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且向胡儿习汉文
一九七六年，我已有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的学位，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开始了东亚系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主修古代中国文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从学生的角度来观察美国高校中国文史研究界当时的一些状貌，虽然是近五十年前的旧事，但我认为依旧有现实的意义。
古今中外要到外国去学本国文史的，大概只有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国各大学，只要有“东亚研究”系的，最近五六十年来，都不乏炎黄子孙苦读其间。做研究生时，每逢有人问起：“你在美国学什么？”我总有不知从何道起之感。试想：你在北大、清华遇见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相谈之下，原来他是远渡重洋来学英国文学或美国历史的，你大概也不免要惊愕不置、不知所对了吧。
当然，许多人借读书之名，来新大陆“留学”，志在“留”，而不在“学”。若果真如此，则犹有可说。然而，许多北大、清华、台大的文史高才生斤斤于琼斯与史密斯教授汉学之高下，不惮烦地由西岸转东岸，南部迁北部，只是为了寻一个可以为先秦哲学、唐宋诗词、明清小说解惑的碧眼儿。五六十年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难道中国的文学、史学也不如人吗？
如果洋人真是高手，自不妨“尽弃所学而学之”，但洋人大抵连句读都断不开，更不必说懂得文中的精微了。此辈洋人甚至不能华语，即能，也不过语言初通，简单会话还可勉强应付，写封信就错误百出，真要做中国学问，大概得再世为人。可是，中国学生竟也诚惶诚恐地向他们请教起“性灵”与“神韵”之别、“悲壮”与“慷慨”之异。而洋人也大多有虚中见实、无中生有的功夫，能说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来。炎黄子孙自小受的是尊师的教育，只要他在台上、我在台下，管他是张三李四，一样尊之、敬之。几年下来，洋人于专家之名，也自居之不疑，从而开班授徒，从《诗经》讲到《红楼梦》，从老子的无为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
洋师父的班上，不仅有北大、清华、台大的硕士、博士，也不乏海峡两岸的“访问学者”。而开讲的往往只是一个三十出头，博士学位刚到手的黄毛小伙子。但见他口沫横飞，满嘴ism、approach、methodology、ideology……弄得两鬓全白，架着老花眼镜的访问学者张口结舌，奋笔而不知从何记起，那种诚惶诚恐、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而又不知从何处下手的窘态，真让我这个后生晚辈有啼笑皆非之感。小伙子信口雌黄的可是我们的唐诗宋词、“水浒”、“红楼”啊！难道我们连祖宗遗产也要靠洋人来经营了吗？
我常私下把洋学者的话翻译成中文，一读之下，真是稀松平常得很；然而，同样的东西一旦用计算机逐行打出，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在似懂非懂、似通非通之间，其力量与价值常百倍于亲切的汉字。
写到此处，我丝毫无意取笑这些洋学者，相反，我对他们敬业的精神要致最高的敬意。在现今工作市场如此惨淡的局面下，还能不为所动的，以六七年时间念个中国文史学的博士，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在同胞之中已不多见，而洋朋友中却颇不乏人。这种但问兴趣、不问实利的态度，还真有点华夏古风。然而，精神是精神，功力是功力，我们不能因为精神可佩，就以为其功力深湛。而在本国文史中已经浸淫了十数二十年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必谦卑得自认
连中国文史也不如洋人了。我们大可直起腰杆，痛痛快快地说几句话。其实，洋人对容忍异己的雅量，倒比我们大得多。
洋人治汉学固然有不少“隔靴”处，但我们也应该感到无比的荣幸，有这许多洋朋友翻滚在中国的故纸堆中，经年累月做着“整理国故”的工作。许多“国渣”在国内久已无人问津；在海外却有不少人为之翻译、介绍、研究、写论文、出专书，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信然。
《新唐书·刘子玄传》有“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一说，清朝袁枚用之于作诗，认为大诗人也必须兼有此三者，“缺一不可”。诚然，庸才、浅学、无识，自然不足以言史家，也不足以言诗人。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即使才、学、识三者兼而有之，仍不足以言汉学家，必须在才、学、识之外，另加一“胆”字，而胆为尤要。无胆，则才、学、识尽不为世人所知；一旦通身是胆，则庸才、浅学、无识俱不足虑，照样可以纵横学界，披靡众生。
一九七八年，我有幸受邀参加《金瓶梅》学术大会。我刚读了不少经过马列理论武装以后的中国文论，但知《金瓶梅》为“资本主义萌芽”后新兴市民阶级的小说，其中对“农民起义”也还不甚鄙薄，多少有点梁山泊的遗风。至于风月与色情的部分，若以唯物辩证法言之，则不外是金钱决定一切，西门庆有钱，所以在男女饮食上，也自然高人一等；而西门庆与潘金莲那几场山摇地动、惊心动魄的“成人戏”，也依旧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辩证关系。
我以为有了这么一套新学问，参加《金瓶梅》讨论，也可应付裕如了。然而不然，天下事总有大出人意表者。席间，一位毕生从事《金瓶梅》研究和翻译的洋汉学家，曾著《〈金瓶梅〉的儒家诠释》一文，因知我于“金学”也还略知一二，特持赠手稿一份，以示其虚怀若谷。生平第一次受到洋人手赠大作的礼遇，真是感念殊深。归后于灯下细细读之，至于专门术语、学术名词，一字长过三寸者，则就教于最新文学大辞典，务必使通篇了然于怀。《的儒家诠释》一文的大意是：《金瓶梅》向传为兰陵笑笑生所著，而先秦荀子曾为兰陵令。古之兰陵，即今之兰陵也。笑笑生之著《金瓶梅》，不为注《荀子》而又为何？笑笑生若九原有知，必当感知遇于千载！
读完这篇宏文，我立刻用《荀子》“虚一而静”之法沉思再三，又想起荀子的朋友庄周的几句话：“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庄子·逍遥游》）信然，庄生之不我欺也。除了“惊怖”二字，我真想不出其他的字来形容当时的感觉。
稍后，又承汉学家不弃，寄赠另一篇大作：《论汤显祖为〈金瓶梅〉之作者》一文。一读之下，始知《牡丹亭》的作者——言情而不言性、不言理的汤显祖——竟然也是一个先秦哲学专家，而尤精于荀子！
我辈不学，不能在“不疑处有疑”，于《金瓶梅》之作者争执过百年，尚无定论。“苦孝说”也罢，“自传说”也罢，纷扰近一世纪，毕竟还要靠西洋技术才能解决问题。
洋人治汉学往往但求其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而不屑斤斤于文字之间，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举凡于文字间推敲者，皆不免入于下乘。于是乎岸未登而筏先舍，鱼未得而签已弃，此之谓“顿悟”，谓“证道”，谓“单刀直入”。
萧公权在他一九七二年所出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中，对六十年代的洋汉学家有如下的观察：“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曾语带幽默地描述过想象力过分发达的汉学家，有“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mistaken"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危险。这是老一辈学者对海外汉学很忠厚诚恳的指陈。
适之先生教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抵洋汉学家得其前半，而国学家得其后半。彼邦汉学家以胆名世者，颇不乏人；而华夏移民，于胆则独缺，以故才、学、识尽为所掩，没世而名不彰。可痛叹也！
二、毕肖福教授
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古代中国文学，教授毕肖福（Friedrich"Alexander Bischoff），奥地利人，早年曾短期留学北京，学过西藏文，英文带有浓重的德文腔。他一九八二年离开印大，转任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直到退休。跟他读了三年书，没听他讲过一句中文。即使偶尔说一两个中国字，也是支离破碎，几乎分辨不出字义来。
他对学生非常友善照顾，从不摆教授架子，偶尔也请同学到他的住处闲聊喝茶。他擅长做糕点，极可口。他是个“出柜”的同性恋者，会把自己的年轻伴侣介绍给同学。家里收养了三四只被弃的残疾猫，他会很认真地对同学说，到他家，必须先向他的伴侣和猫打招呼。黄昏时分，毕教授常牵着他的残疾猫，在住处附近“遛猫”。毕教授住处陈设简单，墙上悬一狂草立轴，上书“风露无声月满楼”。多年后，我的记忆依旧深刻。
毕教授教的是赋，第一学期只逐字逐句地讲了宋玉的《风赋》，第二学期则是谢惠连的《雪赋》。《风赋》，我本科就读过，讲的是“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楚襄王与宋玉之间论“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一段对话。一般的理解是借“大王之雄风”的奢华，相对于“庶人之雌风”的贫瘠，起一定“讽谏”的意义。我以为这大概就是《风赋》的“正解”。谁知上课第一天，就彻底颠覆了多年来我对《风赋》的理解。
毕教授第一天上课，开宗明义地先说明：《风赋》之“风”，非“风雨”之“风”，而是“风骚”“风月”“风情”之“风”。真正的惊人之笔则在他指出：《风赋》之“风”，其远祖为“风马牛不相及”之“风”。我用了一辈子“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从来没仔细推敲过“风”这个字，在这句话里的本义是什么。“风马牛不相及”典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牝牡相诱谓之风。”毕教授的解释是：公牛、母马或公马、母牛是不会交配的，似乎言之成理。就在这个基础上，毕教授将《风赋》中楚襄王与宋玉的对话，全解释成了战国时期皇室高层——“大王之雄风”，与一般老百姓——“庶人之雌风”，同性恋盛行的证明。其中若干句，如“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帏，经于洞房”，在毕教授的口中，全成了情色意味！他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宋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美男子，“美如宋玉，貌似潘安”几乎已成汉语中描摹“男色”的标准用语。毕教授喜欢用直截了当的当代英语，来翻译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古典名著。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不会也不屑用“婉转语”来说一些“少儿不宜”的场景，班上有个女生常觉尴尬，后来把课退了。毕教授就更无忌惮地大讲他“楚襄王与宋玉销魂兰台”的故事了。
印第安纳大学有个“金赛性学研究中心”（Kinsey"Institute at Indiana University），知道的人不多。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四七年，藏有大量中国春宫图，明代的尤其多。毕教授带着班上的几个研究生去参观过一次，并请图书馆员拿出彩色明代春宫图多幅。色彩制作都极精良，画工亦佳。毕教授最感兴趣的一个题目是中国人的“房中术”和“采补”。在他口中，中国人历来“男色”“女色”并行，有“变童”之癖的风人雅士，比比皆是，而“玩戏子”更是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这让我想起巴金一九三二年发表的自传性短篇小说《第二的母亲》。在故事中，巴金的叔叔有“断袖之癖”，鳏居之后，“续弦”的就是一个戏子。巴金细述了他年幼时和这个戏子的一段经历。当然，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电影《霸王别姬》的故事。我一方面对毕教授解读古典中国文学的独特角度表示怀疑和震惊；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承认，“男色”在中国社会上泛滥的情形，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深入普遍，历史悠久。
在课堂上，我毫不隐瞒我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我曾多次用“荒诞”（nonsense）、“离奇”（absurd）、“不可思议”（unthinkable）这样不客气的话，来回应他对《风赋》《雪赋》作为中国古代同性恋文学的解读。毕教授不但不以我的直言为忤，且饶有兴致地问我对某字或某句的解释。他总是热情地表示很高兴听到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毕教授所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昭明文选》里头的几篇赋，不如说是他对不同意见的欣赏和包容。
短短三年的师生关系，我们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他两次专程从奥地利、德国来普林斯顿大学看我。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带着他刚出版的新作《兰亭之歌》（The"Songs of the Orchis Tower，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5）送我，在书的扉页上写着：“送给周质平，纪念我们上课时同在一起的笑语。”（To"Chou Chih-ping， in memory of the seminars—when we were laughing together.）并盖了一方“贻笑大方”的隶书铃印。他的胸襟和幽默全在“贻笑大方”四个字里表现无遗。
三年印大的研究生岁月，我对那些正襟危坐、一脸道貌、所谓“大学者”的高谈阔论，四十几年之后回想，竟全无记忆，倒是这位毕教授“风马牛不相及”的演绎中国古典，让我终生不忘。
三、带点游戏心肠
中国留学生渡海到新大陆，来和洋师父学中国文史，最好能带着些“游戏心肠”，如《金瓶梅》注《荀子》，如《风赋》《雪赋》为先秦男同性恋者的记录。“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又何妨？我们要有一种“欣赏荒诞”的游戏心情，一则为自己解嘲；再则，看我们的祖宗遗产是如何的玲珑剔透，从不同的角度能折射出“超以象外”的动人光彩！
我有一个台湾来的女同学，笃信基督，不苟言笑，为了一个洋“举人”、洋“进士”的学位渡海来到印大。三年下来，耗尽了父母的毕生积蓄，错过了适婚、适育的年龄，而学位依旧遥不可得，在极度沮丧和自责的双重压力下，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在宿舍里割腕自尽，鲜血流出室外，被同学发现得救。数月后，我们在超市偶遇，她动作迟缓、目光呆滞，苍然如一老人。一般人听到的常是留学生飞黄腾达的事迹，却不知个中有多少辛酸！我也曾目睹不少端盘洗碗，在中餐馆里耗去青春，而学位无着的悲惨故事。
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国内常被称为“汉学家”，汉学（Sinology）这个词在美国基本上已成了历史名词，美国各大学已经没有以Sinology作为系名的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China"Studies）。名字虽然换了，但老派汉学研究的态度还相当普遍地弥漫在美国学界。Sinology所代表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古文明，所有的中国学问到了这些汉学家的手里，就像看一把陶壶、一个钟鼎——在放大镜底下，古物纤毫毕呈，但物是物，我是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态度，说得厚道些，是客观；说得尖刻些，是不相干。但我辈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文史研究者，物我之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一物中有我，我中有物。
一九七八年，去国二十八年之后，余英时率“美国汉代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体会到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们迥然不同”：
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
余英时在此处所指出的华洋之别，绝不是说他的中国史研究不客观。借用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话来说，余英时的态度是一种“了解之同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洋人治中国史，“了解”或有之，“同情”则极难，“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就几乎不可能了。这不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这正如一个中国人治西洋史，也会有同样的局限和隔阂。“千载后的子孙”看祖先的业绩，很难完全自外于“所观”。这也正是“知识”与“情怀”不同之所在。“知识”是可以传授、可以习得的，而“情怀”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自己亲历一番，则无从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