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4期
作者：尚庆飞(1971—)，男，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对既有知识体系的简单延续或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模仿照搬，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传承中华文明、回应人类之问的系统性创新工程，蕴含着深刻的逻辑脉络与内在机理。从理论生成、历史发展与实践指向三重维度，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交织的分析框架中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塑造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规律，历史实践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基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知识生产层面实现概念、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突破，在价值层面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功能层面实现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的双向赋能。实现这一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以问题为导向激活学术创新源泉，以数智技术为支撑革新研究方法论，以学科优化为根基夯实体系支撑，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在文明互鉴中确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话语权，积极推动构建源自21世纪又能超越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体建构；守正创新；“两个结合”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十年前的这一重要论断，不仅进一步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新时代“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更是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又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述揭示了前者与后者之间构成“目标—路径”的逻辑统一关系。前者是方向性指引，后者是结构性落地。自主知识体系关乎“道”与“理”的塑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时代之问的系统性认知成果，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根本标识。在迈向“自觉”进行理论创造与体系建构的新阶段中，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任务。回望过去十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如何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逻辑究竟如何展开?又当通过何种路径实现?这几个相互关联的基础性问题，既蕴含着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更承载着以中国智慧回应时代之问的创新性建构。
一、为何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动因
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它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供创新性成果，为我们认识自然与社会规律，推动人类发展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中国发展历史方位、回应新时代实践发展需求、顺应人类文明进步趋势的客观必然。这种必然性契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理论范式，呼应知识体系建构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要求，彰显了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民族性与世界性、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一)历史之维：从“他者叙事”到“主体觉醒”的范式转换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一“术语的革命”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从抽象思辨转向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证性、科学性研究。纵观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在每一个重大发展节点上都伴随着新旧思想的碰撞与更替，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从地理大发现到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在数百年间经历一系列划时代社会变革，这为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科学新思潮的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也开始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程可划分为外来引进、本土调适和自主探索三个阶段，蕴含从知识移植到自我反思、从他者遥望至自我内审的思维转变以及从碎片知识到系统知识的意识觉醒。
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仁人志士们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近代中国不仅在于经济、军事的落后，更在于思想文化、学术体系的落后，“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于是，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试图通过“全盘西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潮，在当时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推动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彻底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割裂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传承。这种引进逐步演变为一种路径依赖，西方知识体系被披上“普世性”的面纱，成为评判中国实践的潜在标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亦以“文明冲突论”为理论预设，以二元对立的视角将中国定义为异质化的研究对象，以西方模式为标尺评价中国成就与经验。这种裹挟于西方认知体系中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依附性解读”——它既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消解了中国实践的原创性，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陷入“失真”与“失语”的双重困境。以西方知识体系来破解中国问题，其实就是戴上一副西方的“眼镜”来看中国，这样看到的并非现实的中国，其结果就是“错把他乡作故乡”，最终阻挡的是通往中国现实的道路。在经济学领域，表现为照搬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试图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但由于西方经济理论是基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形成的，无法适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状况，导致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屡屡失败；在政治学领域，表现为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国家理论，主张在中国建立西式民主制度，但由于西方民主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不相适应，导致这些主张无法落地生根，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现学术范式的创新转换——从“以西方解释中国”转向“以中国解释中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演化为“新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等概念。延安时期是其初步成型的关键阶段，面对民族救亡与社会改造的双重任务，通过创办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马克思列宁学院等教育机构，系统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结构与革命道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从“书斋学问”走向“实践科学”。这一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标识性概念的阐述，不仅是政治策略的创新，更是对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创造性突破，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格局得以锻造，展现出“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清醒和自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恢复重建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断，精准点明了“自主”是灵魂，“知识体系”是载体。这一历史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从理论接受到理论创造、从局部探索到系统集成的动态演进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为理论原点，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为现实土壤，通过“借鉴—转化—超越”的路径，不断实现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跃升。新时代的系统建构，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不仅要“讲清楚”中国道路，更要“讲透彻”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文明逻辑，使中国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理论。
(二)理论之维：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张力突破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作为人类对社会存在、发展规律及自身精神世界的系统性认知结晶，其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内在的逻辑张力，即成熟的知识体系，都必须立足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契合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彰显特定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而非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教条或简单复刻的外来模板。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波澜壮阔，是人文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创新源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本质上是对这种内在逻辑张力的回应与突破。“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种主体性既不是封闭排他的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共识的孤芳自赏，而是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独立认知、自主阐释与创新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创新性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知识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实践，而创新则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关键中介。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始终立足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成为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为改造外在世界的实践活动，反映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以及人的日常生活与实践活动这一真实的知识生产起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自身的先发话语优势，核心就在于其立足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了一套契合西方语境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与阐释逻辑。与之相对，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面临着主体性不强、原创性不足的理论困境，部分学科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依附，核心范畴、理论框架多借鉴西方，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这就决定了创新成为突破这一困境、主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这种建构不是对现有知识的简单修正，而是对认知主体、认知视角、认知方法的主动重塑。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进而言之，自主性是创新的前提，脱离主体性的创新会陷入盲目模仿；创新是自主性的实现路径，缺乏创新的自主性会固化为教条。此外，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体系、系统的理论框架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哲学、历史学、文学，要实现从“被动吸收”到“主动建构”的跨越，须立足中国的具体语境进行创新性重构。如经济学领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实践，找到创新的知识要素及理论成果，形成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系统化知识架构。这种学科层面的主体性创新，最终将汇聚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呼唤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不断把理论向前推进。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发展困境，如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与世界意义，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如何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等。
(三)实践之维：从“引进借鉴”到“自主阐释”的功能升级
知识体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知识生产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精神生产”的概念，指出精神生产是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这种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方面，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重要生产领域。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建构是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奠基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经验之上。由此可见，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源头活水，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依托。回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源于实践的推动，也都服务于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等。这些创新成果，既回应了实践发展的需求，也推动了实践的不断深入，充分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实践发展的双向互动。“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功能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过去的“引进借鉴、解释说明”向“自主阐释、指导实践、引领世界”升级，不仅在于从“混沌的表象”中捕捉真实的现实问题，而且要从真实的现实问题中揭示出其蕴含的真正的理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然而，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实践，中国是否必须走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只能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如何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些直接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背后，又深层地隐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如何看待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活动与历史条件?一方面，西方知识体系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和资本逻辑，无法框定、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均体现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地域性”，以西方标准评价中国实践本质上是“削足适履”。如果仍固守西方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就难以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更遑论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引。以市场经济为例，西方理论将产权视为市场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国的实践却表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在产权尚未完全明晰的条件下成功建立并有效运行。在实践过程中，“公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等往往相互交织。这种背景下实现经济腾飞的现象，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有效阐释的。因此，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顺应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的系统化总结、自主化阐释、体系化构建。
二、创新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本质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文化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此，自主知识体系在知识生产、理论建构、方法运用上实现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突破。其中，知识创新是前提，解决“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理论创新是灵魂，解决“解释什么、引领什么”；方法创新是保障，解决“如何研究、如何表达”，三者有机统一，共同诠释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本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从“数量积累”到“质量提升”、从“体系跟随”到“体系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一)知识生产创新：立足实践、扎根文脉的原创性突破
知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细胞，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素材，更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更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强化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的双向赋能，使学术真正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回应人民关切的“经世之学”。
知识范畴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知识话语标识的基本框架。所谓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西方“民主”“自由”范畴的阶级局限、“现代化”范畴的单一模式、“国家治理”范畴的二元对立思维，都与中国实践存在本质差异。知识范畴的创新，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识范畴，如“民本”“和谐”“天人合一”等，也要结合新时代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人民至上”的范畴，将“天人合一”思想创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畴；也要批判性吸收西方知识范畴的合理成分，如“法治”“效率”“理性”等，摒弃其阶级局限与意识形态偏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将“法治”改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范畴，将“理性”创新为“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范畴；更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新范畴，如“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为理论创新提供核心概念支撑，为方法创新明确研究导向。
知识内容创新是打造立足中国实践的知识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素材与创新灵感，为党的创新理论提炼新概念、新术语。与此同时，知识内容的创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本土知识与全球知识有机融合，不仅要突出知识体系的“中国自主性”，还应彰显与人类知识总和的通约性。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这即是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和思想文化资源，都可以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智慧源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在融通中外、面向世界的构建实践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正如毛泽东曾经所指出，在文化上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二)理论建构创新：体系重构、本土表达的主体性强化
如果说知识创新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那么理论创新解决的就是“怎么说”的问题。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是对知识成果的提炼、升华与系统化，是指导实践、引领发展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理论创新方式从“追随型”向“原创型”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改进，而是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概念、理论的系统性突破。
第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创造。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理论建构的基石。概念的标识性在于原创性、主体性和自主性，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建构知识体系的范式基础。为此，既要明确标识性概念的判定标准，还需要根据标识性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及其含义选择最佳的术语表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标识性概念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和中国特色。需要强调的是，提炼标识性概念并非简单的语词创新，而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阐释、知识体系的基础性表达与文化精神的学理化承载，奠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与思想根基。第二，原创性理论的系统建构。理论创新是通过创新解释框架、建立新的逻辑链条、形成系统化知识体系，实现对知识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文化现象及精神活动的原创性理论突破。标识性概念是“点”，原创性理论则是将这些“点”穿成的“线”和“面”。构建原创性理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方法，以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经验，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形成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提升理论体系原创能力的重中之重，在于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第三，理论表达的本土化与时代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知识创新、方法创新的重要要求。理论表达的本土化，就是要摆脱西方理论表达的束缚，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阐释中国理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智慧融入理论表达之中，让中国理论更具民族特色、更贴合中国实际、更易被中国人民接受；理论表达的时代化要求立足新时代的重大课题，用时代话语阐释时代理论，让中国理论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三)方法运用创新：融合借鉴、技术赋能的科学性提升
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与路径，方法革新的根本遵循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贯穿知识生产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是实现知识生产自主化的关键路径，推动研究方法从“单一运用”向“融合运用”，从“经验主义”向“科学理性”转变。
党的创新理论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指引，深刻体现于世界观定向和方法论革新的辩证统一。“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时代升华。将“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转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方法论自觉，使学术研究既立足中国大地解决真问题，又以文明互鉴的胸怀创新人类知识图景。我们党百余年来之所以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关键就在于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用新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调查研究是一个不断从实践中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调查研究、搜集材料“抓典型”和分析材料“总结经验”的方法，强调“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明确了“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的具体研究方法。除此以外，毛泽东注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用“古今中外”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方法创新的成效最终体现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完善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当前，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方法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数智技术从微观和动态视角精细深入刻画个体与群体复杂行为关系、互联结构及交互过程。这种技术条件的变革，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望超越传统的“理论演绎—经验验证”模式，走向“数据驱动—理论重构”的新范式。概而言之，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本质，三者辩证统一于党的创新理论引领。
三、如何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以问题导向为动力源泉，激活学术创新的内生活力；以数智技术为支撑工具，革新研究方法和知识生产方式；以学科优化为根基，夯实体系支撑的“四梁八柱”；以开放姿态为重要维度，在文明互鉴中确立中国学术的世界话语权。
(一)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一根本途径同样适用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也直接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与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是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具体而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推进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将这一重要思想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转化为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引与方法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与理论框架。
立足现代学术研究的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根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鲜明特色。首先，要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深入梳理“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的内涵，明确其与现代学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契合点，为转化发展奠定基础。其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立足现代学术研究的需求，对传统核心思想、经典概念进行现代阐释，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概念、理论范畴与研究方法，例如，将“和而不同”思想转化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文明互鉴论”，将“经世致用”思想转化为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导向论”等。最后，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如中国古典学、历史政治学等特色学科，提炼具有中国标识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底色，充分展示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需要在融通中外文明中实现自主创新，以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为评判标准，批判性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实现批判借鉴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统一。
(二)动力机制：突出问题导向，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化升华
理论创新的动力何来?从根本上说，来自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任何真正的问题，都不是主观意识的设定，而是现实矛盾的集中体现，都不能离开其实践基础，否则就只能是虚假空洞的概念。
第一，聚焦重大命题，开展问题导向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导向，聚焦实践中的重大时代命题，才能让研究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才能产出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与意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等，这些命题既是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些重大命题，设立重大攻关项目，整合科研资源，组织跨学科科研团队，开展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深入分析命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探究其发展规律，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在破解问题的过程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与学术观点。第二，强化实证研究，厚植实践根基。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推动实践驱动创新的重要途径，更是破解“书斋式研究”“空谈式研究”的关键。第三，健全转化机制，推动良性互动。实践转化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推动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体系化转化，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将具体的问题导向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体系。此外，强化实践主体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提升实践主体利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实践提出问题—理论破解问题—成果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
(三)学科特质：打破知识壁垒，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融合性布局
学科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载体，要立足中国实际、适应时代需求，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推动传统学科转型升级，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建设，培育自主知识生长点，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基础学科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基础学科，加强基础学科的基础研究，提升基础学科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要推动基础学科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创新基础学科的研究内容与学术范式，提升基础学科的时代性与创新性，让基础学科更好地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次，做强优势学科，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与话语权。优势学科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聚焦重大时代课题，做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等优势学科，提升优势学科的理论解释力、实践指导力与国际影响力；布局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培育自主知识生长点。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新时代的重大议题，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布局与建设，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的知识增长点。最后，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要建立跨学科协同协作机制，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协同攻关的合力。例如，推动哲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研究人工智能伦理、科技哲学等重大问题，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催生原创性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提升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四)技术支撑：创新研究方法，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数智化转型
方法的创新往往带来知识的革命。首先，创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科学化水平。研究方法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动力，要坚持传统方法现代化、多元方法融合化、新技术方法普及化，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将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学术理念、现代研究技术相结合，赋予传统研究方法新的时代内涵与学术价值。例如，将文献考据方法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开展数字化文献研究，提升文献研究的效率与精准性；将哲学思辨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统一，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其次，推动多元方法融合，构建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体系。打破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推动实证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方法、思辨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多元方法的融合，构建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例如，在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时，既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析事实，也要运用规范研究方法进行价值判断、提出政策建议；既要运用思辨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思考、提炼理论观点，也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借鉴中外经验、总结规律，通过多元方法的融合，提升研究的全面性与深度。
此外，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手段。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实现研究方法的升级换代，关系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新技术方法普及化，发挥现代技术的支撑作用。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研究方式的变革。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挖掘，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模拟研究、预测研究、文本分析等，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效率与精准性；利用云计算技术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实现人文社科资源的共享与协同。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运用现代技术方法开展模拟、预测与政策实验，推动研究模式从定性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描述性研究向预测性研究的跃升，不断探索构建“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型研究形态。
四、结语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交汇，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系统化表达，本质特征在于“创新”——在知识生产层面实现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突破，在价值层面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功能层面实现知识生产与实践需求的双向赋能。从“何以必要”的历史自觉，到“创新何为”的核心要义，再到“如何创新”的实践路径，勾勒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并以“回到历史深处、升到文明高度、行至时代前沿”为方法论指引，深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富矿”。聚焦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立足中国国情解答自身发展难题，又放眼全球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从鲜活实践中提炼能够解释真问题、蕴含新思想的普遍性规律与原创性理论，使自主知识体系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