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王权政治中，粮食安全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古代农本政治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源远流长，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农学家对"以粮安邦"的深刻阐释。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一个战略、战术、战策相统一的思想资源体系，并呈现出战略思维指导、战术能力保障、战策体系支撑的系统性特征。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战略"的顶层认知上突出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战术"的工具性层面以"三才观"为指导，以"遵天时、谋地利、促人和"为脉络阐发了优化粮食安全要素的统合思想；在"战策"的对策性层面立足荒政，发展出集预防、储备、节用和救济于一体的荒政思想体系。当前，中国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亟待建构，这需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维范式同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智慧相结合，在"战略---战术---战策"相统一的认知框架下重点把握领域与总体、自主与开放、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以粮食安全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粮食安全；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国家安全；领域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肖晞，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中国外交；刘治辰，男，吉林延吉人，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思想与战略、粮食安全。
泱泱华夏，以农立国。尽管"粮食安全"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但在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长河中，"粮食"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线索。保障粮食等初级产品供给事关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粮食不仅是关乎人民生存与福祉的经济作物，更因其独特的政治属性和战略属性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如何确保粮食安全以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个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农业经济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源远流长，深刻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并深深影响着农政战略认知与政策制定，是中国维护现代粮食安全的重要思想渊源。尽管当前学界对粮食安全的内涵与理论反思、政策与观念演变、风险与挑战研判等研究较为丰富，但总体呈现强政策分析、弱学理建构的特点，领域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联动性、互动性研究不足，具有领域国家安全理论意义和系统特征的粮食安全认知框架仍待构建。
因此，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进行系统提炼与分析，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政策制定提供历史镜鉴，更是构建符合中国价值取向和实践经验的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本文从领域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结合政治思想史、农业经济思想史与农业科技史，分析中国古代农政思想中所蕴含的国家安全智慧，提炼作为领域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认知框架，旨在以中国古代农政思想智慧丰富中国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
一、国以农为本：粮食安全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特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产力水平有直接关联，粮食安全在中国古代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小农生产关系主导下社会基本模式息息相关。"以农为本"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同时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指导思想。可以说，粮食安全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领域，是古代农本政治的集中体现。
首先，籍田之礼与先农祭祀是古代中国重视粮食安全的符号性表现。每年孟春之月，周天子举行隆重的"籍田"之礼，礼毕之后命农官巡视各地，督导安排农业生产活动。后历代帝王循此惯例躬亲稼穑，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农业的风气。先农祭祀活动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农耕祭祀不仅是为了祈求粮食丰收、风调雨顺和御荒攘灾，更是强化重农思想与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
其次，粮食是影响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战略性资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主导葵丘之盟，订立了"毋遏籴"的粮食流通规范，将粮食视为联盟内部互利互助的战略性物资。同时，粮食武器化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已有体现。粮食网络的非对称性使处于结构优势的国家获得了粮食这一资源性武器。例如齐国在大量囤积粮食的同时高价收购楚国的鹿、鲁梁二国的缟、代国的狐皮、衡山国的武器，以经济利益诱导各国放弃粮食生产，随后禁止本国粮食出口，控制粮食供应，以粮制敌、以粮乱敌，在联盟外部制造粮食危机削弱对手，巩固自身实力。
最后，粮食安全在特定条件下外溢对政治安全产生影响。特定社会阶层粮食安全的缺失会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未能妥善应对粮食安全危机往往是政权覆灭的导火索。例如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现象导致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个体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是黄巾起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也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赢取百姓的支持。
保障粮食供应是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其中包含生产、储备、流通、分配、灾赈等基本环节。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粮食安全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粮食安全思想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在1840年以前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以王权政治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时空下，历朝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农学家聚焦"粮食"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形成的理性认知。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庞大而丰富，天然地寓于中国古代国家战略思想、农业技术思想以及农业政策思想之中，领域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梳理其主线要义。
"领域---总体"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涉及领域众多的巨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各领域安全问题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传导、层层递进，蕴含着严谨的内在逻辑。从领域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复合性、联动性和衍生性：复合性是指粮食安全既是农学问题也是国家安全学问题，领域专业知识是维护领域国家安全的基础；联动性是指国家安全系统中的粮食安全与其他领域国家安全具有紧密的联系，要以开放的视野和系统的思维认知领域国家安全；衍生性是指粮食问题在一定临界值下会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因此宏观联动的战略视野、扎实专业的技术保障、有预见性的对策设计对于维护领域国家安全来说不可或缺，这也是认知领域国家安全问题的抓手。
基于领域国家安全的属性，本文提出"战略---战术---战策"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作为分析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工具。"战略"是领域国家安全的认知维度，是对粮食安全领域的总体性认知，许多政论经典不仅阐述了粮食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还阐述了粮食安全与其他领域国家安全的联动关系。"战术"是领域国家安全的工具维度，是着眼于粮食安全关键要素的工具性认知，既包括技术手段也包括政策手段，以农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优化配置保障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战策"是领域国家安全的路径维度，是针对领域国家安全危机的对策性认知，强调危机管控及战略与战术的综合性应用，荒政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战策领域的具体体现。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一个战略、战术、战策相统一的体系，从战略统筹、战术保障与战策应对三大方面指导中国古代维护粮食安全的实践。
二、八政食为首：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战略统筹思想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战略性思辨滥觞于西周，丰富于先秦诸子治国理政思想的阐发，并被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发展。强调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思辨的出发点，并在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的联系上提出了一系列鞭辟入里的战略论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知中，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
2.1 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之本，是政治安全的基础
无论朝代更替，保障粮食生产始终是政权稳固之需要。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旦便指出"不知稼穑之艰难"是商朝覆灭的重要原因，西周虢文公劝谏周宣王亲耕籍田时进一步指出农业是国之基础，民之大事，"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即农业发展事关祭祀事天、繁衍生养、国事供应、国力强盛、社会稳定、财政富庶，粮食的稳定供应是国家存续的重要物质基础。墨子"七患论"中提出，粮食问题是关乎国之危亡的七种祸患之一，率先进行了具有国家安全思维的理论表述，"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明确将确保粮食供应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维护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之本业，也是古代"农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战国魏文侯时期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改革理念开重农政治之先河，《管子》进一步阐释了保障和促进粮食生产是统治者的根本任务，"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即粮食是发展人口和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吕氏春秋》则将农业生产视为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古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指出了重农有利于政局安定、边防巩固、政令集中统一、人口重居稳定。汉文帝时期，农本思想正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进一步提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阐明了粮食、人民、国家三者层层依靠的逻辑关系。可见在古代中国，粮食的政治与安全意义源远流长。
2.2 粮食安全是富国安生之实，是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的核心
中国以农立国，五千余年以来，国民经济之建树，完全以农业为基础。一方面，粮食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保障粮食生产是促进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荀子和韩非子对此均有相关论述，"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富国以农的思想指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发展农业是增加一国财富的重要手段。西汉时期，晁错阐发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贵粟思想，着重强调粟米等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与重大意义，"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而饥寒至"，这体现了粮食是事关人民生存福祉的宝贵资源。此外，唐宋以降的粮食商品化趋势也带动了区域经济与市镇经济的发展，粮食的转运、加工也加强了市镇之间的分工协作。有学者指出，正是川、湖、赣、皖，以及广西、台湾和关外等地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支持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物质富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生产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关键环节。《管子》阐明了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之间的连锁关系，"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将会灭亡，生产粮食但消耗殆尽的国家可以称霸，生产粮食且能够持续不断供给的国家方能成就王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进一步指出物质上的富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基础，物质生活的核心是粮食的稳定供应。同样，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中提出保障基本生产的恒产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同样强调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初步阐明了以物质生产维护社会安全的原理。
2.3 粮食安全是国防强兵之基，是军事安全的保障
一方面，粮食安全与军事安全同为国家安全之基。孔子认为粮食供应乃治国三要之一，粮食安全与军事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墨子也指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粮食生产和军事建设一样，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元末明初，刘基在《郁离子》中对农事与军事的紧密联系作出了精彩论述"兵不足则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兵之与农犹足之于手，不可以独无也"，指明了农业与军事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一方面，粮食生产是维护军事安全的重要保障。发展农耕对国家来说有极大的军事战略意义。这集中体现在商鞅以耕养战的农战思想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管子》则强调了粮食安全与军事安全的连锁关系，"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进一步以联系的观点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到是强兵安邦的战略高度。此外，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成熟完备的屯田思想，以开垦边境土地促进粮食生产，从而保障边境稳定与军事物资供应，这正是将粮食安全和军事安全统合考量的典例。
三、天地人相和：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战术保障思想
保障农业生产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基础。粮食安全的战术保障思想着眼粮食安全内在要素，提供技术和政策等工具层面的具体思想指导。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战术保障思想以中国古典哲学"天、地、人"相统一的"三才观"为基础，其最为显著的理论特征是要求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过程中做到尊重规律、天人合一。
"三才"思想最早见于《易传》，"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强调以天、地、人三大要素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吕氏春秋》指出"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三才观"的农业哲学指导下，强调保障粮食生产需要遵天时、谋地利、促人和，从农时、耕地、劳动力等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业生产要素出发，总结农业发展经验，对如何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积极探讨，阐述了对农业资源配置的规划设想，最终目的是保障粮食生产，夯实粮食安全。
3.1 遵天时：尊重粮食生产规律，注重保护农业生态
一方面，农业生产要遵守农时，统治者征用民力不得妨碍农时。不夺民时，尊重人民的生产需求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孟子指出"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农时进行了精准概括，并指出"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遵守农时也是中国农业科技思想的思维起点和理论基础。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即遵循自然规律可以节省人力成本，使得农业生产事半功倍，而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活动则会无所收获。南宋农学家陈旉指出天时与"气"息息相关，"阴阳有消长，气候有盈缩""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主张因时制宜进行农业生产。元代农学家王祯同样指出，"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微观农业生产经营的角度，尊重客观规律，依农时而作都是保障粮食生产的重要逻辑起点。
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生产与生态保护，初步体现了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本质上是向天地自然汲取资源的过程，称之为"盗"。正如陈旉所言，"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然而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合理进行农业生产。《管子》中阐述了禁伐禁鱼的思想，"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吕氏春秋》也主张实施"野禁"和"四时之禁"，体现了节制、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观。元明时期刘基的"善盗论"在科学生产方面进行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贤明的领导者可以采取科学的生产方法，圣人之盗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民的物质生产就越充足，"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从反面来看，"非圣人之善盗，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项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若不运用合理的生产方法，只是一味向自然索取资源，天地之物藏就会被耗尽，"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乱。
3.2 谋地利：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分配
土地是中国古代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以农立国的基础。《管子》中指出"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土地是万物的本源和生命的源泉。保护耕地数量与质量、重视土地效益、技术与政策并举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重要层面，这不仅是为了促进粮食生产，更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政治意义。
第一，精耕细作，养用结合。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强调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以提高农业产量，"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吕氏春秋》强调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调节土壤结构及水肥条件，注重以平衡和适度的方式对耕地进行保护。西汉时赵过推行"代田法"，垄与沟交替轮换进行耕作，在充分利用耕地的基础上恢复地力。陈旉阐发了因地制宜的土壤养护思想，"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确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并主张根据土壤性质的不同施用不用的肥料"别土之等差而用粪治"。中国古代北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在南北朝以前便已形成，中国的精耕细作农业，是以精耕、细管、良种、重肥等综合措施和高土地利用率为手段，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方向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领先意义。
第二，开荒屯田，拓展耕地。西汉时期，在西北边疆长期受到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的背景下，屯田思想应运而生。屯田是中国古代平定边疆的重要手段，通过组织军队在边疆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在解决边防粮食供应问题的同时促进了边疆的开发，是将粮食安全和边疆安全有机结合的智慧结晶。汉代发展出了较为丰富的屯田思想，晁错、桑弘羊、赵充国、王符等人都边防屯垦进行了论述。晁错上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边疏》，首次将边疆防务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桑弘羊在新疆轮台以东进行屯田的主张在汉昭帝时期收获了实效，赵充国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论述了屯田的具体部署，王符进一步指出实边的重要性"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屯田不仅是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边疆安全、政权安全的军事战略，具有粮食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双重意义。
第三，重视秩序，反对兼并。历代粮政之实施，与田制改革之关系最切。土地政策是粮食生产重要的制度基础，农民有地可种，国家方能有粮可收。《管子》中指出，"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土地不仅是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合理的土地制度也是政治秩序的重要保障。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国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土地自由转让和买卖的出现，加之以唐宋两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土地兼并成为中国古代普遍的农业经济现象。然而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了土地兼并对平民生产生活的严重损害，"富者连田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使平民的生存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中国古代土地分配思想往往体现出对井田制的向往和对土地兼并的抨击。反对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总趋势，但是也不乏有反对抑制兼并的思想家，如宋代叶适认为土地兼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现象，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董仲舒较早主张限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北魏李安世《均田疏》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对唐代租庸调制、宋代方田均税法均有启发。
3.3 促人和：提高劳动力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
一方面，"重民力"的思想主张保证农业人口数量，提高农民生产水平。"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毋以致财"，就是说人在粮食生产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人民的生存既依赖粮食，同时又是粮食最主要的生产者和国家财富的创造者。荀子也指出要善用人的力量富国，"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东汉王符也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在古代，农业劳动者的数量往往决定了农业生产力，保证国家农业人口是中国古代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商鞅的农战学说主张通过"抑商"的手段防止农业生产力的流失，并且奖励耕织，禁止弃农经商。此外，汉代崔寔提出旨在平衡农业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徙民垦荒论，"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从而缓解农业生产资料的短缺。充足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有助于发挥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潜力，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则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局面，正如宋代李觏指出"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则风雨又急又莫能相救，故地力不可得尽也"。
另一方面，"惜民力"的思想主张减轻农民生产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古代，农民阶层具有脆弱性，沉重的赋税与徭役负担对于本就脆弱落后的小农耕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晁错对高压之下农民的艰苦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这印证了墨子"民有三患"的论述，"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统治者需要关怀农业劳动者的民生福祉与生产能力以保障农业生产。因此，董仲舒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倡议，这和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思想一脉相承，主张通过轻徭薄赋减轻农民压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唐代李翱指出"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过度征赋会导致百姓贫困、农业劳动力流失、生产积极性不足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反之"轻敛则人乐其生......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馀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北宋王安石"免役法"的政策设计也旨在通过以钱代役的方式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从而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
四、未雨绸缪之：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战策应对思想
自然灾害与丰欠交替是客观现象，白居易曾道"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灾荒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威胁。农业高度依赖自然，自然灾害对于脆弱的小农经济来说往往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处理人与灾害和饥荒的关系是维护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现实指向，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以南宋《救荒活民书》和清代《康济录》为代表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荒政专著，集预防、储备、节用、救济于一体的荒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战策应对思想的主要内涵。
4.1 "预弭为上"的灾荒预防思想
在荒政预防方面，体现了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条件进行改良以进行灾荒预防的思想。兴修水利是古代防灾减荒的重要手段，体现出从"消极弥灾"向"积极防灾"的思想转变。中国历代灾害最多和最厉害的，非水即旱。水利工程不仅利于农业灌溉，更是防灾减灾的重要工事。《管子》中指出："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悍，有所秎获"。清代《康济录》在其"先事之政"上明确提出"讲水利以备旱涝"。随着治理水害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古代产出了一系列水利著作，如北宋单锷治理太湖洪涝的《吴中水利书》、元代讨论黄河治理的《河防通议》和《治河图略》，明代水利专著更为丰富，其中徐贞明《潞水客谈》和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水利思想较有代表性。
徐贞明主张在西北屯田兴建水利，他指出"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寄命于天，以幸一岁之丰收"，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自然条件，他正确评估了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面临灾害时的脆弱性，因此主张通过兴修水利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疏为沟浍，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溢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水利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弥矣"。
徐光启认为兴修水利是提高农田生产力的必要手段，强调通过科学的水利规划来预防和解决灾害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徐光启根据地势的不同提出"用水五法"，即"用水之源、用水之流、用水之潴、用水之委、作井作潴以用水"，并且指出，通过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既能解决干旱水涝灾害，又能预防干旱水涝灾害。"能用水，不独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瀐润无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即通过科学灌溉充分滋润田地以解决干旱，通过合理分配水资源，使水和土壤相互配合，促进水汽的形成以预防干旱。"能用水，不独救潦，亦可弭潦。疏理节宣，可蓄可泄，此救潦也。地气发越，不致积，既有时雨，必有时旸，此弭潦也"，即通过疏通和调节水利设施，使其既能蓄水又能泄水以解决水涝；避免积水成涝，使天气不至于因为积水过多而持续阴雨以预防水涝。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编著了《泰西水法》，将西方水利原理和技术与中国的水利工具相结合，开中国引用西方水利技术之先河。
4.2 "有备无患"的荒政储备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计然便认识到农业丰歉循环的周期，以及自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墨子对粮食的收成和饥荒程度进行了分类"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粮食储备对于应对饥荒的重要意义，"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礼记》更是把"耕九余三"重储思想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进行论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西汉贾谊继承了先秦粮食储备的思想，"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强调粮食储备是国家之命脉，对国家生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古代荒政仓储制度的实践。中国古代仓储呈现"官民、央地并储"的特点，除太仓、正仓、漕仓、军仓外，常平仓、社仓、义仓在荒政中发挥重要的制度性作用。西汉时耿寿昌首倡常平仓，作为荒年粮食价格调控的制度基础，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以宏观调控的方式进行粮食调配，维护荒年社会经济秩序。此外，隋唐时出现了由地方政府管理的义仓和由民间组织管理的社仓，南宋时期朱熹制定《社仓事目》，对社仓进行规范化管理并推行全国。至明清时期，中国仓储制度愈发精细完备，发展出以国家储备为主，以民间储备为辅的较为完善的荒政仓储制度。
4.3 "用之有节"的荒政节用思想
"节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价值与理财观念，"用之有节"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重要内涵，在荒政的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
首先，"节用"是荒政储备的前提，旨在通过减少浪费以夯实备荒基础。贾思勰指出"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或由年谷丰穰，而忽于蓄积；或由布帛优赡，而轻于施与；穷窘之来，所由有渐"，无度消费、用之无节会导致资源的匮乏，即使在丰收之年也要注重节约与储蓄，为可能出现的灾荒之年做好准备。其次，在灾荒发生后需将有限的救灾资源优先用于灾民生存需求，中国很多朝代在荒年都有禁酒令以节省非必要粮食消耗。最后，在灾后恢复阶段，《康济录》在"事后之政"中提出要"尚节俭以裕衣食"，旨在降低灾后生存成本，为生产生活的恢复提供缓冲。
此外，"节用"思想还体现在粮食生产、运输、加工、消费等环节中。在粮食生产中节约民力、不夺民时；在粮食运输中加强对漕粮运输的管理，减少运输的损耗；在加工环节对麸皮、稻壳、秸秆等粮食加工副产品加以利用作为饲料和肥料；在消费环节通过价格调控以避免囤积居奇，同时倡导节俭的社会风气以减少粮食浪费。"节用"思想旨在通过各种措施减少粮食安全各环节损失、浪费和不合理消耗，实现对粮食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也是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4.4 "标本并重"的荒政救济思想
荒政救济是灾荒发生时的危机管理手段，赈济、赈粜、赈贷是中国古代荒政的主要政策手段，《康济录》指出三者"名既不同，用各有体"，旨在通过差异化的手段面向不同的社会群体保证灾时粮食供应与农业生产秩序的恢复。赈济重在"救急"，是面向弱势群体直接救助的社会手段，直接解决其即时性的生存危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墨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的社会救助思想。赈粜和赈贷是间接救济的手段。赈粜重在"维稳"，即利用经济杠杆调控粮价维持稳定的粮食市场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春秋战国时期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法是赈粜思想的基础，通过调控粮食市场价格，将储备粮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灾民，在缓解灾民购粮压力的同时避免粮商囤积居奇。赈贷重在"治本"，国家向灾民低息借贷粮食、种子、农具或钱款帮助灾民恢复农业生产能力以避免灾民因失去生产资料而沦为流民，从而避免灾荒的延续。例如北宋王安石通过"青苗法"的金融手段缓解农民资金困难的同时防止农民被豪强剥削，既能"足以待凶荒之患"，又能"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尽管政府在荒政救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然而董煟等荒政思想家意识到了政府救济能力的有限性，主张引导并借助富人的财力、物力参与灾荒救济，形成官民协同的救灾模式。南宋中后期随着社仓的发展，士绅与富人阶层成为荒政赈贷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劝分"即劝谕士绅与富人参与赈贷，体现了整合社会资源进行荒政救济的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救灾思想是我国古代荒政思想的创新实践。范仲淹在北宋皇祐二年任杭州知府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荒政三策"。一是以工代赈创造就业岗位，二是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发展，这均是为了提高灾民收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三是巧用行政力量调节粮食价格，通过调节市场供求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范仲淹的"荒政三策"一改以往的被动救荒为主动兴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五、领域安全的立体化认知：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理论启示
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在粮食安全形势和挑战愈发复杂的今天，利用"领域的放大镜"和"思想的显微镜"对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体系结构与体系特征进行分析，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和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智慧相结合，对建构新时代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有重要价值。这要求我们以古鉴今，把握领域与总体、自主与开放、理论与实践三对辩证关系，构建系统化、立体化的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
5.1 领域与总体：以系统性的战略眼光认知粮食安全理论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以总体、系统的思维看待国家安全问题。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粮食安全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农本""民本"，其背后蕴含着国家生存安全的最终指向。
一方面，粮食安全作为领域国家安全不能孤立于国家安全的整体而独立存在。国家安全并非各领域安全的机械相加，总体国家安全和领域安全之间是普遍和特殊、宏观和微观、一般和重点的关系。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战略思想也并非是局限于农业经济领域进行片面单一的论述，而是注重粮食安全同民生福祉、社会稳定、国家财富、军事保障的重要关联，其主体指向仍是国家，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这启示我们要跳出特定领域的限制，从服务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视野和战略目标进行粮食安全理论的建构。
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提高总体国家安全全局战略韧性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某一领域的安全问题在特定条件下会产生外溢效应，即某一安全领域的"短板"会影响国家安全全局的韧性，墨子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七患"也体现出领域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会危害总体国家安全的原理。如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二十个重点领域之一，应着眼国家安全布局找准定位，保障粮食有效供给，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在粮食安全的领域层面夯实国家安全的全局韧性。
5.2 自主与开放：以创新性的战术保障夯实粮食安全能力建设
国家安全既是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也是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坚实的战术保障是夯实国家安全能力的基础，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是其重要内涵，自主创新和兼收并蓄是其重要要求。
一方面，自主创新的战术体系是粮食安全能力建设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粮食安全领域亦是如此。我国农业技术在历史上一度领先世界，例如西周时期的垄作技术、战国时期的粪肥养地，欧洲中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应用。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宋代《陈旉农书》、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等重要的农业典籍在"三才观"的基础上对时气、土壤、物性、树艺、畜牧、耕道、粪壤、水利、农器、灾害等要素进行了技术探索。在现代，"藏粮于技"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种业、农机等"卡脖子"技术，才能筑牢粮食安全的技术屏障。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领先同样源于其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中国古代农学理论构建融合了儒、释、道、农等各家思想，明代徐光启《泰西水法》将西方水利技术引进中国，拓宽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视野。这种开放不仅体现为"引进来"，更表现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走出去"的影响力——重农思想深深影响了法国的重农主义经济学说的诞生，常平仓制度不仅为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所借鉴，同时也为美国罗斯福新政中《农业调整法》提供了思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也应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注重国家间优势互补，在粮食安全领域达成合作共赢。
5.3 理论与实践：以迭代性的战策设计优化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荒政作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战策体系的核心载体，其演进轨迹深刻体现了迭代优化的治理智慧，更蕴含着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制度的演化逻辑，为当代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韧性建设提供了重要镜鉴。
一方面，厚植扎根意识是理论创新的根基。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绝非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始终以国情农情为出发点扎根农耕文明具体实践的深度提炼，体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例如汉代常平仓制度的创设源于对"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现实矛盾的直接回应，其收放调剂的操作逻辑符合小农经济的分散性特征。这种"从实践中来"的创新路径启示我们唯有立足基本国情，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适配陷阱中。
另一方面，保持问题意识是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关键。古代荒政思想的每一次迭代都源于对治理难题的敏锐捕捉。例如单纯赈济引发的惰民之风，催生了以工代赈的创新实践，既解决粮食短缺又修复生产能力，这体现了从被动救济到主动治理的递进思考和制度反思。当代粮食安全战策设计唯有继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迭代精神，才能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韧性的治理体系，让传统智慧真正转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力量。
六、结 语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以农为本"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三才为纲"发展农业的战术思想以及"未雨绸缪"的战策思想相统一的思想体系，立足国情、自主创新是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天然品格。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空前复杂。粮食安全与人民温饱息息相关，事关国家整体生存，其基础性地位要求以战略的眼光构建符合时代特征与战略需求的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建构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启示我们不仅要从"战略"角度规划维护粮食安全的目标和手段，还要从"战术"角度出发提升粮食安全硬实力，更要以国家安全的极限思维未雨绸缪地进行"战策"谋划，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完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布局，在科学境界的基础上完成战略境界的跃升，以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经验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思想宝库，如何从中把握以古鉴今的主线是当代国家安全学要挖掘的主要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提出战略、战术、战策三个基本的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力图纳入主要的思想精髓，但仍难免有所疏漏，只期在摹画古代粮食安全的轮廓与脉络的同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按图索骥的基础思路，以盼对构建当今粮食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有所贡献。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研究仍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