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 周弘: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基于英美、德国和中国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政策的比较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9 次 更新时间:2021-06-01 1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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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   周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家责任观念体现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国家的行为责任提供了观察一国基本价值观念的重要视角。新冠疫情期间,英美、德国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防控措施,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内部对国家行为责任的不同认知。对其观念形成的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是由其资源禀赋、文化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构筑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跨文化的视角,在理解不同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国家行为责任 新冠疫情 自由主义 社会市场经济 大同世界

  

   本文源自2020年作者受托进行的—项针对中欧价值观差异的研究。其时恰逢欧美各国新冠疫情日趋严重。由于疫情初期,新冠病毒的特征并不明朗,各个国家的抗疫措施也有明显的区别,并出现了中外之间无法互相理解的现象,例如口罩之争,再如国人对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的道德批判等。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并受自身学术背景的限制。作者选择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着手,观察并试图理解中,美,欧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这是—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尝试,本文历经修改,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衷心感谢文章的评审专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他们的帮助下,文章才以现在的样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对于价值观差异这样一个命题,很难给出简单明确的答案。本文的目的在于拓展讨论的视角,加大讨论的深度。这也是一项十分初步的研究,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引发讨论的作用。

   在一个社会内部,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哪些责任?对应着这些责任,国家或政府具有哪些权能,实现哪些功能?用什么方式来行使这些权能和实现这些功能?国家和政府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吗? 以责任为基础的权能又是如何界定和限制的? 上述问题与这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紧密相连,这些观念决定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结构 、职能与行为方式,体现了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和对国家功能的基本诉求,也影响了一个国家内部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国家的行为责任提供了观察一国基本价值观念的重要视角。即便被认为是"价值共同体"的西方国家间.对国家行为责任的理解也存在深刻的分歧并导致了基本制度的差异。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以赛亚·柏林区分的两种自由权利——"消极自由权利"和"积极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将"自由民主主义"进一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意志民主主义",其蓝本是美国;另一类是"社会民主主义",其蓝本是德国。所谓"消极自由权利"关注的是"哪些规则和关系与个人相对立",它旨在保护个体,避免国家或社会对于个人的侵犯,例如住宅不受侵犯、禁止对儿童使用暴力等等。"积极自由权利"则关注"社会应当做些什么,来使所有人能够自由或变得自由"。它强调应该支持社会中所有人发挥自我个性,参与社会事务,例如人受教育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念是划分"自由意志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民主主义"强调"消极自由权利",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实现与"积极自由权利"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基本权利,不仅要在形式上保证人的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权利,而且强调要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地实现文些权利。 不同的权利观念衍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责任观念;在"自由意志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极其有限∶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下,国家获得了多种经济社会责任,需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可见,关于国家行为责任的观念对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构造了国家内部的基本社会生活场景。

   新冠疫情的暴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窗口。在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社会危机面前,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欧洲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美英为了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疫情放松管控;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则根据疫情采取了时松时紧的平衡管控措施,在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与维护公共卫生之间寻求平衡。从这些政策差异中可以看出美英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在国家行为责任上的观念差异。这些观念是历史形成的,由国家和社会特定的发展经历和文化传统塑造,不仅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也有历史的延续性。本文无意从理论层面静态地分析不同国家的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具体内容和重要区别,也不试图分析这些观念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具体的政策,而是尝试梳理其演化的历史脉络,将现有的观念置于历史发展的图景中,以期更好地理解其所以然的原因。

   由于对国家所应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认知是英美与德国之间国家行为责任观念差异的重要方面.本文将聚焦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家行为责任的分析。此外由于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英美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虽力有不逮,本文仍粗线条式地梳理了中国的国家经济社会责任的演化历史,以期加深对中西观念异同的理解。

  

   一、三种不同的初期防疫策略

  

   新冠疫情初期,英美、大陆欧洲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英美两国走的是"消极抗疫"的路线,英国还以"群体免疫"的理论来支持政府的消极抗疫策略,引发舆论批评;德国等大陆欧洲国家走的是"平衡"路线,在疫情管控与经济社会运转之间寻找平衡。兼顾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稳定;中国则选择了坚决防控的路线 以短时付出了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英美两国的"消极防控"

   面对新冠疫情,英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消极防控"的策略。两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都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干预政策,尽可能少地介入私人领域,并力图维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英国政府在 2020 年3 月疫情初起时,公开以"群体免疫"的理论为其消极防控政策背书。在 2020 年 3月3日英国政府升级其防控措施之后,负责英国新冠病毒防疫工作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警告说,多达 80%的英国人可能被感染,其中 1%可能死亡。在防控升级后,英国政府也只是公布了一些行动建议,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在公布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计划的同时,负责疫情防控的官员明确表示,英国的政策目标是压减峰值、压平曲线,而不是彻底消除疫情。此后不久,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瓦朗斯公开宣称,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会持续较长时间,且有可能成为像季节性流感一样的流行病,因此战胜病毒的"终极方式"是让英国民众通过患病来获得"群体免疫"。据测算,需要 6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同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公开表示∶"坦白地说,更多家庭将失去亲人"。这些言论引发热议。显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即高龄老人、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以及贫困人口将承受更多的风险。

   此后,随着疫情日趋严峻,英国政府继续升级管控措施,并限制经济活动。但是,对比欧洲其他国家,英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仍然是相对宽松的。英国未关闭边境,人员 、货物和资本都可以进出边境。政府只是建议海外公民回国,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国际旅行,而且也较早地开始解禁。

   尽管英国有覆盖全民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是,由于政府和医疗机构没有为应对疫情做好充分准备,医疗系统就成为直接承压的机制,无法为新冠病患提供有效治疗,甚至无法充分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在疫情暴发初期,全英国仅有 5900 台呼吸机,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短缺。2020年3 月 22 日,《泰晤士报》刊登了3963 名医护人员的联名信,曝光了医护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并强烈要求英国政府"保护救人者的性命"。尽管如此,英国始终坚持不加入欧盟的紧急计划,拒绝参与欧盟的医疗设备统一采购。英国卫生部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一道采取了一些措施缓解医疗机构的压力,包括新建医院、重新聘用3年内离职的医护人员 、安排医学院学生从事临时性的医护工作,斥资 40 亿英镑采购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用品等。但是,医疗设备、用品和人员紧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病毒检测是主动发现新冠病患。及时切断病毒传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方面,英国政府的作为是极其有限的,在早期既没有推行全民检测,也没有实现免费检测。全英仅建立了60 多个新冠检测点,在 4 月初,每天的检测量仅为 5000 次。4 月 2日,政府的—位科学顾问公开表示∶"大规模检测从来都不是我们应对疫情的策略.…….政府不想在这方面花费数百万英镑。"

   英国政府虽然在疫情防控方面精打细算,在施行经济救助方面却绝不吝啬。它及时出台了多种经济救助措施,力图减轻新冠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冲击。第一,通过减税、为企业提供政府担保的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企业渡过难关。早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英国政府即宣布了一项金额为 300 亿英镑的经济刺激计划,6 天后又推出了针对企业的 3300 亿英镑的贷款计划。第二,依靠英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放宽病假和失业工资领取条件、提供工资补贴和小额信贷等方式,缓解失业压力,并为未来的经济复苏保留劳动力。第三,通过实物援助的方式,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群体提供帮助并刺激消费以复苏经济,例如,为共计130 万学生提供免费用餐券。为鼓励消费,英国政府还在 2020年8 月宣布,为外出就餐的食客提供 50%的折扣,最高减免10 英镑。第四,为社会底层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以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减缓疫情传播,例如为街头流浪人群提供基本保障等。

   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疫情应对策略与英国高度相似。美国事实上走的正是饱受批评的"群体免疫"之路,而这种放任的防控政策也使其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美国于 2020 年 1月 20 日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随后在国内迅速发展。至 2020 年4 月 11 日,美国历史上首次 50 个州全部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其间疫情呈现反复及不断加剧的趋势。2020年1月,美国疫情平缓发展;3 月确诊人数快速上升;由于各州出台不同的管控措施及天气转暖等原因,4 月和5 月确诊人数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但是,随着各州因为复工复产而放松管控,从5 月底开始到 7 月上旬,美国确诊人数再度激增。一些州被迫重新加大防控力度之后,每日确诊人数一度下降。但是,由于各州就"防疫还是复工"的问题争吵不休,公共卫生问题与竞选政治纠缠在一起,进入 9 月后,新冠疫情再度恶化,确诊人数重新一路飙升。

显然,在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的平稳运转之间,美国政府更加注重保证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各州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就是否以及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争吵不休、互相掣肘,防疫政策左支右绌,但是,在意识到新冠疫情会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后,联邦政府不吝花费,迅速出台了多种经济救助政策,全力保障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早在 2020 年 3 月初,美国政府就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2020 年3 月初起,美联储出台了多项措施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包括降息以及高达 7000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启动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采取措施保证特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及救助企业债市场、为企业和居民以及州政府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等。也是从 3 月初起,美国政府先后实施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约 2.6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18 年美国 GDP 的 12%。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起到了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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