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余英时的「自我殖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8 次 更新时间:2022-02-21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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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 (进入专栏)  


我在《亚洲周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余英时院士,很多学术界的朋友都觉得好奇:「你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教授,为什么要写文章批评我们的史学泰斗?」

激起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远因,始自于我对余院士学术路线的质疑;近因是他生前写信给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的一封信,重申他的论点;香港从鸦片战争结束,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殖民政府不给民主,但香港人「一开始就有了自由」!

没有民主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我退休之后,刻意从历史的观点,出版一系列三本书,说明处在中西文明交会的夹缝中,华人学术界为什么需要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其中第二本题为《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但其论述还包括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汪政府沦陷区和伪满政权。因为家父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御医,我还特别写了一篇〈末代皇帝的墨镜和认同危机〉。在我看来,满州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连皇帝都没有自由,余院士怎么会认定香港沦为殖民地之后,便「开始有了自由」,真是不可思议!

「日本人的良心」

二战之前,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除了台湾之外,还有韩国和琉球。二战末期,琉球本来是独立王国。明治政府以「琉球处分」为名,用武力强行并吞,设置冲绳县,并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方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三月底,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以「跳岛战术」反攻,爆发了历时90天的「冲绳战役」。琉球的文化遗产破坏殆尽,二十几万人丧失宝贵生命,其中十二万人是琉球人。除了死于战火的和战败自尽的三万军人之外,还有九万多平民死于饿死、病死,甚至被战败的「自国军队」强迫自杀。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一书中记载:1945年美军登陆渡嘉敷和座间味等小岛时,日军强迫岛上数百名居民到军营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座间味是美军最早登陆之处。

琉球人亲身体验战争的极度残酷,为了反抗美国「军事支配」的沉重压力,也为了追求和平,发扬人性,并否定一切形式的战争,冲绳政府在琉球南端当年美军登陆处设置了一所「平和祈念公园」。二零一七年中秋假期,我到琉球旅游时,刻意到该园参观。

「平和祈念资料馆」的第三展示室,企图展现在美军猛烈砲火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下,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缩地躲在山洞里,母亲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生来;旁边站着一个日本兵,手持着刺刀的长枪,摆出威吓的姿态。

大江说:「天皇陛下万岁」,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却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他深入反省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称为「日本人的良心」。

「台湾之塔」

除了「平和祈念资料馆」之外,公园内有一占地六百坪的「韩国人慰灵塔」,公园东北角的「灵域区」,设有日本32府县的「慰灵塔」,纪念来自日本各地的战殁人员,每一座塔占地约两百坪。灵域区内绝大多数的纪念碑,都只写地名,或简略介绍「慰灵」的对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写着「第十九战队」。反映出琉球人反战及追求和平的「至痛无言」。

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二零一六年六月,蔡英文上任刚满一年才树立的「台湾之塔」,占地仅有二十三坪,署名「总统蔡英文」,还有一块碑文:

为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我们建立「台湾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湾战士崇高志节,埋没七十年无以彰显,殊感哀伤。日台两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资凭吊。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来自台湾英勇参战二十多万人中,三万人战殁,一万五千人失踪。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不应被后世遗忘。为了回报战时受到台湾各方恩泽、土地由冲绳翼友会提供,期盼成为亲善交流桥梁,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

祈祷台湾战殁牺牲者灵魂都能安息!也希望来访朋友们,体认前人深刻情谊,持续予以发扬光大!

「内地法」与「外地法」

这块碑文的内容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无法说明当年台籍日本兵的艰难处境。二次大战前,日本认为其殖民地的土地为日本国的一部分,但人民则有区别。日据时代,台湾人称「本岛人」,日本人叫「内地人」;日本国内的法律称为「内地法」,台湾朝鲜殖民地实施的为「外地法」,日本内地为依「帝国宪法的规律施行一般统治的地域」,而外地则为日本帝国宪法不涵盖的「一般统治的例外」(所谓异法地区);其内容系殖民地长官(台湾总督)发布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于台湾的法律。

日本人认为当兵是日本男儿的「本望」(愿望),非日本人不可当「日本兵」。二次大战之初,台湾人并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属」或「军伕」,到中国大陆华中、华南、华北各地,协助日军作战。「军伕」担任炊事、卫生、搬运「兵站物品」等后勤工作。「军属」则大多为中学校毕业生,懂当地语言,担任通译、宣抚或调查工作;两者都不是武装部队内的编制,不准携带武器。在日军「军人、军马、军犬、军属」的严格序列中,「军伕」和「军属」只能算是附属日军的最低层劳务存在;统计1940年台湾人军伕的工资为一百圆,而日本二等兵薪资为六百圆,毫无「平等」可言。

「皇军」或「清国奴」

周婉窈主编的《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收录了一篇〈台湾人派遣海南岛之始末〉,作者胡先德于1942年考入日本海军陆战队,担任通弁,被派到海南岛北黎战区黄流附近的新街分遣队。当时日军无法控制海南岛全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游击队出没的地区,一个村庄通常有3个村长,分别应付三方人马。通弁的工作是协助日军,搜集军事情报、翻译、审问战俘、核发「良民证」。作战时除担任向导外,诸如开辟道路,构筑兵舍,三餐应用,征用人工或征收物件,都由通弁透过村长向居民征购,「价钱比市价便宜甚多,象征性而已」。因此战后,有许多通弁被当地居民打死或重伤。

有次,北黎战区内的四更村附近,有共军出没。一名日本军官带队前往扫荡。因为战术判断错误,20、30名共军全部安全脱逃,无一受伤或被俘。该带队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士兵逐户搜索,将村内男女老幼集中于村中空地,架起机关枪,摆出射杀姿势。村民见状惊惶哭叫,日军所派村长抱住胡先德的大腿,哀求「救命」。胡先德向军官求情:「村民无武力,无论皇军或共军来,只有服从,请严予命令今后多与皇军合作。」该军官严词责问他:「你是皇军或清国奴?」最后虽未杀害村民,胡先德已感受到日本军官不信任台籍军属的潜在意识。

「皇军」或「清国奴」是绝大多数台籍日本兵必然会遭遇到的认同问题。当年几乎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可能因此而面临强烈的心理煎熬。然而,这是不是「台湾之塔」所要传递的讯息?

「志愿兵」与「特攻队」

1942年,太平洋战争逆转,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到南洋和海南岛作战。周婉窈主编的《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还收录一篇「樱特攻队」的访问稿。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南洋节节失利时,受访者卢永发正在台湾北部矿区一所小学任教,配合动员协助军医办理志愿兵身体检查工作。午息时,有位海军军官问他:「当老师的教学生忠君爱国、为国牺牲,你是不是跟今天受体检的人一样,也有志愿从军的勇气?」身为独子的卢永发只好签上志愿书,离开待养的母亲,成为第三期志愿兵,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入营受训六个月。

入营第一天,部队长就说:「现在起你们的社会地位、学历、经历,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的生命价值只有一角五分钱(明信片一张),『为国战死』,一句话便结案。」

「日本兵」入营后,原服务单位要付本俸给其家族作生活费,但卢永发是「志愿兵」,所以他原来服务的小学也不必付生活费给他母亲。不仅如此,「志愿兵」和「日本兵」在军中的职务也不同。

「献身沙场」的「崇高志节」?

卢永发结业后被分发到宜兰「樱特攻队基地」担任整备兵。当时台湾四周空海已完全由美军控制。他们是预科练习生,十七、八岁的小男生,经过飞机驾驶训练后,一心一意准备为天皇牺牲性命,希望达成「一机对一舰」使命。

神风特攻队员的黄泉之路是由抽签定顺序的。出发前三天,他们被招待到宜兰市区的海军招待所「吾妻」料亭,「日本妓女、朝鲜P、台湾查某艳装相待,吃喝玩乐随你便。体会一下大男人该有的全部享受,让你死而无憾。」

「出发前一晚要举行活丧礼。这一群小男生身穿白色襦袢(和式内衣),跪坐在神桌台上,供着水果,白陶皿杯盛满清酒,如同供神。由神社的神主(神和尚)诵读祭词,驱逐恶邪及开导黄泉路后,饮尽清酒而结束丧礼。」礼成后就往寝室享受人间的最后一夜。

这时整备兵须赶回停机场准备。大约清晨四时,零式战斗机升空后环绕两圈便往海上消失了。约十分钟后,水平线上升起的微红火光,就成为晨报的头条新闻战果,实现了「预科练」少年的玉碎梦,这些少年就如樱花般凋落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时,许多日本军人从收音机听到天皇「御音」的投降宣告,个个痛不欲生,抱怨失去献躯机会而放声大哭。卢永发他们这群整备兵却「莫名其妙,是忧?是喜?一时失去了绑身的枷锁,却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觉。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爱国教育的成功。」即便是「志愿兵」,他们真的是因为怀有「崇高志节」而「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吗?

「守护他人之义举?」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记载,从1937到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伕12万,军人8万,总共20万;其中3万多人阵亡。在台湾志愿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所受的「基本军训」之一,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后,他们「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俘虏营前站卫兵」,命令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飢饿的状态下做苦役。」在必要时候,他们也会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之下,凌虐战俘。这种在武力挟迫下的行动,可以说是「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台湾之塔」希望台湾人不要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战后的纪录显示: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35万人,每100名俘虏中有27名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营中死亡率的7倍。在战后的审判中,有173个台籍「日本兵」被起诉,其中26人列为「甲级战犯」,被判死刑。另外7个人因为「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46名俘虏」,一审被判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10年徒刑。

「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在《大江大海》中,龙应台提到:2009年,她循线到彰化县和美镇访问7人之一的柯景星,对这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进行访谈。他描述当时状况:「我们十几个人把4、50个俘虏围起来」,「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刺枪术的教练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队长一声令下,就统统用刺刀刺死。」

战后审判时,这群台湾兵坐在椅子上,军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一个耳光换5年」。柯景星当场被判死刑。他的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兴!」他被关7年半之后,因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湾。

胡先德的口述历史也提到,被征召到中国的台籍军属尚且被日军视为战争工具,战时当地居民投靠日军,担任维持会会长,或自卫队长等,其下场比台籍军属更惨。北黎战区有一重镇,叫做黄流,设有自卫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将此消息祕而不宣。其后第一或第二天,胡先德看见很多战友往海军病院走,也随着走到病院。发现该黄流自卫队长被绑在铁制病床上,正活生生被解剖,惨状无法形容。他问战友:「谁下的命令?」答说:「副官下的。」胡先德不忍心看下去,赶快离开。9月下旬国军接收时,这位副官高崎上尉被国军逮捕,送往广州军法审判。1949年国军撤离广州时,据说该副官从狱中逃脱,潜回日本,为报社写文章。

战争结束后,日本军民即于战败之年年底,全部平安回抵日本。他们将台籍军属弃于战地,任其自生自灭,不管他们是否会被当地居民打死。胡先德因而感叹「船过水无痕」,作为侵略者的工具,下场总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南进政策」的战争工具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研究起源甚早。昭和元年(192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移川子之藏来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国大学,设置「土俗人种学讲座」,从事「人种学」研究。两年后,东京帝大出身的饭诏龙远教授及力丸慈圆副教授也联袂来台,在台北帝大创设「心理学研究讲座」。当时日本非常崇拜德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心理学研究室」向德国购买了一百三十多件实验仪器,可是却没有用它们作过任何学术研究。

1930年,雾社事件爆发,日军参谋和知鹰二鉴于原住民对日本军警作战英勇,以寡击众,因此建议:若能征召原住民替日本作战,应能对日本有所贡献。为了配合当时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当时台北帝大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调查台湾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状知觉、色彩偏好、民族习性行与惩罚制度等,准备到南洋作战。

根据某些独派作者的说法:「高砂族本来就具有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加上受过日本教育,『日本国民』的意识非常强烈」。当年台湾总督府招募「志愿从军高砂青年」,公告一出,竟在山地部落掀起「不志愿非男人」的从军热潮。「第一批应征者高达五千人。他们拿着祖先传承的番刀应征。其中不少人提出『血书』,争先恐后,志愿从军」。

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

1942年3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报国队」五百人赴菲律宾参战,五月七日击退巴丹半岛美军而声名大噪,后来,日军又陆续送了七批「高砂义勇军」到南洋作战。「他们尽忠尽职,茂密的丛林好像是自己的家园,视、听觉及方向感像野兽一般敏锐,狩猎所养成的神枪手更比比皆是」。日本军官普遍认为:「高砂队员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日军也难望尘莫及。然而,在那个时候,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展开反攻,日军在台湾上空也已经失掉制空权,许多装载台籍「志愿兵」赴南洋作战的舰队,还没开出港口就已经被美机炸沉,因此,牺牲也特别惨烈。高砂队员总数约四千人,估计有超过三千以上的人战死。其中取名「薰空挺身队」的伞兵部队,乘坐飞机以机腹迫降雷伊特岛的机场,试图夺回机场,结果是全军覆没,无人生还。

即使「高砂义勇军」真的是有心协助「日军把白人帝国主义者赶出亚洲」,日本政府对他们的回报又是什么?

「日台的恩义连结」?

台湾原住民李光辉,是陆军一等兵。二战结束后,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岛山区,独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发现后才被送回他的故乡,台湾台东。当时日本政府发给李光辉日币6万8千元。但是同一时期在关岛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横井庄一领了1000万日币,小野田宽郎是少尉军官,所以领2000万。当年的「日台战士」,真的「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吗?

明治大学宫崎繁树教授因此发动组成「台湾人元日本兵士补偿问题思考会」,并组成8人的律师团,邀请台湾人邓盛等13人当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国会要求赔偿包括贮金、未给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长牧山市治,针对这一案件的判决是:「台湾人的告诉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不是败诉,而是「弃却」(驳回)。当时告诉团团长邓盛在法庭上大发雷霆说:「这种天理难容的判决,是不是日本已没有正义、人道?日本人是没血没泪的吗?」宫崎繁树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然而,这是「台湾之碑」所要巩固的「日台的恩义连结」吗?

1987年9月2日,日本国会终于通过「台湾住民元日本兵、军人、军属、战死者等之慰问金法律案」,决定战死者慰问金每人日币200万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坚持:他们对类似案件只能发给「补偿金」或「慰问金」,而不能给予「法律的赔偿」,便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殖民地的人民当作「日本国民」。「台湾之碑」所要「发扬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谊」到底指什么?

殖民主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歧视是法律与制度的歧度。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殖民主的法律,他就有了「自由」。余院士说香港沦为殖民地后「一开始就有自由」,这难道不是「二等公民」的自由么?

「殖民地的自由」

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余院士引用十九世纪历史学者Seeley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历史」,认为历史是「国王的镜子」,「历史知识可以造就政治家」。他没有研究过任何殖民地的历史就断言:被殖民会带给人民「自由」,这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能够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家?

当原住民主委高金素梅为「台湾之塔」的碑文抗议时,绿营立委替蔡英文辩护说:碑文的内容并不是她写的。蔡英文本人当然不会写这块碑文,但她参加「台湾之塔」的落成典礼,又在「台湾之塔」这四个字下署名,这样的行动,想谱出什么样的历史?

1949-1955年之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从事研究工作。殖民地政府一向把大学当作统治工具,譬如日据时期采取「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设立台北帝国大学,台湾人只准念医科和农科。殖民政府的统治工具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什么样的「自由」?主编《台籍日本兵座谈会纪录》的周婉窈教授,和她的先生陈弱水院士都是余院士的高徒。我请教他们二位:能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原載於《亞洲週刊》2021年,2021/11/8-11/14第45期。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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