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4月12日（第15期）
2011年4月6日起，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这是自去年以来，我国连续第四次加息，也是继2月9日之后，2011年内的第二次上调基准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一年期贷款利率6.31%。
分析央行此次加息的意图或许有三：
一、控制物价。自去年下半年我国通胀压力持续显现以来，央行采取了“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2011年3月25日已提高存款准备金至20%，并在2月9日春节后进行了年内第一次加息。但3月底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季度例会通稿，关于物价问题只是一带而过，而更强调合理的货币总量、信贷结构和直接融资等，表明货币政策仍要兼顾调结构和保增长两大重要目标。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出于封锁加息信号的考虑。
在清明节日，央行突然宣布加息，符合市场对四月加息的预期，只是时机比预期来得更早。3月份翘尾因素达3.4，市场普遍预期3月份物价指数可能会再度创出新高，甚至达到接近5.5%的水平，PPI涨幅上半年也仍将维持在高位。近期国内一些地方因日本核幅射而引起的抢盐行为看似有趣，但它揭示出投机者和消费者对商品物价的敏感神经，抢购必然带来物价和社会心理的某些变化，一般某地出现抢购，之后物价上涨概率较大。央行此前调控较多采用数量工具，出于经济增长、热钱流入等因素考虑慎用价格工具，但数量收紧对通胀的扼制在短期内似乎并不十分见效，因此此次加息也可谓顺理成章。
附1：近年存款准备金调整情况
附2：2010年来四次加息情况
从国际看，日本地震救灾处于进行时，利比亚局势渐显明朗，由于美元维持走弱态势不改，未来原油、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维持高位震荡，进一步加剧了对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尽管美国QE2（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争议很大，QE3估计难以推行，但并不能确定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定会明显转向。奥巴马提出要用5年出口倍增计划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弱势美元的配合实属必然，这会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当前全球通胀苗头已有所显现，从近期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央行的高层官员发言可察，全球或将普遍进入加息通道。年初以来，英国CPI同比增幅一直高于英格兰银行2%的通胀目标，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用“严重警惕”形容货币当局对通胀的忧虑。欧洲央行在过去几年中曾6次使用此词汇，并在随后的例会中提高利率。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前，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已经超过200%，即使不考虑地震后日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累积效应，单从这一数据来看，亦已远超欧债危机情景。因此不能排除日本因突发事件诱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而一旦日债危机爆发，必然导致货币危机，导致日元大幅贬值，从而对中国进出口、人民币汇率构成冲击。另外，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东亚经济半年报》，评估日本大地震的经济损失或在1220-2350亿美元，占其GDP的2.5%至4%，将在1-2个季度内拉低GDP增长速度。日本灾后重建资金预计达到日本GDP的2%，为1000亿美元。震后日本央行已累计注资逾50万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发行逾10万亿日元的震后重建债券，由日本央行直接全额买入。因此，日本大地震对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恐怕就是日本央行注资可能引发的流动性泛滥升级。日本作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国，也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在此两大背景下，日本灾后重建对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将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需要中国特别予以防范和应对。
因此，二度加息反映出中国政府控制物价目标不变，3月通胀压力依然高企。由于稳定物价是今年的首要任务，并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还较稳定，目前谈及货币政策放松为时尚早，预计偏紧的货币政策还将会持续。
第二，二度加息表示货币政策正在回归常态，逐步结束“负利率”时代。央行在去年12月24日披露了2011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任务：控制货币总量、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优化信贷结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上也指出：货币供给总量回归常态是2011年货币政策“最主要的任务”。
近年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逼迫央行发行更多人民币来对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2009年、2010年的天量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金融危机之时的经济刺激或为必要，但以此名义进行的过度融资和“注水”的后遗症，也将使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目标不那么容易实现。
持续加息有利于缓解我国居民储户的负利率状况。以此次加息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3%、当前物价指数约5%进行简单计算，可知目前储户实际利率水平为-2%左右，这意味着一万元的一年定期存款期满还将补贴银行200元。加息之后，无疑将缓解负利率水平，进而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财富缩水压力。
加息也一定程度上抬升了企业融资成本。由于中国较长时间以来利率水平不高，实际利率为负，这刺激了企业、地方政府和个人从银行贷款。资本成本过低导致了信用供应量偏高，特别是对国企或垄断型企业的贷款太多。今年系“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方投资冲动十分强烈。随着春节之后开工率的不断提高，投资消费逐步走强，因此二度加息一个可能的矛头，是对高铁、核电站、地铁等投资过热以及经济重化趋向的警示。
此次加息，对银行或会扩大息差收入，但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窄始终会伴随短期调整压力。
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的目标大体上是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在3.5%水平，预计今年上半年再经过一次加息即可达到。
第三，二度加息表明中央调控房价决心。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是限购雷声大、限价雨点小。在土地交易未实现市场化、政府未彻底让利的条件下，只依靠房地产市场本身调节，房价难有持续性调整之可能。土地已经被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银行抵押，不惟地方财政需要土地收入，而且银行资产也有相当数量为土地所捆绑，形成了一种刚性依赖和倒逼机制。
2011年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以及１５０万户农村危房改造目标，融资需求巨大，中央财政预算仅安排补助１０３０亿元，大量资金需要地方自行筹集，因而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必然是重要支撑。以3月为例，全国100个城市中有82个城市房价价格环比依然上涨。
2011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没有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相关省人民政府要向国务院作出报告。监察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截至3月31日，据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上报汇总，全国657个城市中，已有608个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占92.5%。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608个城市包括281个设区城市、327个县级市。另外，国家统计局统计并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指数的70个大中城市，均已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除北京、长春两地外，几乎其他所有城市都将房价涨幅与当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幅度大致在10%左右。这些业已公布的数据引发了巨大争议，有观点直指“房价调控目标”已演变为“催涨目标”，大有架空“新国八条”调控之嫌。本是明确房地产调控预期的一个手段，如今却成了显化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焦点。3月29日晚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听取社会意见，取得社会认同。已经公布目标的城市，也要听取社会意见，酌情调整。这一通知反映出中央管理层对各地目标并不满意。因此地方与中央继续博弈下去，若社会压力过大，很可能激发中央继续出台新调控政策。
因此地方政府对于控制房价的不明朗态度，或许也是此次加息的重要原因，中央决策层以此来表达不实现房控目标决不罢休的坚强决心。
二度加息，对房地产企业和高借贷企业的冲击较大，增加房贷者或投资者的还款压力。以20年期1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的商业贷款为例，此次加息后每月还款额将增加119元。
央行加息也将增大地方政府双重压力：一大压力是地方融资平台偿付成本不断提高，地方政府融资规模高达7万亿以上，不少地方每年还本付息额甚至超过财政收入的一半；另一大压力是直接打击现有的土地财政循环模式，使得卖地收入大幅减少。由于地方政府要干的事太多、可用的钱太少、要负担的成本很大，因而加息可能的负面后果是地方政府“曲线救己”，甚至促使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暗箱操作”,继续投放不合理信贷或挤占合理规模,央行调控政策落到空处。而在信贷政策紧缩、政府项目难以获得融资情况下,地方政府或仍会自觉强化土地财政,助推房地产开放热度，因此房价调控确实困难重重，未来加息幅度也取决于地方政府忍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