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稿发表于2010年9月《经济学家茶座》第48辑
兴衰存亡之道
读历史，常常令人有司马迁所说的“废书三叹”之感。国家兴衰，王朝更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衰存亡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政者能不能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动态地处理好休养生息与国家动员之间的关系。安天下、保国家在于动员能力；稳民心、开太平在于休养生息；处理得当，民富国强，处之失当，则积重难返，甚至走向衰亡。
一般理解，休养生息是在战争、天灾人祸或社会大动荡之后，为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恢复元气，而采取以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政策。其思想根源来自于强调无为而治的先秦道家“天道”学说（或者“黄老之术”）。用司马迁的话来解释就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强调因势利导，发挥民众的自适性，反对与民争利。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在一个王朝初创期或过渡转型期，为开明君主所采用。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无一不与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有关。
而国家动员，则是一国政府对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精神思想等有形或无形资源进行调动、统一和支配，以快速达到应对战争、天灾人祸、或者实现经济发展等特定目标的体制和过程。其思想根源来自于强调“富国强兵”的法家“霸道”学说。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规模国家动员有战国时代的先秦、齐国以及之后的秦皇、汉武时期，后世的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也都实行过某些类似举措。其大致的共性表现是：以富国强兵，严刑峻法为治国理念；政治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强调皇帝威权；经济上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国家垄断和专营制，实行较高税赋(包括摊派)，组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展与军事相关的产业；军事动员（甚至全民皆兵），开疆扩土，既为应对入侵，也为增加经济资源；文化上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在这种举国军政体制下，法家的“霸道”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以力压人，以威猛治天下，倒也颇能奏一时之效，配合相应的制度改革，甚至可能创建巨大功业。不过，在霸道之下，国家动员体制因损下益上，以牺牲民生为前提，其副作用非常之大。
事实上，在上述“天道”、“霸道”外，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颇受提倡的“王道”。“王道”以儒家学说为根基，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要求君王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实施“仁政”，让百姓近悦远来。《礼记》提出“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悸，则王道备矣。”汉代刘向《新序·善谋篇》中又解释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因此“王道”可视为在礼乐仁政的基础上，吸纳了“天道”、“霸道”的某些合理内核，兼顾了休养生息和国家动员能力，是人情、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结果。它既不是无为而治，对社会经济生活大撒手，连货币铸造权都放弃，而是主张发展农桑、通工惠商，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也不同于举国军政动员的法家霸道，大肆干预经济，而是主张损上益下，以民富为先，国富次之，平衡发展，秩序合理。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大致举措包括：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精兵简政，减轻民负；举贤纳能，广开言路；革除苛政，宽仁和众；压制豪强，严格吏治；厉行节约，打击奢侈等。按照《淮南子》的说法“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因而“王道”可被认为在礼乐仁政的基础上，吸纳了“天道”、“霸道”的某些合理内核，平衡了民生和国家动员能力。不过，王道更是一种政治理想，特别是它将希望寄托于一家一姓的所谓的开明君主（圣王），在统治者普遍缺乏公心的情况下，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对此，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其实并没实行过彻底的王道。
过度动员与动员不足
一个国家走向没落、衰亡，与缺乏动员能力直接关联。而动员能力不足甚至丧失，就一国自身来看又往往是先前的国家政策所致：或者由于前期抽血式的过度国家动员，榨干了人力、物力、财力，最终使得人心向背发生逆转；或者在经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政策后，社会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期，生活相对安逸，并慢慢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国家很难从思想、物质等方面进行及时有效的动员以应对意外情况。
遍览古代历史可发现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一个大的发展高峰（或谓盛世）之前，总会有一个短命的全国性过渡王朝。如西汉之前的秦朝（15年）；唐朝之前的隋朝（38年）；明朝之前的元朝（90年），时间都非常之短（晚近的中华民国也仅为38年）。这些时代之所以成为过渡王朝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天下未定、经济不稳和人心尚浮之际，便实施苛政峻法，频繁征战，好大喜功，暴殄天物，或驱兵民修墙筑台以为功，或役百姓浚河通衢以显绩，国家动员过度。这好比在屋漏连逢阴雨的天气条件下，还强迫一个重症病人干重体力活——其结果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汉武帝不可不谓威名远扬，功业赫赫，但若不是在晚年自我检讨，发布“罪己诏”对过度的国家动员政策进行纠正，或许西汉也不是二百余年江山了。
从唐朝中叶以后至近世，动员能力不足成为中国社会更为普遍的情况，从当政者思想意识、军队战斗能力、国家财税、民力民心等各个方面来看均是如此。在经历了“高宗中睿，休养生息”（韩愈《平淮西碑》）和玄宗初年励精图治之后，开元盛世是如此的繁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它却在杂胡兵刃之前却是那么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安史之乱初起，唐玄宗悲叹道，普天之下，怎么没人来勤王？！这当然与历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且未遇灾变，统治者“芙蓉帐暖春宵短，仙乐风飘天上闻”，醉死梦生，缺乏忧患意识，以及藩镇割据、利益集团形成不无干系。北宋“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之风兴起，缓解了类似前朝的藩镇隐患，但也带来了中国社会文恬武嬉，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严重后果，而集军权于一身的皇帝却优哉游哉地“游于艺”，比“叔孙礼乐萧何律”的唐明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小官吏也只顾歌舞升平。其时即便国库民力尚属殷实，甚至也有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兵魂消尽国魂空”，在数量并不占优的入侵者面前，羸弱的百万大军居然一触即溃。胡适《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对此诘问道：“以工愁善病之质，弱不禁风之躯，如何去与之对抗呢？”
宋元以降，每一个王朝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休养生息政策，也曾收到很好的实效。但越到中晚期，就越出现人地矛盾恶化、以及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明代大改革家张居正意识到“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的严重后果，搞了十年万历新政，却终不能挽却帝国衰亡颓势。清朝中晚期也是如此。当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之时，中国却在康雍乾盛世后很快达到了约4亿的人口高峰。随着土地兼并愈演越愈烈，加上与地方割据、吏治腐败等问题纠结在一起，富户往往跨州连县，贫民却无立锥之地、流离失所。官僚、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却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而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与土地赋税直接关联的国家动员与分担机制的不对等，使得税基（课税田数量）不断减少，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支，激化了社会矛盾。按照日本“东洋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的研究，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间，人口和新开垦土地都出现了扩张，但国家税收却不升反降。道光25年—29年间，税基应有4517万两，但道光25年实际只征得4061万两，到了29年只剩下3701万两[3]。军饷本来就难以足额发放，在此情况下只能相应减少。如果又被统治者挪用于大搞生日筵席，再被各级官员克扣私吞，实际可用军费就少得可怜了，又怎么能依靠这些饿着肚子、拿着臭弹、却还吸食大烟的士兵去打胜仗？
梁任公曾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偏于私德，公德殆阙如”，缺乏公民意识，有道理，但不尽然。在传统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和小农经济体制下，分散于山长水远的亿万基层百姓甚至是流民，依靠社会自治精神和乡里互助的道德，固然是“不待政府的督促”，有着国家管理成本很低的好处，但同时国家的实际动员能力也一样很低。而在国家只知一味索取、却无对等责任的情况下，又怎能要求普通小民有多高尚的公德？随着国门洞开，各级官僚、买办、军阀等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为着各自利益盘算，最受冲击的仍只能是缺乏保护的小农和先天不足的民族企业。在列强虎视眈眈面前，生无宁日，国将不国，中国传统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矛盾和危害在近代已是非常突出了。
最近六十年来的情况
1949年后，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一盘散沙被改造成高度统一的国家，国家动员能力也从未有过的、达到了历史的极致。按理说，开国之初一般都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但中国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却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运动、文化革命甚至包括战争中。毛时代为什么要如此“穷折腾”呢？揣测其部分原因可能是：
（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国土与邻邦有较多的接壤，历史上内外战争不断，自然灾害多发，多民族杂居，人口众多，加上天高皇帝远、老死不相往来的分散型小农经济体制，如何调配各种资源以应对各种事关国计民生的意外事件，一直是历朝历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都深刻洞察到传统社会缺乏动员能力之弊，因此认为必须发动群众，从思想、组织、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
（二）新政权建立之初，必须通过政治运动和经济重构，打破旧中国蒋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内外资产阶段、地主等利益集团格局，并防止形成新的利益集团。
(三)意识形态之争、抗美援朝、帝国主义包围以及台湾残余势力的存在，为保卫新的政权，强大的应战能力为必须。
(四) 共产党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苏联迅速的工业化赶超，为建设管理新中国和尽快实现近代以来的工业强国梦提供了实用经验。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复杂因素或个人原因。总之在种种考虑之下，通过采取统一思想，单位化组织，经济“重工战略”，户籍管制，多生人口，对外封闭等等强力管控措施，一个全民动员型体制开始建立起来。通过全员劳动生产所实现的经济剩余，几乎全部通过工农“剪刀差”等方式用于工业与国防建设，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布局，产出增长很快，原子弹也上天了。但一如历史上的诸多时期，这种重国计、高度动员的结果，仍然是民生极其困难。
始于19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既是大动荡之后某种程度的休养生息——将全社会从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政治经济控制的高度紧张状态逐步解放出来，转向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又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国家动员——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集中人财物资源于经济赶超。其深层机制为：首先在宏观政策上，继续采取工资总额控制、利率管制、信贷配给等途径等手段，保持“低要素价格”，从而使得投资所需要支付的“显性机会成本”较低，以诱导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次，配合市场化、国际化过程，仍然保持一定的管制和歧视性政策，在某些部门和领域形成垄断产品定价、高资产溢价，激励资源再配置，发展关键产业和领域（也可稳定国家财政）。其三，面向国际，实行新重商主义战略，解决市场化初期有效资本与有效内需不足的问题。上述途径均意味对居民储蓄、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隐蔽动员，甚至在全球化情境下，国外资源也被动员进来了。在这样的动员型经济模式下，政府主导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显现出惊人的规模扩张能力，带来了国家财政高增长和GDP赶超至世界第二，国力增强了，民生状况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近来国内外学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掀起了一轮反思热——其焦点之一即涉及到国家动员体制的有效性问题，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从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看，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普遍存在，是后发国家经济赶超或者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共性特征——遑论合理性如何，其存在却是显见的事实。毛泽东时代使得国家发展具有了高度的动员能力，解决了传统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或许是毛时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之一（如果从建国之初就执行休养生息政策，其结果又将如何？但历史车轮滚滚，却是无法假设的了）。总的看来，这一遗产具有利弊参半的结果：
（一）动员体制成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政治传统并难以改变。改革开放后尽管对此前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却也仍然无法摆脱动员型体制的特征。这既与路径依赖有关，与渐近改革理念有关，也与政治过程相对于经济过程具有滞后性、需要不断的讨价还价有关。政府仍然掌握着最多的资源，在政治经济诸方面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国家动员体制。曾经流行的一份名为“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的网上资料显示，我国近年在建的巨型项目有106个之多，其总额高达15万亿元，创下数十项世界之最，这些项目大都是以国家组织的方式进行的。不可否认，在成功建设这些国计民生工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飞船上天、抗击非典、地震、洪水灾害、维稳，甚至组织大型赛事、培养奥运冠军等的过程中，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确实“功不可没”。对物和人的有效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重要来源。而个中的无效投资和高额损耗成本，也是无法忽略的问题。
（二）随着动员型体制的或延续、或调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应的“动员综合症”：首先，每一次大规模国家动员的成功，很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民众产生政府是无所不能的错觉，形成一种“有事找政府、一切靠政府”的路径依赖，长此以往会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内生发展与自我纠正能力。其次，“父爱主义”观念下的政府积极干预、动员、补贴、担保和救援，很可能会催生出从上到下一轮轮的摊派竞赛和指标竞赛，其结果不是造成生产力损耗，就是建设过度、资源浪费。再次，伴随着管制调整中的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逐渐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分配不公、寻租、腐败等诸多现象。最后，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国家动员，必然需要纳税人或消费者来承担。相对于高价城市化和GDP高增长格局，国内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全民似乎陷入一种普遍焦虑的状态，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现在讲启动内需，为什么内需难启？是因为国家动员体制下较高的宏观税赋、高隐性收费，使得经济租金以各种形式向垄断集团和政府不断集中，既得利益逐步固化，而山河湖泊、亿万生民从前一个30年到后一个30年，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休养生息之故啊。
世事流易，时代变迁，但常理不移。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逼迫”政府必须动态地处理好休养生息与国家动员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近年提出所谓的“不折腾”、科学发展、取消农业税、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等，已具有明显的休养生息之意。未来还应当继续民本主义之路，营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快地推进民生事业。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邻国众多、边界复杂的大陆国家而言，保持一定的国家动员能力和防卫能力依然非常必要。历经28年之久的、即将于2010年7月1日生效的《国防动员法》，开启了相关的法律化进程，从“命令”转向“法律”，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显然还是不够的。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伴随一个继续放松管制的过程，资源再配置、社会经济结构重组与转型分化，将使得发展中的磨擦加大，会对旧有的国家组织形式不断构成冲击。除了密切关注各种动向外，还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来深入研究新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动员能力的形式转换、认同感、责任与分担问题。
[1] （汉）司马迁,《史记》卷百二十九·貨殖列傳,中华书局1982版第十册，第3253页。
[2] [日]内滕湖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夏应元主编，钱婉约译），第607-6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