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长期历史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作为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形象构建的话语载体，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高度，对中国未来道路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从话语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经历了萌芽孕育、初步阐发、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四个阶段。新征程上，要在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历史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建构阶段性与连续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叙事策略，以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特质、比较优势以及对外传播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叙事 历史维度 话语体系 叙事策略 对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纯粹思维或精神运动的产物，而是长期的历史探索与现实实践所推动开创的。从历史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历史溯源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起点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为何从此开始”的哲学省思，也是对“何以现代化、何以中国化”的历史追问，是自身历史连续性认知的起始。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整体历史线索，抑或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特有历史线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是既契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又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话语表达，是对现代化价值认知的深刻重塑。
（一）人类社会发展叙事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承续
“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必经之路，虽然发端于资本主义，但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具有可通约的普遍性意义。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时间垄断问题，资本主义将复杂多样的现代化实际整合到以单一线性时间为逻辑主线的叙事框架之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向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抽空了现代化具体的、实践的历史内涵。此时的历史时间被降格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自我运行的内在时间秩序，资本主义通过话语诱导，以抽象的精神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进程。由此，“未来”不再是一个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时间维度，而是被同化为“现在”的延续，进而演变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封闭的文明中心主义叙事。这种线性叙事逻辑构建起的一元论时间序列，将不同的现代化差异转化为时间上的差序，遮蔽了后发国家对自身发展基础的历史认识，形成了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的时间垄断，“进而排除潜在的竞争者以永久性地巩固这种分化格局”。
然而，从现实经验的实存层面来看，任何现代化都不可能机械地附着在单向的时间序列之中，而是基于自身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获得独具特色的历史逻辑的现代化。按照生产力逐步发展的一般时间序列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在缺少物质积累情况下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兼顾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这一与社会主义不同时间序列的经济形式引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使两种处在差序性时间序列上的要素在现实中国的场域完成了有机结合，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和成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证明了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只有按照西方时间次序更替的机械模式，摆脱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困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样态。
（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叙事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发展
历史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总体呈现出一个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演变的历史进程，“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深刻剖析中，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迭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开启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试图通过一种彻底的制度设计，实现物质积累和分配的高度公正合理，以此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按劳分配构成了苏联模式赖以运行的三大核心原则：国家作为“控制中心”，通过科学规划和集中管理，使社会运行高度组织化与纪律化，以此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进而促使物质丰富，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奠定基础。苏联探索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曾在特定历史时期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强大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何以建设”的问题。
然而，由于自身存在的主客观问题和其他历史原因，苏联没有解决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问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苏联曾尝试进行调整或改革，但这种调整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而扭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颓势局面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自身的现代化探索来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开创出了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独特叙事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和推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转化，它表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没有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即走向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在立足本民族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使现代化获得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范式，而且为现代化理论注入了科学先进的话语叙事，突破了“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在现代中国的现实践行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动态发展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找寻民族复兴途径而最终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同时这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双重使命——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升级的一般使命和“亡国灭种”背景下“救亡图存”的特殊使命。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无数仁人志士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意图探索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话语叙事，但在经历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的各种尝试后，人们清醒认识到，照搬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深层矛盾，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药”。这一根本原因在于，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中，忽视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特殊性，导致现代化和民族性之间形成断裂。因此，在中国现实场域内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叙事，开始书写以现代化推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各项事业亟待恢复与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初步方向。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目标愿景，在由“三步走”战略目标跃升至新“三步走”战略规划中，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日益具体化、系统化、科学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基础上，全面统筹与科学谋划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清晰地擘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宏图，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种叙事的递进，是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特定民族历史的场域性指认，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上作出的价值选择，已然蕴含着现代化史和民族史的深层链接，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理论质点的真正达及。
二、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历史演进
唯物史观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叙事作为语言的特殊运用形式，既生成于特定历史场域，又随历史场域的变迁而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而持续演进与充实的，整体呈现出“萌芽孕育—初步阐发—基本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嬗变过程，其理论范畴、概念要素、话语体系所言说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和现实的历史进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元素的萌芽孕育
自遭遇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以来，中国开始被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化进程，逐步沦为现代化发展的外围国家。这让以“天朝”为中心的传统中国不得不颠覆从民族主体出发书写自身和世界关系的价值观念，被迫接受西方所构建的“排他性”观念书写历史，丧失了在世界历史叙事中的主体性权力。在传统和现代的错落中，如何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方案以实现民族独立，重新获得和运用自己的叙事权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景，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表现出对“现代化”的关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动力，要求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自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话语中，“工业化”和“近代化”等概念成为“现代化”的话语表达。194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使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又急剧的变革，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摆脱了现代化探索中依附性叙事的历史窠臼，开始自主地叙述自身的民族历史。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标识性概念的初步阐发
政治上的独立仅仅是重塑民族主体性、获得民族叙事资格的前提条件，而经济上的富强则是掌握叙事主动权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地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及其演进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纳入现代化建设目标，成为“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最早雏形。1957年，毛泽东明确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话语范畴。此后，“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共同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体现了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系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原有基础之上加上国防现代化，进而形成了包含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话语表述。在此基础上，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表述调整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其概念的内涵明确界定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革新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和战略规划，多次调整和修改“四个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最终形成了涵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概念范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连续性叙事。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
历史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建设产生新的面向，在既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机制，确立了更为科学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步骤，提出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核心命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达，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框架。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全新概念，同年，他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概念，邓小平作了如下规定：一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立足国情的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用“小康之家”等极富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来描述现代化图景。三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改革为动力的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弊端严重阻碍着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为此，他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叙事框架已基本形成，逐步呈现出具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的话语体系。此外，中国共产党原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现代化“路径话语”和“目标话语”。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包含“两个一百年”的新“三步走”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时期，党的现代化话语概念被赋予新内涵，每一次概念的创新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与战略中心实现迭代迁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的重要成果就是初步创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从核心概念、基本特征、本质要求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展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创新维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原有“三步走”战略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完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并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表述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新“三步走”战略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从“现代化国家”到“现代化强国”的话语转变，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日渐丰满，展现出鲜明的新时代属性。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断。同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全新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并从内涵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总体目标、重大原则等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理论诠释，使其成为标定新时代目标方位的关键性话语表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最新理论形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与时俱进地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外延和话语表达，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理论与实践双重构建中臻于完善的发展态势。
三、历史新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方法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推进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而持续深化的历史性过程。因此，在历史新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要把握好阶段性与连续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使其植根于历史语境之中、创设于时代命题之上，从而更好地将其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一）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阶段性
时间是构成历史的基本要素，而历史的阶段性则是历史具有明显跨越时间节点的外在表征。唯物史观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每一历史阶段的必然性不仅是对其存在合理性的确认，更是对其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条件的响应与适应。在现代化初期，往往以物质积累和技术模仿为核心，通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矛盾主要集中于传统生产方式的解构和现代性要素的整合。随着生产力水平超过新的阈值，现代化进程将转向以制度创新、文化转型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新阶段，此时社会主要矛盾逐渐从“物质匮乏”转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复合性问题，这就要求发展模式必须突破单向度的经济增长逻辑，进而转向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新阶段。因此，现代化的每一阶段的发展既受制于前一阶段积累的物质条件与制度惯性，又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文化调适为下一阶段开辟可能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虽然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道路，但也必须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发展。因此，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秉持量力而行、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在不同时期提出“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全面小康”“两个一百年”等阶段性目标，并制定“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新时代两步走”等与之相应的战略步骤，这一系列概念的演进呈现出阶段性、层次性等特点，有效避免了现代化建设中大起大落、时断时续等问题。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策略的推进，必须把握其逻辑起点与转换节点，利用凝练恰切的叙事方式，客观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曲折探索与重大成就，进而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源于自身实际、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通过可达及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战略步骤，深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
（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连续性
历史的阶段性并不表明各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断裂，历史是在各个阶段性交替中逐步显现其连续性。构成这种连续性的原因是多重的：从显性层面看，历史的连续性长久地存在于物质层面。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时代的人并非从零开始构建其生产体系，而是将前一时代的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用以支撑并推动自身新的生产活动与发展进程。从隐性层面看，文化的长期积淀是塑造历史连续性的另一重要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坚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能够对所处的地域施加持续、稳定的影响，确保历史脉络的延续性。
显然，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构成了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连续性叙事的双重线索。一是物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的“现代线”。纵观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发展困境到当代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还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而言，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来源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因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会面临不同的社会挑战，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被保持和沿袭下来，并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缔造出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基于此，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索，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应包含物质和精神这两条叙事主线。一方面，必须从物质层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民族解放和独立为中国发展富强奠定基础是叙事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叙事起点，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叙事核心。另一方面，必须从文明层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阐明中华民族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以物质和精神为主线的叙事，使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结构完整、浑然一体，从而构建起总结过去、立足当下、关照未来的连续性叙事图谱。
（三）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民族性
作为表征时间连续性的客观载体，历史不仅记录了社会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更成为民族存在与演进的镜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现代化实现于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演进的发展进程。”但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方案，先验地将普适性的现代化方案强加于所有民族，形成单线式的现代化历史观，将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技术层面的可移植性并不等同于文化逻辑层面的可通约性，任何试图用先验概念框架统摄多元文明演进路径的做法，本质上都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植根中国具体历史实践而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直面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关键问题，根本上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式”作为表征民族特质的显性标注愈发突出，“现代化”作为呈现民族发展的主题线索在叙事中得到深刻彰显。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民族性逻辑强调要基于本土化视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打造一系列“彰显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范畴和表述的方式，提炼并阐述其中蕴含的民族性特征和时代性标志，凸显其鲜明个性和原创价值。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要依据现实情况，创造性地体现中国实际问题，凝练出契合时代脉搏的原创性理论表达，诸如“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都是在新时代语境中创生的新概念和新话语，不仅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问题域，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对原有表述的意义再生产，促进了现代化术语的革命性变革。
（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世界性
历史作为客观存在的既往事实，只有通过意义阐释与解读才能纳入人类的认知范畴。但历史解释本质上具有相对性，因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解释者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权力关系的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先发优势，依据自身迈向现代化的路径为整个世界设定了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方式。在资本逻辑的庇护下，西方国家掌握着理解和解释现代化历史的权力，以“科学”“先进”的名义，将西方现代化定义为唯一正确的历史解释。当历史解释沦为权力关系的投射工具，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暴露无遗——它通过把西方现代化包装成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验贬抑为前现代的文化残留，实现对历史多样性的话语暴力。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一元式历史解释，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价值贡献等方面遭到误读与曲解，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和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要想解构西方对现代化解释的话语霸权，就必须超脱地域性的限制，形成各国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共识。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是扎根中国实践而形成的本土话语体系，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如果只遵循地方性叙事逻辑，则会“自说自话”，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除了强调从民族性角度彰显独特性之外，还应当了解国际话语场域的动态，构建起符合全人类共同现代化诉求的话语体系。基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要聚焦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类似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共通的东西”，通过文化共融、价值共识，增信凝识，促进国际社会对其话语内容的理解，呈现现代化在中国的真实样态，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认知，让基于本土性的话语表述上升为世界性的话语表达，彰显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话语气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大命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振兴、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兼具中国立场和人类情怀、承载历史向度和时代标识的叙事体系。这种叙事体系既从不同的时代背景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差异化的语境中，以“守正”“创新”的方式和形态持续发展，又从本质属性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意义再确认，实现了叙事范式的革命性转变。
严文波，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沈卓群，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唯物史观意蕴研究”（25BKS18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