务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且“善于与亚洲人打交道”，能够“抓住机会，趁热打铁”。由此，他得出一个所谓的经验：“果断和迅速的行动，往往是处理亚洲事务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将西藏与印度分开，但是，它的居民和印度的居民一直存在“联系和交往”，而使这种联系和交往“正常化”以及“将这种正常化置于商业基础上”的“必要性”，一直是英帝国对西藏感兴趣的原因。他将英帝国的这一兴趣追溯到100余年前的波格尔“使团”的入藏历程，而将自己和寇松不久前针对西藏实施的所谓“前进政策”视为波格尔“事业”的延续。因此，他狡辩道，自己在1904年带着军队“强行进入西藏”，使用英国当时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每9秒能发射100发子弹的马克西姆机枪——向西藏人扫射，并非“一次不光彩的小突袭”，更不是“放肆的恶行”。后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竟然将他带领的这一规模庞大的侵略军美化成使团卫队；将其侵略行为歪曲成“武装考察”。
结语
经历西藏之行的波格尔，将自己美化为“旅行者”。其西藏之行，被现代西方学者上升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高度。此外，波格尔甚至受黑斯廷斯的鼓励，在入藏途中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农业试验。黑斯廷斯还经常派人给他送去一些种籽，借此实施他们的“仁慈计划”（benevolent plan），那就是把“我们世界的奢华和优雅的东西（luxuries and elegances）”引进到不发达的地区。他们的上述行为，与殖民者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文明-野蛮”历史叙事模式的故意歪曲有关，那就是用所谓西方的“文明”去改造东方的“野蛮”，体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感。因此，这一所谓的“仁慈计划”不仅不能抹去波格尔西藏之行背后的侵略扩张底色，反而将这一底色加强。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波格尔及其所代表的英帝国殖民者的上述扩张心态和行为，暴露在他的离藏感言里：“再见了，诚实单纯（honest and simple）的人们！……当这些所谓发达民族忙于无休止地追求贪婪和野心（avarice and ambition）时，愿你们在你们荒芜的大山的保护下继续生活在和平和满足（peace and contentment）里……！”本质上说，波格尔的西藏之行是英国殖民体系向喜马拉雅地区延伸的早期试探，即试图打通孟加拉到西藏的贸易通道，并通过贸易渗透来削弱清朝对西藏的主权。波格尔的野心虽未得逞，但是，他的入藏经历及其情报侦察所形成的西藏叙事，发生在苏格兰经济转型、思想启蒙及其融入英帝国全球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大潮的时期，故在其所利用的启蒙时代特有的“文明—野蛮”历史叙事模式和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理念的助推下， 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一个个野心勃勃的英国殖民者。自那以后，英国妄图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殖民扩张企图从未中断，甚至不断强化，直至以1888年和1903年两次武力侵略西藏的方式达到高潮。
杨芳，女，湖南常德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现当代史、中英涉藏关系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苏格兰经济转型研究”（项目号：19BSS021）；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学）招标课题“边疆治理视域下近代英国人侵藏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XT-ZB202522）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