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影响当代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国际地位理论的视角下，全球南方对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追求因容易改变国际既有权力结构而难以得到西方大国支持，因此其聚焦更为灵活且富有弹性的角色地位追求。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由个体国家利益驱动，建立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于现实发展需求的不同和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差异，全球南方内部产生了不同的角色地位追求类型，包括中国的倡议引领者、印度的群体领导者和东盟的合作驱动者。但是，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面临着“自由国际秩序”的守门机制、西方国家的权力透镜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的利益竞争三重结构性困境，这将影响其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作用的发挥。相较于印度和东盟的角色地位追求，中国追求成为倡议引领者更有助于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未来，全球南方应坚持经济发展、群体团结并抵制西方的分化图谋，不断探索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关键词】 全球南方；国际地位；角色地位；国际秩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坚实力量，也是推动当代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然而，当代国际秩序面临着深刻的公平赤字、正义赤字与包容赤字，秩序内的主导国家很难放下源于“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进而理性地看待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当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加强对全球南方崛起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研究，认为全球南方将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与国际权力结构等方面推动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此同时，上述既有研究还假定群体崛起将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但并没有对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实际上，国际地位作为一种基于承认逻辑的共识信念，实力增长并非地位提升的充分条件。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国际地位的理论视角，在区分位置地位、成员地位与角色地位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聚焦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动因、目标、类型与困境，并指出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对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意义及其道路的曲折性。

一、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

国际地位是对特定国家在价值属性排序上的一个集体信念，存在位置、成员和角色地位三重含义。国际地位被认为是主体间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获取有赖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承认，这延伸出国际地位的自主性、相对性与社会性特征。

（一）国际地位的基本含义

作为一种集体信念，国际地位的基本含义体现在位置、成员与角色三个维度上。位置与成员地位的追求通常更具有竞争性，而角色地位的追求则更为灵活且富有弹性。

第一，位置地位（Positional Status）。位置地位指行为体在地位共同体中的位次排序，地位共同体中存在一系列由竞争性价值属性构成的等级制度。位置地位通常建立在物质价值属性基础上，直接反映行为体在某一领域内物质能力的强弱。这类似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谈到的威望（Prestige），威望是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而威望的不同层次终究还是取决于经济与军事实力。一个合理的位置可以带给大国相应的国际资源，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等。在 19 世纪，殖民地数量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地位排序的一个重要属性，而当今的地位排序常见于国内生产总值、军事实力以及科技水平等客观指标中。

第二，成员地位（Membership Status）。具有选择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是理解国际地位的另一重要维度，行为体可以通过加入“精英俱乐部”后凭借特定的成员身份与资格获取国际地位。成员身份与资格的接纳表明行为体的地位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其也将享有作为机构成员的特殊权益。由于“精英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能为国家带来切实的权力、威望与话语权等，既得利益国就具有了提高俱乐部准入门槛和实行俱乐部准入拒止等倾向，以此维护自身作为俱乐部成员的特权地位。因此，基于地位的俱乐部一般不会接纳不符合其隐性或显性地位标准的国家。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俱乐部的扩大可能会稀释现有成员的特权，但不必然会使现有成员丧失其既有的国际地位。

第三，角色地位（Role Status）。地位还可以被理解为是个体或社会角色的一个属性，它产生于群体间的比较，彰显了行为体的遵从模式、行为期望、权利与责任。与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相比，角色地位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在地位追求过程中伴随着自身的角色塑造，即通过相应的外交政策与战略调整，扮演与构建出与自身预期地位相符合的角色，以实现地位诉求。如果角色扮演与塑造符合了特定时期内国际社会的期待，那么行为体的地位追求就可能经由“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国际政治现实。由于成功的角色扮演收益巨大，行为体也自然具有了进行欺骗的动机，即通过优势夸耀、话语宣传和行动迎合等角色伪装行为，影响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的认知与评估。

（二）国际地位的基本特征

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在诉求国与他国的国际互动中展开，这不仅体现了国家的主观能动性，还反映出国际地位具有的自主性、相对性与社会性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自主性。自主性涉及国际地位研究的一个前提假定，即国家具有追求国际地位的基本动机，且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地位追求目标。国际地位既是行为体满足心理需求的内在利益，又是用来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性利益。同时，由于国际等级制度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会关心他者对自己的看法以及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只要行为体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就具有追求国际地位的自主性。

第二，相对性。相对性指的是国际地位作为基于价值属性上的等级制度中的位次排序，通常只有通过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比较才能产生。一旦涉及国家间的比较，地位竞争就可能表现为现实主义范式下的零和博弈游戏：一方地位相对上升就代表着另一方地位相对下降。因此，国际地位的相对性又意味着一种稀缺性与冲突性，高地位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地位护持，维护自身的优势和在既有等级制度中的特权。同样，低地位国家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展开地位追求，以实现国际地位目标。

第三，社会性。社会性强调国际地位的取得并非行为体的一厢情愿，只有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时国际地位才能存在，而有针对性地改变高地位国家尤其是体系内大国持有的信念就显得极为重要。一般认为，国际社会中具有共识基础的观念和规范构成了地位承认的标准。例如，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人道主义援助彰显了国际道义，有助于行为体获得地位承认。但是，遵守标准并不必然带来承认。总之，国际地位的获得根植于其承认逻辑，取决于行为体的地位追求是否能够得到高地位国家的承认。

（三）国际地位的承认逻辑

如前所述，获取国际地位需要得到高地位国家的承认。地位承认的标志是他国认可一国通过地位伸张行为所要求的特殊权益，并调整自身的行为让该国的特殊权益得以长期维持。地位承认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国家间关系调适（accommodation）的一种表现，调适是既有大国与新兴国家间的相互适应与接受，包括地位调整、根据机构成员资格与特权分享领导角色，以及接受新兴国家主张的势力范围。认可诉求国自身主张的国际角色、深化与诉求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接纳诉求国进入“精英俱乐部”等都是地位承认的重要体现。

普遍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是地位承认的核心供给者。地位并不只是源自富有与权势，还来自与其他已经拥有大国地位的行为体的交往。一方面，大国通常都在某一或多个价值属性上拥有超凡地位，这为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追求者提供了重要的外群体比较。另一方面，大国多是当代国际秩序中规则与制度的创建者或受益者，这也赋予了其评判他国地位追求是否符合特定标准的权力。

但实际上，地位追求并非一定要以直接获取既有大国承认为目标，有时众多中小国家的承认也可以造成一种承认的既成事实，从而向高地位国家施加压力或迫使他们承认相关现实。即使新兴国家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既有大国对其地位的承认，但其可以先在其他国家中树立积极形象。因此，地位诉求国不一定需要得到所有国家承认，行为体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可能是部分国家承认行为叠加的结果。例如，中国于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就得益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由此，行为体地位追求的核心目标是更好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而非一定要以获得高地位国家的承认为优先事项。当前，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追求就同时面临着群体内部国家和西方大国双重承认的问题。

二、全球南方的崛起、分化与内部成员的政策取向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与国际秩序的变迁。由于现实利益需求不尽相同以及西方国家的干扰，全球南方内部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化，中国、印度和东盟等南方国家或群体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全球南方政策。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分化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未来几十年可能属于全球南方。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多样化的国家群体，其中包含着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议程，对发展、话语权和地位的集体渴望是界定全球南方的重要特征。因此，全球南方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含义。首先，全球南方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统称。其次，全球南方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群体政治与集体团结的指代。最后，全球南方被塑造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反对西方霸权的抵抗空间。当前，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既体现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又是全球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转移的结果。

然而，出于个体差异、西方诱拉和领导权竞争的原因，全球南方的内部分化与其兴起过程相伴而生。南北关系框架下的共性无法掩盖全球南方内部的异质性，全球南方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现实发展需求、国际秩序观念和自我身份认知，继而影响了其整体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全球南方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不是对世界的准确描述。甚至可以说，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联合的结果，而是不同国家行为加总的产物。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和群体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整体上强化了全球南方的国际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加速了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球南方内部的群体认同。在此基础上，全球南方主要成员对群体的作用以及个体身份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继而影响了他们的政策取向。

（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的政策取向

在推动全球南方崛起与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国、印度与东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始终与所有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中国主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并致力于通过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实现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例如，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为优先方向，倡议合作走深走实为全球南方带来了福祉。

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大国，在莫迪政府“领导型大国”战略的驱动下，印度在全球南方中的定位愈发凸显出领导者角色。虽然印度并没有明确表明自身是全球南方领导者，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Dr. S. Jaishankar）曾隐晦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对印度寄予了厚望，他们认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印度会作为‘第一响应者’迅速提供帮助。”在全球南方外交中，印度致力于通过发挥领导作用推进全球南方的整体事业。例如，印度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在其努力下非盟于 2023 年 9 月成为了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

东盟是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典范，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重要国家群体。然而，东盟并没有在官方层面上明确表述对全球南方的整体认知和政策取向，全球南方的身份话语叙事通常也只见于东盟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区域合作中。实际上，东盟对全球南方的身份和议程倡导是有选择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国家多是当前全球南北互联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其对现行体系和秩序的不满程度可能不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同时，坚持自身中心地位是东盟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这就需要东盟拒绝“选边站”以保留战略自主空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Yusof Ishak Institute, ISEAS）的一项研究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而非是与全球南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团结。

当前，群体崛起的全球南方产生了对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需求，并要求获得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印度和东盟在群体内部有着不同的身份认知和基本政策取向，这势必会影响到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追求。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中国、印度和东盟为具体案例，探究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动因、目标、类型与困境，并揭示其对推进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作用。

三、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动因与目标

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全球南方对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追求因容易改变与西方国家的权力对比而遭到西方主导大国的打压。角色地位追求体现了灵活的社会建构逻辑，为全球南方国家获取地位承认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追求面临“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情况下，全球南方更加注重或不得不转向对角色地位的追求，并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动因

角色地位追求不仅有助于满足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国际尊重的心理需求，还可以为其提升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创造条件，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更好地实现各国的国家利益目标。全球南方追求角色地位的动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角色地位追求既能满足全球南方在心理上对得到认可的期望，又有助于促进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人们更倾向从属于地位较高的群体，而不愿意被识别为低地位个体，拥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增加集体自尊和自豪感。良好的角色形象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全球南方更渴望得到尊重。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为了恢复曾经拥有的国际地位，而非获取新的东西；是为了谋求被公平对待，而非是相较于他者的优势。一个国家的地位越高，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调整政策以适应其偏好，进而为其带来各种实质性利益。此外，一个适当的角色定位还有助于增强全球南方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话语权、倡议权和领导力。

第二，角色地位追求体现了社会建构的逻辑，通常不会直接挑战既有权力结构，因而更容易获得国际承认。由于对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追求难以获得既有大国的支持与接纳，全球南方便致力于对更加具有弹性的角色地位的追求。与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追求直接涉及大国权力的消长有所不同，角色地位追求体现社会建构的逻辑。全球南方可以通过特定角色扮演不断影响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信念，以获取地位承认。同时，这种身份再造策略还可以通过不断向大国的偏好性价值靠近，最大程度减少地位承认阻力。例如，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凭借独特的“东盟身份叙事”推进地区合作驱动者角色的构建，以“矛盾调节者”与“合作推动者”的角色维系着自身中心地位。因此，角色地位追求相对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承认，是全球南方提升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

第三，角色地位追求能够为提升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积蓄力量，进而推动全球南方国际地位的全面提高。位置地位追求伴随着客观实力消长，容易增加体系内霸权国的威胁感知，进而受到打压。近年来，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日益缩小，美国动用了贸易脱钩和科技出口管制等手段阻扰中国位置地位的提升。同时，成员地位追求代表着权力重新分配，容易引发秩序内既得利益国的反对，继而遭遇挫折。例如，印度渴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国却担心权力损失并未给予印度任何实质支持。虽然全球南方对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追求面临巨大阻力，但其仍可以通过角色地位追求不断塑造外部环境、增加经济实力与促进群体团结，进而为提升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创造条件。

（二）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目标

角色地位追求有助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地位，进而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由于被殖民与被压迫的共同经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和反对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的坚定决心，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具有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的目标，即推动当代国际秩序更加自由、平等、开放与包容。全球南方兴起的变革性价值就在于其要求改变西方主导的等级制世界秩序，即通过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自由国际秩序，不断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具体而言，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与文明三个层面。

第一，在政治层面，全球南方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旨在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推动者。2024 年 9 月，为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升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牵头成立了“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推动实现停火止战与持久和平。2025 年 7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了第十七次会晤，包括中国和部分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主张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并呼吁以对话协商和外交途径等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与争端。同时，全球南方还致力于推动多极化进程，要求对现有全球治理机构进行实质改革，使多边主义机构能更好地反映全球南方的合理关切。

第二，在经济层面，全球南方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希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合作的促进者。2024 年 10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喀山举行第十六次会晤，重申了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并呼吁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 2025 年 5 月举行的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上，三方决定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并强调了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去，全球南方多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而现在全球南方正逐步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者。

第三，在文明层面，全球南方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渴望成为文明平等对话的倡导者。全球南方认为应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以文明互鉴代替文明优越。2023年 3 月，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东盟认可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主张，同意尊重文化多样性、文明间对话以及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喀山和里约热内卢会晤期间，与会的南方国家共同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并认可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

四、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类型

受当今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制约，全球南方对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追求将面临较大的承认阻力，因此其更加重视对角色地位的追求。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实践中，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角色地位追求类型，中国追求成为倡议引领者，印度意在成为群体领导者，东盟则旨在成为合作驱动者。

第一，倡议引领者。倡议指的是一种号召行为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式呼吁，旨在应对共同问题与推动发展进步。倡议代表了一种正当性，能够增强引领者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凝聚道义力量的基础上提高倡议引领者的国际地位。倡议引领往往还伴随着行为体领导力的提升，即通过在角色地位追求中运用领导力，更好地增进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与群体团结，进而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全球南方共同繁荣。当然，成为倡议引领者并不等同于追求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前者通常表现为平等关系网络中的编配者角色，后者则存在于等级制关系中。在具有较高的位置中心性、较强的实力和编配意愿的基础上，编配者通过明确共同目标、动员成员力量与维持合作稳定，获得了一种引领方向和动员追随的领导力。

中国追求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倡议引领者。倡议引领源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同历史遭遇和互利合作需求，是中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来说，全球南方不仅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表述，更是一种特殊外交关系的体现。这种特殊外交关系使中国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议程，并将自身与世界联系在一起。2013 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分享独特发展经验和开创全新合作模式等，为全球南方提供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在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的同时，中国自 2021 年起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聚焦全球南方在发展、安全与文明三个维度上的核心关切，指引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携手并进的努力方向。为了加快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又于 2025 年 9 月在三大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力求实效为核心理念，回答了在一个变乱交织世界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申请成为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的金砖国家的成员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第二，群体领导者。领导通常以排他性逻辑与等级性关系为基础。一方面，群体中的行为体拥有成为唯一领导者的动机，以最大化自身优势。另一方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等级制度，表现为一种权威与服从关系。虽然倡议引领者和群体领导者都涉及领导力构建，但却有本质不同。倡议引领者代表的是一种协调性角色，建立在扁平和平等的关系基础上，突出的是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作为关键节点的联系作用。群体领导者彰显的则是统领性角色，强调的是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拥有的主导权力。全球南方成员构成的多样性表明没有任何国家的单一主张能够代表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与关切，而只存在全球南方国家间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共同利益。因此，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主导全球南方的整体事业。同时，领导权争夺也将为西方主导国家采取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提供了空间。

印度致力于成为全球南方的群体领导者。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说过：“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当前，在莫迪政府“领导型大国”战略的推动下，全球南方是印度外交的重要方向。印度自诩为南北方政治与经济间的桥梁，渴望以领导者与代言人的角色推进全球南方的整体性事业。印度总理莫迪曾对众多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表示：“对印度而言，你们的声音就是印度的声音。你们的优先事项就是印度的优先事项。”2023 年 1 月至 2024年 8 月，印度先后举办了三届“全球南方之声”虚拟峰会，均排斥了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中国的参与，以彰显自身的领导者地位。印度认为既有的国际秩序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与多极化的现实，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转型，该变革过程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印度还致力于领导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推动联合国改革，尤其是追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明确全球南方代言人角色，印度追求成为全球南方的群体领导者。

第三，合作驱动者。合作源于行为体间共同利益，具有塑造政治进程、管控相关分歧和推动秩序构建的作用。地位并非只关系到国家权力是否得到承认，它同样意味着对新兴力量推动合作的软实力的积极认可。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能够凭借提供公共产品、实施对外援助或追求“地位商品”等方式塑造自身角色，而众多面临紧迫发展需求的小国并没有相关物质基础。有观点认为，参与并致力于结盟行为是小国声誉缔造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国际冲突的调解人也有利于展示小国在地区与国际体系中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进而提高国际地位。因此，成为合作驱动者是全球南方内部小国追求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

东盟追求成为地区层面的合作驱动者。《东盟宪章》规定，东盟的宗旨之一是保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原则及其积极的角色，让东盟在开放、透明与兼容的区域架构中，成为同外在伙伴发展关系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为了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与防止群体力量瓦解，东盟主张通过成为区域合作驱动者追求国际地位。东盟致力于发展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合作架构，通过开放地区主义不断增强区域合作意愿，并追求区域框架内的中心地位。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与中日韩建立了“10+1”和“10+3”机制，而后逐渐发展为“10+6”与“10+8”机制，奠定了“东盟 +X”的合作框架，包括美国等国作为观察员加入东亚峰会，都必须承认东盟的核心主导地位。在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实践中，东盟通过“东盟方式”最大程度保持了地区的完整性、团结性与包容性。通过构建合作驱动者角色，东盟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支持，为全球南方中的小国探索了追求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

体现关系平等性的倡议引领者角色与具有开放包容性的合作驱动者角色，展现了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新型形态，这不同于具有等级性特征的群体领导者角色地位追求。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不同类型的角色地位追求，发挥对全球南方内部以及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五、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困境

相较于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角色地位追求更容易获得承认。然而，“自由国际秩序”内西方主导大国的制约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竞争，使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地位追求陷入到结构性困境中。具体而言，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面临着“自由国际秩序”的守门机制、西方国家的权力透镜与全球南方内部的利益竞争三重困境。

第一，“自由国际秩序”的守门机制。全球南方聚焦对角色地位的追求，但是，他们仍希望借此实现在“自由国际秩序”中位置地位和成员地位的提升。当前，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来自“内部反对者”的严峻挑战，如特朗普就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新兴国家却从中获取了大量红利。但是，这并不会改变西方国家在“自由国际秩序”内的主导地位，因为秩序内制度、原则和规范的运行具有路径依赖性，会受到创建国家的持久影响。美国则是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守门人，其接纳地位诉求的意愿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追求目标能否实现。美国基本垄断了世界政治中的“精英俱乐部”，这些“精英俱乐部”拥有不同的地位秩序，规定了进入俱乐部的条件。

理论上讲，所有接受“自由国际秩序”原则的国家都可被纳入该秩序，并被其他国家承认为是志同道合国家群体的一员。但是，由于“民主”概念上的差异与发展水平或特点的不同，“民主身份”成了是秩序内主导国家决定是否提供地位承认的一种话语霸权。当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地位追求时，美国通常会以自身民主制度标准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进行解读，并最终决定是否给予全球南方相应的地位承认。即使中国已逐步走向世界经济的核心区，但出于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有种种质疑。印度曾一度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但在其试图重塑全球等级秩序时却成为西方民主的批评对象。未来，秩序守门机制可能会因美国的霸权护持而持续得到强化，进一步加剧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困境。

第二，西方国家的权力透镜。地位追求并非只关乎地位，而是关系到国际秩序中的权力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威望至多是人们乐意看到的这种外交政策的副产品。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不是权力之名，而是权力之实。”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有助于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其中必然伴随着西方主导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间权力的消长。因此，西方国家会通过权力的透镜审视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承认本就是权力的一部分，是一种深刻的关系现象。对美国等西方主导国家来说，承认机制是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重要工具，他们会通过权力的透镜选择对全球南方角色地位追求的应对策略。

通过承认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高地位国家真正使地位转化为了权力。美国不仅会拒绝承认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地位，还会通过选择性承认来分化全球南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美国将其解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否认中国的倡议引领者角色。同时，美国将支持东盟和印度的角色地位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在 2024 年举行的第十二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重申了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同样，美国拜登政府也在其“印太战略”中明确支持印度的地区领导者角色。随着特朗普 2.0 时代的到来，美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将更加突出“美国利益优先”，撤销对伊朗恰巴哈尔港的制裁豁免和大幅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等政策将使印度遭受损失，会加速印度寻求对华关系的改善。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对东盟国家构成了巨大冲击。但在特朗普的“交易外交”下，美国仍会继续加强对东盟中心地位以及印度在印太地区发挥关键作用的支持，并通过进一步否定中国的倡议引领者角色维护自身霸权。

第三，全球南方内部的利益竞争。由于在身份定位、发展理念和利益目标上的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地位追求间存在着复杂的竞合关系。中国与东盟的角色地位追求都涉及推动合作的问题，但双方在角色定位上相互认可，并支持彼此的角色地位追求。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作为小国联盟的东盟通过承担地区合作推动者的角色，取得了区域架构下的中心地位，并得到了包括中国、美国与印度等国家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东盟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积极认同与加入。中国与东盟积极支持彼此的角色地位追求，尽管东盟在安全上更为依赖美国。

对于全球南方，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立场，主张应强化共同体叙事，并淡化利益争夺。中国认为，金砖大家庭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主心骨”，增长的“发动机”，要把“大金砖”做大做强，让全球南方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劲充沛。尽管如此，印度依然对中国的倡议引领者角色保持高度警惕。例如，中国积极推动与全球南方间的国际卫生合作，希望以倡议者的角色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但是，印度却认为中国是在与其争夺公共安全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权力。当前，印度正积极谋求成为全球南方的群体领导者，其在外交实践中多次尝试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核心圈层之外，继而独立主动地塑造全球南方的议程与走向。在角色地位追求中，全球南方内部的利益竞争增加了群体进一步分化的风险。

六、余论

引入国际地位理论，有助于揭示全球南方通过角色地位追求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机理与路径。当前，全球南方的角色地位追求面临着结构性困境。为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秩序内的主导大国不会主动给予全球南方地位承认。与此同时，他们还会要求全球南方国家配合其推进特定战略利益目标，以换取地位承认。美国认为，需要对全球南方综合采取拉拢、分化和争取等策略，服务于霸权护持的大战略。美国虽然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但主要是为了防止东盟倒向中国。同样，美国支持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地位也是为了制衡中国。美国给予东盟与印度角色地位承认的目的在于通过暂时拉拢他们，而集中力量打压其他更具“威胁”的全球南方国家，其本质上是一种威逼利诱的“楔子战略”，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与分化全球南方群体团结。全球南方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竞争，为这种“楔子战略”提供了更多操纵空间。

不同类型的角色地位追求获得国际认可与承认的程度不同，从而在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效果上也有所差异。中国对倡议引领者的地位追求在全球南方内部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虽然面临着美国的挑战，但仍可以在汇聚群体力量的基础上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印度在全球南方中群体领导者的角色定位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承认，但却难以在全球南方内部产生广泛支持，继而很难在整体层面上改革自由国际秩序。况且美国对印度角色地位的承认本就是工具性的，更多的是为了制衡中国。东盟的合作驱动者地位同时获得了全球南方的内部认可和西方承认，但作为中小国家集团的东盟整体力量有限，其短期内可能无法对国际秩序变革施加影响。而且，如果东盟在区域合作中显示出更强的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意愿，西方国家就可能会减少对其中心地位的支持。

特朗普于 2025 年 1 月再次上台后，美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越发凸显出“美国优先”的逻辑。美国撤回了大量对国际发展的承诺，并宣布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这将大大缩减全球南方能够获得的经济与发展援助。同时，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也使全球南方国家遭遇重大损失。印美关系就因关税问题而恶化，这加快了印度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如莫迪时隔 7 年再次访华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为缓解战略焦虑，特朗普很快又向印度释放了旨在缓和关系的友好信号。美国意欲拉拢印度与东盟来分化全球南方，但其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却损害了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这将促使后者强化与中国的联系，从而推动全球南方的群体团结。美国的政策在拉拢与打压之间摇摆，也将使这些国家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美国霸权的本质。未来，全球南方应继续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坚持群体团结与抵制西方的分化图谋，为国际地位提升积蓄力量。中国也应更多地运用中国智慧和提出中国方案，不断探索提升全球南方国际地位的有效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叶淑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科研助理

来源：《国际论坛》2025年第6期