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余英时人文思想的“盲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7 次 更新时间:2022-02-14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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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 (进入专栏)  


【摘要】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时的“迷阵”和牟宗三的“偏误”》一文指出:余英时的著作就像一座庞大的迷阵,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统的指引,一旦误入其中,便再也难以脱身。为了要建立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有必要检视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后学者为其所误。

余英时是个非常重视“人文思想”的人。《历史与思想》在介绍西方文化的特质的时候,从〈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谈到〈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对西洋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不难看出,余院士在认识西方文化的时候,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欧洲“人文思想”的来龙去脉,却只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结果根本掌握不住欧洲思想发展的主要轴线,反倒自以为是地创造出一个“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词汇,硬要用它来分析中国文化,他的整个研究路线也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误”。今天华人学术社群要想跳脱“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须先了解欧洲思想的一贯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布下的这个迷阵。

一、唯名论、实在论与理念论、经验论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洋哲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人如何认识其外在世界?”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思考之主体的“人”,必然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这个被认识的对象,其本体(noumenon)到底是什么?

在西洋哲学史里,关于世界中所存在事物之本体论(ontology),一直存有“唯名论”(nominalism)和“实在论”(realism)两种不同的主张(高宣扬,1994:14-1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感官可以经验到的单个的个别事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唯名论和实在论两派哲学家并没有异议。然而,人们用来指称某一类事物的名称,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比方说,个别的张三、李四,固然都是真实的存在,可是,用来指称同一类个体的“人”,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论和唯名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唯名论者认为:人们感官可以经验到的个别事物,固然是实在的,人们用以指称“一般性事物”的名词却只不过是“名相”(nomina)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实在论的观点则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类观察到的现象,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

在西洋哲学史里,主张“理念论”(idealism)的柏拉图(Plato),可以说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认为:世界中事物的形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人不能由此获得永恒之知识。能够作为永恒知识之基础者,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人类从众多个别事物抽象出来的“形式”(form)或“理念”(idea)。人类赋予同一名称的同一类事物,都具有共同的“形式”,人类知觉到的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形式”不完整的复制品而已。

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对西方的哲学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也被当作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的弟子亚里斯多德和他的老师抱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主张“经验论”,认为人必须以感官经验为基础,来发展知识。这样的论点后来成为“经验主义”(empericism),被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奉为圭臬。他们强调:只有感官所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实在的,因为知识是不确定的、概率的,需要不断修改和证伪,所有的理论都应该经过实验的检查。

西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普二世降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之后,曾从学于亚里斯多德。率领马其顿与希腊联军,征服了东方的埃及、波斯,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他虽然以三十二岁龄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裂,但在此后三百年间,希腊文化却传播各地。

二、西罗马帝国的兴衰与基于恐惧的宗教

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古罗马广场的中心是大家集会、进行政治讨论、商业活动或审判的场所。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即成立共和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会议所组成,但仅有成年男子享有市民权。他们相信多神教,把战争俘虏当奴隶,强迫他们在竞技场上当角斗士(gladiator),和猛兽或其他角斗士做生死拼搏,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低。

西元一世纪,大约中国的西汉时期,凯撒、庞培、克拉森三巨头执政,罗马开始往外扩张领土。公元前44年凯撒(Julius Caesar)成为终身独裁官(Diatator),不久即遭到暗杀,他的养子奥古斯都继任后,清除政敌,在位40年,为罗马帝国奠下雄厚的根基。从此罗马改行帝制,实行奴隶制的君主专制,但并未将世袭制度化。其后的“五贤君时代”,罗马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人口逾五千万的庞大帝国。

西元三世纪,康茂德大帝遭暗杀之后,罗马进入“军人皇帝时代”,依存军队力量维持政权。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统治阶级发生内讧,人民发动起义,基督教迅速发展,政治动荡不安,五十年内,换了26个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3-313)结束了罗马帝国的长期动乱,以铁腕压制基督教,并将帝国分为四个部分,设立两个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两个副皇帝(凯撒,Caesar)。

这种“四帝共治”的安排再度引起内战,由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274-337)取得胜利。他看到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有一种团结信众的精神力量,于313年和李锡尼共同签署“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又召开尼西亚会议,通过“尼西亚信经”,确立“三位一体”的信仰。然后将国都移往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在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奴隶制所造成的危机。西元380年,迪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346-395)订基督教为国教,他逝世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遂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别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此后双方即因文化差异、教义教仪,乃至于世俗辖区的冲突,而纷争不断。公元第四世纪以后,北方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国内人民起义不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分裂成许多封建王国。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在日耳曼野蛮民族的统治下,基督教也成为西欧国家的国教,基督教会成为唯一有文化的机构。在教会神学的笼罩下,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基督教势力垄罩一切,一个人从出生领洗到入土安葬,都必须服从教会的安排。一般人将圣经视为神的指示,《新旧约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理,圣经上的训诲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反基督教会的指令和教义都是死罪,没有人敢说任何跟教会不同的意见。

基督教会传教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神爱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于那些“不信祂的”呢?基督教并没有为他们预留任何“宽容”的空间。基督教教义有所谓“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或“末日审判”的说法,认为现实世界将会最后终结,那时上帝将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天堂享永福,受罚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入“火湖”中承受永罚。这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基本神学观念。《旧约》中称之为“主再临的日子”(Kairological time)。《新约》也继承了这种观念,认为世界末日,基督将再次降临,并审判世界。因此,《旧约》和《新约》的教义,尽量描绘地狱的可怕,恐吓人们如果不信基督教,就会下地狱云云。由此可见,基督教徒对于神的信仰,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恐惧”。基于对死亡和死后被审判的恐惧。

基督教原本是受迫害者的信仰。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反过来开始迫害其他的宗教了。公元388年,对宗教的所有公开讨论都成非法,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受到迫害而消亡。到了435年,其他宗教的教徒都要处死,只有犹太教是例外。但是犹太教徒必须被隔离,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通婚被视为犯通奸罪,女人要被处死(Ellerbe, 1995)。

希腊人的主神原来是宙斯(Zeus),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也有悠久的历史,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希腊人自己的宗教就没有了。罗马人也一样,罗马人原来的主神是丘必特(Jupiter)。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这些都变成了异端。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原来也有自己的传统民族信仰,在基督教变成国教、统摄一切的情况下,这些在历史上都被消灭了。

基督教早期的教士,已经把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handmaiden to theology)。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只能用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不能为自身的缘故进行研究。”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Science)中说:“基督教徒把世间学问等同于必须排除的异端,基督教思想因而跟世间学问变成对立(Dampier, 1942)。”

为了要消灭异端,基督教会把跟教义不合的书都烧掉了。公元391年,基督徒烧了埃及亚历山大城最大的图书馆,造成人类文化史上的浩劫。教会也关闭了许多古老的学院。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关闭了雅典已经存在近千年之久的柏拉图学院。中世纪人民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祇有教士可以学习。在基督教烧了许多年的书以后,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克里索斯妥姆(John Chrysostom, 347-407)很骄傲地说:“古代世界的古哲学和古文学,所有的痕迹都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Every trace of the old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world has vanish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Ellerbe, 1995:48)

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Dark Age),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就用这种权威消灭一切他所认定的“异端”。在中世纪,基督教迫害不同意见者,最严厉的手段是动用异端审判所(Inquisition)。公元1231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间,建立了异端审判所,独立于主教之外,祇对教宗负责。这个法庭将“确认有罪之前,都是无罪”(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原则,改成:“确认无罪之前,都是有罪”(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被定罪的人一旦进入这种法庭,要没收全部财产,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其子女如果不愿意指证父母,则没有继承权。审判者大多由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神父担任。判死刑者用火刑处死,因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从1252年起,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开始设立酷刑室,对犯人动用酷刑。异端审判延续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谓的“酷刑博物馆”(musium of torture)。这种收费的博物馆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却多达七十种,施行方式无奇不有,一旦进入异端裁判所,保证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经院哲学、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彻底扫荡了一切所谓的“异教知识”,整个西欧文明陷入停滞状态。不过,教会为了要让知识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保存一些残存的古代知识。在中世纪,唯有在教会修道院中的僧侣,才能接触知识,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

西元第十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塞尔柱人攻进巴格达,建立大赛尔柱帝国,并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发展变成宗教傀儡。以后又频频西犯,迫使东罗马帝国向教皇乌尔巴诺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乌尔巴诺二世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名,号召各地的封建领主、骑士、教士和民众,组成十字军,进行东征。

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结果并没有收回圣城,却将包括“实在论”和“唯名论”争议的希腊文化带回基督教世界。此后,经院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诸如“三位一体”之类的形上学概念,究竟是“实在”的,抑或只是“名相”而已?这样的思辨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尔所说:“教会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摧毁。”

这样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机,一方面也使胆敢质疑圣经的知识分子必须承受宗教迫害的风险。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实在论”派大体代表教会正统观念,“唯名论”派则是以逻辑作为武器,向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突显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摧毁经院哲学的根基。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变成经院哲学争议不休的议题。到了13世纪,思想锋锐有如剃刀的奥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主张哲学根本不可能证明任何神学义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题,必须通过信仰,接受教会权威,方能得证。然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在实际上却会犯错误,因此只有《圣经》具有无上权威。

《历史与思想》在〈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后,略过“黑暗时期”,就直接谈〈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几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层出不穷。

文艺复兴的风潮迅速扩散到欧洲各地。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了抗议天主教会的腐败,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发生分裂,形成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教派。由于教派的不同,欧洲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许多次宗教战争,比如说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就是较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动荡的政局中,欧洲的科学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著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中,记载了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可以用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为例,来说明何谓欧洲的“主智论”(intellectulism)。

四、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布鲁诺之死

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环绕着地球运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将之发展成为“地心说”的完整体系,它假设行星在一个称为“本轮”(epicycle)的小圆圈上移动,而小圆圈又沿着一个称为“均轮”(deferent)的较大圆心轨道上运行。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说”,他认为地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一边绕着地轴自转,每昼夜自西向东自转一周;一边以一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因为这样的理论违反了正统的“地心说”,出版商怕得罪教会,迟迟不敢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这本著作直到他临死前几个小时,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这本书流传不广,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专家会读这本书。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时家庭贫困,十五岁就进入多明尼克修道院当道明会的修士。由于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异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离开意大利,过着长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后到瑞士、法国、德国和捷克等国家,在大学里讲课,宣扬哥白尼的学说。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个叫做汉密士(Hermetism)的教派,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想,反对三位一体,主张耶稣是人,不是神,耶稣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于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没有上帝的地位。教会因此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

1591年,他被骗回意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囚禁八年,始终不为所屈。1600年,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论点,被天主教廷以异端的罪名判处火刑。在听到判决时,他对审判官说:“你们宣读判决书的恐惧,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决的恐惧还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罗马百花广场以火刑处死时,为了不让他说话,教会把他的舌头枷住,而且把衣服剥光,倒立着烧死。

五、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

在中世纪的欧洲,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多得不胜枚举。这种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教会即使用“异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对付知识分子,并形成“信仰”和“学问”之间的对立,他们在哲学上祇是分别坚持“实在论或唯名论”、“理念论或经验论”而已。我们可以称呼追求“学问”的一方为“主智论”者,但“反智论”一词却是余院士所独创,在〈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时(1970)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所谓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冲突。

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信仰”(faith)与“学问”(scholarship)的对立,便是这种冲突的一个例证。在“新约”中耶稣一方面认为知识学问是虔诚信仰的阻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后来基督教中重信与重学的两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约”中找到根据。但一般而论,在十五、六世纪的所谓学术复兴(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于信仰一边的。在信仰空气弥漫之下,希腊古典学术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识主义的名论最足代表重信轻学一派人的态度。他公然宣称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也否认希腊古典哲学可以对基督教义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稣基督以来,我们已毋须好奇:自有福音以来,我们也用不着求知。”西方中古“信仰”与“学问”的对峙,从历史上考察,是希伯来宗教文化和希腊古典文化相互激荡的一种表现。

这是《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极少数提到基督教“信仰”与学问冲突的一个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识主义”的概念。然而,这里不是坚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学。由中世纪晚期,乃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欧洲有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观点,思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出不同的哲学主张,包括“智识主义”在内。但所谓的“反智识主义”却是余院士的无中生有,不论是在西方或东方,都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上述例子里,Tertullian是为“信仰”而“反智”,绝不可能是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种“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的哲学。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这样做的时候,余英时的“人文思想”怎么可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Eurocentric bias)?


参考书目:

(1)李雅明(2008):《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台北:五南图书公司。

(2)余英时(1958)〈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39-380。

(3)余英时(1959)〈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05-338。

(4)余英时(1960)〈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285-304。

(5)余英时(1970)〈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87-120。

(6)高宣扬(1994):《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Later Printing.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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