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戴维来: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解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2 15: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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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戴维来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须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亟须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

  

   中美对话的大门打开40年来,两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但同时又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人民、两国利益至关重要,也是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分别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和全球头等强国,中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避免大国博弈对抗的悲剧,既是对当下两国人民、国际社会负责,更是对历史、对将来负责,因此,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显得尤为必要。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中美应努力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倡导“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一新定位和期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长期战略影响。2012年6月下旬,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期间,再次确认中美两国将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但是,发展好、维护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实不易,尤其是在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缩小、美国面临治理困境的情势下,必须有一种机制可以让双方控制分歧点,扩大合作面。对当前来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该是一种相对有效且具有很强建设性的方式和途径,这也是两国战略界、经济界长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

  

   一 深刻理解对话机制的新背景

   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如何恰当定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但同时又为不断上升的猜疑所扰,为日甚一日的“信任赤字”所惑。尽管近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往来互访不断,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也蓬勃开展,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但这并没有带来战略信任的增加,反而出现信任不足,由此,战略互信成为影响和制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紧迫性问题。

   互不信任不是偶发的,其根源在于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和对未来发展走势的判断。美国的首要国家利益是牢牢确保全球霸主地位,巩固美国主导下的现有国际体制。但是,中美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大国如何找到和谐相处之道,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误判和猜疑的因素大大增加,甚至摩擦与对撞也迫在眉睫。这也成为长期萦绕在美国战略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世界‘老二’,究竟要干什么?”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恐惧心理:中国担心美国的遏制,而美国则担心中国图谋其全球老大地位,自然而然地导致在观念上、行为上都出现了诸多的“纠结”。

   一方面,在过去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值总量超过美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国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地缘政治、经济空间不断拓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在全球及地区一些重大问题上话语权前所未有的凸显,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更加坚定、能力明显提升。这些都与美国的期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后者产生了心理震撼乃至某种恐惧的心理。

   另一方面,美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经济复苏乏力、顽疾“久治不愈”,债务危机加重,失业率处高位徘徊,应对全球和国内治理危机“束手无策”,还面临着中国的“奋起直追”①双方结构性矛盾凸显已是不争事实。美国在经济、政治、地缘、意识形态、人权、军事、地区安全、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断扩大甚至激化利害冲突,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特别是一些政界人士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担心中国实力增强以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心目中已经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敌人”看待,据此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在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中,竞争面快速上升,矛盾越来越突出,美国针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在朝核、伊核、叙利亚、人权、互联网、军事透明、人民币汇率、太空等问题上指责中国,继续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展开了“重返亚太”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调整部署;力推亚太反导体系,提出“海空一体战”概念;加强与中国周边多个国家特别是那些与中国存有主权争议国家的战略关系,在背后“挑唆”、“搅局”。越是以这样的心态、那样的手段,中美间的互信就越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双方的战略疑惑不是削弱了而是变大了,潜在摩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据盖洛普和《中国日报》在2012年4月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61%的成年人和63%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来说是件坏事,60%的意见领袖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对美国是一个威胁,76%的人认为缺少信任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②

   自然而然地,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行为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很多人认为美国才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企图遏制中国、搞乱中国,阻断中国强盛、复兴之路,这在网络上、公众舆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美关系正在陷入彼此揣测对方真实意图、不断加剧竞争危险和相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中,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战略互信消减更多、战略误判风险更大,双方可能付出都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然而,无论中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与分歧,双方都需要战略理智、战略眼光来看待,即使冷战期间的美苏对峙,也有各种对话机制和沟通管道,遑论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中美两国。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既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③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美国总统都能对中国进行访问,开美国历史之先河,获得广泛肯定。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④所以,国与国之间竞争固然是常态,但也要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可靠守信这一战略资产要因时制宜加以巩固、加以扩大,而对话沟通、强化互动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和方式,就目前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正如胡锦涛指出的,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一个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是美国的战略攸关之地,两国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不过,互动效果如何,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意愿和态度。人们常说“态度决定思路”,一个良好的态度有助于促进合作、控制摩擦,而一个坏的态度则往往会导致矛盾增多、合作减少,互相“讨厌”的心情代替乐于交往的意愿。而沟通的意愿、合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双方的利益契合点,也与分歧点发酵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等议题上,中美双方既互有需求,也存有分歧。首先,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出口市场,还是实际上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与加拿大更像国内贸易),同时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欧盟虽然总量最大,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体),2011年双边贸易额高达4 467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80倍。其次,两国的关切有所差异,对中国而言,更关注在美资产安全、贸易摩擦以及高科技出口,未来经济若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将取决于对全球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市场更大程度的融入。⑤对美国而言,希望中国给予美国企业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债务更多支持以及对中国所谓的“人权关切”。但不管怎么看,中美之间分享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和社会交往网络,在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和新挑战。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Paulson)指出的,美国的每项重要经济、政治和安全目标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美国官员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视角和远见,就能更有效地处理相关重大关切问题。⑥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关键是两国学会如何在分歧中和睦相处、在共同利益面前最大限度地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实现互惠共赢。这当中,战略互信至关重要。费正清指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⑦“我们应该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人类首要利益的唯一方法”。⑧胡锦涛强调,充分沟通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基础,再先进的通信技术也取代不了面对面交流。⑨崔天凯也指出,互信是一条双行道,需要双方共同做出持续、严肃的努力,坦诚沟通,讲明各自利益关切。⑩总之,意图的阐释、原则的说明、立场的表达、疑虑的化解、互信的形成,都必须通过不间断的交往和对话才能实现,真诚的“求同”,用合作思维代替指责,增加战略互动,增进相互理解,增强相互信任,逐步推动解决战略互信不足的问题,发挥好“稳定器”的作用。

  

   二 深入认识对话机制及其不足

   全面认识问题很重要,但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问题。面对中美之间存在的信任“赤字”,关心中美关系的人们不由会想到,中美之间能不能建立足够的互信来弥补失衡?应当看到,双方都迫切希望找到新办法以避免冲突。

   中美之间建立了六十多个副部级以上的磋商机制,包括从两国领导层到工作层面等不同级别,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能源、环境等广泛领域。这当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无疑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带有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特点,层级最高、也最受重视,地位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务实操作、战略设计两个层面都体现了应有的价值,契合了胡锦涛主席对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提出的“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期望。戴秉国国务委员指出,“我们这个对话机制在世界上如果不是独一无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11)一方面,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演进的逻辑是不断深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话层级越来越高,双方议题设置的能力逐渐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机制同时存在,前者是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于2004年11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首次对话于2005年8月举行。此后,作为副外长级的定期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是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由美方提出,中国方面同意的,首次对话于2006年12月举行,作为部长级的定期对话机制,是当时中美众多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主要侧重讨论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一年举行两次,共举行了五次。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延续了中美对话机制,双方将“战略”及“经济”两大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一字之差,内涵却更为深远,新的对话机制既是前两种对话机制战略层级的提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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