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伪政权均创办同名杂志《中国青年》，在对青年的组织动员与思想塑造方面展开竞争，集中反映了各方力量对“青年”的理解与期待。中共把青年纳入更具本质性的阶级分类之中，主张青年融入工农，在劳动中完成自身锻造。国民党则意在将青年塑造成“党国的后备军”，然因三青团“第二党”的趋向加剧了自身分化。伪政权力图将青年改变为拥护其统治的“新国民”，却因多头分歧而四分五裂。对青年的不同定位，成为观察各种政治力量本质特点的重要窗口。
“青年”不仅是一种年龄划分，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塑造和赋予特定社会与文化含义的群体。随着国家观念的深入，青年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抗日战争对民众动员的迫切需求加剧了各种政治力量对青年的争夺，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对青年的组织动员与思想训练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伪政权借助报刊灌输理念，强化“青年”身份，引导其承担特定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角色。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至1945年以“青年”为名的杂志有400多种。对于“青年”议题，学界已有较多成果，但受制于研究领域细分、史料庞杂等因素，多采取国、共、伪三者择其一的单一维度。因此，本文拟以中共、国民党、伪政权在同一时期分别创办的同名杂志《中国青年》为中心，考察三方对“青年”的想象和塑造，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立场与理念分歧，思考“青年”之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意义。
一、中共的《中国青年》:融入群众，锻造革命青年
中共自成立之后就重视青年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3年，在中共领导下，共青团创办《中国青年》杂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内普遍以“先锋”来定位青年，认为青年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群体。作为民族与时代的先觉者，中共与青年在此层面共享“先锋”的荣耀。不过，随着党团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形势的急转直下，《中国青年》几经辗转，于1927年10月停刊。此后，团中央先后创办《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等机关刊物，延续青年理论宣传与组织动员工作，直至《青年实话》1934年停刊。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在白区仍处于秘密状态，青年学生成为抗战动员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1936年，中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造长期秘密状态下的团组织，使其转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并陆续取消白区和苏区的团组织。同时，中共领导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性青年组织，推动各地救亡运动的发展。
鉴于各青年组织独立性强、力量分散、工作难以统一，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统筹各地的青年工作；10月又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负责协调、指导各地青年救国组织的抗日运动。在此背景下，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由中央青委在延安复刊，承担起战时青年思想整合与政治动员的重任。该刊作为全民族抗战时期青年工作的重要阵地，强化了中共对青年宣传与动员工作的统一领导，体现了青年工作组织化、制度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青年（延安）》继续强调青年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先锋的重要地位，同时明确指出，青年自身并非革命主力，必须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革命作用。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光靠青年这个方面军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主力不是青年而是工农大众。12月，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紧密结合，青年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基于此，中共提出衡量青年是否革命，要看其是否愿意并能够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标准强调革命青年的定义并非源于其知识水平或社会地位，而在于其能否在实践中确立与工农大众的密切联系，完成主观能动性与阶级立场的统一。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中国青年（延安）》继承此前党团工作传统，在战时条件下丰富了对青年的定义。与国民党强调科技建国、伪政权主张秩序顺从不同，中共对青年的界定不依赖学历、出身或技能标准，而是侧重政治归属与实践锻造，体现出鲜明的群众路线取向和阶级认同逻辑，由此形成一条“青年”成长为“党员”的通路。
《中国青年（延安）》描画的“理想青年”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强调民族责任与国际视野的统一，把抗战中国的青年运动与世界范围内的青年运动接轨，将中国青年的抗战定位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法西斯国际阵营的广阔图景之中。该杂志大量介绍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经验，并于1939年9月开设“国际青年节特辑”。通过对国际青年运动历史的集中介绍，中共在赋予青年“世界革命”视野的同时，也接续了更长更广阔的革命总体脉络。此种国际图景的呈现与国民党政府设立“五四青年节”的做法形成对比，意在争夺对青年的话语权。将中国青年的抗战行动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之中，有效提升了中共青年动员的政治合理性与历史正当性。
其二，突出强调青年必须主动贴近底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在中共看来，青年多为知识分子或“智识青年”，并非超越社会阶级划分的独立存在，亦非独立的政治范畴，必须服从于阶级的划分。《中国青年（延安）》反复强调“哪里有群众就应当到哪里去埋头苦干”，主张青年“一定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他们变成一体”，以消除青年自身的局限和弱点。毛泽东指出，青年应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成为工农群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负责青年工作的冯文彬也提醒青年，“没有群众就没有了你”，强调脱离群众必然导致政治失败。与伪政权推崇青年、贬低成年人的逻辑不同，《中国青年（延安）》主张青年应与成年人密切结合，在共同的实践中学习革命经验，积累斗争智慧。“年龄”作为社会属性，在革命语境下应让位于阶级属性，中共要求青年首先明确阶级立场，将个人的青春激情融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宏大事业。
其三，将劳动锤炼革命意志作为青年成长的重要途径。《中国青年（延安）》强调，真正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劳动来完成，应当“把组织青年参加生产的工作看成自己全部工作重要的一环”。青年要下决心“农民化”，“多跑路，多讲话，多做事”。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肯定了生产运动的阶段性成绩，并表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这一思想不仅服务于根据地经济自救的现实需要，也深刻塑造了延安时期“理想青年”的基本轮廓——青年必须在劳动中与群众相结合，在实践中完成自我革命，不是“以工人自居”，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工人”；不是“自觉下乡”，而是身体力行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青年要弯下腰，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实际工作中“弄脏”双手和净化心灵。中共期望青年通过劳动锻造身体与精神，实现从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中国青年（延安）》从国际视野、与群众相结合、劳动锻造三个方面塑造了独特的“理想青年”，这种青年不同于国民党强调的技术精英或伪政权鼓吹的“新国民”，而是以政治归属、阶级认同和实践锤炼为核心标准。
作为青年运动的重要阵地，《中国青年（延安）》的编委人员曾就刊物的定位请示张闻天，究竟应办成“青年群众性”的刊物，还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张闻天明确表示，二者并不矛盾，“青年群众的立场，也就是党的青年工作的立场”，不必回避其党的刊物这一属性，但要尽量办得贴近青年、符合群众的口味。这一认识实际意味着《中国青年（延安）》在政治性与群众性之间寻找平衡。因此，《中国青年（延安）》并未停留于一般青年话题，而是以阶级论述统领青年议题，众多文章涉及边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旨在引导青年读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识社会和自我，将个人成长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的议题紧密结合。随着党员大发展阶段的到来，党内急需一批具备理论素养的干部。由于“党的中级干部的最大多数也是青年”，而当时缺乏合适的学习刊物，《中国青年（延安）》就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承担起为党内中级干部提供理论培训材料的重要职能。
然而，《中国青年（延安）》发行不到一年，即于1941年3月停刊。编者在停刊说明中表示原因在于“印刷”问题。战时印刷纸张等供给确实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曾专门讨论调整边区刊物，但结合后来新办刊物的情况来看，《中国青年（延安）》的停刊或与这一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密切相关。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暂时停刊；停刊期内，相关的指导性文章分别登载于《解放》与《共产党人》。4月至9月，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报刊调整、停刊期，“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1942年9月后，《解放日报》计划每月向中央青委征集6000字至10000字稿件并发表，《中国青年（延安）》的内容由此融入更大的舆论平台。
《中国青年（延安）》的停刊，并不意味着中共青年工作的终止。通过形式转化和地域扩展，青年工作得以深入地方。早在1939年8月，考虑到《中国青年（延安）》在国统区恐遭禁止，中共中央南方局便已筹办《战时青年》。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青年生活》双周刊复刊，南方局青年组领导创办了多份青年刊物。《中国青年》晋西版、山东版也陆续创刊。中央青委还提议在陕北、晋察冀、晋东南、苏鲁皖及江南等地出版《中国青年》地方版，同时部署以地方刊物为载体的有针对性的青年工作。即使没有正式刊物，各根据地也普遍通过党报副刊或青年专刊形式，继续对青年进行宣传和组织动员，使青年工作既不偏离方向又富有灵活性。
《中国青年（延安）》通过观念引导与组织实践，构建与国民党、伪政权迥然不同的“理想青年”，其核心逻辑不仅是“代表”青年，更是“锻造”青年。这一群体既是群众的一部分，又是政治动员的前锋；既要在思想上完成对工农阶级的认同，又要通过劳动对自己进行“再锻造”，完成从知识青年到革命青年的转化。中共并不鼓励超阶级的青年运动，而是将其纳入社会革命的总体布局，始终坚持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将青年视为革命队伍的一部分。
二、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后备军实为“第二党”
相较于中共，随着国民党由松散型组织向集中型政党的转变，其对青年的接纳、吸收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以会党为主体，并未将青年作为独立的政治群体加以重视。孙中山还曾对青年学生颇有微词。五四运动后，由青年学生点燃的群众力量席卷整个中国，政治风貌为之一变。青年因其特有的可塑性和动员潜力，成为政党实现基层渗透和未来干部培养的关键力量，被作为“后备军”予以重视。经历多次失败的孙中山与青年频繁互动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认为“革命的青年国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青年当“为本党之前锋”。孙中山的长期追随者马超俊回忆，当越飞劝说孙中山联俄联共时，他与孙科力劝其“不可轻信”，孙中山却表示“救国救民，一定要靠青年”。由此可见，青年作为革命力量的关键地位逐渐获得认同，同时说明青年与共产党人在时人语境中意思相近，需要着力进行区分。此后，孙中山酝酿国民党改组，提出“党没有青年加入，就要中断”，主张通过吸纳青年使国民党焕发新生。这种思想在黄埔军校创立过程中得以实践，该校招收大批青年学生，成为国民党北伐的重要助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吸纳大量中小知识分子入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采取“清党”等措施，使学生队伍严重分裂。加上国民党执政后不鼓励发展学生党员，导致青年党员比例下降，“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压制学生运动，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隔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无论是作为抗战一线的兵力来源，还是作为动员民众、重建国家的生力军，青年都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社会广泛认同“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不断发展的左翼青年运动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紧张与焦虑，使之迫切希望改变此前在青年运动中的被动状态。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并于次年创办《中国青年（重庆）》，力求通过青年团的形式引导全国青年参与抗战与建国。1939年3月，国民党开展全国范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切盼全国青年先于一般国民”积极参加并热烈倡导。
《中国青年（重庆）》重在“鼓励青年参战的热忱，灌输青年建国的智能”，要求青年不仅能在战场上挥洒热血，还应“埋头学习建国所必须的智识与技术”，并特别强调对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重视。国民党设想的“模范青年”应精通科技，成为抗战建国的“工程师”，通过“选定专门事业”锻造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这一设想契合总体战要求。蒋介石在《中国青年（重庆）》创刊时即提出，应将“群众本位”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强调“精密实在、有步骤、有方法”的组织工作，以区别于其他动员形式。为实现这一目标，三青团推行“五万工头运动”和“劳动服务营”等计划，集中训练技术人员，服务抗战与国家重建。
三青团要求团员必须参加劳动服务，培养生产技能，以加速国家建设进程。这里的“劳动”特指工业领域，而非传统农业。《中国青年（重庆）》大量刊载关于航空、防空、矿产、工业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为培养抗战建国所需的基层技术人员，三青团推行“集体技术训练”，使青年直接参与工业生产，支撑“五万工头运动”目标。为服务于“农、商、路、矿、电及各种轻重工业”，三青团指导创办青年“劳动服务营”，其中劳动服务包括民众教育、筑路、造林、公共卫生、抗战宣传、社会调查等类型，技术训练分为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及政治建设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青年运动过于关注“智识青年”，忽略了广大农村青年的实际需要，“劳动服务营”在初期设计中也尝试引导农村青年通过劳动服务开拓从建乡到建国的道路。尽管国民党意识到动员农村青年的必要性，但城乡隔阂始终难以打破，其对农村青年仍是“粗鲁野蛮”“沉默寡言”“顽固耿直”“畏惧懦弱”等刻板印象，始终未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实际状况。
在这一设想指导下开设的“劳动服务营”，培养了大量机关职员，与最初“服务群众”的目标相背离。三青团首任书记长陈诚曾在讲话中要求后方的军官与公务员念及国运艰难，实行“前方生活士兵化，后方生活民众化”，与普通士兵和民众同甘共苦。1940年11月，张治中在重庆“劳动服务营”毕业典礼上发言说：“将来你们或者到机关里去工作，做一个职员，或者就是一个官，但你们决不要自以为是一个官，而要以为自己是一个极低层工作的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兵；你们到工厂里去，也许做了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助理，但决不要自以为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助理，而要以一个工人自居；同样的道理，你们到农场里去，也要以一个农人自居……唯其自己能以兵士，以工人，以农人自居才能表现兵士的工人的农人的工作精神，要吃兵士和农工能吃的苦。”讲话反复强调的“以为”和“自居”恰恰流露出国民党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与底层民众的疏离。事实上，1941年前，七成以上的三青团团员为国民党党员、政府公务人员和各种受训人员等类似“机关职员”与“官”，三青团的精英化使其与基层严重脱节。
尽管《中国青年（重庆）》的阅读对象不限于三青团团员，但其主要编刊目的在于服务三青团，所塑造的青年形象与三青团实际运作密切相关，因而十分矛盾且模糊。一方面，在理想上，三青团应该适应“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广泛的社会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需求和活力，但党派主导、资源争夺等加重了精英圈层固化。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在年龄标准上反复调整，实际陷入党团争夺，与青年相去甚远。起初国民党便强调“青年”应以精神状态而非生理年龄界定，认为只要有革命热情与积极精神，即便白发苍苍，仍属“革命青年”。加之党团博弈，三青团内部对团员年龄界定呈现较大波动。三青团成立初期规定团员年龄为18岁至38岁。1939年12月，陈诚在讲话中将团员年龄明确为16岁至25岁，25岁后应由团组织推荐入党。1940年2月，三青团通过《征求团员办法》，将团员年龄放宽至16岁至30岁。11月，国民党五届中常会又将团员年龄上限下调至25岁，压缩了团员规模。1943年，国民党中央修订团章，将团员年龄范围扩大到16岁至30岁。年龄标准的频繁变化，与国民党对青年团的定位密切相关，反映出国民党中央试图限制三青团扩张，而三青团则力求吸纳更多人以增强实力，甚至反过来“改造”国民党。
三青团组建新党的主张，最初是由原复兴社骨干酝酿提出的。复兴社解散后，部分成员将三青团视为继承者，与国民党分庭抗礼，抗战期间“以团改党”的声音时有出现。各地三青团性质不一，有的地方以三青团团员为国民党预备党员，有的地方以国民党党员为三青团预备团员。很多地方存在党团并行、互不统属的现象，许多人“既是党员又是团员”，导致组织运作混乱。抗战后期国民党党团矛盾加剧，“三青团独立成党”成为一部分人设想解决党内问题的途径。国民党中央团部训练处处长王文俊更是明确主张效法孙中山“跳出旧圈子”，选择旧有精华以建设新的政治力量。1946年9月，在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种主张演变为公开推动“组建新党”的运动。蒋介石对此坚决反对，三青团刊物《中国青年（重庆）》在会后一度停刊。
然而，蒋介石的干预未能平息党团矛盾，反而使竞争白热化。在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公职选举中，党团双方各自为政、互相排斥，甚至互视为仇敌，形成全国皆知的公开对抗。最终，蒋介石在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强制取消三青团，改设青年部统管青年运动。三青团作为组织被取消，但作为派系集团依然活跃，延续内部斗争。蒋介石也承认党团改造毫无成效，派系倾轧变本加厉。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青年（重庆）》所塑造的理想型青年，暴露出国民党的内在矛盾与结构性困境。该杂志虽然强调学习智识技术、推崇理工专业与生产技能，但在实践层面，三青团团员主要集中于机关系统，理想与实际运行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同时，尽管该杂志反复强调“群众本位”，号召青年“以兵士、工人自居”，但始终未能打破国民党与底层社会特别是与广大农村群众的隔阂，城乡、职业、阶层的鸿沟依然严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青年（重庆）》所构建的“理想青年”在三青团组织运作中陷入了结构性矛盾。三青团屡次放宽团员年龄标准，试图吸纳更多成年人以扩大组织规模，这反而导致“理想青年”形象日益模糊且矛盾，青年与成人无异，更谈不上动员群众和更新血液。三青团规模的膨胀与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加剧了与国民党母体的权力竞争，催生了“以团代党”的倾向。三青团不仅未能实现通过青年更新政党、动员基层的初衷，反而加剧了内部派系斗争，削弱了整体凝聚力。
党团矛盾并非国民党所独有。20世纪以来，青年团作为政党深入社会基层、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普遍面临政党权力制度化需求与青年群众动员灵活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国民党主动引入内部权力竞争机制，致使党团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为“以团代党”的纷争。与之相比，中共在处理党团关系时保持较强的组织整合力和制度约束力，形成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逻辑路径。这种根本性差异，决定了两党在组织效能上的巨大分野。当然，“青年”在战时的政治意义远不止于政党建设或组织扩张。在战时的特殊场景——沦陷区，青年不仅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首要对象，也是伪政权重新塑造社会秩序的突破口。
三、伪政权的《中国青年》：多头分歧下的“新国民”塑造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沦陷区，青年被视为维系殖民统治的关键工具，成为伪政权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伪政权通过出版多份以《中国青年》为名的刊物，塑造所谓“新国民”的青年形象，意在通过重塑青年思想，削弱抵抗力量，稳定统治基础。
在伪政权看来，整个社会被切分为失败的成年人与作为“新国民”寄托未来的青年人，并将社会困境主要归咎于成年中坚群体“应付失宜，措置失当”，而青年则因生理与心理的可塑性，成为最容易引导的群体。他们既是改变现状的希望，也是塑造“新国民”的理想对象。
正因如此，随着伪政权的分化与整合，沦陷区出版了多种青年杂志。1939年11月，“维新政府”成立“中华青年团”，并创办《中华青年》杂志。1940年3月“维新政府”并入伪南京政府后，该刊于次月改版。1942年年初，汪伪政权推行“新国民运动”。7月4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国青年团”“中国童子军”，同时议决成立“中国青年模范团”，“中华青年团”被并入其中，《中华青年》也于1942年年初停刊。正当南京汪伪政权整合各青年组织时，日本军方在上海先后扶植创办了《中国青年（上海）》和《中国青年杂志》。虽然多份刊物均以青年为对象，但因背后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不同刊物对“理想青年”的塑造也有所不同。
《中国青年（上海）》由日本右翼扶植的“中国青年建设队”于1942年9月20日创办，1943年11月10日停刊，共出版15期。日本方面派遣吉田东祐、徐铁珊、李芳、顾艺辛等担任顾问或负责人，该杂志持明显亲日立场。《中国青年（上海）》将青年对伪政权和日本的敌对情绪归咎于青年的“心态不健康”，并据此构建“现实青年”与“理想青年”的对比图景。“现实青年”被描绘成情绪化、松散且危险的存在，“理想青年”则被塑造成顺从、理性、合作的统治基础。围绕青年对自身的态度、情绪与理智的平衡、纪律与集体观念，以及对“国家”的归属认同4个方面，该杂志进行了系统的青年形象塑造。
一是“现实青年”缺乏自信，“理想青年”则应以理性自省确立所谓健全的自我认知。《中国青年（上海）》将“现实青年”描绘成长期积压自卑感的群体，因而产生颓废、消极、厌世、傲慢等情绪，最终导致“不经过思考的反抗”；为克服这一“心理缺陷”，“理想青年”被要求通过知识修养与理性训练，确立“客观的自我估量”，将注意力由外界抗议转向内在完善，从而消解社会不满情绪。
二是“现实青年”容易出现悲观失望的情绪化倾向，“理想青年”则应以理性节制情感，坚定现实认知与未来信念。受“现实社会苦闷”影响，许多青年沉溺于个人情绪，甚至走向“自毁”。针对这一现象，《中国青年（上海）》主张“理想青年”应培养幽默感与情绪控制力，做到“制服愤怒”“专心工作”，以“欢乐”沉浸于现状和日常，消解沦陷区青年本能的愤怒与反抗。因此，“理想青年”需以“精密的理智”统摄感性情绪，增进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坚定对未来的信仰。排除、否认感性，自是希望青年压制对国家、民族的亲近，消除对“新生政权”的疏离。
三是“现实青年”表现为个人至上、精神散漫，“理想青年”则应强调纪律与集体意识。《中国青年（上海）》批评“现实青年”受英美影响，缺乏组织观念，任由个人好恶支配行动；而“理想青年”则被要求以日本青年为榜样，纪律严明，服从集体安排，积极参加“中国青年建设队”等组织，认同日本国家与文化精神，融入统一秩序。
四是“现实青年”固守狭隘民族主义与旧式爱国主义，“理想青年”则应确立“大东亚共同体意识”，重建“国家认同”。《中国青年（上海）》将青年对民族观念的执着视为妨碍“新秩序”的“余毒”，强调“理想青年”应拓展国家观，认识“新的中国”“新的东亚”“新的西亚”，企图削弱青年的反抗意识，使其主动归顺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新建“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现实青年”被要求重建对战争的理解，“理想青年”则应将“和平”作为最高目标。《中国青年（上海）》在曲解国家概念之后，进一步构建青年的战争观，强调战争“是青年人的仇敌”，老年人和女性因生理限制无法作战，能够参战的唯有青年壮丁，因参战而牺牲的往往是社会中最健全、最优秀的青年。该杂志渲染战争的残酷和对青年的破坏，引导青年将反抗与牺牲视为“无谓”，转而认同维持现状、追求“和平”的逻辑。
通过一系列“理想青年”与“现实青年”的对比，《中国青年（上海）》以系统化的心理与思想改造，妄图塑造顺从、理性、缺乏反抗意志的新型青年，服务日本侵略者与伪政权的殖民统治需求。
几乎同一时期，1942年11月，在日本直接扶植下，由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钱旦担任团长的“中国青年团”，在上海租界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伪工部局总办野口谨次郎声称，租界本禁止设立政治性组织，唯独特许成立“中国青年团”，由此可见日方与伪政权希望借此影响青年的险恶用心。
《中国青年杂志》以“阐扬新国家主义，复兴东亚文化”为宗旨。所谓“新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包装改称。对于该杂志，日本兴亚同盟总裁林铣十郎、海军复兴部部长吉见信一等均表示支持。在上海新闻严格受控、汪伪政权自身传播受限的背景下，《中国青年杂志》的顺利发行本身即反映了日方对该刊物的直接操控。
与同一时期沦陷区出版的其他同名杂志相比，《中国青年杂志》更加直接体现日本军方立场。钱旦多次宣称，只有“纯真无垢”的青年才能真正承担起实现“局部和平”的责任，青年“不必空谈救国兴邦的大题目”，而应努力于自己的本位工作。这种所谓的“正当爱国”，实际上是引导青年从“殖民地反抗者”转变为“殖民地建设者”。
在政治理念方面，《中国青年杂志》高举“新国家主义”与“王道精神”的旗帜。钱旦称，青年应尊崇英明贤能、爱护大众的“真正领袖”，领袖应秉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侠义争斗行动“除暴锄奸，澄清宇内”。日本军方撰稿人吉井清春直言，三民主义、新经济主义、法治主义、帝国主义皆为“短视之见”，只有“天经地义的王道”才是正途。
面对这种与日方立场高度重合的宣传，汪伪政权表现出极度的软弱。其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称，“中央”目前要使用“中国青年团”这一名称，“最好贵团更名”，“至于主义的信仰，我认为应当绝对自由，相信任何主义，我认为是任何个人的自由，我虽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并不想强迫任何人相信它”。这既反映了汪伪政权在日方强势干预下的从属地位，也暴露出其在青年动员方面的失能与困境。
1943年2月，伪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整合“中国青年团”与“中国童子军”，成立“中国青少年团”，由林柏生担任团长。作为配合“新国民运动”的关键步骤，同年10月创刊的《中国青年（南京）》被指定为“中国青少年团”和“中国青年模范团”的团员读物。该刊整合了南京地区已有的《中华青年》《南京青年》等杂志，成为汪伪政权统一青年思想的重要阵地。
为推进青年运动的一元化，汪伪政权于1943年下半年在上海推行统一方案。由于此前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与南京版同名，1943年11月2日，汪伪宣传部要求上海方面更改刊名。1944年2月，《中国青年（上海）》更名为《新生命》，并继续出版至1945年1月。这一更名事件表明，沦陷区内围绕“中国青年”这一象征性标志的争夺异常激烈，各方均想借“青年”名义塑造自身的政治正当性。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青年（南京）》试图建构区别于中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独立话语体系。该杂志强调青年必须绝对服从汪精卫，每期都开设“领袖训示”栏目，摘录汪精卫的讲话。在理论方面，该杂志力图融合“三民主义”与“大东亚主义”，主张“服从领袖，实行主义”，同时又说明，因现实压力须“以大亚洲主义配合”。然而，随着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这一政治说辞迅速失去号召力，《中国青年（南京）》的宣传亦告崩塌。
总体而言，在沦陷区，青年因可塑性强而成为各方争夺的重点。沦陷区先后出现多份同名杂志《中国青年》，表面上反映了对青年的重视，实则折射出侵略者与傀儡政权内部多头分歧、相互掣肘的权力结构。这些杂志虽然都打着动员青年的旗号，但具体要求与方向各异，彼此矛盾。归根结底，这些所谓的“中国青年”形象，既不代表中国的利益，也压制了青年的特质。沦陷区青年运动不过如一张“中华青年团”劳作训练照片所呈现的那样，纯属表演式、虚幻性的动员，反映了殖民统治下沦陷区政治空洞化的本质。
结 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国民党和伪政权三方推出同名杂志《中国青年》，反映了总体战背景下各方对青年动员与塑造的高度重视。尽管对“青年”的理解各有差异，但各方都把青年视为最具潜力的社会力量。各方政治力量对“青年”的持续描画，不只是动员现实中的力量，更是通过设定功能与特质，塑造理想的社会主体，并由此投射其对未来秩序的期待。如果说权力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来创制秩序，那么“青年”恰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各方力量的权力结构与价值理念。
国民党将青年纳入其抗战建国的蓝图，借助三青团培养技术精英，但党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使青年形象非常模糊，青年与成人无异，反而发展成自噬的“第二党”。沦陷区伪政权企图通过将“青年”塑造成“新国民”来稳定统治。尽管青年被视为“社会再造”的主体，但正如沦陷区多种杂志所呈现的，“青年”被任意定义，既不可能体现沦陷区的社会实际，也不可能代表中国的利益。青年被剥夺了自主性与独立性，沦为殖民统治体制的一部分。
而中共则延续马克思主义关注青年、妇女等社会群体的理论传统，始终将青年工作置于整体社会改造之中，将青年视为最具变革潜力的政治力量，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中共强调青年的阶级归属，致力于将青年锻造为工农革命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在理论上明确赋予青年以阶级定位，在实践中提供清晰的组织支撑与培养机制，中共成功地在抗战中打造出一支忠诚、能战的青年队伍，不断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此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