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其理论内涵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绿色生产力的全新动能、绿色生活的价值追求以及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全球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遵循着“科技引领动能转换、制度保障治理效能、价值认同凝聚共识、全球合作推进共治”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具有全球意义，其发展范式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迷思，其实践路径为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提供可行方案，其倡导的治理体系为全球生态治理注入中国力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绿色发展 绿色生产力 绿色生活 全球担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并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这一系列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历史主动和实践自觉。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便成为一个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重大课题。对其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精准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而且对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明特质以及全球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是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的独特标识，其理论内涵体现在：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致力于构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明形态，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将绿色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绿色转型。同时，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使绿色生活成为全社会自觉的价值追求。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全球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命题。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一论断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本体论关系，阐明了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根基的先在性与客观性。这意味着人类活动要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进行。若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最终生态危机也会危及到人类自身。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症结在于其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导致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代谢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将自然异化为掠夺对象，将人类异化为资本附庸，这不仅导致了生态危机，还引发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提出“两个和解”的时代命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破解异化困局指明了方向。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转化为绿色发展的行动纲领。“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致力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些顶层设计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基本要求。
对中国而言，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绿色低碳转型仍面临不少制约因素。我国要整体迈入现代化，就不能沿袭西方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基于此，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这条道路不仅摒弃了西方现代化“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而且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理论理念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绿色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还体现在发展绿色生产力，不断塑造新的发展动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关联，人类并非直接占有自然，而是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的“自在存在”转化为“为我存在”，这就要求在发展生产力时，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核心逻辑，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矛盾。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基本国情，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出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核心特质，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天然的绿色属性。
对中国而言，发展绿色生产力是破解传统发展模式困境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质量承压、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求继续推进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绿色生产力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将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推动技术创新与模式变革，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污染物减量排放，能够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对立，从而解决传统生产力带来的生态透支问题，推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绿色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与成色，是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绿色生活：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系统工程，其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转型上，更深刻地内化于发展目标与价值导向中，即实现人民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这意味着，党的执政使命始终致力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嬗变。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已经从过去的“奢侈品”转变为如今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成为美好生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在今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或经济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习近平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我国将优美的生态环境界定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民生”与“美好生活”的生态维度，使绿色生活成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质量的重要尺度。同时，“十五五”规划建议也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上可见，绿色生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追求，绝非应景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行动。它从人民立场出发，精准回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生态福祉提升至民生高度，最终落实到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具体行动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优势。
（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不仅描绘了国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图景，更体现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全球担当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使各民族卷入相互依存的总联系中，这意味着，任何区域性、国家性的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都具有了全球性维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将其内在矛盾全球化，使得生态危机超越了国家边界，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加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全球生态危机中奉行生态殖民主义，这样不仅在历史上透支了全球大量的生态资源，更在当下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成本、设立绿色贸易壁垒，从而导致了全球生态治理的失效。
面对这一全球性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生态观与全球观，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在推进过程中为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型解决之道”。习近平立足全球发展的趋势，深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本国人民，而且造福全世界人民，也折射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更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担当。这一理念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全会明确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球生态治理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与绿色贸易壁垒，通过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理念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二、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实践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实践机理贯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内治理与全球担当，其构成了一个从动能驱动到制度保障，再到价值认同，并最终延伸至全球合作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文明自觉与实践自觉。
（一）重塑发展动能：以绿色科技引领产业绿色转型
绿色科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能的重要支撑，更是实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目标的关键路径。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性作用。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绿色技术作为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和发展路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就必须把绿色科技置于核心位置，以绿色科技引领产业绿色转型，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变革。
在绿色技术创新层面，需聚焦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革命性突破。要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衔接，重点攻关新能源替代、污染物深度治理、循环经济技术等“卡脖子”技术，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通过布局国家绿色技术创新中心、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推动创新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产业绿色转型方面，需推动绿色技术在全产业链的深度渗透。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节能降碳与污染减排，推广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融合的生产模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绿色技术为核心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打造绿色产业增长极。同时，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减碳，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集群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产业结构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彰显绿色生产力的先进质态。
总之，绿色科技不仅能重塑产业发展的动能，还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高碳排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二）完善制度保障：以绿色制度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的驱动，更需要制度体系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绿色发展制度的完善就是通过规范生产关系，破解生态治理的难题，为绿色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扫清障碍。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重要思想共同勾勒出以制度创新夯实绿色发展根基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效卓著，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石，构建起涵盖大气、水、土壤等主要环境要素的完备法律体系。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重大制度创新，以强效监督问责机制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共同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当前，生态环境领域仍面临质量持续改善难度加大、发展与保护统筹压力攀升、生态安全风险突出等新挑战。新形势下，亟需强化党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健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与推进落实机制。
在治理体系方面，需要健全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要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立健全覆盖全域的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要重点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全碳定价机制。通过稳步推进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工具，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碳减排制度框架。
在资源管理方面，需要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要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机制。此外，要着力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财税、投资、价格等政策工具的协同发力，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在技术制度保障方面，通过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加大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成本；建立绿色技术标准体系与认证机制，明确产业绿色转型的技术门槛与评价指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总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项制度协同发力、系统集成。“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治理的利益桎梏，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美丽中国愿景如期实现。
（三）增强价值认同：以生态文化培育全民生态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制度的完善，还体现在公众对生态价值的认同以及生态自觉的形成。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质上是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其取得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公众对生态文明理念接受程度和在日常实践中的转化效率。习近平指出：“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这一论述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制度与实践层面的推进，更要筑牢精神与文化层面的根基。为此，需要通过价值引领和文化浸润，使绿色发展从国家战略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从政策设计升华为道德规范，从外部约束内化为行为自觉。
首先，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推动生态认知整体性提升。生态自觉的形成根植于认知深化，为此需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各阶段。同时，需要结合不同学段特点开发差异化的课程与教材，提升生态文明教育的效果。另外，还要面向各级领导干部开展生态文明专题培训，将绿色发展政绩观嵌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总之，通过分层分类教育，帮助公众系统掌握生态知识结构，深刻理解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从而自觉提升绿色生活技能。
其次，创新生态文化传播机制，深化生态理念的全民认同。生态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传播力和感染力，关键在于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和艺术表现形式，让生态理念的传播更加有效。具体而言，需要创作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生态文化作品，建设一批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体验中心，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教育方式，让生态理念可感知、可体验。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借助生动鲜活的故事传播生态价值理念，全面增强生态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从而增强公众对生态理念的价值认同。
再次，完善绿色生活引导体系，推动生态实践的常态化落实。生态自觉最终要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动。具体而言，要建立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完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体系，引导消费者优先采购节能、节水、环保、再生等绿色产品。要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制度创新，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绿色出行体系，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在这基础上，还应综合运用价格杠杆、行为规范、社区公约等多种方式，引导公众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习惯。
总之，要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化培育体系，促使全社会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不断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使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每个人的行动自觉，为美丽中国建设凝聚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力量。
（四）深化全球合作：以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生态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国内的绿色转型中，更彰显于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辟论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趋势，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一论断为理解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互联性与治理的全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正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时代回应，它强调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不仅认真遵守和践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履行国际环境条约义务，而且在推动全球环境议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治理秩序。在区域合作领域，中国倡导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分享环保技术与经验，帮助共建国家应对环境与发展挑战，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使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在全球南方合作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始终同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南南合作的参与者、引领者。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反对零和博弈与绿色技术的壁垒，通过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和务实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合作模式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援助中的依附关系，推动形成了平等互助的国际生态治理伙伴关系。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革新、区域生态治理合作深化以及全球南南合作创新等多元举措，开创了全球生态治理的新格局。这一系列实践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发展，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三、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全球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以生态掠夺为特征的发展老路，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更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从发展范式、实践路径到治理体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型文明形态选择，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发展范式的拓展：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迷思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范式，首先体现为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彻底扬弃与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将“自然”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经济增长、生态破坏、社会撕裂”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与此同时，资本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环境成本最大程度的“外部化”，将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逐利行为的后果转嫁给了公共环境、人类后代以及特定的弱势群体。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环境破坏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其不惜耗尽资源、污染河流与空气，最终酿成“人同自然的和解”破裂。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范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其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本体论上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它将“生态保护”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维度，赋予其生态的根本属性，在源头上规避了走向生态的对立面。在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物质变换裂缝”，其通过构建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施严格的生态红线管控和环保督察等实质性举措，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从而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有效克服了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引导形成一种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此，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全球意义，首先在于它以成功的实践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是现代化必经阶段的迷思。它向世界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二元对立，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完全可以在发展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这为所有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即现代化发展不必重蹈西方现代化老路的覆辙，而是可以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
（二）实践路径的借鉴：为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提供可行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全球意义，还在于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越西方技术垄断与资本逻辑的可行方案，从而避免西方“技术垄断、规则霸权”的陷阱。当前，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面临三大困境：一是技术短缺，缺乏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力；二是资金不足，难以承担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的成本；三是规则弱势，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缺乏话语权。西方发达国家虽承诺提供“绿色援助”，但往往附加政治条件，且技术转让滞后，导致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举步维艰。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探索出了一条立足国情、旨在造福世界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技术路径来看，中国立足本国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的技术体系，大力发展涵盖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形成了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绿色技术创新之路。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服务于人民追求绿色生活的美好需要，而非资本的增殖。同时，中国在绿色技术推广中注重培育本土化创新能力，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使绿色技术真正落地生根，形成内生发展动力，有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技术的过度依赖。
从资金路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探索出了“多方协同”与“自我造血”相结合的资金解决方案。中国通过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社会化投融资体系，既实现了全社会绿色转型资源的高效聚合，又实现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集体投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为发展中国家破解资金瓶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
从国际合作来看，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通过多维度政策支持、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及技术创新推动绿色技术合作。中国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其绿色技术、经验，致力于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而非将其作为技术壁垒和新的剥削工具。这种合作共赢的新实践范式，打破了西方在绿色发展的话语权和绿色技术上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发展空间，探索了一条在西方现代化之外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
由上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新路，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技术、资金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可行借鉴，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信念：绿色发展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每个国家基于自身条件都能实现的共同目标。
（三）治理体系的革新：为全球生态治理注入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全球意义，还体现在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深刻革新。这一生态治理体系革新不仅仅是对全球生态治理技术的修补，更是打破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治理格局，旨在积极参与打造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构建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以资本增殖为逻辑建构的涉及全球范围的生态治理格局。这种格局带有严重的不平等性和剥削性，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内在弊端：其一，责任的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将生态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自身却迟迟不兑现减排承诺，从而塑造了新的殖民方式——生态殖民；其二，规则的霸权。西方主导的生态规则以“环保”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其三，话语的失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不足，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难以体现。这种生态治理格局正如马克思所言的，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
中国坚持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了绿色动能。
从规则共建的维度看，中国坚持公平原则，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全球生态治理的规则体系。中国主张用最严格的法治和制度来治理全球生态环境，反对规则霸权，主张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规向“多元共治”的公平化体系转型。在关键国际谈判中，中国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绿色俱乐部模式”，使全球生态规则真正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从责任共担的维度看，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从“责任失衡”向“权责对等”转型。一方面，中国主张不同国家在履行国际义务时，需结合自身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避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要求。同时，积极呼吁发达国家多作表率履行其历史责任，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维护生态正义。另一方面，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率先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认真履行减排的承诺。与此同时，中国积极践行“绿色”担当，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这些实践打破了西方“只承诺不行动”的责任虚化困境，推动全球责任体系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正义。
从治理协作的维度看，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民主化。中国注重通过经验共享、技术转移和制度能力建设，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的绿色发展援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生态治理能力。在参与渠道层面，中国推动建立“全球南方生态治理对话平台”，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平台作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表达的重要载体，这种模式使发展中国家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治理参与者，打破了西方传统援助中的依附关系，使全球生态治理从“为治”走向“自治”，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民主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这一绿色发展之路，根植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智慧，以绿色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双轮驱动，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为基本目标。它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更是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刻回答。面对依然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重要支撑，更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现代化陷阱”、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行方案。与此同时，它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绿色技术创新、健全内外联动的制度保障、拓宽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机制，为世界绿色发展注入持续强劲的新动力。
卢俞成，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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