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旨在破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并重构现代性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逻辑，该叙事展现了“历史-实践-价值”三重内在规定性，分别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现实呈现与发展导向。历史规定性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辩证融合；实践规定性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制度化文明表达实现创新突破；价值规定性以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化主体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生成。三者以历史为根基、以实践为载体、以价值为引领，在辩证统一中确证中华文明连续体的历史合法性，并以“发展-共享-共生”的文明逻辑，为超越全球现代性困境贡献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体为向度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叙事 文明基因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永刚，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诗慧，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征、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它并非只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现象描述，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价值内核及制度创新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由此生成一种突破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文明话语体系。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造性运动：它既非向传统的机械复归，亦非对西方模式的被动移植，而是在文明自觉与重构的双向运动中，通过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浩荡历程，开创具有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不仅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更深刻回应了全球现代性困境的挑战：将文明传统植入现代化内核，彻底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在实践层面构建起文明连续体的发展范式。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这一叙事愈发彰显其历史纵深感，它既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文明更新机制的现代表达，亦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文明土壤中结出的理论果实，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统一。
一、历史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明和文化二者不能等同。有学者指出，“文化指向‘人化’，相对注重‘外化’；文明则指向‘化人’，相对注重‘内化’”。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以文明基因为内在密码、以文明转型为外在表征的哲学实践。文明与文化构成动态的辩证统一体，文化为文明提供价值内核与意义坐标，文明为文化赋予实践形态与历史厚度，二者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革命文化为动力、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底色，在文化基因与文明形态的深度互嵌中，开创出具有历史连续性、价值主体性和实践开放性的文明新形态。
（一）根脉所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现代化文明根基
党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须知，一个谈复兴的民族必然有繁荣的过往，于中国而言，这繁荣过往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一旦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在创新发展中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智慧结晶，中国式现代化便会缺失生长所需的精神基因与文化血脉。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熔铸形成了中华民族理解世界、调适自身、安顿生命的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内核与精神特质。这套根植于自身历史经验、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文化系统，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的核心凝聚力与内在生命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正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和精神标识。例如，在民主政治领域，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期就孕育了相对稳定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权交替思想，在先秦时期更是产生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仁政”主张；在国家治理领域，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要掌握好“国之大者”，需谨慎把握治国理政的火候和尺度。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明，更多地强调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突出用文明的力量教化民众、维系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政治权力一统于天道的政治文明形态。这些“民惟邦本”思想与“大一统”治理智慧，通过“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实现现代转型：民本思想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大国若烹小鲜”转化为精准治理方法论，“天道一统”重构为法治中国的权威基础，从而实现了政治治理的范式转化。又如，在经济民生领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秉持“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的理念，把“德”作为利益的先决条件，在得人心的前提下获取财物，形成“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经济伦理，归根结底仍是强调以德为本、以民为本，用德政追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和谐进步。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财产的共有理念，与西方强调的私有产权不同，中国人尤为重视对“族产”的维护，保护宗族的集体利益，保障族群绵延承续。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伦理基础。再如，在文化品格层面，中华文明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为生存智慧，在“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维系发展动力，同时以“不争之争”的辩证思维淬炼斗争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转化为战略定力与主动作为的统一，兵家的“不战屈兵”升维为非对抗性博弈智慧，百家争鸣传统创新性发展为文明互鉴的当代范式。这种“和合-竞合”的文化辩证法，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同理想与“守正出新”的变革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能源。正是这种“基因解码-现代重构”的基质转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遗产跃升为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能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独一无二的文明根基。
上述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并对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财富绵延不绝地滋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为铸就中华文化主体性构筑起坚实基础。
（二）动力之源：革命文化推动现代化文明重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化的实质性开端。中国革命文化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发展史而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在积贫积弱、国民意识极其淡薄的晚清时期，统治阶层推动的“现代化”举措，始终未能触及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即确立“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 发展的革命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提供了可靠动力源。
从直接动力看，革命文化的核心历史意义在于其孕育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不论是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抵御侵略的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是坚定方向、顾全大局的表率，紧紧团结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了解中国国情、最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解放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核心密码。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精神根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文明发展的前途所系与命运所在。
从内在动力看，革命文化最深层的价值孕育并催生了一系列催人奋进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年代的精华品质得以跨越历史，在如今的现实实践中泛起层层涟漪，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不懈拼搏。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顽强奋斗中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依靠这些坚如磐石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荣胜利，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团结的国民意识和自信的文化品格。
革命文化最关键的贡献在于其凝聚起中国人民的磅礴精神力量。在艰苦卓绝的救亡之路上，中国的有志之士不断唤醒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团结斗争的实践不断锤炼着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中国人民的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的革命事业也由此焕发出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凝聚力在不同时期党的精神谱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将四面八方的革命志士和边区民众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面对封锁与困难，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又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锻造的“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抗美援朝精神，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奉献精神，形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大合力。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只有人民真正意识到一切的努力和争取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并形成革命的合力——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必要条件。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必然会发挥出团结主动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不竭动力。
（三）时代之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塑造现代化文明图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与革命文化的时代升华，是中国式现代化由实践跃升为成熟文明形态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与任务书，唯有立足中华文化史纵深，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使之作用于社会实践，方能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明形态。
首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政治根基、指明前进方向。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与文化发展紧密交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推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创立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这些先进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成果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力支撑并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文化航向。其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核心价值引领。作为深沉持久的力量，文化深刻影响着社会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中国人民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基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深度契合能够有效激发整合广大人民群众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认同，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适应时代需求的先进思想引领。最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现代化提出实践要求并赋予其科学底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最直接对当前社会发展变革产生影响的文化，它从本质上内蕴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重大实践要求，深刻体现了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只有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并认同的现代化思想，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出价值引领和精神鼓舞的作用，只有通过现代化文化之力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价值引领、精神鼓舞与主体性彰显。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要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统领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营养成分和精神内核，以其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体现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时代课题的精准回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鲜明的文明底色，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不变色、不变调。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革命文化的时代激荡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引领，共同熔铸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规定性，构成了“根基-动力-底色”三位一体的文明基因序列。这种基因序列的辩证融合与历史贯通，不仅从根本上确证了中华文明作为“连续体”的历史合法性，更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传统-现代”二元悖论、实现文明赓续创新的内在逻辑与主体性力量，为新时代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根基，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擘画和引领的宏伟文明图景。
二、实践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不仅深植于历史基因中，更鲜活地呈现于其具体的实践进程与制度建构中。这种实践规定性，意指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其内在的文明特质——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必然通过制度化的路径和鲜明的实践特征得以具象化表达。党的二十大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正是这种实践规定性的核心载体与集中彰显。这种实践规定性不仅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制度化突破，系统性地呈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而且指向了超越西方范式、契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
（一）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文明的包容性突破
人口规律具有历史性，由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在资本逻辑下，劳动力被商品化，剥削性的人口资源开发机制导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陷入越是创造价值越是丧失价值的异化困境。实际上，“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根植于其曾经长期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实。辩证地看，巨大的人口规模既意味着深厚的人力资源潜力，也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必然承受巨大压力，并伴随着超大规模社会固有的复杂治理挑战。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一元文明的发展话语构成结构性挑战。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对资本增殖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植根于超大规模社会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展现出强大的文明韧性，以兼收并蓄的姿态实现对外来人口和文化的吸纳，推动中华文明持续焕发新生。在此视域下，与人口规模巨大相伴随的是国民心态的成熟理性，正是因为有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础，我国国民心态总体上趋于积极健康、理性平和。这与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资本增殖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人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显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意味着世界现代化的结构性转向——重心由西方向东方偏移。长期以来，现代化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属标志，世界先进文明的重心一度偏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规模巨大势必为现代化文明的天平向东方倾斜提供巨大的人口红利。实现这一结构性转向的核心驱动在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显著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扎实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基础，促进中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故此，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文明突破，这条道路的文明性在于其既没有囿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形而上学窠臼，也没有陷入蒲鲁东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更没有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妥协的覆辙，而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方案，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过剩人口转化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力量，为人类社会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规模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共同富裕：现代化文明形态的革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旨归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追求实质平等而非形式平等。中国式现代化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引，通过动态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实现发展：既主动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又积极引导生产力向契合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方向提升。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判断的遵循与验证，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历史方位下，创新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的范式。
共同富裕的文明形态革新，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对资本运行规律的辩证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增殖本性及其导致的劳资对抗性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则通过构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资本社会化与劳动主体性的辩证统一。这一制度既发挥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通过股权参与、协同管理等制度创新，使劳动者从劳动力商品转变为生产与消费主体。劳资之间不再是私有制下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而是共同成为社会化再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者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共享，为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构想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
共同富裕这一文明形态的根本革新，深刻体现为劳动形态与价值的重塑。中国式现代化扬弃异化劳动，使劳动复归为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劳动过程由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人的自我实现的载体。由此形成的“发展—共享—再发展”螺旋上升机制，超越了工具理性主导的物化逻辑，构建起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再生产新机制，实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辩证统一。最终，中国式现代化既破除以往社会主义对市场教条式排斥的局限，又证伪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的迷思，历史地、动态地、有机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概念重构，即将物的现代化升华为人的现代化，将工具理性发展观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实现了对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根本性革新。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现代化文明的辩证发展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深刻体现了现代化文明的辩证法则。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驾驭二者根植于人类实践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超越了现代性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将复杂辩证关系简化为资本支配下的线性增长，导致工具理性压抑价值理性的西方现代性危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对此异化逻辑的辩证否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经济决定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方法。其一，坚持生产力决定作用与意识形态反作用的统一，既遵循“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基本规律，又强调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其二，实现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既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又主张发挥制度创新的主动性，推动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其三，保持系统整体性与要素差异性的统一，既将“两个文明”视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又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调整着力点。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在三个层面深刻体现了对文明建构的辩证把握：在基础层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夯实物质基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结构层面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反作用力，引导物质文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价值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方向，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正确航向。这种辩证实践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积累-贫困”“物欲膨胀-精神空虚”的现代性悖论，开创了物质丰富与精神富足相辅相成的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现代化文明辩证法的历史性升华。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文明的生态范式转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明史的核心议题。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私有制固化物化逻辑，加剧异化，迫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成为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牺牲品，掠夺自然成为其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性，并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崇高目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加剧了生态危机。其追求无限积累的逻辑，必然将经济效益置于生态健康之上，导致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和环境破坏。与此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在制度根基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使国家能够超越资本短期逐利逻辑，从社会整体利益和永续发展出发，制定实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生态文明的战略和政策。在发展动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改造、利用、治理和保护自然环境。群众路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理念创新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刻诠释人与自然关系，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融入现代化体系，通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法，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打破了西方要么牺牲生态换增长、要么停止发展保环境的虚假困境，推动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征服自然”向生态文明“和谐共生”的历史性跃升。这一生态范式转型以创新实践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科学预见，说明建设生态文明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现代化的标准。
（五）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文明的交往范式重构
人类解放与和平发展始终是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一条“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欧洲的圈地运动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进程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建立在种族歧视、驱逐、杀戮之上的野蛮“文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将暴力工具化的缘由——通过军事扩张、殖民掠夺实现资本积累的时空压缩。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扬弃了这种以霸权逻辑为内核的发展模式，构建起“和平-发展-文明”三位一体的新型文明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尤其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国际关系作为生产关系外化的本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刻把握这一本质规律，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的追求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一脉相承，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从发展目的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异化成“为生产而生产”的盲目运动，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发展的终极目标锚定于实现人的解放。从发展过程看，资本逻辑下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发展，认为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集中体现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机制中。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市场活力，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发展始终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规定性，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实践体系与文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实践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从不同维度共同实现了对西方资本现代性困境的制度化破解与系统性超越。这种超越的深层意蕴在于它生动彰显了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为核心内涵的“发展-共享-共生”新型文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不仅确证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可行性，更以其鲜明的实践规定性，为人类超越现代性困境、创造更加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价值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导向
如果说历史规定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文明根基并赋予内在基因，实践规定性则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外化为制度化的突破与表达，那么价值规定性则居于更高的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终极关怀、确立价值坐标、指引文明演进方向。价值规定性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灵魂所系与理想所向。这种价值规定性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崇高理想，是历史基因传承与实践路径创新的价值升华与目标统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价值规定性的集中体现。这种价值规定性的核心在于通过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明主体性、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建构文明创新性，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理路，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文明理想。
（一）以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明主体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命题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意蕴，更是中国共产党履行其历史使命、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历史实践的核心诉求。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俨然呈现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不能将中国的发展简单代入西方理论范式中的民族国家或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框架。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国土面积宽广、具有超长历史纵深和文化血脉的民族，堪称“一种‘文明向心力’和‘政治向心力’同频共振、同向聚合的共同体”。这种特殊共同体形态的存续与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文明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
“主体性是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标志，也是决定一个文明形态未来命运的关键因素。”文明主体性的叙事深刻体现在立足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基础上的民族复兴叙事中，这一叙事以鲜明的民族性、历史性与文化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导向。这一主体性绝非沉湎于历史辉煌的自我陶醉，而是立足当下中华民族的现实境遇，在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辩证扬弃与创造性转化。这一主体性的重塑确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昭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具有内在的历史合法性，而非与传统断裂的激进变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擘画中内在统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必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得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正是其文明主体性最根本、最鲜活的体现。这些本质要求并非对任何外来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土壤。例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回应了“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古老理想，“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赓续了“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文化基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汲取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升华了“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怀，等等。这种将现代化目标与自身文明基因创造性结合的本质要求，构成了对“中国问题”最具主体性的回答，彻底打破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内在激活并更新着中华文明的深层密码，形成了立足自身、面向未来的独特价值坐标与发展范式。这亦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基于自身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而主动展开的伟大实践，而非迫于外部压力的被动反应或对其他模式的机械模仿。这一本质要求彰显的鲜明主体性，不仅铸牢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认同与自信，而且以成功的实践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文明方案。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范式由主体性建构向包容性拓展转变，这种包容性立足于文明交往的辩证法，主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明发展逻辑，既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差异的客观存在，又致力于推动构建不同文明和合共生、交流互鉴的发展机制，从认识论上实现了对普遍主义迷思的超脱，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探索出兼容性普遍主义的价值新形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世界历史视域下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各国文明的包容性。在存在论层面，这种包容性确认了多元文明共在的必然性。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逐渐由分散走向普遍联系，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孤立地置身于“桃花源”中。全球化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突破了空间限制，使经济、技术、生态、文化在全球产生混融。世界各国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然形成，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多元文明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存局面具有必然性。在价值论层面，这种包容性建立了文明互鉴的可能性。文明像一般的有机生命体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当今世界，各国文明都呈现耗散结构的特征，必须通过不断与异质文明进行交换来维持自身生命力。文明包容性尊重各国文明差异，强调文明平等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条件。在实践论层面，文明包容性探索着文明共生的现实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思维中，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生动体现，和而不同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要前提。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机理，中国式现代化指向的文明包容性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文明冲突论”的根本超越，将文明交往的哲学认识从西方的零和博弈思维中解放出来，达成正和博弈的价值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表征的文明包容性包含对现代性危机的系统性回应。在吸收资本扩张推动历史进步取得的有益成果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文明互鉴机制抑制资本的破坏性；在充分尊重主体价值意识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共同体意识以赢得最广泛的价值认同。中国式现代化以身入局，将自身发展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文明演进的整体图景，展现负责任大国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文明担当。可见，这种包容性不是简单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一种以包容性为必要前提的新型文明的主体性建构，既维护个体理性，又强调人类整体利益，从而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超越“中心-边缘”结构的替代性方案。
（三）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建构文明创新性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从主体性建构到创新性突破的文明跃升。这种创新性突破不是对既有文明形态做加法，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框架下实现的文明“术语的革命”，其本质特征在于将社会主义文明理想与中华文明传统、人类共同价值进行创造性融合，形成具有历史开创性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核心在于将物质生产实践确立为文明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人类通过对象化活动不断突破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并在社会关系重构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却导致了劳动异化、生态危机与人的单向度发展等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导向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文明创新动能，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解放机制。这种解放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效率方面，更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共享性与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使现代化进程从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复归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
在文明形态的建构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独特的辩证综合能力。它既承认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现代化共性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对这些规律的作用方式进行价值规约。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处理中：既破除封建文化残余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又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积极成果，又通过制度创新规避其文明异化陷阱。由此形成的文明形态既非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简单复归，也非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机械模仿，而是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新型文明系统，其内在包含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等现代性矛盾的实践解答。
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特质，在根本上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主体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客观规律转化为自觉的文明建设方略，使现代化进程始终遵循“现实的人”的解放逻辑。这种主体性建构突破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范式，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将个体发展诉求整合为集体意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上形成文明创新的合力。这种合力机制既保证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性，又为个体创造力的释放提供制度空间，从而在主体维度实现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历史-实践-价值”三重规定性构成了一个有机互动、不可分割的辩证整体。历史规定性深植根脉，确证了中华文明连续体的合法性，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文化基因与精神源泉；实践规定性外化表达，通过五大特征的制度化突破，生动演绎了“发展-共享-共生”的新型文明逻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价值规定性引领航向，以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明主体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建构文明创新性，清晰锚定了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理想。这三重规定性的辩证运动，不仅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更以其系统性、人民性和前瞻性，为全球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体为向度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21世纪的蓬勃生机，既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注入了强大动力。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