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戴维来:冷静看待美国重返亚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2-11-07 2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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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戴维来  

  

  “重返亚洲”是美国近年外交姿态最高调、宣称次数最频繁的战略主张。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严峻的挑战,美国加快了对外战略调整的步伐,把“重返亚洲”作为外交政策调整的“头等大戏”,反复强调属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就开始着手战略重心的调整,强调“将我们在亚太区的存在和使命列为重中之重。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留在这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投书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阐述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新思路、新转折、新行动,强调亚太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宣告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强化联盟体系,从而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美国的领导作用、保障美国的利益及推进价值观。美国把强化亚太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和外交事务的重心,目的就是要全面恢复并增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发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导作用,保持在这一地区无可匹敌的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三方面齐头并进、三管齐下

  

  2011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外交、军事和经济齐头并进、三管齐下,“重返亚洲”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政治(外交)上,全面参与本地区多边机制和架构,密切与地区国家关系。几年来,从东盟地区论坛(ARF)到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美国不仅要全面进入,而且要强力主导,最终实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仅加强与亚太传统盟友的关系,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而且积极拓展新的伙伴关系,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新伙伴关系火热。美国全面调整以往“不介入”南海争端的政策,目的就在于积极寻找并抓住“重返”战略的新的支点。

  在军事上,与传统盟国加强合作,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调整军事部署,确认和巩固亚太地区安全主导地位。美国要加速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转移,扩大和调整军事实力的前沿存在,向亚太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就需加强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的军事盟国关系,并要求盟国在防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朝鲜半岛,美国加强了与韩国安保合作,特别是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后,美韩频频在朝鲜半岛及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日本,继续突出美军的“前沿部署”,明确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范围,强化日美同盟“地区与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地位,巩固提升美日同盟关系及效力;在南海问题上,把南海视作其亚太安全考虑因素,不仅在言语上高调介入,而且行动上也是积极跟进,在向南海派驻先进战舰的同时,还向菲律宾等国出售武器,升级其作战能力,在澳洲,奥巴马亲自宣布在澳驻军,巩固第二岛链防线。此外,美国特别加强与印度军事合作关系,并将其升级到含有“战略含义”的层面,蒙古也成为美国关注的“新角色”。军事上的“重返”还体现在作战能力提升上,一是将投入120亿美元全面升级关岛军事基地,加强以关岛为中心的多个军事基地建设;二是提出“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念,将全军种纳入统一作战体系,强化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

  在经济上,通过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泛太平洋经济区。面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美国虽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重返亚洲的势头难以阻挡,但经济上全面介入亚洲多边经贸机制却绝非易事,TPP正好给了美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和实施亚太新战略的抓手,解决了“返亚”的经济路径问题。可以说,TPP不仅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制定新的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贸易标准,以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来重塑自己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性地位,名正言顺地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同时美国并未邀请中国加入谈判,某种程度上说是要赢得战略上的主动,防止亚太经济和政治重心向中国倾斜。

  

  “重返亚洲”并不意味着美国离开过亚洲

  

  一方面美国一直保持在亚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深度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始终将亚洲作为战略重点,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冷战后,美国就曾表示将欧亚并重,但这一战略调整计划被“9·11”事件打乱后一直未做到平衡。可以说,今天的“重返亚洲”其实是美国人的老决心、新行动,之所以能在近年付诸行动、得到集中体现,主要是由于客观现实的需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

  第一,地缘政治“冲击力”。美国战略东移的背后,以中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一方面,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是亚欧大陆强大的陆权与海权相交汇、相角逐的场所,重要性格外突出。美国若想保证全球霸权不受影响、地位不受挑战,必须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绝对优势、处于强势主导。正因为如此,海陆兼备、地缘位置显要的中国无疑是美国战略调整催化剂之一,地缘政治因素自然而然成为个中的核心和决定性要素之一。另一方面,从中国发展的冲击力来看,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经济、军事实力已经深深影响了“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结构,大有从这个“多强”中脱颖而出的势头,亚太地区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美国方向倾斜,让处于世界权势之巅的美国“如鲠在咽”。历史表明,处于守成的霸权国与迅速崛起的、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挑战国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甚或兵戎相见。最近十年来,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中东反恐,客观上确实是忽略了亚洲,而这十年,恰恰是中国实力增长最快的十年,中国如果按照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继续下去,将会在未来20年内或更短的时间里超过美国。美国为世界所接受,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多方面的战略优势。但今天的中国除了经济上的崛起之外,还没有可以让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战略优势。[1]所以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和安全事务中日益增长影响力,很可能是美国未来数十年内最大的全球竞争对手,对中国崛起的防范、戒备的心理油然而生、弥漫传染,因此构建各种“规训”机制、采取多重行动来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从而继续保持和巩固“全球领袖”地位。

  第二,地缘经济“引力”。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美国在欧洲能够“松口气”,而亚太地区由于人口数量、市场规模、经济实力、活力、发展潜力,让美国感觉到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美国的未来在亚太,亚太地区对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大大上升了。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群芳斗艳、群体性崛起,除中国以外,韩国、印尼、越南、泰国等一批新兴国家发展势头都很好,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首脑峰会、东亚峰会、东盟“10+3”等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为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富有活跃的市场注入新鲜强劲的活力。世界经济的“板块”加速向亚洲漂移,日益聚合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生机与活力,新的世界地缘经济中心正加速形成。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发展活力、潜力最大的地区”。[2]面对如此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区,美国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决定未来政治方向的是亚洲,推动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亚洲,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美国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础的能力。[3]美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开拓亚洲国家更为广阔的市场,拉动美国的出口,重塑在亚太地区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贸易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与亚洲的贸易额已经是与欧洲贸易额的两倍多,对美国这样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来说,“重返亚洲”是很自然的选择。

  第三,国内政治“角力”。在小布什当政的八年当中,美国将政治军事资源大量投放在中东地区,而对于亚太地区,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精力不济,鞭长莫及。美国围绕反恐这个中心,服务全球战略这个大局,亚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这在精英层看来显然是犯了错误的。特别是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因执政绩效不佳,国内经济衰退、复苏乏力、债台高筑,长期保持“无就业”的增长,失业率一直在9%的高位徘徊,《医疗保健法》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受到反对难以施行,社会不平等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社会抗议行动风起云涌,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国内外的挑战增多,连任压力重重,更加迫切地需要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以争取选民支持。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顺应精英层的共识表示要修正这十年的错误,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一份漂亮的外交政绩,无论是政策宣示还是行动措施上都改弦易张,高调重返亚洲。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反复声称“回来了”,主要不是说给中国人听,而是说给美国国内民众和亚太地区小伙伴们听的,一则能够通过纠正前任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能干;二则通过大张旗鼓地高喊“回来了”来稳住亚太盟友和伙伴不倒向中国一边,避免对美国的“离心倾向”。

  第四,领导人“个人情结”。现代政治学中的人格理论认为,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受到幼年成长经历而形成的特质影响,美国政治学者詹姆士·巴伯(JamesDavidBarder)在《总统的性格》一书中就着重研究了总统孩提时期的特殊体现对总统个性的影响。众所周知,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少年时期曾长期在印尼生活,本人有浓厚的亚太情结。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在2009年11月访日时发表的首次亚洲政策演讲中,更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他说:“我出生在夏威夷,年少时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我妹妹玛雅出生在雅加达,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华人。我的母亲在东南亚的村子里工作了近十年……因此,太平洋周边地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作为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我承诺,这个太平洋国家将加强和维护我们在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的领导。”[4]另外一个外交最高决策者希拉里虽没有对亚洲抱有特别的感情,但一直怀有雄心抱负,希望能在外交上建功立业,在美国政坛中青史留名,亚太地区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地位给了她实现抱负的机会,若能在亚太战略上有所成就的话,无疑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国务卿。此外,希拉里所信任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谙熟东亚事务,是希拉里的一员得力干将,为希拉里成就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五,区域国家“拉力”。中国已成为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经济的率先复苏、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巨大市场的需求拉动和中国经济对周边良性的外溢性效应。但是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这个亚洲经济“巨人”的快速崛起感到担忧和不适应,迫切需要有区域外大国的进入来平衡中国庞大力量,抗衡中国影响力,因此非常欢迎美国回来。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倡导提出构建东亚区域的经济与安全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当时排斥美国进入,美国是“回不来”。而今天中国周边多数国家企图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指望美国,都争相讨美国欢心,对美国发出“回来”的邀请,给美国重返亚太提供了便利。一个“有请”,一个“有意”,自然是一拍即合,美国的战略家们成功利用了亚洲国家的这种“两面下注”(Hedging)的骑墙心态,及时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毫无阻力地迈出回归的每一步。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踌躇满志、信心很足,然而并非坦途大道,轻而易举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洲其实并非全部与中国有关,有些间接有关,有些则是没有关系,如内政和个人因素。美国如此高调重返亚洲,踌躇满志、信心很足,然而并非坦途大道,轻而易举。“重返亚洲”能否真正做到,还存在着诸多掣肘,内外牵制与不利态势一并发作,令奥巴马决策圈寝食难安,虽不能肯定地说是“昙花一现”,但前景实属难料。

  第一个是政局变动。2012年总统大选将加剧两党恶斗,国内选战日益趋热,当局更多的是“内向”,在外部难有大动作。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能不能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看奥巴马2012年能不能成功连任。如果奥巴马连任不了,民主党政府就成了过眼云烟,外交团队必遭解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可能随着民主党的离去而陷入不确定性。而现在呼声很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身边幕僚很多都是欧洲派,对亚洲重视程度显然不会超过欧洲,战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欧洲及其侧翼,“重返亚洲”战略调整的力度、进度也将打上折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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