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12期

摘  要：威廉德国的帝国主义争霸及其败亡有国内外多种因素，但根本原因深植于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高速工业增长促使威廉德国在三重帝国主义叠加驱动下迫不及待踏上争霸世界之路。工业利益集团的工业帝国主义诉求是威廉德国对外扩张的首要驱动力；传统农业贵族统治集团以及跻身统治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确保统治地位，以社会帝国主义叠加工业帝国主义积极对外扩张是另一重要动因；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帝国主义诉求也助推威廉德国对外扩张。最终，威廉德国在三重帝国主义扩张诉求的强劲驱使下，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恶性竞争，并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败亡。

关键词：德国  威廉二世  帝国主义  对外扩张  一战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因其在短短40余年中迅速崛起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而令人侧目，又因其急于争雄世界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亡而令人扼腕。德意志帝国的快速崛起和败亡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有关威廉德国时期争雄世界及败亡原因的研究成果众多，涉及历史、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维度和研究指向。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以威廉二世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尊奉西方强权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当时，以威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在为其世界强权政策辩解时也承认，“德国无法逃脱帝国主义的强权竞争”。威廉德国作为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迫不及待踏上争夺世界强权之路，一方面它具备争霸世界的“潜在权力”，有“改变现状所需的实力手段”，另一方面它积聚了基于传统与现代交叠、具有独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强大国内驱动力，即代表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工业帝国主义、代表传统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利益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代表文化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帝国主义等三重帝国主义，具体呈现为工业利益集团和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对外扩张双轮驱动，和文化帝国主义推波助澜的“德国版本”帝国主义特征。强劲内在驱动力使威廉德国毫无顾忌地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恶性竞争，最终陷入孤立并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败亡。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审视和探讨威廉德国的三重帝国主义叠加驱动，及其导致的对外过度扩张和帝国败亡。

一、以争夺海外利益为目标的工业帝国主义扩张诉求

“德国版本”的帝国主义驱动，首先表现为工业帝国主义的强烈海外扩张诉求，具体表现为在“后发和卡特尔化的政治模式”下，工业利益集团对德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对外政策的极强影响力，驱使政府推行“过度扩张”政策，形成所谓“工业帝国主义”。工业利益集团的帝国主义诉求，是威廉德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首要国内驱动力，向工业国家和外向型经济国家转变，是德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

1871年，普鲁士以“铁血”击败法国，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大陆“潜在霸主”。但此时的德国还只是有较强工业实力的农业国。19世纪90年代后，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德国工业出现飞跃性增长，到20世纪初超越英国，跃升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自身已难以容纳强劲工业增长释放的巨大能量。原先“基于农业产品之上、主要以欧洲大陆为扩张目标的帝国权力构造”，根据工业界对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要，开始“转向海外”，形成以世界强权为目标的工业帝国主义扩张。

由此，帝国对外政策开始向“工业优势”的对外政策转向。1897年12月，德国利用其传教士被杀的“巨野教案”，出兵占领垂涎已久的中国胶州湾，开启以争霸世界为目标的“世界政策”。帝国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在帝国议会发表著名的“阳光下地盘”演说，宣称德国“要在‘世界政治’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要“促进和维护”德国的“航运、贸易和工业利益”，“寻求阳光下的地盘”。因此，威廉德国以谋取世界强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转向并非偶然，尽管也有各列强抢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潮流的外部刺激，但其根本动力源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化”。

首先，德国工业越来越依赖海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是其抢夺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最现实需求驱动，也是工业利益集团推动工业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880—1913年，德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出口额由29.23亿马克增至100.97亿马克，进口额由不到28.14亿马克增至107.5亿马克。与外贸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贸易结构悄然转变。一方面，竞争力极强的工业品开始成为德国主要出口商品。同期德国机器等工业产品出口从0.445亿马克增长到10.247亿马克，增长超过22倍。德国工业品甚至大举进军老牌工业国英国。1870年德国出口英国的产品中，原料和粮食占60.3%，工业品占39.7%；到1913年，相应比重变成29.2%和约70%。也就是说，德国对英贸易已实现从原料和粮食供给到工业品供给的颠覆性转变。另一方面，德国日益依赖工业原料和粮食等进口。进口原料从1872年的570万马克增至1910年的1亿6130万马克，增加27倍以上。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快速增长还使德国的粮食进口需求大幅增加。1900—1904年德国进口小麦为203万吨，1905—1908年为232万吨。到一战前夕，德国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人靠进口粮食和牲畜为生。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已形成严重“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德国的繁荣正越来越依赖外国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越来越依赖“那些相距遥远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海外市场关系德国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生存问题”。这是德国工业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鼓动政府拓展海外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实现工业帝国主义扩张的动力所在。

其次，工业发展的卡特尔化造就更具扩张性的工业利益集团。德意志帝国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工业企业卡特尔化，1909年德国拥有1000万马克资本的大型公司达229家。大企业为减少相互竞争、获取垄断利润，通常达成生产、销售等的卡特尔协定。卡特尔数量因此迅猛增长，由1875年的8个猛增到1914年的700个左右，几乎实现各行业的卡特尔化覆盖。但以卡特尔集群为依托的德国工业界不满足于瓜分国内生产和销售市场，它们希望采取帝国主义扩张和进攻性贸易政策，在全球抢夺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因而提出明确的帝国主义扩张诉求。

一是要求抢夺海外殖民地，以解决德国市场和原料不足问题。1891年4月，与工业界关系密切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等发起“德意志总同盟”，就是为推动德国殖民扩张而创立。该组织为工业利益集团喉舌，明确宣称德国若想“在原料供给方面不依赖其他列强”，就必须在俾斯麦创建的殖民帝国基础上，继续开拓非洲和东亚殖民地。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德国工业家联盟等工业界利益集团，则直接参与和组织数年一度的柏林“德国殖民大会”，呼吁“促进德国殖民事业和发展其他海外交往”，“维护并增强德国的世界强权地位”。

二是积极推动和参与建立强大海军，为德国海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提供舰队保护，同时从建造战舰项目中谋取巨额利益。工业利益集团在推动建立强大海军方面采取上下结合的驱动模式。其一，走上层路线，直接鼓动统治集团推行有利于工业界的政策。军火巨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在军事装备建造特别是海军建设方面与德国统治集团高层关系密切，深得威廉二世欣赏，他甚至直接与外交国务秘书比洛探讨海军建设，要求“弥补德国海军武器装备的不足”。帝国议会成为其施加影响之地，在帝国议会讨论海军项目时，克虏伯的代表公开恫吓反对派，宣称如果相关项目不能通过，“皇帝那边会发动政变”。威廉二世也对支持帝国军备发展的克虏伯关照有加，特意安排他在1893—1898年出任帝国议会保守党议员。煤钢工业巨头施图姆（Carl Ferdinand von Stumm-Halberg）同样影响力巨大。他身兼皇家枢密顾问、普鲁士下议院议员、帝国议会议员等要职，以至于一些史学家称19世纪90年代为“施图姆时代”。工业界与统治集团间的密切关系，为推动政府实行有利于工业利益集团的政策提供了极大便利。

其二，进行社会动员，通过支持和搭建泛德意志同盟、德国海军联合会等社团平台，影响政府和社会大众，为驱动工业帝国主义扩张制造社会舆情。1894年，“德意志总同盟”改组为影响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大的“泛德意志同盟”，该组织荣誉会员和领导成员主要由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军队高层、企业家、教授等精英构成，社会影响极大。他们分属不同利益集团，但在海外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有着共同诉求。此外，克虏伯还于1898年资助成立德国海军联合会，通过不断举办讲座和分发数以百万计的小册子等，鼓吹建设强大舰队。相关活动迅速激起全国性反响，使扩建海军有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不仅如此，德国工业界还设立专门的“工业选举基金”，资助“尽可能多的‘工业领袖’进入帝国议会”，进而“更好地在帝国议会中代表工业界的利益”。

德国工业利益集团鼓吹扩建海军，除为取得海外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保驾护航外，也为从中直接获得巨大利益。军工企业克虏伯集团因大规模扩建舰队而急剧扩张，雇用员工一度达4.3万人，形成克虏伯发展史上所谓“海军时代”。克虏伯集团收入大幅增长，仅提供舰队装甲一项利润率就高达100%。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个人财富也迅速膨胀，1895—1902年其应税资产（the taxable fortune）从1.19亿马克增加到1.87亿马克，个人收入从700万马克增加到2100万马克。整个工业利益集团是扩建海军的受益者。1901年，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萨尔姆-豪斯特马尔侯爵在给海军大臣蒂尔皮茨的信中写道，“新的战舰订单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和工业活力，将提升相关股市行情”，“进而巩固市场”。怂恿写这封信的幕后策划者，正是“与德国工业界利益相关的绅士”。

德国工业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成为“对德国扩张主义最有力的解释”。正是在工业利益集团强烈诉求下，德国决定通过“一种世界范围的扩张政策”来满足工业发展对国外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解决成千上万德国人在工作和生存方面仰赖对外贸易的问题。德国成为像章鱼一样到处伸手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触手国家”，海军则成为其捍卫帝国主义利益的工具。

二、以稳定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社会帝国主义

传统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和跻身统治行列的工业资产阶级，为确保统治而转移国内视线，推动工业帝国主义扩张，形成独特的操控性“社会帝国主义”。

由于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德意志帝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呈现传统与现代交叠的特征。一方面，19世纪初开始，德国传统农业贵族集团采取适时而进的“防御性”策略，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和领导德意志统一运动，牢牢把持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农业贵族因投资矿产和开办工厂，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许多工业资产阶级则通过接受贵族册封而在政治上贵族化，两者“相得益彰”。到德意志帝国时期，传统农业贵族与迅速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形成“麦铁联盟”，最生动的范例是1879年俾斯麦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使德国农业界免受俄、美等国外来廉价谷物的挤压，而且使当时不甚强大的德国工业界在英国工业品冲击下得到保护。“麦铁联盟”象征着农业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达成“整合社会和政治领导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卡特尔”。

然而，到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出现明显不利于传统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变化。1885年，德国农业领域的价值创造依然高于工业领域，二者分别为75.25亿马克和66.73亿马克。农业贵族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充当配角。19世纪90年代后，德国开始由农业主导型国家转变为工业主导型国家。1890年，德国工业领域价值创造为86.15亿马克，农业领域为77.32亿马克，到1895年，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为104.89亿马克和85.73亿马克。工业从业人口开始超过农业从业人口。1882—1907年，农业从业人口从42%下降到30%，工业从业人口则从35%上升到42%。从业人口结构变化大大削弱了农业大地主“保持其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的社会前提”。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提出政治统治权要求。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推动工业无产阶级力量快速壮大，反对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传统特权地位，受到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重“威胁”。

面对上述新变化，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力图把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关注引向帝国主义海外扩张，以继续保持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内政治的帝国主义，一种应对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夺权的战略和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对外扩张换取国内稳定。

此外，面对工业资产阶级强势崛起的现实，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希望通过维持俾斯麦时代的“麦铁联盟”，换取工业资产阶级支持，在政治上继续保持特权地位。支持工业界进行海外扩张，成为农业贵族统治集团改善两大集团紧张关系的手段。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政府在国内实行“集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使农业利益集团与工业利益集团形成所谓“卷心菜容克与烟囱大亨联盟”，借助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的社会帝国主义战略，实现“在宪政制度框架内”维持农业贵族集团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目标。因此，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只是“有意识的工具化”产物。

同样，工业资产阶级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社会帝国主义意图，它希望通过海外扩张转移国内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按照当时国民经济学家舒尔茨-盖维尔尼茨（Schulze-Gävernitz）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说法，通过海外扩张，“资本和劳动将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权发展中实现利益一致化”，进而在“对外强大”、“对内自由”的民族理想下形成“统一意识”。其逻辑基点是，“如果资本主义扩张停滞不前，工人阶级也会枯萎”，海外扩张成为维系工人阶级命运所在。因此，工人阶级要与工业资产阶级结成“对外强权政治联盟”。

对工业资产阶级而言，对外扩张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是“孤立”威胁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社会民主党的工具，也是迫使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现代化改造”、为在德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创造条件的“进攻性”武器。它希望通过对外扩张缓和工人阶级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在对外扩张中的政治参与，削弱传统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力量。

威廉德国在帝国主义扩张方面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景观：传统农业贵族和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之间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混合性统治阶级异质力量”联盟。在内部，反对试图夺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新兴工人阶级，维护传统农业贵族主导和工业资产阶级参与的“共同统治”；在外部，“寻求新帝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向外转移内部矛盾，“扩大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

上述可见，威廉德国的“世界政策”是工业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双轮驱动的结果，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德国特殊变体”。其中，工业利益集团通过海外扩张获取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转移国内工人运动注意力；农业贵族统治集团期望通过对外扩张转移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夺权要求。而且德国统治集团继承了普鲁士对外扩张的强大历史基因，有着符合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心理倾向。因此，二者在对外扩张方面同频共振，海外扩张成为德国“社会矛盾的发泄渠道”。

工业利益集团的对外扩张需求，在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加持下形成“贸易和强权政策”（Handels- und Machtpolitik）。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继任者卡普里维推出专注于工业经济增长的对外政策“新路线”，通过降低农业关税换取贸易对象国增加进口德国工业品，以刺激德国工业增长。帝国贸易官员为此向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董事会秘密通报新贸易政策，以表明政府对工业界的重视和关照。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补贴西门子—舒克特、克虏伯等企业组成的社团，向外国期刊提供对输出德国工业产品有利的信息等，以提升“德国制造业在海外的声望”，为德国工业界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由于卡普里维时期正值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节点，其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既是农业贵族集团和工业利益集团间的利益试探，也折射出德国国内经济政治力量向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

工业利益集团与农业贵族集团都有着各自利益盘算，因此双方有时也会为各自利益陷入争吵“困境”。卡普里维因推行有利于工业界的对外贸易政策，引发农业贵族集团不满，1894年被迫下台，本质上是农业大地主对德国转型为工业主导国家不适应、对工业优先政策不甘心的表现。有鉴于此，威廉二世明确要求继任者在实施相关政策时考虑农业界的意愿。1902年，帝国议会通过新关税法案调整关税税则，既照顾农业界利益，又促进工业出口，工业利益集团与农业利益集团的联盟再次得到巩固。当然，基于社会帝国主义策略考虑，农业贵族统治集团和工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合博弈，并不影响二者在对外扩张中通力合作。1907年，以农业贵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保守党人，与以工业利益集团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多数派的“比洛集团”，在帝国议会中以“民族集结”方式强势支持镇压德属西南非霍屯督人（Hottentotten）起义，即是明证。

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贵族两大集团围绕各自利益彼此帮助，两者结合导致德国对外政策比单独任何一个集团的要求都更具扩张性，成为德国加速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

三、以对外文化扩张为指向的文化帝国主义

威廉德国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既有工业利益集团和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合流驱动，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帝国主义助推。文化资产阶级是威廉德国时期支持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社会群体之一。1887年建立的“德国殖民协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在1893年有1.8万名会员，其中近1/3为学者、教师和神职人员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资产阶级。他们之所以积极鼓吹向外扩张，一方面希望通过以海外扩张为指向的“世界政策”，疏离固守传统的农业贵族利益集团，削弱其政治控制力，“挤压”其“在德国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受欧洲帝国主义思潮浸染，期待德国从欧洲强权迈向世界强权。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作为文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期待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说俾斯麦统一德国只是让德国达到“欧洲强权”等级，如今德国应参与“欧洲诸列强瓜分世界的竞争”，向世界强权迈进。他还宣称，为了成为世界强权，德国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因为“政治的终极手段就是暴力”。可以说，韦伯清晰规划了威廉德国帝国主义“世界政策”路线图。

文化资产阶级虽与工业利益集团、农业贵族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最终目标相同，但侧重点不同。他们希望输出德国文化，展示德国文化“优越性”，以所谓的“帝国主义人文化”博取殖民地人民好感，呈现德国对外扩张中的“自我道路”，为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奠定文化基础。为此，他们为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粉饰贴金，宣称德国的“世界政策”与英国不同，英国的“世界政策”是一种统治性结构，而“德国的世界政策本质上为合作性质”，目的是“争取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经济活动安全”，因此具有高尚的“文化使命”。

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帝国主义助推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德国帝国主义扩张寻找历史文化和现实依据。德国文化资产阶级认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欧洲列强帝国主义扩张，带有殖民扩张的文化印记，志在从民族国家“拓展为世界性国家，进而在地球上抢占尽可能多的部分”。因此，德国必须向英、俄、美等“世界帝国”看齐，形成以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扩张共识。

具体而言，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是紧跟时代潮流的需要。历史学家埃利希·马克斯从历史文化维度阐释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的时代背景动力：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全新改造”，这种改造改变了世界面貌；“一些曾经引领历史的民族和国家，诸如西班牙、荷兰等，已沦落为第二梯队，有的甚至已退居幕后”，只有俄、英、美、法、日等国“正在努力地向外跨越他们的边界，用他们的人力资源或强权力量，向更广袤的世界扩张”，瓜分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者的土地。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必须立即加入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行列，因为“在他人成长时，谁停滞不前，谁就只能处于弱小位置”。而且，随着德国国力的强劲增长，它也应该“被接受为世界强权并得到尊重”。

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建立“世界帝国”，被视为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获得扩张空间的需要。当时德国思想文化界普遍认为，鉴于德国经济已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为“提升国民的经济生活”，“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必须寻找新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出生人口严重过剩”的压力，需要德国“进一步扩张空间”，使德意志民族“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为此，德国须以英国模式为蓝本，实行强有力的世界政策，将资本主义贸易做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世界三大洲”。

“成功的海外扩张政策”被视为有助于国内政治进步。在文化资产阶级看来，德国传统精英阶层，即固守国内的农业贵族集团，没能力实施大规模帝国主义世界政策。但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可给工业社会广大民众带来可“仰赖的‘食物空间’”，因此会得到广泛支持，吸引广大民众加入民族国家政治生活，最终使德国社会政治力量朝着有利于自由和进步的方向发展。文化资产阶级因此自诩迎合时代潮流的“进步帝国主义者”。

二是从“文化”角度鼓吹德意志“世界帝国”。德意志“世界帝国”是文化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文化意象，其诉求具有“文化”偏好。他们提出以欧亚大陆为指向的大陆性德意志“世界帝国”方案，具有鲜明文化帝国主义印记。他们或提出基于德意志文化优越感的“向东扩张”，宣称拥有“更高等级文化”的德国应“迫使俄国接受其意志”，“通过欧洲和欧亚大陆的日耳曼化”，“为德国殖民赢得广阔空间”，最终完成德国在亚欧大陆的“世界帝国”扩张；或提出基于西方文化使命的“东南方向”扩张，通过向东南欧和小亚细亚推进，建立直抵波斯湾的“大德意志国家”，使德国人承担起“已中断的古罗马在东方（中近东）的文化使命”。

文化资产阶级发挥其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将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和建设一支保护帝国的强大舰队推到舆论宣传中心。首先，他们从文化视角提出，德国必须像英国占领海外殖民地并逐渐使之盎格鲁—撒克逊化一样，“通过向外扩张，在海外获取依附性土地，连结成世界帝国”，然后“通过群体性德意志移民，使这一帝国逐渐日耳曼化”，维持德意志帝国的“强权地位”。其次，他们从近代以后欧洲强权政治文化演进视角出发，强调英国与西班牙、荷兰及法国的争霸历史表明，“完全仰赖其他海上强国的仁慈”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舰队来保护海外殖民地。为此，各大学教授利用专业知识为建设强大海军进行舆论造势。柏林一些教授发起成立“舰队讲座自由联合”，以各种讲座宣传“舰队政策和世界政策”。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更因不遗余力地宣传建立强大舰队，而获得“舰队教授”称号。大力鼓动宣传使整个德国弥漫着一种信念：必须拥有强大舰队，才能阻止其他列强对德国海外利益的肆意伤害。

三是构建对外“文化扩张”理论，助推德国“以强权政治为导向的对外文化政策”。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是鼓吹德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理论鼻祖，他提出一整套文化扩张理论，阐释对外文化扩张的重要价值、策略和目标。首先，德国对外文化扩张可以输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助于培养对德意志民族的理解和热爱，强化德国的文化影响。因此，文化扩张应“与强权政治、经济扩张具有同等地位”。其次，对外“文化扩张”是经济和政治强权扩张的有益补充。德国在实施“世界政策”过程中，不仅要为经济利益竞逐强权，也要施以柔性文化手段，保护在海外的“社会利益”，通过“和平与强权”两手并举，争取帝国主义利益最大化。与以强权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扩张不同，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施行“帝国主义人文化”策略，以展现德国“世界政策”和殖民政策的“进步”帝国主义特征。它一面“承认”被侵略国家的文化价值和合法性，一面将德国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到被殖民国，为德国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扩张营造亲和的文化氛围。再次，与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强权扩张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在对外文化扩张中，各类社会集团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最后，对外文化扩张的根本目的是拓展德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扩张目标选择具有“依附性的、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新教神学家和时政评论家保罗·罗尔巴赫，是鼓吹德国在领土之外施加文化影响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曾任职德属非洲殖民地官员，撰写了大量有关德国殖民扩张的著作，从实践角度强调“文化扩张”对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必须将德意志文化传播到非洲、东亚及近东等德意志人“可以进入的世界地区”，通过对当地首领和受教育阶层进行“道德征服”，实施“伦理帝国主义”，使德意志民族的观念“发展成为形塑世界的真正力量”，使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民族”。

兰普雷希特和罗尔巴赫等有关对外文化扩张理论的阐释，立即被运用到德国在非洲、东亚和近东的殖民扩张实践中。中国作为威廉德国推行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重点，成为其对外文化扩张的“样板”。

威廉德国对华文化帝国主义扩张分为两类：一是在中国设立“捍卫德国在华利益中央联盟”、“德国—亚洲协会”等各种文化社团和“促进德国在华文化工作委员会”、“德国中国研究所”等文化机构，直接从事对华文化输出，为德国工业品“创造新的销售机会”，即所谓的“文化—经济渗透”。二是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和文化科研机构，以“人文化”帝国主义方式为德国“拓展工业或销售”营造文化氛围，确保德国在这块“最有前途的土地上”获得应有“份额”。其常见做法是，开办学校，提升接受德国教育者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地位，增进其对德国的认同与崇拜；建立各种科研机构，展示德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进而在文化观念上形塑德国“权力的缩影”。德国占领下的胶州湾成了对华输出文化和科技的试验场，据记载，到1909年，德国已创办10所乡村学校和各种阅览室；1907年筹办的德华大学也于1909年开始招生。德国还建立医院、细菌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天文观测站等医疗和科研机构，以展示德国现代科学的卓越成就。

上述一系列举措使胶州成为“东亚的德国文化中心”。有德国报纸在回顾“德属胶州十二年”的成就时宣称，德国科技和文化知识在中国年轻人中的推广，“为德国商人提供了有利的接触渠道”；“在教育领域的纯粹文化努力”，为促进德国在华“经济利益”提供了“可以想象的最有利的前景”。这种成效符合“促进德中经济关系”，为德国赢得“经济和政治未来”的目标。因此，德国工业界积极支持对华文化扩张，不仅参与相关文化扩张活动，而且要求帝国议会将此列入专门预算，在胶州“传播德语和设立针对中国‘学生’的私立学校”，为对华经济输出进行文化铺路。帝国议会也“愿意提供充足资金，促进‘德国在华利益’”。

四、基于错误认知的非理智修正主义冲动

工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三重强劲驱动，使威廉德国陷入非理智修正主义扩张冲动，在实践中不断挑战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利益，最终败亡于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俾斯麦时代对外政策是典型的“现实政策”，德国满足于占据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能够“与大多数参与者作出利益妥协，并避免威胁它们的安全”，德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置身于帝国主义殖民潮流外的“帝国无产者”。19世纪80年代中期，俾斯麦开始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抢占殖民地，但很快因国际时局变化缩回欧洲。威廉二世时代则推行全然不同的“感觉政策”，追求“民族威望”，建设一支“展现国家强大，并因此确保德国得到国际认可”的远洋舰队，被视作“最伟大的成就”。

正是在虚妄的“民族威望”政策下，威廉德国迫不及待开启对外政策的“世界”转向，以至于在竞逐世界强权中产生致命性错误认知。它错误评估国际力量格局，无视捍卫海上和殖民霸权的英国、期待复仇的法国和奉行扩张政策的俄国的可能联合。其中，对英国政策的认知失调，导致其与英敌对，在国际力量体系中陷于被动，最终在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中败亡。

首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际力量格局的错误认知，是威廉德国在国际政治中高度自信并提出非理智修正政策的重要原因。

诚然，就单个国家而论，20世纪初德国已发展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因此极度自信。在它看来，“世界经济中心已从伦敦回到中欧。英国不再是头号工业国家，只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商船队和最强金融业而已”。德国对自身军事能力同样盲目乐观。1907年一篇题为《英国不再是岛国》的文章宣称，动力飞艇的发明已“消除英国的岛屿状态，也消解了英国舰队的海上优势”，飞艇将使德国军队跨过海峡，“轻易登陆英国”。届时德国海军和空中战舰将对英国海军进行双重打击，最终“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歼灭英国海军”。正是基于妄想的过度自信，威廉德国强烈要求修正既有国际秩序。

然而，近代以来国际政治发展表明，重大国际冲突通常基于国际力量体系的博弈，而非单个国家间的较量。20世纪初德国的财富总量跃居欧洲首位，但其进攻性修正主义强权政策必然受到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抵制和反对，导致德奥集团与英法俄老牌殖民国家集团的对抗。在这种国际力量体系下，协约国集团总体实力和人口总量都在德奥同盟之上，一旦两大集团发生冲突，德奥集团难有胜算。如果算上战争期间加盟协约国的意大利和美国，德奥集团更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倘若威廉德国清醒地从整个欧洲国际力量体系角度评估双方力量，而非沉迷于单个国家力量对比的错误知觉，当不至于轻率地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次，对海上和殖民霸主英国采取基于错误知觉的进攻性修正主义策略，逼其加入敌对阵营，是德国败亡的致命原因。

德意志帝国前期，鉴于欧洲五强格局及法俄联合趋势，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绝不与英国争吵”，以免英国加入法俄阵营，陷德国于少数一方。然而，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却无节制挑战英国的殖民和海上霸权，最终迫使英国加入法俄同盟，形成不利于德国的国际力量格局。

威廉德国基于错误认知的进攻性修正主义策略，首先表现为不断挑战英国的殖民霸权，致使两国关系疏远。当时德国统治高层误认为英国与法俄在非洲和中亚争夺激烈，矛盾不会轻易化解，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肆意逼迫英国。甚至到1903年英法达成协约前夕，德国仍质疑英国与法俄结盟的可能性。德国驻俄、驻法和驻英大使都表达相同看法。宰相比洛也强调英法在北非殖民扩张方面难以达成谅解，且都不愿看到“俄国进入温暖海洋”，因此形成同盟的可能性不大。德国公共舆论对德英关系也存在错误认知，认为英国不会阻止德国通过修建巴格达铁路建立“从柏林到巴格达的世界帝国”，不会与德国发生战争；此外，英法俄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无法化解，英国需要德国这柄对抗法俄的“大陆利剑”。

基于以上错误认知，德国自感在殖民争夺中有了无所顾忌挑战英国的筹码。他们首先在英国视为绝对势力范围的南非地区，向英国殖民霸权发起挑战，不仅将有“种族亲缘关系”的南非布尔人共和国地区确定为殖民定居目标，向约翰内斯堡等地大量移民，而且支持布尔人对抗英国殖民统治。但南非是英帝国“东西两半球间的枢纽”，是其与印度和中国贸易的航运交通节点，即所谓“英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决不容他者染指。于是双方出现剧烈矛盾。1895年，英国派兵进攻德兰士瓦失败，威廉二世竟公开祝贺德兰士瓦“捍卫了国家独立”。英国对此非常不满，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但德国没有收手，而是利用英国急于发动对布尔人战争之机，公开讹诈英国，迫使其将由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交给德美两国瓜分，德国取得其中两个最大岛屿。英国因此极其恼怒，两国关系开始疏远。此后，德国又意图通过修建巴格达铁路控制近东，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遭到英国强烈反对。而法国出于在近东“传统利益”的考虑，俄国出于对黑海海峡的关注，都不愿德国染指近东。于是，巴格达铁路促使英法俄三国化解矛盾，联手对抗德国挑战。

威廉德国还基于错误知觉直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威胁英国霸权的根本，致使两国走向完全敌对状态。鉴于英国在历史上多次利用海上力量打击竞争对手，在争夺南非殖民地过程中派海军向德国施压，德国举国上下存在一种对海上霸主英国的恐惧想象。威廉二世特别担心英国利用海军优势抢占德国殖民地或攻击并摧毁德国舰队。德国工业利益集团则视英国为“阻挡德国在各海洋高速通道上的敌手”和德国实现“世界统治”的主要障碍，担心它随时利用强大海权切断德国与海外市场、原料产地及殖民地的联系。德国民众尤其不看好与海上霸主英国的关系，认为英国绝对容不下德国这样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对手，因为对于英国人而言，“容忍德国的竞争，就意味着建立一个德意志世界帝国，摧毁英国自己的帝国”。所以，英国一定会在“仍然最强大的时候进行战斗，在为时已晚之前使德国瘫痪”。基于以上认知，德国人普遍认为，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捍卫德国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安全，确保“德意志民族的福祉”。

上述恐英想象加上追逐“世界帝国”的现实需要，最终催生威廉德国的造舰狂潮。帝国领导层认为，德国要成为世界强权，要保护海外政治和经济利益，强大的海军必不可少。威廉二世甚至宣称，“德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必须有“比英国更强大的舰队”。帝国议会在1898年后连续通过数个海军法案和海军补充法案，使德国舰队规模一扩再扩。威廉二世以威胁口吻强调，德国海军法案“隐含”一种“风险观念”，即使最强大的敌军舰队与德国开战，也“会给自己的强权地位带来危险”。于是，德国海军在短短十年间从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世界第二大舰队。德国大力扩建海军，引发英国强烈不满。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称，“对德国来说，海军意味着扩张；对英国来说，海军意味着生存”，英国“绝不允许欧洲大陆任何强权变得过于强大而危及英国霸权”。但鉴于英国“已相对衰落”，协调与法俄的分歧以共同应对德国，成为英国的不二选择。1904年英法有关北非权益的协约和1907年英俄在中亚问题上的协约，为三者联手对付德国创造了条件。

至此，欧洲形成以德奥为一方、英法俄为另一方的对立军事集团。威廉德国成为欧洲五强中的少数派，由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自由之手”变成“孤立者”。尽管如此，德国高层仍沉迷于对英错误认知，拒绝与英国展开限制海军军备谈判以改善两国关系。海军大臣蒂尔皮茨认为，大力发展海军才是逼迫英国就范的最有效手段。双方数度谈判归于失败。英国最终放弃幻想，准备全力对付德国。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沉迷于错误认知的德国统治者仍不相信英国会参战。威廉二世一直幻想“英国将保持中立”，而没有英国支持，法俄两国不敢贸然开战；奥匈和塞尔维亚因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的战争不会发展为欧洲大国间的战争。但现实击碎了威廉二世的幻想。一战爆发后，英国迅速投入战争，威廉二世为此“几近崩溃，陷入绝望”。

上述可知，威廉德国在三重帝国主义叠加驱动下失去理智，推行基于错误知觉的修正主义“世界政策”，最终在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中走向失败。奠基于“铁血”之上的帝国，终因追逐帝国主义世界强权葬身战火硝烟，成了一曲德意志民族崛起未竟的悲歌，可谓成于“强权”也毁于“强权”。

结      语

近代以来，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充斥着强权争霸的历史场景。16世纪，西班牙曾争霸欧洲，但最终在与法英对抗中败北；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称雄欧陆，却不免以帝国挽歌收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借打败拿破仑之势，一度傲视欧陆，最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走麦城；继之崛起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很快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铁血”硝烟中画上句号。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国际秩序，本质上就是强权争霸的“战争秩序”。威廉德国的帝国主义世界强权追求及其在一战中败亡的悲剧，只是欧洲强权政治历史逻辑演绎的帝国主义时代续篇而已。

强权争霸没有赢家。一战带来的不只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英法等国也是虽胜犹败。表面上看，英国保住了海上和殖民霸主地位，法国实现了对德国的复仇。但事实上，在德奥倒下之时，法英也已处于重创的痛苦中。法国在战争中阵亡高达138.5万人，社会经济严重受损，大部分地区遭到战火破坏，1918年国内生产总值降至1913年的63.9%。一战成为英国衰落的开端。虽然近代以来英国凭借地缘优势，利用欧陆诸强争斗坐收渔利，确立起殖民和海上霸权，但终究难以独善其身。一战期间不仅有90多万英军死于战场，经济也严重透支，财政支出增加超13倍，财政重负使战后英国长期陷入经济萧条。此外，由于战时向美国借贷和向俄国等盟国发放支持性贷款，英法均从战前债权国跌落为债务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整个欧洲走向衰落。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争霸，既是近代以来欧洲文明向世界扩张的顶峰，也是其走向衰落的起点。一战是历史转折点，由于德、英、法等核心国家在战争中遭受重创，欧洲失去世界经济中心地位。一战前，“欧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向其他地区输出资本、货物、各种服务乃至人口，然而，“这一舒适的时代随着1914年8月的炮火永远消失了”。与之相反，美国却因失去欧洲竞争而“成为最快和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心”，世界经济的动力随之转移到大西洋彼岸。就此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欧洲”。

然而，一战后，欧洲列强依然执着于强权思维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后来居上的德国采取基于错误认知的强势修正主义政策，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恶性竞争，其固然对一战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守成的英国为维护殖民统治和海上霸权，法国为确保既得殖民利益和报1870年战败之仇，都渴望通过战争打败德国，同样负有战争责任。战争结束后，法英等国强迫德国接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割地赔款并承担战争罪责。结果，这一基于强权霸凌的“有缺陷的和平”激起德国人强烈不满，成为纳粹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攫取政权的工具，最终促成复仇的德国崛起，为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埋下伏笔。此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邢来顺，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